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女性的道德标本。总之,六朝时期仕女画中的宫廷女性题材透露给观者的信息就是道德标本。
然而,六朝时期的女性问题还有一个相互矛盾的现象,那就是对女性道德、贞洁的强调和蓄妓风气的兴盛。当时达官贵人所蓄声伎称为家妓,专门以声色歌舞供人消遣玩乐。当时蓄妓之风可以从以下史料得一大概:《晋书·平原王于传》:干前后爱妾死,既殓,辄不钉棺,置后空室中,数日一发视或行淫秽,须其尸坏,乃葬。《宋书·颜师伯传》:
师伯居权日久,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粱书·曹景宗传》:
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魏书·高聪传》:
聪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藉为妾,以悦其情。及病,不欲令他人得,并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周书·李迁哲传》:
妾媵至有数百,……缘汉十余里间,第宅相次,姬人有子者分处其中,……迁哲……往来其间,纵酒饮燕,尽平生之乐。
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时人蓄妓之风的兴盛程度,时人以狎蓄声伎为高尚事,更有人肆无忌惮地欣赏,陆机的《艳歌行》就用欣赏的笔调描写歌女舞妓的动人姿态:
扶桑升朝晖,照此高台端。高台多妩丽,洞房出清颜。淑貌曜皎日,惠心清且闲。美目扬玉泽,蛾眉象翠翰。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仪,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绮与纨。可雀垂藻翘,琼佩结瑶皤。许多诗人甚至喜欢用拟女性态进行文学创作,以女性的口吻叙事抒情。这其实是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时人朝不保夕的处境正与女性的不由自主相似。当时对女性品行和贞洁的强调与此蓄妓之风按理说是十分矛盾的,但是分析当时的社会环境,就可知二者事实上也不矛盾。时值乱世,人心萎顿。战乱的荼毒消解了世人的进取心,上流礼会浮华放诞,荒淫放纵,蓄养声妓不过是其玩乐的手段罢了。这一时期仕女画中,大量出现的贵游女性题材就是这种风气的蔓延在绘画中的反映。虽然统治者力图重振封建礼教,宣扬女德,但无奈时世混乱,也只能各唱各的调。而且,由于当时社会分裂。时势动荡,正统的宣教有时并不是那么深入人心。再加上当时士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追求个性的解放,这些思想解放的思潮对当时女性多多少少有些影响。在文人阶层中对女性的评判又是另一种标准。
《世说新语·贤媛》记载了一则故事,从中可见六朝女子的风雅脱俗: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谢道韫)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济尼之语对王、顾均是赞赏,不言其优劣,然高下立见,谢道韫超迈高雅,有林下风度,张氏只不过是妇人之中的杰出者。这种评价与当时的人物品评之风有密切的关系,时人品评人物以高蹈脱俗为尚,这也是“竹林七贤”名扬天下的原因之一。济尼对谢道韫的评价,明显带有当时对名士评鉴的痕迹,可见,高蹈远引、超迈脱俗不仅是对名士的要求,也是六朝对于女性的风气所提倡的。这也是当时对女性的欣赏与容貌相比,更重才情、品德的原因。六朝时期,女性的才识、个性、气质得到社会的尊重,社会风气也相对比较开明。《世说新语·排调》记载: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这段记载曾为历代的道学家们诟病,清代李慈铭云:闺房之内,夫妇之私,事有难言,人无由测。然未有显对其夫,欲配其叔者。此即倡家荡妇,市里淫蚶,尚亦惭于出言,赧其言颊。李慈铭所批判的无非是钟氏言辞放荡,无视丈夫的尊严,冲撞了男性地位,其实,这只是夫妻之间的玩笑,如此上纲上线的批判反让人觉得可笑。钟氏的洒脱率性,在戴了有色眼镜的道学家看来是无法容忍的,但这也正反衬出六朝女子的洒脱开朗。《世说新语》还有一则故事,可见六朝女子之率真:王安丰(戎)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王戎妻子的率真自然对迂腐、虚伪的封建礼教是最好的批判,而六朝女子超越世俗的高迈洒脱、机智诙谐、开放而不淫靡,是六朝注重人物个性,崇尚精神自由的结果,也是个性解放与礼教斗争胜利的结果。六朝时期宣扬女德的仕女画题材受当时女性影响甚多,虽然这类题材以美教化为主题,但是其中那些优秀女性的品质并不只是迂腐的封建道德,而展露出人性的光辉。
六朝女性的率真、洒脱、充满才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