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郁达夫出身在浙江小城富阳。对郁达夫小说中的小城书写。小城的“二向性”。反小城”的情结。
论文关键词：郁达夫，小城书写，二向性，反小城
郁达夫出身在浙江小城富阳，故乡小城的山水、人物，给了他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小城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空间原型。虽然未曾如他所提携过的沈从文那般，把故乡美化成迥异与外部世界的人间仙境，挖掘出故乡小城所具有的独特的民俗学价值，但富阳城无论是作为郁达夫小说的独立叙事空间，还是作为其小说创作中空间流转中的一个片段，都包含了他的多重情感的意味，都传达着他复杂甚至矛盾的思想。因此，对郁达夫小说中的小城书写，做一番系统全面的梳理、研究，想必是裨益颇多的。
一、小城的“二向性”
有论者指出，中国的空间布局远非城乡对立那么简明清晰，小城作为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有着相对明显的空间、文化意义上的“二向性”特征。一方面，它在空间上二向地指向城市和乡村，另一方面，它自闭不如乡村二向性，开放不如都市，但同时又多少具有乡土所代表的传统、落后和都市意味着的现代、新鲜的文化特征。 [1]乡村、小城、城市的三元结构，是郁达夫小说中空间塑造的历史文化背景，于是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故乡小城F城也带上这种“二向性”的特征。
（一） F城：面向传统
在郁达夫的小城书写中，对自然风光的描绘是他最用心、用力的笔墨，篇篇如是，仿佛不提山水不足以言故乡。自然山水对于小城来说意味一种乡土与传统的指向。就像即使在书写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时，他也有意刻画出一种“包裹在大自然中的城市”[2]的景观特色一样，山水、自然既是中国城市、小城现实状态的真实反映，又是作为审美者的作者的情趣流露，更是一种文化传统的指向。
在《逃走》中，作者将F市“清丽可爱”、“秀逸清高”的山水，与甲天下的西湖作比，并以为故乡小城的高山流水“决不是离此不远的浓艳的西湖所能比得上万分之一的论文怎么写。” [3]这种“攀比”在《烟影》中也有，文朴破落归乡感慨到：“富春江的山水，实在是天下无双的妙景?????大家只知道西湖的风景好，殊不知去杭州几十里，逆流而上的钱塘江富春江上的风光，才是天下的绝景哩！” [4]郁达夫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乡邦主义者，就像他的民族主义的未必纯粹一样，在此，他厚此薄彼的“审美倾向”，与其说是美感的比赛，不如说是揭橥了两种空间形态中的自然程度——小城山水较之城市自然风光的纯粹、自足、完整。如果说城市的自然是一种“包裹”和“溶解”的状态，那么小城山水的浓度、纯度与乡村社会更为接近，更具有一种乡土中国的传统韵味。
比自然山水更有象征意义的，是人造空间，因为如果说对自然景观的保存意味着对传统世界的守候，那么人造景观则更能代表人的意识的延伸——价值的取舍、对世界的选择、一种“我要如此”的自我建造。郁达夫小说中的小城书写，便总是在一种传统的空间场景中，凸显小城的文化记忆和指向，尽管郁达夫并非那种民俗学家型的作家，对地域、民俗的挖掘、探究兴趣似乎不大。
《逃走》中塑造了这样一种小城的场景与氛围：“像这样的一个名胜的F市外，寺观庵院的毗连兴起原是当然的事情。” [5]圆通庵、城隍庙、雷祖殿都标志着F小城传统的价值模式，甚至生命模式——敬天地，信鬼神。也正是这种发达的民间信仰，把小城规划在乡土的色调和传统中国的场域之中。与此同时，庙宇在这里这绝非是郁达夫的个案，而是中国乡土小城世界集体的“精神追求的立体图像”。 [6]《在寒风里》中二向性，吸引主人公的注意力的不是家产，而是“雕刻得很精致的祖宗堂”，并托老仆将其背到了上海这个大都会。祖宗堂对落魄主人公的衣食生活于事无补，也未必能成为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主人公的精神信仰，甚至并非完全出于主人公儿时对这个“上等的玩具”的“占为己有”的喜爱。这种“简单的说不出来的”感受，恐怕只能是人对于过去的天然留恋，世界对于传统的无从告别，尽管这多半来是自非理性的因素。正像哈耶克指出的那样，“习俗与传统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而传统的修习是促进文化的演进和秩序的扩展的最基本的途道。 [7]这么说绝非是夸大传统的不可易性，而是在于说明郁达夫以及笔下小城的一种特征，并在此强调“打破”与“夸耀”都不是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合理方式。
