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红楼梦》中有这么一段文字,黛玉称其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关于这一论断,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学者论及。其实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不难看出黛玉是一个追求个人生活理想,个人爱情幸福的叛逆者;而李义山则是一个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的封建仕子。人生追求的不同,再加上两人各异的人生经历,导致了黛玉不喜欢李义山的诗。但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两人审美观的不同。
论文关键词:黛玉,李义山,人生经历,审美观
《红楼梦》第四十回中,当贾母带领众人游大观园时,宝玉看到水里的荷叶,不禁感叹道:“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宝钗笑道:“今年这几日,何曾饶这园子,闲了一闲,天天逛,那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功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以后咱们别叫人拔去了。”
读到此处,不由让人生疑,林黛玉为什么会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呢?李义山是晚唐时期著名的悲情才子诗人,他的诗哀婉秀丽,情深绵邈。黛玉也同样是一位重情重义,哀婉伤感的才女诗人。按理说,她应该喜欢李义山的诗才对,但她却称其最不喜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笔者就这一问题入手,从时代背景谈起,分析两人的思想追求,人生经历,以及两人的审美观,进而探讨黛玉不喜欢李义山诗的原因。
一、不同的人生追求
李义山生活在晚唐时期,他一生经历了宪、穆、敬、文、武、宣六朝。这一时期,前距“安史之乱”已大半个世纪,后离黄巢起义仅十几年。宦官专权,干扰朝政;藩镇割据,拥兵自重;再加上外族频繁进攻,人民苦难加重,总之是一个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的唐王朝晚期。李义山作为一个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他渴望得到统治者的重用,以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尽力挽回大唐王朝日益衰微的政治局面。这种雄心抱负在他的诗作中很自然地流露了出来。比如《初食笋呈座中》“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作者以初出林的竹笋自喻,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虽自言只有寸心,却实有凌云壮志,充分写出了诗人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用世的理想。而在《安定城楼》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作者不仅仅是在抒发壮志豪情,还通过功成身退的理想,展示了他卓越的才能和阔远的胸襟。此外这种心境在李义山早期的诗作《行次西郊效作一百韵》中也有所体现。“高田长槲朸,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诗人以自己在长安郊区亲眼目睹的农村景象为题材,通过农民的话,陈述了贞观、开元到安史之乱后,农民生活的变化。在今昔对比当中,诗人提出了仁政任贤的主张,指出了政治的理乱“在人不在天”,这种政治观点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生活在特定时代的人,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从而打上时代的烙印。李义山生活的这个时代决定了他必然会成为一个忠心为国,关心人民疾苦,渴望建功立业,积极入世的封建仕子。而《红楼梦》中的黛玉则生活在清朝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缓慢发展,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在缓慢的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和手工工场逐渐增多,新思想也相应的萌芽产生。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专制的暴君政治和现存的封建秩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思想界异常活跃,黛玉正是时代的产儿。
