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东方弱势文明被迫与西方强势文明进行不平等对话的时代，也是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大抉择时代。鲁迅在此提出了“现代中国人的尺度”命题，实际上就是如何重建民族主体性的问题。这种主体自觉性一方面体现为鲁迅思想深处的一种抵抗与挣扎的因素，一方面也体现在他对汉唐时代“将彼俘来”气度的高度赞赏与“拿来主义”的高度自信。比较的方法论是建立在自觉的主体意识上的，只有这样，才能“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现代中国也才可能是“中国人”和“现代”的。鲁迅据此提出了“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命题。这就是说，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既非回到传统，也非复制西方，而是在两种模式的互质中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样式。
论文关键词：中国,现代,世界
一、前言
近代的中国历史，也是社会逐步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在这转型的过程中，许多仁人志士各自对“现代”及如何现代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同时期的人们有不同的主张与回答。鲁迅留日时期的早期文言文孕育了他对中国现代化问题及国人命运的基本思考，“现代”的问题始终缠绕于鲁迅心里，他所提出的“立人”的思想，“比较”的方法，“自觉”的本根贯穿了他此后的文学活动，使其一开始就具备了世界性的眼光来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鲁迅对“现代”问题的思考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斯巴达之魂》到《破恶声论》等早期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思想是在不断批判、不断吸收中发展的，然而其基本的线索却是一以贯之的，“比较”的“精神”、“自觉”的“主体”不仅是鲁迅的“个性”要求，也是其文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基本精神。这使得鲁迅具有了与同时代人不同的超前意识，也构成了其思考中国“现代性”的起点。那么，“现代性”应如何理解呢？在鲁迅那里，“今之中国”需要“二十世纪之新精神”，笔者认为，“今”立足于“现在”，而“新”则依托于“现代”。“现代”之“新”不仅“新”在科学、技术等实用之学上，更“新”在精神、方法等“现在”态度上，“新”在“洞达世界之大势”后的“别立新宗”上。纵观历史，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东方弱势文明被迫与西方强势文明进行不平等对话的时代，也是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大抉择时代，因此，谁的现代、如何现代就成为鲁迅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整体构想的重要部分。
二、“比较既周，爰生自觉”的民族主体意识
鲁迅针对中国“抱残守阙，以底于灭亡”［1］（p.45）的现状，针对弱势中国在世界大舞台中岌岌可危的现实国情，提出“今之中国“要“争存于天下”就必须实现现代化的“变迁”：“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1］（p.57）而如何在“世界之大势”中“图富强”，即实现怎样的现代化，就成为鲁迅迫切关注的命题。鲁迅提出了要首先培养具有“个性”的、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的民族主体”，继而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新设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p.58）鲁迅对当时流行的追逐“实利”的主流学说发出责难，“聊震崇实之士，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2］（p.73），认为这些往往是“引文明之语”的“耳食”之说。不管是“竞言武事”，还是“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鲁迅认为这些是“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1］（p.46），批评那些“有学于殊域者”［1］（p.45—46）缺乏主体性的比较意识。他们或“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或“诚痛乎外侮迭来，不可终日，自既荒陋，则不得已，故拾他人之绪余”［1］（p.46），归其原因，都是“比较”与“自觉”意识的主体性缺失，在鲁迅看来，这也是“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2］（p.101）的真正原因。“所谓文明者，将己立准则，慎施去取”［1］（p.47），鲁迅强调通过“内省诸己”来进行自我反思，因此在鲁迅那里，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也就直指民族主体性的问题。在“反观诸己”的要求下，鲁迅既反对“抱残守阙，以底于灭亡”的现状，更反对“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1］（p.45），完全膜拜西方文明的做法，因为“心不受撄，非槁死则缩朒耳”［2］（p.71），若本民族“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则整个民族将走向“心声寂寞”，以至“精神沦亡”［2］（p.101）。鲁迅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时说：“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1］（p.54）因此，民族文化的危机也是“人心”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心声也，内曜也，不可见也”，鲁迅因此呼吁：“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2］（p.102）可以说，“亡国先亡人，亡人先亡心”的认识导致鲁迅形成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的思想逻辑，而他后来弃医从文，就是为了利用文学来揭示病态社会不幸人们的精神病苦，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
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后来提出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3］（p.574）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如何重建民族主体性的问题。鲁迅认同尼采等“先觉善斗之士”张扬“主观”精神的做法，因而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p.47）的“立人”理念，在鲁迅看来，“人既发扬卓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1］（p.47），而最关键的还是“国人之自觉”。
鲁迅说，人之“自觉”可使“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p.57）这一思想不仅表达了被压迫的东方落后国家追求富强的心声，更表现了鲁迅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命运的现实关注与责任担当，同时也体现了其现代化理念的内在精髓。显然，对于鲁迅来说，个人的主体性与民族的主体性是现代化最为首要的“本根”问题。鲁迅的思想深处挣扎着一种不轻易信从的自我怀疑因素，这一点早已为众多的鲁迅研究者达成共识，笔者认为，这种不断自我怀疑的精神也是一种“本根”和“尺度”的体现。有学者指出，“正是有感于日本这个‘亚洲优等生’在‘脱亚入欧’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体失落的困惑与焦虑”［4］，日本学者竹内好转而在鲁迅那里发现了落后民族在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过程中最需要的一种态度——“抵抗”，并在《近代的超克》中将其视为东方落后民族实现自己的“近代化”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5］从这一点上看，鲁迅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在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具备了一种普世性的意义。另一方面，这种主体自觉性还体现为鲁迅对汉唐时代“将彼俘来”气度的高度赞赏与“拿来主义”的高度自信。他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以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6］（p.209）这种汉唐气魄实质上就是民族主体性意识高扬的反映，即以“我”为主，使中外资源为我所用。鲁迅坚决反对闭关锁国，闭目塞听；同时又反对匍伏人前，盲目搬用的态度，他认为，一个上升的民族决不应墨守固有的成法，而应该有魅力地取用外来的东西，“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因此，鲁迅主张“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7］（p.40），大声疾呼要实行“拿来主义”。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提出必须要反对三种错误的“拿来主义”态度：一是不敢去“拿”，“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7］（p.40）正如鲁迅在《看镜有感》中所列举的一些神经衰弱过敏的人那样，“每遇外国东西，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6］（p.209），鲁迅称这些人为“孱头”。二是不愿去“拿”，这些人对中外资源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见它们便“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7］（p.40）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否定的作法，鲁迅称之为“昏蛋”。三是采取全盘继承，统统“拿”来的态度，这些人“因为原是羡慕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7］（p.40），这些人被鲁迅称为“废物”。因此，发扬个人“自觉”与民族主体意识，鲁迅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去“占有，挑选”，并根据不同的情况“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7］（p.41）。他用极其形象的语言说道：“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7］（p.40）；“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7］（p.41）