在郁达夫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生命方式的“原型”，更为深刻地印证了小城的传统特征，这便是：旧式婚姻。在《烟影》中，“被旧式婚姻所害”的嫂嫂，不能与丈夫同居，寄居生活在婆家大家庭中。 [8]《茑萝行》中受婆婆气、遭丈夫骂的妻子，被丈夫带出小城，但生活压力之下，只能独自携子回到破败的故乡小城，继续承受旧式婚姻给予的孤独与痛苦。旧式婚姻意味着小城所代表的乡土、传统中国的意识对人的捆绑，不仅对于目不识丁的乡村女性，甚至包括漂泊世界、沐浴欧风西雨的现代“大先生”们。就像《茑萝行》中的文朴，妻子不仅是作为贫困潦倒的他的生活负累，更是作为他难以担当家庭脊梁的自责的暗示而存在，因此咒死骂活地奚落妻子后，不免是内心一番伤心流泪的自戕。 [9]在这些旧式婚姻的写作中，郁达夫停留在他惯常的“哀怜”情境中，一种无能为力的宿命感，一种觉醒者无所作为的沉闷感，昭示着传统的惯性。而在这传统的惯性之中，乡村女性只有被动地接受命运，相比之下，现代男性的精神虽则也被“捆绑”，却还能有一个自由漂泊的身躯，尽管漂泊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苦楚。
（二） F城：趋向现代
作为乡村与城市的过度地带的小城，无论在空间、时间还是文化意义上都比乡村更接近城市，更容易感受到现代都市的风气和外部世界的变幻。当新的文化和文明形式给中国的城市带来躁动，小城对此的反应必然也不会是无动于衷的。对于郁达夫的F城来说二向性，同样如此论文怎么写。它和所有的小城世界一样，在固守传统基因的同时，又有着向现代文明、都市文化趋近、靠拢的一面，在“常”的状态之中，又有着“变”的动势，哪怕这种变迁太迟疑、太缓慢。
郁达夫的F城本身就不是偏僻所在，它距富庶之地杭州仅“几十里”（《烟影》），水量丰沛的富春江更是它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和捷径，F城有着感受都市文明、现代气息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现代交通工具，更是以一种真的“金戈铁马”（而非陆游梦中的金戈铁马）的速度和力量，拉近和加快小城与都市的联系。《烟影》中，郁达夫看似漫不经心地描述了这种现代速度：“在刻板的时间里夜快车到了杭州，又照刻板的样子下了客店，第二天的中午，文朴的清影，便在倒溯钱塘江而上的小汽船上逍遥了。” [10]这漫不经心的语气中，一面展示的是夜快车、小汽船这样的“金戈铁马”所具有的，乡土文明中“宝马良驹”所无可比拟的速度，另一面对这一速度和程序的“刻板”的感慨，则反映出他对于处在现代进程中的小城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斯通见惯。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小汽船几乎成了F城中现代气象的象征物。毫不夸张地说，小汽船所代表的现代速度与现代时间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闪电速度对于空间的压缩，不仅仅是一种空间急速流转的现代性刺激，更是对一种不可复归的线性时间观念的暗示，并且基于这种观念，怀旧式的伤感基调在郁达夫作品中形成了一种格调。[11]
当相对闭塞的小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深刻，那些外部世界的新观念、新想法便纷至沓来，冲击着小城世界的“土”观念、“土” 想法。就像传入鲁镇并蔓延开来的“造反”的风声，给鲁镇人带来的恐慌和刺激（《阿Q正传》）一样，又像新生活运动的消息到达湘西小城后所掀起的小小涟漪（《长河》），郁达夫的F城也感受到了外部世界“标新立异”的观念风潮。《血泪》是一篇对“主义”泛滥的反讽之作，同时也反映出外部世界嘈杂的主义、观念的叫声对F城宁静生活的打破，和F城对各种主义的未必清楚但又近乎迷信的标榜和崇拜。主人公从各种主义“议论得昏天黑地”的城市病归故乡，刚一回家，便有热心的学生前来讨教“主义”的问题，就连谈不上读书和见识的老母亲也大议“主义”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并对既没挣到钱又没靠上个“主义”的儿子颇感遗憾。 [12]在这里二向性，“主义”之于郁达夫，就像“革命”、“造反”之于鲁迅，都是不纯粹的，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投机。而正是这种政治投机，带给闭塞、愚昧、功利的小城人一种深深的误解和强烈的羡慕。外部世界对于小城来说，就像一种谣言、一种传说，刺激着小城人的欲望和想象。
小城与世界联系的加深，外部消息的纷纷传来，自然会激发一种“出走”的梦想。无论是对于乡村人，还是对于小城人来说，这种梦想都意味着人对未知世界的天然好奇，对传说似的现代生活、现代文明的懵懂的认知和向往。《春潮》中的小主人公诗礼便是受着这种“传说”的鼓动，生出一种“出走”的城市梦。诗礼这个富春江畔的“七八岁的小孩”，对城市生活、现代文明的理解相当有限，到杭州去的城市梦，无非是因为“听爸爸说，杭州比这里热闹得多”。 [13]这种认知的懵懂，梦想的单纯，不仅仅是人的年龄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人的知识、见识的问题，在本质上它是一个世界对另一世界的陌生，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生疏，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模糊，犹如新家尚未建成，老屋正在拆迁的茫然与兴奋。相比之下，知识者的出走，有着更为清晰和理性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就像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那样的知识者的离开，已不再具有小城人初识世界的新鲜感、刺激感——他们早已与世界拥抱、摩擦过多少回。或者说，他们还算不算小城人都已是个问题。