黛玉勇敢的追求恋爱和婚姻的自由,一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模式;黛玉把共同的叛逆思想作为爱情的基础,一反封建家庭为了家族内部利益而让子女联姻的手段;黛玉还渴望相爱的人彼此尊重,互相平等,一反“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纲常。也正因此,她成为那个时代一个不折不扣的叛逆者。
黛玉的叛逆首先表现在对爱情和婚姻自由的追求上。《红楼梦》中,黛玉和宝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心心相印,这很自然地会发展成为爱情。然而在封建大家庭的牢笼里,他们的爱始终被压抑着。因为在黛玉生活的时代里,自由恋爱是不被允许的,男女双方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实现婚姻。两者私下产生的感情会被视为下流,是社会的禁忌。黛玉不顾这些,执著的爱着宝玉,她忠于自己的本性“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她能够成为的一切。”
小说中写到宝黛爱情达到默契之后,和封建势力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但黛玉始终保持着不向封建势力妥协的态度,对宝玉的真情也至死不变。又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违背了封建贵族的愿望,所以常常受到压制,最后黛玉竟被封建家长推向死亡的深渊。“林黛玉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追求美好的生活理想,要求个性自由发展与封建势力之间形成矛盾,最终造成她的悲剧命运。”在焚稿断痴情一回中,她边吐血边焚诗稿,以死来向这个社会做最后的抗争。
处在黛玉生活的时代,她能够勇敢并且大胆的去追求恋爱和婚姻的自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她的这些行为都充分证明了她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抗议者,更是觉醒者。
其次,宝黛之爱是建立在叛逆思想一致基础上的新型爱情。他们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相似的人生追求,并且彼此互相欣赏。
《红楼梦》中,作者写宝玉最讨厌别人讲仕途经济的话,他不愿走父母为他安排好的读书为官之路。别人都道他傻,只有黛玉理解他,支持他。第三十六回中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宝玉也因此把黛玉视为知己。在第三十二回中,称赞她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
”可见宝玉喜欢黛玉,是因为黛玉与他的人生态度、生活趣味相同。而黛玉喜欢宝玉,是因为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即宝玉对封建仕途,封建礼教的大胆否定,赢得了黛玉的一片痴情。
事实上,黛玉反对仕途经济之路,也正是她对封建主义人生道路的否定,对地主阶级政权的否定,这一点与宝玉不谋而合,让两个人成为旷世知音。而这种思想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再次,黛玉在爱情追求过程中,最值得人们敬佩的是她对人格平等的追求。在黛玉看来,相爱的人之间应该是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平等的。黛玉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和高洁的思想出发,执著并强烈地向宝玉要求着彼此“知心”,“重人”,忠于自我的严肃专一的爱情。她的反复试探,耍小脾气都是“为的是我的心!”当听到宝玉的肺腑之言后,她才算放心,继而又转入对他们周围恶劣环境的担忧之中。“她把爱情至于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她要求个性得到发展,厌恶封建势力对其自主人格的阻挠。”
对自由,真爱,平等的追求,贯穿在黛玉爱情生活的过程中。这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最有力的蔑视和反抗,同时也证明了黛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逆者。
穿越历史的隧道,李义山终究无法改变他对那个封建王朝的忠诚和尽心尽力,黛玉也无法回避她对封建社会的反叛和蔑视。一个叛逆者会很难理解一个封建仕子的忠诚。而诗作终归是诗人思想抱负的反映,由此可见黛玉是不会喜欢义山的诗的。
二、人生经历的不同
思想观念的不同,导致了黛玉不会去喜欢李义山的诗,但两人又都是用情极深的人。撇开那些思想层面的因素,黛玉又是缘何不喜欢义山的诗呢?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有曰:“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强调了生活阅历对创作的影响。
