古代没有实用书法与艺术书法之别，他的实用性一直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书法尚未成熟期，古人为实用需要而书，无“为求人爱”的刻意故作之心，以质朴自然流露本性，故作品虽然粗朴，倒也有天真之气。随着历史的发展、字体的定型、技法的完善，书法同时变成了艺术品。书写工具笔墨纸砚的改善、观赏意识的增强，使人们求美之心、表演之心增多，“无意于佳”的观念逐渐减退。从古代流传下来作品来看，不经意挥写的信札、笔记、便条、文稿等，要比专门书写的墓碑、对联、中堂、屏条随意得多。虽然古人书写的墓碑、对联、中堂、屏条带有很强的创作色彩，可是“迫于事”的心理负担与现代人相比毕竟要少的多，还是以情感的自然流露为主要创作方式，更何况书家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但是，现代人为布置、展览、参赛、销售、结集而专门创作的作品占有着相当多的比例，书法发展到今天其实用性已是微乎其微，纯粹成了艺术形式。为了追求作品的理想效果，书家化费心机，有着比古人多几倍甚至几百倍的创作意识，所以“无意于佳”之作几乎难见。
从当前的书法作品来分析，视角重点都放在了表现形式上，以形式新奇来代替情性，偏重于笔墨的安排，却偏离了“抒情达意”这一本质。有的人为写好一张作品，刻意为之，一遍写不成再写一遍，直至认为“满意”。有些人为参展准备作品，一张作品连写数日，甚至一年，化费数刀宣纸不惜，殊不知“兰亭序”、祭侄稿“、黄州寒食诗帖”皆为草稿之作。一些人对书法的基本技巧还不甚了解，而去追求天趣、稚拙、故意将字改变形态，有意经营位置。笔者曾见一位名家创作作品，写了两三笔，又退后二步看看，再写几笔，像画油画似的，是故弄玄虚呢，还是基本功太差，还是在追求什么味道，无从得知，这怎么可谓是在创作书法作品，分明是在制作作品!有些人认为追求效果，在纸张上作文章，将纸揉皱。或画上几个瓦当、或化成竹简形状、或染色宣纸、或用水破墨等等，虽然是为追求一种效果也未尝不可，但总有制作之嫌。再则，从书风而论，以“丑”态出现者，固然是对妍媚书风的逆反，可其中许多难以称人意者，正在于这些作品是以新的做作来取代原来的套式，自然、朴拙之气以荡然无存了。所以，具有一定书写技能的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产生与其技能相当的作品，但却不能保证作品成为具有精神内涵的艺术。
非实用性的书法，本应是信手率意的，但一旦加上了功利色彩，为人选展览、得奖、为“标新立异”，那么，就给心理上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把抒情写意的创造方法，变成了刻意为之的制作手段，违背书法创作的精神。当前的书法创作，已没有“无意于佳”的古人的环境，要写作品大都是有意的，如何使书法作品在有意中能抒情达意，进人“无意于佳”的意境，是值得每位书家思索的。
三、创新与摹仿
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决不是通过一般意义上的“人帖”和“出帖”就能实现的，任何一位书家都是生活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创作思维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等因素的影响，具有着时代赋予书家的感情色彩。从历史上看，当一种审美倾向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后，就会引出审美观念的变化，从而引出探索、引出艺术风格的创造。这其中，探索和创新不会无止境地发展下去，经过淘汰，有的会被扬弃，有的则一步发展，得到发展的风格达到顶峰后，就会形成模式，于是就开始衰落，再有新的风格来代替，从而形成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时代风貌。
继承传统并非易事，而创新更非易事。继承与创新，唐代书家颜真卿楷书是新的，他把握了传统脉搏，开创了一代书风;宋代书家黄山谷行书是新的，他把柳公权楷书穿了件挥袖的长袍;宋徽宗是新的，他把薛棱再消瘦了一些;元赵孟颊的复古是旧的，但他把“古”变成了元代的新;祝允明是学张旭的，但他写的消散宕荡;王铎书法气势夺人，把名人尚势意识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又无不是传统的……这些大家们的杰作又带着时代的强烈色彩。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的精髓在于不断的发掘、创造了那些美的形式和精神，继承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书法的创新，都是在那些原本的形式的基础上，不断的对其进行改造，使之升华的创新的结果，使传统形式在内涵和外观形态上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是书法发展的规律。能继承传统而不违背艺术内部的客观规律，能创新而不悖于时代的审美风尚，这是阐发创新的必然的根本原则规定。
从创作要求看，追摹、体验所摹仿对象的形式风格的意趣和法度，这种创作是一般层次的创作，而要体现高度自立性和表现自我气质个性的创作，才是高层次的创作，也就是创新。这种创新是在其表现形式技巧诸如用墨、结体、布白章法等多方面均有历史的继承性，这是师古而获得的。而在风貌上，对前人和时人的风貌决非套用和再现，而是溶化，进行变通和再创造，从而逐步创立自我的、具有新的审美价值的书境、同时，形成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体现个性的、体现时代精神的、体现有更新了的文化内容的新形势，这也是书家用毕生之精力去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