（三）不平衡的“二向性”
在郁达夫小说创作中，F城的“二向性”——乡土、传统与城市、现代的双重指向，固然存在，但这种二重向度又是不平衡的。应该说，无论是郁达夫的F城也好，还是其他作家笔下的文学化小城（如沈从文的凤凰小城、鲁迅的鲁镇、S城、萧红的呼兰河小城等等），亦或现实中中国的小城世界，都更多指向乡土与传统论文怎么写。在那个现代化（被现代化）刚刚起步的时代，整个中国也不过是一个“大农村”而已，像模像样的现代都市屈指可数二向性，体验和享受到现代文明、都市生活的普通民众的比例也未必是个可观的数据 [14]（当然目睹本身也是一种体验，甚至是种进步），现代化、城市化的程度和质量还谈不上高——至今也未必不是如此。因此，小城世界的双重指向中的不平衡，实属真实和正常。就郁达夫的F城而论，这种二向中的偏重传统尤为清晰。在多篇小说中，他都强调了归乡人对故乡小城的观感：“三四千人家的光景”，“样子和二三十年前一样”。 [15]在局部，F城有着一种感受外力的敏感和暗流浮动的微变，但总体上，小城依然是静态的：
“·····那钱塘江上的小县城，同欧洲中世界各封建诸侯的城堡一样，带了银灰的白色，躺在流霜似的月华影里。涌了半弓明月，浮着万迭银波，不声不响，在弄暗相间的两岸山中，往东流去的，是东汉逸民垂钓的地方。披了一层薄雾，半含半吐，好像清华池里试浴的宫人，在烟月中间浮动的，是宋季遗民痛哭的台榭。被这些前朝的遗迹包围住的这小县城的西北区里·····只有一条幽暗的古城·····” [16]
以上这段小说中对小城氛围的塑造，展示出小城的宁静、常态，犹如千年遗梦，正是郁氏笔下小城的突出特征。
二、“反小城”的情结
鲁迅曾将自我定位为“在进化的链子上”的历史的“中间物”。 [17]汪晖借题发挥，把鲁迅的这种自况，抽象到一个更有普遍意义的层面：
“当鲁迅用‘中间物’来自我界定时，这一概念的涵义就在于：他们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获得‘现代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处在与这种现代意识相对立的传统文化结构中；而作为从传统文化模式中走出又生存于其中的现代意识的体现者，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文化存在着某种‘留恋’——这种‘留恋’使得她们必须同时与社会和自我进行悲剧性抗战。” [18]
鲁迅的这种“中间物”的矛盾和痛苦，绝非个案，它甚至不止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体验。在“辞旧迎新”的 20世纪初，一个内部危机——不仅仅是政治危机，文化危机，观念危机，关键是从头到脚的自我怀疑——严重，外部冲击——当然也不仅仅是军事的重创，更主要的是异质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强势地逼入——剧烈的年代二向性，对于知识者来说，自我认识和定位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便捷。奔入现代不是与文化的因袭一刀两断那么干脆的事情，“留恋”传统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文化自崇那么轻松的结论。郁达夫作为那个时代群体中的一员，势必也带有历史的“中间物”的特征。这一特征在其小说创作中的以自我为原型的主人公与双重指向中偏重传统的故乡小城的关系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有论者把郁达夫“自我身份（认同）危机”这一历史“中间物”的痛苦，描述为在新旧、中西、城乡、现代传统的文化矛盾的夹缝中，“无法找到自己的身份和认同”的“孤独” [19]，并从这一观念认识出发，论述了《在寒风里》中“我”对于作为传统象征物的“故乡”、“家”——实际上就是F小城——的“矛盾复杂的感情”：“一方面痛恨以母亲为代表的传统，另一方面对传统温馨温情的一面又感动不已”。 [20]此论述当然是郁达夫文化意识研究中难得的上品，然而在人（现代知识者）与城（故乡小城）的关系上，论者过分地信赖郁达夫及其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中间物”的两歧特征的“概念”，过度地统观郁达夫小说创作整体上所表现出来的的文化两歧性，将文化夹缝中的郁达夫的身份矛盾追认到其小城书写之中，多少有种忽略了文本而张扬了理念，强调了宏观而忽视了微观的嫌疑。实际上，就文本而言，郁达夫的小城书写更多的表现出来的，是现代知识者“反小城”的鲜明的疏离态度，从而使得文本中的历史“中间物”都带上了更多的反传统的色彩——至少在这个角度上而言。那么，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揭橥郁达夫小城书写中的“反小城”的疏离态度。