《红楼梦》中,黛玉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观园里度过的。她幼年丧母,父亲身体又不好,所以很早就被送到外祖母家里生活。可以说黛玉的主要生活空间就是贾府。“贾府名义上是‘诗礼簪缨之族’,实质上是尔虞我诈、藏污纳垢的是非之地。”就是在这严酷的环境里,黛玉度过了她短暂而又凄凉的一生。她凭借自己早熟的观察力,敏锐的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和丑,善与恶,并且大胆地追求自由、理想的完美爱情。一生可谓是为情而生,为情所苦,为情而死。极尽缠绵凄恻,哀婉感人。但她一生终无衣食之忧,也无四处奔波之艰辛,她的人生经历谈不上多,更谈不上丰富。而李义山的一生则生活在贫穷和不得志之间,四处漂泊,居无定所,还不时遭到党派之争的攻击。这样的苦难经历对他的创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下面就来具体看一下李义山的经历。
(一)幼年漂泊到受知于令狐楚
义山的父亲早逝,母亲一人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只得移居洛阳郊外。他给人服役、抄书、维持家用。“占数东甸,佣书贩舂”。这使他过早的体味到了生活的辛酸,人生的艰难。但义山聪颖早慧,不管是早期的文学启蒙还是初次的文学创作都很成功。尤其是他的《才论》、《圣论》为他赢得了名气,并由此受到了令狐楚的赏识,被聘入其幕,担任巡官一职。
早期家门的不幸使李义山过早的尝到了人世的辛酸和世态的炎凉,但也正因此他特别渴望亲情,友情,又特别的重情、多情。令狐楚对义山视之若子,亲授其文,知遇之恩让李义山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他的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其早期流落飘零的生活的一个终结,但对其日后坎坷的经历、艰辛的命运来说,却只是一个开始。
(二)入幕泾原至秘省正字
这一时期是李义山不断谋求在朝廷上立足,又不断地遭受挫折打击的阶段。开成三年初,李义山第一次参加科考,以失败告终。这是他进士登第后,政治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紧接着,李义山因加入王茂元之幕,并娶其女为妻,而遭到恩师之子—令狐绹的疑忌,“以义山背家恩,尤恶其无行”。(因王茂元属于李党成员,而令狐家属牛党成员)。开成四年,李义山又由清闲的职位转而为俗吏,这是他仕途上的第二次挫折。弘农尉任上,又因救人而得罪上司,差点把官职丢掉,这是第三次挫折。会昌二年,李义山重入秘书省胜任正字,但不久又因母亲去世而归家守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整个政局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宣帝即位,牛党当政,诗人又一次受到了冷落和排挤,这可以说是第四次挫折。
(三)大中幕府飘落期
这一时期的李义山在政治上失意到几乎无路可走的地步,生活上也陷入了四处漂泊的境地。大中五年,李义山追随的两位幕主:郑亚、卢洪止,先后去世,妻子王氏也不幸于同年亡故,这些不幸给李义山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再也无法实现他早年的政治理想,而是陷入了生活的泥潭,为生计而四处奔波。
政治上的失意并没有改变他感情上的波折。在陈贻焮《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一文中,对李商隐的恋爱事迹有着比较详细的叙述:早期与道姑宋华阳相恋却无法在一起;对柳枝姑娘怀抱深情却终未能成为眷属;与妻子心心相印,无奈她却又过早的去世。过于沉重的灾难使他这个瘦弱的肩头不堪重负,再加上他身体羸弱,性格敏感,一生都是在愁苦之中度过。
尽管如此,他仍渴望得到理解,尤其是恩师之子—令狐绹的原谅。《独孤有感》中“柔情终不远,遥妒以先深”。虽然义山对令狐绹仍怀有友谊之情,可终究无法回避的是对方早已对自己心怀芥蒂了。无法释怀的悲苦,只能倾泻在他的诗作中,这就形成了他诗歌含蓄丰富的特点。
不可质疑的是义山的这些悲苦人生经历,是黛玉所没有的。诗人在创作中会不可避免的融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独特感受。这种感受在涉世不深的黛玉的作品中是没有,因此反映在义山诗作中的那种悲苦、无奈也自然不会引起黛玉的共鸣。黛玉生活中的痛苦多来自于精神上的苦闷,她没有来自生活上的压力。尽管寄人篱下,却也衣食无忧,过着贵族小姐的生活。以她的个人经历,来体会义山一生的悲苦是很难领会透彻的。生活条件的优越,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气质。表现在她的诗作中的多是个人感伤情怀的抒发。她伤春悲秋,满腹愁绪,爱情的苦涩,封建大家庭的压力,都转化为一句句凝结着她心血的诗句。
而相反李义山则是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生活的艰辛使他过早的承担起家庭的重负。他承受着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痛苦。他所面临的不仅有严酷的生存问题,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这些苦难共同形成了他思想的深沉。因此在他用诗作来表达自己感情的时侯,他是含蓄的,哀婉的,甚至是晦涩的。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黛玉不喜欢李义山诗的原因了。
