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文章根据21世纪初风行一时的关于“文学终结论”现象、引发了关于与“读者之死”的热烈讨论为着眼点，试图还原“上帝之死”、“人之死”、“作者之死”、“读者之死”的本真面貌，以厘清不同立场上对于的“人”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上帝之死,人之死,作者之死,读者之死
21世纪初的“文学终结论”以《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为滥觞，引起了专家学者们对“读者之死”这一文学现象的关注。那么，读者到底有没有死亡？带着疑惑，追本溯源，文章试图对“读者之死”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做一点梳理工作，供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一、尼采：上帝之死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第三卷第108节中第一次明确地说出“上帝死了”。他写道：“上帝死了(Gottisttodt)，但是，人们同样也会提供千年之久的洞穴来展示它的幻影。”尼采指出，由于上帝、本质、真理等超验物不再有助于人类文化进步，所以它们不仅失落了，而且还被有目的地废除了。上帝死了，是我们谋杀了他，因为我们拒绝信仰上帝。尼采的“上帝之死”不仅反映了宗教领域内上帝信仰的失落，还特别指出了道德领域内道德价值观念的堕落和对永恒不变真理的摈弃。
首先，尼采深刻地指出人创造了上帝，上帝只是一个幻想、一个假定，是人的异化。他认为摆脱“现象世界”的彼岸的“真实世界”根本不存在。他说：“我所创造的上帝，是一件人工品，是人的妄想，如同一切诸神一样！他是一个人，仅是一个人和自我的可怜的碎片。真的，这种灵魂是从我自己的灰烬和热焰中引出来的。他不是从彼岸来!”
其次，尼采认为基督教仇视人的生命本能、人的价值和理想，它是生命的对立物，是一切堕落的根源。“上帝死了，你们天天进的教堂是上帝的坟墓！”尼采从讨伐上帝开始，他自命为杀死上帝的“凶手”。在《快乐的知识》中，他借助一个狂人的故事发出上帝早已死亡的讣告。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又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来宣布上帝的死亡。尼采明确指出上帝只是一个假象，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几千年来，人们虽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力图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上帝存在的最大理由就是他的不存在”。尼采一而再，再而三地敲响了上帝的丧钟。
在尼采宣布“上帝之死”后，人作为主体取代了上帝，成为自身的主人，恢复了自我的尊严和权力，不再迷信于上帝的神力，彻底否定了设定终极价值与意义的上帝，从而人有了自己的选择，成为有价值意义的创造主体。
尼采竭力让人们决定自己的命运，恢复人的自由和尊严，倡导人类应该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奋发有为、富于创造等。尼采的“上帝之死”使理性代替了信仰,批判的精神取代了盲从迷信,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创造出了一个关于人作为主体的神话。
二、福柯：人之死
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福柯又石破天惊地宣布了“人之死”,举起了反人本主义的大旗，在学术界引起了一片哗然。毋庸置疑,福柯之“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人之死”也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死亡。在他的语境里，“人”指概念的人，或者是作为信念和知识型的人，是“作为初始的和有深度的实在,作为所有可能的认识之难弄的客体和独立自主的主体。”福柯的“人之死”是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来源和基础的主体之死,是古典理性主体权威统治的终结，人类学主体主义王国的覆灭。在早期排除知识主体和权力主体的情形下，晚期福柯从伦理、审美的维度上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型的自由的主体，促成了一种作为艺术品的人诞生。
福柯的“人之死”可从以下几方面去理解。首先，人杀死上帝，是为了取而代之。海德格尔曾指出“如果上帝从超感觉世界的权威地位上消失，那么这一权威地位总是仍然被保留着……而且，空位需要被重新占据，现在被驱逐的上帝需要被别的某物取代。”在《快乐的知识》中，尼采明确指出“我们岂不是必须自己成为上帝。”因此，对现代人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另一个上帝的概念化进行批判。笛卡尔哲学标志着主体的崛起，“我思”的发现实际上表明了上帝在中世纪具有的作为世界之源的功能已经让与人了，“我思”成了“我在”。但是，在康德和黑格尔完成了这一任务以及尼采宣告这是一个文化事实以后，福柯才体悟到上帝之死必定蕴含着起绝对作用角色的人的死亡。
其次，“人之死”这个断语表明，当代西方知识方向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颠覆了人和主体曾经占据、作为现代思想关键焦点的中心地位。尽管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与尼采的道德谱系学都发现了“人”这一范畴的不充分性，但福柯认为，正是人文科学的真正发展才证明了现代人道主义不仅充满局限性，而且是昙花一现，会像画在沙滩上的面谱一样消失。
福柯果敢的宣布了人的死亡，这是对人类学主体主义的讨伐，对笛卡尔、尤其是自康德以来200多年西方哲学传统的先验意识哲学和主体主义的批判。
三、罗兰·巴特：作者之死