（一） 被大城市驱逐的选择
遭到大城市驱逐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回归故乡小城，与其说是“怀乡病者”的寻找精神家园，到不如说是“病还乡者”的无奈归乡之旅。郁达夫的小城书写，都是以回乡者的身份完成，而这些走出小城的现代知识者们对于回乡并没有多么美好的憧憬和期待。《离散之前》写的是几个留学归来的青年在大城市理想破灭、事业失败，穷、病之中无奈归乡前的几个场景。 [21]这篇小说堪称郁达夫小城书写中“归乡动因”的写照：穷和病——回归小城对于他们而言是遭到大城市驱逐后的无奈选择论文怎么写。《血泪》中“我”是“害了病回到了故乡”，而且是在都市的生活已落魄到了典当冬衣的情况之下，“我”的回乡实在是因病因穷。 [22]《茑萝行》更是一篇“同落水鸡似的”、“失意的还乡记”，还乡乃是主人公当典当了“身边值钱的衣服器具”，甚至包括结婚戒指后的唯一选择。 [23]《烟影》中“贫且病”的文朴，在“横竖不能北上”的情况下，得了五十元接济才回到“浙江的故里”。 [24]归乡对于主人公们来讲，即不是源自“对都市怀有一种较强烈的陌生感和异己感”，而产发的“对于小城的‘精神眷顾’” [25]，更不可能是“衣锦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那种精神祭祖的快慰，还乡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继续生存下去的基本需要，是“到了无可奈何的现在，他们只好各往各的故乡奔” [26]的尴尬和痛苦。穷和病之于“家园”（小城）的意义二向性，并非是一种对于身体和精神疗伤的期待，而只在于述说“被驱逐”的命运。城市即使是可鄙和可憎的，对他们而言，小城也不是一个欣然归所；小城固然是山穷水复后的一条出路，但在质夫们的心里，依旧是“真不愿意回到故乡去！” [27]就像张雪莲敏锐地指出的那样，郁达夫确实在用一种象征的手法，表现他与传统、现代的矛盾，而 “故乡”（小城）作为传统一面的象征 [28]，纠结着本文中的郁达夫的“复杂的感情”中，是有着明显的倾斜的，这在归乡之前就可见一斑了。
（二） 对于小城的情感逆反
对于小城的情感“逆反”，从归乡的现代知识者们的心理体验，也可以感受到。返回作为故乡、家的小城，本该具有温暖、祥和、萦系人心的温度和魅力，但对于郁达夫的小城书写而言，我们无法找到归乡者们诸如此类的情感反应。相反，归乡简直是一种无可疗治的精神折磨，小说主人公们都像患了“归乡恐惧症”一样，带着焦躁和怯惧的心情，甚至鬼鬼祟祟地踏上归乡路，走进小城。虽说文朴对故乡小城“总日夜在思念，而身体一到，就要使他生出恐怖和厌恶出来”，可见小城对于主人公是可归，而非愿归，是恶感大于好感的。更为“大逆不道”的是，一反慈善、温柔的母亲形象，作者设置了一个刻薄、压榨的恶母形象，使得主人公对故乡小城的排斥感倍增几成。[29]就算在《纸币的跳跃》中，母子之间达成了基本的谅解，复生了一种似暖似哀的母子亲情，文朴依旧浸没在以“纸币”为中介的自责、哀伤的情绪之中 [30]——这种情绪意味文朴与母亲、家、小城的关系依旧是紧张的，暂时的谅解和温馨的氛围随时可破，这种消极的情绪可以说是人与小城紧张关系的象征。《在寒风里》的主人公接到家乡老仆长生来信——它代表着故乡小城的消息，意味着主人公和小城的身份、命运的联系——的感受却是“怯惧”的。 [31]《茑萝行》中“我”靠近故乡县城的时候，内心是一种“可喜可怕”的矛盾感受，待到母亲的骂声响起，情感的天平似乎又发生了倾斜。 [32]《清烟》中归乡男子进城的姿态二向性，不是狂奔，不是拥抱，而是“怕人认识他的样子，也好像是在那里寻知己的样子。”小城之于他，分明不仅仅没有亲切感、安全感，甚至已经是异常陌生的了，没有温馨和向往，只有惶恐和忐忑。 [33]
郁达夫小城书写中的归乡之旅无一例外，都笼罩在这种消极情感反应之中——恐惧也好，焦躁也罢，都来自于双重心理体验。一方面，主人公与小城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一边是落寞、沉闷、冷漠的小城世界的传统面目，一面是见多识广、感受新的知识和新的生活方式的主人公的现代身份，从而作为现代人的主人公已无法单纯地被萦绕在家园理想、乡情亲情的怀旧的乌托邦中，相反，他们更多的流露出对小城的失望，即使这种背叛土地的价值选择带有一些感伤和自责，但依旧不能成为使其陷入博伊姆所说的“怀旧的危险”，避免了“以归属修补怀想，以重新发现身份来修补失落感”， 避免了“混淆实际的家园和想象中的家园” [34]，从而使得情绪化的郁达夫的小城书写中产生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性的批判力量（不同于郁达夫诗人风格的叫骂）。另一方面，消极的情感反应不只是停留在那个理性选择和价值批判的高度上，即使作为现代知识者，他们也是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动物，他们的伤心和恐慌更是来自于小城所代表的那个熟悉的传统世界、传统文明对他们的驱逐之感。如果说，前者所说的理性的选择、判断，使其带有从传统中生生拔出的刮骨疗伤的疼痛感的英雄形象，那么后者则更多了几分无家可归的孤独弃子的恐惧和伤心的普通人的面目。由此，郁达夫的归乡之旅和鲁迅一样，都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哀怜的模式”，“短暂出现的田园美梦，显然不足以给叙述人（不要说读者了）注入对美好未来的一线希望”。甚至可以说，作为“知识分子叙述者的困境”的标志的“‘无力’之感” [35]，郁达夫比鲁迅更为强烈，毕竟在《社戏》和《故乡》中还能有一些童年幻影的亮色，虽然这种亮色在“忧愤深广”的鲁迅那里只是夜幕里的点点星辰，但毕竟已经构成了一种在郁达夫那里并不存在的“寻梦——梦碎”的情感转折过程。