三、审美观的差异
在探讨黛玉为什么不喜欢义山诗—这一问题上,笔者并没有要褒黛玉而抑李义山的意思,也没有褒义山而抑黛玉之想,而是从客观层面上进行一些探讨,涉及到一个人的爱好,不可忽视的就是她的审美风格是什么的问题。在谈了黛玉义山的思想,个人经历以后,再来关注一下黛玉的审美风格以及义山诗歌的风格特征,以便更深入的了解黛玉不喜欢义山诗的原因。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有一段黛玉教香菱学诗的文字。“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然后再把陶渊明、应、阳[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出,黛玉最喜欢王维的诗。她借给香菱的是王维的《五言律集》,和香菱讨论的也是王维的诗。不仅如此,在黛玉的诗作中,也有王维的影子。
黛玉的诗歌风格大体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哀婉之作。如第三十七回的海棠诗,“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线魂。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首联碾冰为土构思奇特。颔联用“偷”“借”,形象的写出了梅花不仅颜色洁白,更有高洁的品格。颈联用借喻的手法写白海棠如月中仙女一般穿着自己缝制的素衣,犹如闺中少女秋月里心含怨苦,在抹拭着眼泪。尾联用拟人的手法,活画出白海棠孤单高洁的品格。一如黛玉那孤傲高洁的形象一样,被李纨称作“风流别致”。第七十回的柳絮诗被称为“缠绵悲戚”,这些诗作都是黛玉多愁善感性格的体现。第二类诗作有些则明显是模仿王维之作。以白描为主,写自然风光,语言简洁自然。例如元妃省亲时代宝玉拟作的《杏连在望》“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种[织]忙?”这首诗像一幅工笔素描画,读者随诗人的描绘可以看到一幅秀丽清新的山庄风景图。
此外,黛玉论诗重天成,好自然。如第七十六回,黛玉评论湘云的诗句时,说“这一句‘寒塘渡鹤影’何等自然,何等现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鲜,我竟要搁笔了。”对自然的追求,竟让她有搁笔之想,可见她对这种风格的重视。同时黛玉论作诗,重立意,不重诗律。第四十八回中“若是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也都使得的。”
综上可以看出黛玉论诗重自然,偏重立意而不重形式。而李义山的诗作呢?前人评李义山的诗歌大多与“隐”有关。刘勰《文心雕龙》中解释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可见“隐”就是言外之旨,文外之义,即委婉含蓄,具有多义性。李义山的诗无疑具有这样的风格特征,他的诗朦胧绮丽而又蕴含丰富,使读者在解读的过程中,不得不发出“一篇锦瑟解人难”的感慨和疑惑。深入的分析其原因,除了诗人构思精巧外,主要在于其诗作中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即大量的使用典故。
以李义山的名篇《锦瑟》为例,在这一诗作中,包含了四个典故:庄生梦蝶、望帝春心、沧海珠泪、蓝田日暖。如果单独看,每个典故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构成完整的意境。这些典故组合在一起,可能不符合逻辑上的联系,但却符合诗人内心的情感逻辑,是作者长期积累的内心感受的直接宣泄。庄生与蝴蝶的嬗变,杜鹃作为望帝的寄托,月光下晶莹的珠泪和烟雾飘渺的玉山,共同构成了一幅朦胧而又凄美的画卷。而这其中又流泻出诗人无尽的思念和思念不在的伤感、悲哀复杂的体验。
可能是努力地去追求却难以实现,是迷惘、茫然和渴望不可及的虚幻的情感体验;更可能是诸多情感体验的集合……这种读解的不确定性是由作者内心复杂的情感体验等综合因素造成的,由此引发了读者对该诗的终极意义所具有的无限阐释的可能性。
典故的使用,为诗歌内蕴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作品增添了一层扑朔迷离之美,但也造成了读解的困难。鲁迅先生曾说过:“玉溪生清词丽句,何可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同样,对于以追求自然为美的黛玉来说,也必然会对义山的诗,产生不满的情绪。
李义山诗作的另一显著特点是爱用比兴的手法。义山的一生多遭遇不如意之事,故他的诗作恬愉散朗的境界很少,哀伤抑郁的感情表现的则比较多。再加上他又不愿直言,而多托物寄情,或借史兴怀,或以仙喻世,故诗多复义重旨。
