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混乱动荡使儒学逐渐失去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追求人格独立的玄学和崇尚精神超越的佛学先后兴起。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使魏晋南北朝美学从为外部社会制定法则而转向内部本质规律的研究和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美学的这一转向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美学内向化的精神品格。在美学“内向性”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远离先秦两汉的美刺教化向着多情、自然的方向发展。
论文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美学,内向性,诗歌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历时约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政治的黑暗恐怖，时局的混乱动荡并没有阻碍思想领域的自由解放。在哲学、美学领域，追求人格独立的玄学和崇尚精神超越的佛学先后兴起，在玄学的以无为本与佛学的四大皆空这二种精神本体论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美学从为外部社会制定法则而转向内部本质规律的研究和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美学的这一转向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美学内向化的精神品格并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那就是远离先秦两汉的美刺教化向着多情、自然的方向发展。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1]
一玄学的兴起与诗歌的多情
儒道互补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两汉时期，儒学因其强烈的入世精神而被奉为“显学”。但汉末以降，随着战乱的频仍，大一统封建王朝分崩离析。社会剧变动摇了意识形态基石，儒学逐渐失去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魏晋易代之际，权臣司马氏为了排除异己，大肆杀害知识分子，一时间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即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2]。在这样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苦闷彷徨的士人为保全身家性命，纷纷远离政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儒学在人们的怀疑中被疏离。社会的剧变和儒学的被疏离把与儒学相对立存在的主张修身养性、绝礼弃学、避世隐逸的老庄道学从幕后拉到了台前。如闻一多所说：
“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崔譔首先给他作注，跟着向秀、郭秀、司马彪、李颐都注《庄子》。象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个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灵感的泉源。”[3]玄学逐渐成了一种哲学和学术思潮，其名称则是因《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玄书而来。玄学的本质是老庄道家思想，崇尚“以无为本”和精神超越。它的超世姿态和追求个性独立、人格自由的精神对魏晋这样回天乏力的乱世起到了调整的作用，自然而然成了时代的审美意识。在玄学的影响下，魏晋美学出现了从美刺教化转向个体、关注个体生命和情感的“内向化”趋势。美学的“内向化”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出迥异于先秦的崭新局面，那就是缘情诗、写景诗、田园诗、山水诗的先后兴起。。
魏晋以前，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仪”的伦理规训使人的情感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魏晋玄学对个体生命和情感的重视把人从原本浑浑噩噩的类型化的几乎没有灵肉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长期被抑制的情感喷薄而出，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4]。世事的不测、人生的无常和生命的短暂使诗人们忧伤不已。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曹植的“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6]、阮籍的“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7]、陶渊明的“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8]。从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们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又怀疑它在短暂人生中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发出了慷慨悲凉的生命之叹，魏晋时代的多情还表现在儿女情长上。如“儿女情多”的张华“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9]，诗中描写了对远方恋人的浓浓的思念之情，感情热烈真挚。以写悼亡诗而名垂诗史的潘岳“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10]诗中写的是对亡妻的深切怀念。感情深沉，如伤如煎。从上述这些诗歌中可见魏晋诗歌多情性的审美特质。
二自然审美观的确立与写景诗的兴起
魏晋时期随着自我价值的发现和对生命意义的重视，这一时期的士人们不但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对自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或在山水中寄寓情感或在山水游玩中追求与道合一的大美境界。
如阮籍著名的《咏怀诗》（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所见，忧思独伤心。
诗中借明月、清风、孤鸿、翔鸟这些清冷、孤寂之物隐晦曲折地表现了当时政治的黑暗恐怖和诗人内心的忧伤清高。诗歌融情于景，流露出一种迷离朦胧之美。又如陆机的《赴洛道中作》二首“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顿辔倚高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日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诗中山泽薄林、虎啸鸡鸣、悲风孤兽、危岩冷露营造了一种孤寂、悲伤、苦闷的气氛，凝成了一个幽闭而静寂的环境，这种环境虽然清冷却远离俗世的是非祸害。这些萧瑟悲凉的自然景致，也不着痕迹地透露出黑暗现实下诗人内心的忧伤凄怆。魏晋写景诗的兴起也是缘情诗发展的结果，是缘情诗的形象化表达，这些原本无知无觉的山水景物此时不但具有审美的意义同时也承载了主体的情感。它由物及人，景与情相互感发，构成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水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已进入了文人的视野。
借山水表达玄理也是魏晋写景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如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诗中由景入情，由情入道，道与人合，呈现出意境高远、洒脱旷达的特点。“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也是诗人理想的自然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洒脱无羁的独立人格的写照。全诗语言冼练，极富韵味。又如嵇喜《答嵇康诗四首》其一：
华堂临浚沼，灵芝茂清泉。仰瞻春禽翔，俯察绿水滨。逍遥步兰渚，感物怀古人。李叟寄周朝，庄生游漆园。时至忽蝉蜕，变化无常端。