（三） 作为生命驿站的小城
在郁达夫的小城书写中，回乡则意味着离乡二向性，即使小城的记忆如烙印在身，它也不再成为现代知识者们的身体和精神的永恒的“家园”论文怎么写。归乡是暂时的，离乡才是永恒的，故乡小城只不过是他们现代生命的旅程中的一站地。郁达夫小说中的小城，尤其如此，它镶嵌在密集的地名之中，即使有故事，也不是故事的全部。《在寒风里》的一段文字，准确的道出了故乡小城的这一定位：
“长生的那封用黄书纸写的厚信封面上，写着的地址原是我在半年以前住过一个多月的上海乡下的一处地方。其后至松江，至苏州，至青岛，又回到上海，到无锡，到镇江，到扬州，直到阴历的八月尽头方在扬州乡下的那山寺里住下，打算静息一息之后，再作云游的计划的·····” [36]
那封象征着“我”与故乡小城之间联系的信件，就夹杂在如此密集的地域名称之中，小城对于“我”而言，不仅仅不像“家园”，反而更像驿站。“我”对小城固然有着“情、爱、恨、悯”，但理性的价值选择总要比感性的传统因袭来的更明确，就像离乡的必然性之于归乡的暂时性一样。 [37]
与归离间的价值选择直接相关的是，故乡小城远非是现代知识者空间意识中的全部，自我中心的“天下观”早已不再能够支撑以乡土为根基的文化自信和自负。离别小城即使改变不了“乡人”的身份（这是由出身所决定的），但这种身份对郁达夫以及一代知识者来说，也仅是一种生命的起点，而成为“国人”、“世界人”即使是并非明确的愿望，但已经是摆在面前的新的命运了。
三、尾声
最后，笔者想强调三点：1）就文本的实际而言，人物与小城的关系，疏离远大于留恋。郁达夫小说创作整体上所带有的强烈的文化矛盾的色彩，并非改变这一局部实际状态，追认某种理念的外力。此间，存在一个论述逻辑，由局部特征论证整体观念，还是由整体观念推演局部特征？2）“反小城”即反传统。郁达夫小城书写中“反小城”、反传统的一面二向性，与汪晖论述历史的“中间物”时所强调的鲁迅一代身上“与社会和自我进行悲剧性抗战”的特征是一致的——当然郁达夫身上的这种自我“抗战”的色彩较之鲁迅要浅淡很多，这另当别论。汪晖所谓“对传统存在某种‘留恋’”，是相对于“‘现代’的价值标准”而言，显然强调的是，前者之于后者，相当于非理性的传统因袭之于明确的理性的价值选择。[38] 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一代，郁达夫及知识者形象的主人公，“反小城”中的反传统的意味，显示出理性选择对于非理性传递的胜利，哪怕这种胜利是局部的，有限的。3）郁达夫小城书写中存在着两重的悖论和张力。一方面表其小说创作整体上，身份、认同的危机、文化处境——东方与西方、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等等——的矛盾特征是鲜明的。另一方面，笔者以为更不可忽视的是，还存在一个文本内外的张力，即人和文之间的悖论。小城书写中的郁达夫是反传统的，并不直接意味着郁达夫其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光荣”现代倾斜：他的高雅如好山乐水，“低俗”如嫖娼押妓抽大烟的名仕乐趣；“九岁题诗惊四座”的旧诗情结和才气；前期婚姻中社会上“懦弱的受难者”与家庭内“凶恶的暴君” [39]双重面目；后期婚变中丧失为查尔莱夫人写赞语的现代气度，代之以酒后逢人便自称“乌龟”的传统苦恼 [40]（这种苦恼当然不仅仅来自传统观念，同时也有作为男人的普遍存在的自尊）?????凡此种种，皆可佐证着现实生活中的郁达夫更像个传统士子。何况，郁达夫的现代认同中，又有多少是伊藤虎丸所说的那种缺乏鲁迅式的对“异质”文化的惊诧感呢！[41]文内、文外的张力，对于复杂矛盾的郁达夫而言，不仅仅是对“文如其人”的古老说法质疑的附和，更是曹聚仁先生那种并非仅就郁达夫而言的非神化的态度。[42]
张斌男天津人1984年9月出生
南开大学文学院 文艺评论与创作专业 08级硕士
师从周作人研究专家张铁荣先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都市文化
[1] 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9．
[2] 张英进（美）．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M]，秦立彦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93．张英进总结老舍小说中北京风景描写时指出了这种特征，在此借用张的这一个说法，描述郁达夫大城市书写中着重自然的特征。