第一、李义山的托物寄情之作,善于以物态暗示人事,托物性来兴寄人情,旨意含蓄。如《春雨》中“红楼隔雨春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其中“雨丝”、“珠箔”这些意象,美丽而又细薄朦胧。意象“不是表象的简单再现和综合,它融入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创造意图等主观因素。它是作家根据事物的特征和自己的情感倾向,对生活表象进行提炼加工综合而创造的艺术形象。”再加上情绪的暗淡迷茫,诗境显得凄美幽约。又如《蝉》这首诗,前半部分写寒蝉栖止于高树,吸饮清露,而终身难饱。彻夜悲鸣,几欲声绝,却徒劳费声。周围只是一树清冷的碧色。这四句虽是写蝉,而实是作者的自况:自己坚守高洁却穷困潦倒,哀告无门的悲愤不由涌上心头。诗意在咏蝉而实在揭示作者自己内心的思想感受,但同时也增加了诗的含蓄性。
第二、李义山的咏史诗多借史抒怀,如名篇《贾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于宣室召见贾谊之事,被一般文人称道为君臣遇合的古今盛典。但诗人在这里却一反其意,借古讽今。指斥晚唐诸帝求仙访道炼丹图长生,并因此误国的荒唐行径。诗人运用欲扬先抑的手法,采取层层铺垫的方式,最后再进行强烈对比,事实的本质就不言自喻了。《楚宫》中,诗人借屈原之悲,寓千古才人冤抑之悲,抒发个人情怀,身世沉沦之悲戚。
第三,义山诗还托仙人仙境暗合象征人世俗事,意境亦仙亦俗,充满了仙道情韵。因此“仙比”也是义山比兴题材的一大创造。其无题诗多取神天仙道,世外传谈的物象入诗,这无疑给诗的境界涂上了一层杳渺的色彩,如梦境,如仙境,如雾中花,如水中月,极朦胧含蓄。如《无题》“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其中,“蓬山”即蓬莱山,神话传说中为渤海之仙山。“青鸟”道教传说为西王母取食传信的神鸟。用这些带有神仙色彩的物象入诗,传达了作者复杂的感情,也使全诗弥漫着一种朦胧之美。
由此可见,义山作诗好用典故,意境幽深杳渺,表达上又采取比兴之法,所以冷僻难解,这与黛玉的作诗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她不喜欢义山诗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当然,笔者的探究,并不是说黛玉不喜欢李义山所有的诗。如她唯独喜欢的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衰残的荷叶,滴答的雨声,那种独自倾听的宁静,穿越了时空的界限,让两个用情极深的人互相交流。但总的看来,以黛玉叛逆的性格为基础,加上两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不同的审美风格,共同导致了黛玉不喜欢李义山诗结局。
参考文献
1 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377,329,295,27,455,160,774,455.
2 黄盖中.李商隐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27,54,38,198,33.
4 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6.
5 曹小晶.素心无奈天上月—《红楼梦》林黛玉形象的再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77.
6 李希华.红楼梦中的两个对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宝钗[J].新观察,1954.(23).
10 解青松.论薛宝钗的道德人格—从宝钗看传统伦理对女性的要求[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 (2):18.
11 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5.
12 何玉兰.古典文学女性自我意识个体化过程初探[J].乐山师专学报,1998. (2):34-36.
13 李商隐.祭裴氏妹文[A].《全唐文》卷七八二[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4817.
14 刘昫.旧唐书·李商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5077.
15 陈贻焮.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A].陈贻焮.唐诗论丛[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282.
17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192.
2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2:357.
22 鲁迅.致杨霁云的信[A].鲁迅全集第十册[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224.
24 郁沅.中国古典美学初编[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