诗人置身春日美丽的自然景物中，逍遥自在，在缅怀老子、庄子中体悟蝉脱、变化等玄理。东晋玄言诗人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也曾说“山水即道”，可见在东晋士人心中，山水和玄理是相通的。因而，魏晋以降的士大夫们喜在山水游玩中以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合一的大美境界。山水景物大量进入诗歌，成为言玄悟道的工具，这也是魏晋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
魏晋时期自然景物进入士人的审美视野，这与玄学的兴起有关。众所周知，玄学的基本内容是老庄道家思想，在老子“道法自然”的启发下，玄学家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主张。名教指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封建礼教秩序，自然则是指人的天然的无所羁绊的生存状态和自由独立的个体人格。在战乱四起、杀戮不断的魏晋时代，怎样才能保持内心的自由、人格的独立呢？魏晋士人把目光转向了自然山水，希望在静谧的山水景物中驰骋自己的心灵获得精神的超越。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进入了诗人的视野，对随后东晋山水诗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玄释合流与山水田园诗的崛起
魏晋易代之际玄学盛极一时，但由于它始终无法消灭人们心中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佛教在西汉后期由印度传入中国，但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当作修行之术来看待。东晋政权建立后，偏安江南，经济发达，政治局势也较为安定和宽松。作为世袭特权阶层的门阀士族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和权势也达到了鼎盛，他们鄙视俗务，脱离实际，务虚尚玄，追求精神的超越。在这种背景下，学习佛学逐渐成了一种时尚。佛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是以精神为本体，主张对人生的参悟和主客两忘、物我俱一，佛教的这种义理与玄学的“崇有贵无”有着一定的相似，因而出现了玄学入佛的局面。玄释合流使东晋诗歌创作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建安，魏晋和西晋的崭新的局面，这就是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出现，代表诗人分别是陶渊明和谢晋。
陶渊明一生曾几次入仕，后因不满官场的黑暗混乱和对人性的压抑束缚辞官归隐田园。陶渊明归隐后，写了许多描写田园生活的优秀诗篇。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些原本平凡不过的乡村景物和乡村生活，在诗人笔下竟是如此地恬静、美好。它反映了诗人对束缚人性的官场的厌恶和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全诗语言质朴自然。陶渊明的诗有部分是写躬耕生活体验的。如《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土大夫归隐田园后的真实的生活写照。虽有早出晚归耕作的辛苦，却没有官场的周旋委蛇，虽苦犹乐。反映了诗人不愿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的高贵品格和超凡脱俗的崇高的人格魅力。把日常的农耕生活写入诗歌，歌颂劳动，赞美劳动，使诗歌保持一种清新自然的泥土气息，这也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陶渊明在诗歌中还写了自己隐居的乐趣。如《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写了隐居的情趣，物我两忘，心与物融。诗人无意于自然而自然，无意于恬淡而恬淡，意境高远，这也是玄学“崇有贵无”思想的体现。
陶渊明在长期的躬耕生活中接近老百姓，深深了解他们的疾苦，并对他们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在《有会而作》这首诗序里陶渊明写道：“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作品写的是青黄不接又遇上天灾的时候老百姓生活的艰难，这是陶渊明田园诗中极为宝贵的部分。诗人陶渊明身在乡野却心系百姓，关心百姓疾苦，所以说，陶渊明的归隐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黑暗现实下要保持自己高洁人格的一种无奈选择，这也是崇尚隐逸的时代风尚的反映。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诗歌描写的是日常的农村田园生活，语言朴素，不事雕饰，淳真自然，给内容枯燥崇尚形式的东晋诗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生动的活力。对于身处晋末乱世的陶渊明来说，描写田园生活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诗人旨在通过对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的描写来表达自己身逢乱世，壮志难酬又不愿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的高贵品格。
这也是崇尚自然，主张精神超越不受外物所累的玄学和佛学思想的体现。田园诗的兴起为我国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题材，陶渊明当之无愧田园诗鼻主之美誉。
继田园诗之后，南朝时出现的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山水诗的代表为谢灵运。谢灵运出身高门士族，是一位有名的佛学家。受佛学思想的影响，谢氏诗中的山水景物不再是作为“他者”、陪衬在场，而是作为可以与诗人进行沟通交流的独立的审美对象出现。如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
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
景夕群物清，对玩咸可喜。（《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这些诗歌意境空灵、恬淡、悠远，心与物、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诗中不见“我”，却处处有“我”的影子，这也是佛教追求物我俱一的大美境界的体现。陶诗与谢诗相比，陶诗重在写意，他笔下的田园生活是一种独立人格的表现，而谢诗通过细腻精致的山水景物的描摹，让人从中获得一种关于自然美的巨大的审美愉悦。因而，在谢灵运的诗歌中山水景物不再是起渲染环境气氛的作用而是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山水景物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出现扭转了东晋以来山水成为言玄悟道的工具的局面，确立了山水诗的独立地位，使山水诗从此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混乱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曾被奉为“显学”的儒学因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的勉为其难而把崇尚个体自由、人格独立的道学和追求精神超越的佛学先后从幕后拉到了台前。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使这一时期的美学开始同政教、伦理相分离，回归审美本身。美学的自觉和“内向化”对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题材和主题产生了重要影响。题材上即景抒情诗、田园诗、山水诗大量涌现。主题上，抒发情感与咏叹自然成了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审美趋向。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为唐朝诗歌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中国美学史论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2 晋书·阮籍传》
3 转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5页。
4 世说新语·伤逝》
5 短歌行》
6 薤露行 》
7 咏怀诗》
8 归园田居》
9 情诗》
10 悼亡诗三首》中的第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