[3]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522．
[4]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358．
[5]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523．
[6] 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7．
[7] 哈耶克（英）．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
[8]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360．
[9]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21．
[10]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358．
[11] 在这里二向性，笔者使用的是“怀旧式的伤感基调”的说法，而非“怀旧的伤感基调”，以避免将郁达夫小城书写中的伤感情绪，笼统地划归到对家园留恋、怀想的范围之内。在笔者看来，那种笼统的划分将模糊掉郁达夫小城书写中更为强烈的疏离感。
[12]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163．
[13]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191．
[14] 虽然随着东西方列强的殖民侵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投入，和民族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的新兴城市（以开阜城市为主义，如上海、天津、武汉等）不断涌现，传统城市（如北京、杭州等）现代化转型，但是单就人口规模而言，成规模、成气候的中国现代都市并不很多，至1936年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不过6个。（参见：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340．）与广大乡土的地区和人口相比，可谓九牛一毛论文怎么写。
[15] 诸如此类说法可见郁达夫小说《烟影》、《青烟》、《寒风里》，以及其自传《悲剧的出生》。
[16]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139．
[17]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2．
[18]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07．
[19] 张雪莲．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两种文化中的孤独者和漫游者郁达夫[A]．见：李杭春 陈建新 陈力君，主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下册）[C]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497．
[20] 张雪莲．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两种文化中的孤独者和漫游者郁达夫[A]．见：李杭春 陈建新 陈力君，主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下册）[C]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499．
[21]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67．
[22]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163、170．
[23]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19．
[24]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357．
[25] 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7．
[26]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71．
[27]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72．
[28] 张雪莲．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两种文化中的孤独者和漫游者郁达夫[A]．见：李杭春 陈建新 陈力君，主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下册）[C]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498