在福柯提出“人之死”后，罗兰·巴特又于1968年发表的《作者之死》中，发出了一个语惊四座的声音：作者死了！宣告了与文本为父子关系的作者的死亡。其目的就是要弘扬读者的地位，倡导新的文本观，从而触发整个西方理论界的争论与思考。文本没有了作者，意义不再有源头，因此它也就不再受单一意义的支配。“作者之死”口号式的宣言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和福柯、拉康在哲学界高倡“人之死”、“主体死了”相呼应，巴特把矛头指向作者。他宣布了“作者之死”，在话语领域中争取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因为人们虽然不能摆脱外在权威的束缚，却可以在文本中尽情地狂欢：一切都是文字的游戏，在字里行间快意地游走着、解构着，不再有什么意义的起源和什么判断的标准，这些以“作者”的名义存在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在《作者之死》中巴特不仅不承认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决定者,而且认为要想使文学科学化,就必须牺牲作者本人，因为“写作是对任何声音、任何起因的破坏。写作，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中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
其实，巴特所谓的“作者之死”并不是抹杀作者的存在，而是对作者存在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即对造就这种权威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作者之死”代表的是在强大的语言学理论面前，传统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本质与权威分崩离析的命运。“作者之死”消解了作者的权威和中心地位，其创作意图、思想观念、生活经历、形成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心态等都不再成为阅读的焦点，读者不再是被动消极地接受作者设定的内容和意义，他成了作品的主人以及自己阅读活动的主宰，按照自己的方式对作品进行阅读、解释或者批评，获得对他来说属于这部作品的意义。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这么写都显得无关紧要，作者的阐释只是阅读体验受欢迎的构成成分之一。对作品的阅读成为一种游戏，这是一次阅读的革命，也有人称其为“读者的新生”，这也正是罗兰·巴特颠覆作者权威的目的所在——“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这里的“读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指自由的读者，对作者权威的否认实现了对阅读者的一种尊重，读者获得了阅读的自由。
“作者之死”的提出，是罗兰·巴特由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的宣言。他以解构主义的反主体性主张，颠覆了作者的主宰地位，彻底解构了以作者为中心的文本世界，意味着作者观的消解与重构，读者的地位得以弘扬，从而读者获得了独立的地位，文本也产生了多元化的意义，读者成为了新型的作者。
四、现代：读者之死
现代人提出的“读者之死”，主要是指具体读者的消失和视觉文化时代的“读者死了”。从表面上看来，“读者之死”的观点与尼采的“上帝死了”、福柯的“人死了”和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一脉相承，仿佛是合乎逻辑的推演，因为“死”都是这些词组中的核心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一命题是前者的延伸，毕竟内在的联系比较明显。但我认为，“读者之死”这一带有中国大陆特色的观点其实与本世纪初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学终结论”、“文学理论终结论”那场论争有着紧密的关联。
世纪之初的“文学终结论”，使众多人参与了对文学的未来的思考。人们普遍认为，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是以语言为媒介，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因为语言能够给创作者与读者带来现代图像所难以带来的丰富的想象空间。语言文字是超越了一般媒介的一种媒介，它能够调动起作家与读者所有的生命体验，会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内心幻化成无数种图像，而不只是一种固定图像，这就超越了电视或电影等视觉艺术的图像模式。因为当代消费社会下的大众文化对“读者之死”这个文学场域的内在命题进行着外在的话语渗透和强化。它为标准虚无和不确定的意义场制定出一个虚拟的概念体系和话语分析边界，人为地导致了“读者之死”这一命题的类型化。
“读者之死”的观点也与当下不容乐观的阅读现状有着紧密的关联。刘朝谦教授曾对大学文学院的170名在校本科生做过一次专项调查，其中仅有1%的学生完整读过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只有5%的人完整读过其中之一部。部分学生接触中国四大名著是通过动画、电视、电影等图像叙事方式。而事实上，读者之死并非是指读者实体读者数量上的“锐减”或“消亡”，而是文学活动读者的话语权无限增值与消费文化意识形态共同铸造的理论事实。“读者之死”与“上帝之死”、“人之死”、“作者之死”构成总体性的话语符号链，意味着文学经典的平面化祛魅，以及读者阐释权无限扩张后出现的价值认同危机。同时，消费文化的审美意识形态又以“民主式”阅读表象浸透着市场规律的无形操控,从外部把个体审美体验摄入到体制化的虚拟同一性中。这就必然导致了读者这一文本意义的参与者和建构者在文学大生产下的整体失语。许多理论家也为此开出了“药方”,如马尔库塞的“大拒绝”，阿多诺的“否定主义美学”，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贝尔的“新宗教”，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巴赫金的“对话—整合”理论等,均试图挽回这一趋势。然而，对之进行逻辑陈述是一种努力，但如何在话语实践中真正拯救读者之为读者的合法性危机，还原文学阅读的厚重质感，依然待定。也许，拯救本身就是多余的。
五、结语
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再到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又到了现在的“读者之死”，下一个是谁之死呢？其实在尼采宣布“上帝之死”，即那个作为伦理主体的、设定了终极价值意义的道德形象的人之死时，就内在地决定了建立在其基础上“人之死”、“作者之死”以及“读者之死”了。
福柯、罗兰·巴特以及现代人只不过是从各自的不同角度对尼采的“上帝之死”进行的再推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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