可以说，鲁迅成为文化巨人的一个重要条件就在于他勇于吸收，善于创造，这也是他倡导民族“自觉”、重建民族主体性意识的内在选择。历史证明，只有勇于吸收，善于创造，中国的现代化才会走上“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成为新宅子”［7］（p.41）的道路。笔者认为，鲁迅自己就是这种有择取、有改革的“拿来主义”的先驱，他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不仅高于他的同时代人，而且对百年后的今天也具有“原点”的意义。事实上，这一思考也始终贯穿着鲁迅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以“精神界之战士”反虚伪、反虚假的求真精神及“反抗绝望”的韧性战斗精神为理想，“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2］（p.101）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理想的持守，对于当下精神浮躁空虚、缺少信仰的国民精神仍具有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
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现代开放意识
历史已经表明，任何一种思想道德文化体系都是历史的产物，它需要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更新，否则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文明前进的枷锁。鲁迅既然指出民族主体性意识的“自觉”是实现现代化问题的首要“本根”，那么怎样“自觉”，也即如何现代就成为需要迫切回答的命题。鲁迅已经意识到，“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塗，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2］（p.67）在这里，他严肃批评了“漫夸耀以自悦”的民族自大心理，指出要实现“国民发展”就必须“时时反顾”，即进行自我反思。
古语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因此，“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2］（p.67）这里，“审己”是前提，只有先“审己”才能后“知人”；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爰生自觉”。如果说“审己”是原则，那么“比较”则是方法，比较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审己”的主体性原则上的，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在“世界之大势”中“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1］（p.57）在笔者看来，“比较”也好，“较量”也罢，归其目的还是在于“比较”中发现并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而对西方文明采取正确的“拿来主义”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利本民族的发展。鲁迅认识到任何文化都存在着“偏至”的一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比较”的现代性态度要求我们有原则的“审己”、有选择的“知人”。现代文明的发展既要摆脱过去“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1］（p.45）的“以自尊大”，又要结束“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1］（p.45）的盲目迷信，这种或“顽固”，或“膜拜”的心态，都是不能正视中西方不同文化的“偏至”，不注重“权衡较量”的结果。鲁迅曾不无担忧的说：“往者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1］（p.58）因此，只有取当时社会现实之所需、取近代西方文明之新成果，“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才能避免“中国之沉沦”。鲁迅据此提出了“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p.57）的命题，“新”就“新”在它是一种现代性的态度，是基于“审己”原则之上的“比较”创造。这就是说，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既非回到传统，也非复制西方，而是在两种模式的互质中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样式。在鲁迅看来，要推进本国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取今复古”，而民族文化最根本的立足点就是与时俱进的现实人生。因此，只有在中西方两种文明模式的互质中“别立新宗”，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样式，才能“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p.57）；也只有这样，本民族的原有文化才能得到发展延续，现代中国才可能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亦即“世界”）的。
鲁迅处在一个中国迫切需要文化、道德及思想更新的时代，作为一个处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鲁迅与其他有识之士一样都在努力寻求民族文化现代转换的新生之路。而历史已注定这种寻求会变得如此困难，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历史产物，在西方的价值参照下早已显出历史的颓势；另一方面，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自身就内在于传统文化的结构中，与传统文化保持着无法割断的血肉联系。鲁迅深切意识到，任何文化的自我批判与更新都是其自身延续血脉、获得新生的前提，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历史超越性又构成了其实现现代性转换的基础。面对这一历史困境，鲁迅以超前的主体性意识和深远的世界性眼光呼吁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他深信只有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在“世界之大势”中与时俱进，才能从历史迈向现代，从中国走向世界。而在这过程中，鲁迅所显示的那种执着现在，反思过去的韧性战斗精神，那种与绝望进行反抗的悲凉与寂寞，使鲁迅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卓绝而有力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整体构想不仅为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指明了方向，也为后世知识分子如何继承历史文化使命、“自觉承担历史责任”做出了具有启蒙意义的典范。“对于民族文化，历来有国粹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两种看似相反而实则皆谬的态度，至今仍应注意避免。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批判地继承，在发展中继承。”［8］可以说，这些与鲁迅一脉相承的思想在不断现代化的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鲁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鲁迅.摩罗诗力说[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A].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符杰祥.谁的“现代”、何种“现代”[J].东方论坛,2008,(1):47-51 .
5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北京:三联书店,2005. 186.
6 鲁迅.看镜有感[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 鲁迅.拿来主义[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8 成复旺.国学的今天[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