[29]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361．
[30]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544．
[31]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527．
[32]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20．
[33]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32．
[34]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怀旧的未来[M]二向性，杨德友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4．
[35] 张英进（美）．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M]，秦立彦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6、P37．
[36]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527．
[37] 在郁达夫对于故乡、小城的态度的问题上，张雪莲读出了那种复杂性，她指出：“·····郁达夫对故乡，家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观的及其复杂的感情。这种复杂的感情还体现在，作品中也多次写道‘我’宁愿在大都市流浪，也不愿意回故乡去任职，大都市的流浪，是‘我’自己选择的现代生活之路，而故乡的职位是回归旧制度。”笔者以为，这种矛盾状态固然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之一，但需要强调的是：一，如本文论述的那样，郁达夫小说中流出的怀乡情绪远没有那么强烈；二来郁达夫作品中的怀乡与离乡，并非一对平衡的矛盾对立的情绪，而是明显地倾向于理性的价值选择，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张雪莲的观点。
[38] 王彬彬质疑汪晖“对鲁迅留恋传统文化的一面，是做了过分的解说的”（见：王彬彬. 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N]. 南方周末，2010-3-25（E23）.）,笔者对此也深感怀疑。除非他是一个对现代革命概念深信不疑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在一个突变的节骨眼上，历史的车轮真的会滚滚向前，并以现代性的求新的姿态，荡尽陈旧与传统，并且绝不回头。或者，他是一个崇拜超人的英雄主义者，并坚信鲁迅，或者与鲁迅同质的现代知识者，是能将模糊的传统因袭清除殆尽的真正的超人，而全无世俗凡人的“优柔”本性。
[39]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22．
[40]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409、411．
[41] 伊藤虎丸在谈及鲁迅对作为异质性文化的西学有着一种“惊诧”感，认为他从西方文化中发现了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观念，这也成为鲁迅反传统态度决绝的原因。与此同时二向性，伊藤将郁达夫和鲁迅作了简要的比较，认为郁达夫与鲁迅不同，他往往将异质文化作为同质的东西来接受，并“将其拉进自我的生活感情，产生‘同感’”，如他把德森等人的世界末文学中的颓废当成中国传统失落文人的牢骚。（参见：伊藤虎丸（日）．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M]，李冬木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85、144．）
[42] 在《也谈郁达夫》一文中，曹聚仁先生多次针砭郁达夫的世俗生活标准下的夸张的诗人性情，他甚至评价道，“诗人毕竟值不得什么”，“一位诗人，他住在历史上，是一个仙人；若是住在你的楼上，他便是个疯子。”（《我与我的世界》P409、412）似乎在他看来，普世的人的标准要高于诗人的身份，生活的态度要大于诗学的魅力。笔者以为，在曹聚仁先生那里，最能体现出一流学者的风度和高度的，便是这种拒绝神化作家的态度。评价一个作家，尤其像郁达夫这种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家，毕竟不能囚禁在文本之内，轻信“片面之词”，更不能一味仰视，奉若神明，而是要从事理出发走向学理，以普通人的标准，统观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