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封建王朝结束后，诗歌便从文学中心走向边缘。虽然不再处于主流地位，诗歌在当
论文关键词：梨花体,病态社会,非理性主义哲学,生存论,尼采
一、“梨花体”事件
随着中国封建体制的崩溃，以诗歌为主流的文学体系也随之崩溃。自1916年胡适、郭沫若等人倡导的新诗运动后，近一个世纪里，诗歌的地位慢慢沉沦。尤其是当下，诗歌已经处于边缘，不再是文学的正宗，也很少有人以写诗为谋生的手段。然而，在21世纪初，却爆发了继新诗运动以来，最大的诗歌事件和文化事件，即“赵丽华诗歌事件”。
2006年8月，有人以赵丽华名字，建立了一个网站，粘贴了赵丽华的一些短诗，还炮制了仿造她的诗体作的伪诗，配上“鲁迅文学奖评委、国家一级女诗人”的标签，并且以丽华为谐音，创立了“梨花教”派，封其为教主，在三、四天时间，就制造出了“万人齐写梨花体”的壮观场面。
这次诗歌事件也是网络媒介发达的产物。几万人参与的诗歌运动，在过去的任何时候都难以想象。梨花体诗歌曝光以来，争议不断。不少网友对赵丽华的梨花体诗进行恶搞和批评。韩寒写出博文《现代诗歌和现代诗人怎么还存在》批判现代诗，随后，遭遇现代诗人群起而攻之。这时候，诗歌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论是知名学者，还是普通的小诗人，不论支持梨花体，还是否定梨花体，诗人们总爱问：“您怎么看待梨花体？”一些老诗人甚至无可奈何的叹息：“不明白梨花体为什么会出现。”
诗歌的发展路程是曲折的，当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常常会受到老一辈诗人的诟责。朦胧诗在当下很受推崇，然而，在朦胧诗繁盛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却备受批评，遭到艾青为主的第一代诗人的反对，甚至遭到国家级刊物和中国作协的“封杀”。当朦胧诗的首创人都被“雪藏”的时候，朦胧诗才受到重视，并获得很高的声誉。朦胧诗存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这一批诗人的退出，就预示着北方诗坛的没落。1983年前后，诗歌的中心转移到南方，在南方兴起了“莽汉主义”“非非主义”“他们”“海上”等诗歌流派，推崇口语写作。莽汉充满野性和酣畅，受80年代改革开放的影响，以“文革中的造反者”的姿态要将西方一切艺术和现代繁华洗劫一空。非非主义消解两千年来“文以载道”的文化禁锢，对诗减去意义，减去语感。“他们”和“海上”将诗歌从“道”转向“人”。描写人在繁华世界里争辩、质疑、荒诞、孤独的心境。
直到稍晚一些的圆明园诗群的出现，总算唤醒了北方的诗歌，抒发对大都市中的废墟家园的哀怜。然而，北方诗坛却不是一帆风顺的，80年代的最后一年，海子、戈麦自杀，骆一禾病逝；90年代初，顾城、徐迟、昌耀的相继自杀，使北方诗坛陷入一片恐惧和迷茫。90年代，诗坛终于恢复了平静，诗歌创作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接受朦胧诗的创作手法，重新拾起第三代诗人过分放逐的诗意，创作符合大众正常心里接受能力的诗歌，如韩东、欧阳江河、西渡、伊沙等。二是放逐80年代诗歌中已经放逐和没有放逐的的东西，彻彻底底地摧毁诗的意义和功能。人们将这一系列的诗歌称为病态诗歌，如废话派、垃圾派、无聊派、下半身等。这些诗歌如其名字，追求诗歌纯口语写作，零度意义，既无朦胧诗派的理性，又无第三代诗人的感性，把对社会生活的废话、垃圾、无聊的态度直接表露出来。
通常，人们只知道梨花体的存在，不了解其与废话派、垃圾派、无聊派等诗派的实质联系。它们都是当代诗坛争议很大的诗歌流派。人们知道梨花体最多，本文也以梨花体为题，只是因为梨花体形成了一个诗歌运动，在这类诗歌里为人最为了解和关注。
二、病态社会与历史演变
“病态”一词，已经不是完全的贬义词，它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态度，在20世纪中叶，哲学家就借来这个医学术语，阐述他们的社会理论。病态诗歌的出现与病态社会有极大的关系。德籍作家马尔库塞阐述了产生病态社会的原因。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这个社会将人异化到了极点。社会和人随时都应该是多向度、多方面的，有肯定，也有怀疑的东西。社会各个行业都以效率为第一标准，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为重要目标，以科学技术为达到这两个标准的方式，征服对立面，使社会一体化。整个社会在向标准化协调，人们便产生与现存制度相一致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凡是超越工业社会的观念、欲望、精神都会受到排斥。光与影、声与电等媒介将社会观念植入人的思想意识。不仅是从精神方面，现有社会是由工业和政治掌管着，主人们为了物质欲求，将战争和对自然地破坏强加于普通人头上。人们便在这些压迫无意识地接受了这种系统性的操纵，人的外在和精神都“物化”了，屈从于虚假的幸福意识。而弗洛姆更是将“病态”移植到了人身上。病态社会使人性发生异化，成为病态的人，这是工业社会生产了一切方便于人的物品，有一项重要的产品。“病态”诗歌的命名也许就源于此。
这种新诗的变异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产生的。王国维说：“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彪炳于史册。”诗，多多少少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和思想情感。一个时代造就一代诗人，“诗余”“词余”终究成为一代的文学正统。
在20世纪初，尽管有许多遗老的反对，言文合一、白话兴起成为必然的趋势。从新诗的兴起至建国后，中国风雨飘摇的政治现状，使诗歌自觉担当一种社会责任。第一代诗人从战争中走过来，艾青要吟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经历文革的创伤，他们更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反思意识，从民族出发，探求发展行程曲折的原因。而朦胧诗派的诗人大多没有经历过战争，文革期间尚小，不能感受文革的压迫，没有多少历史责任来担当，自然转向对祖国未来和人生未来的关注，如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来寻找光明”。历史规律的难以超越性，使他们充满迷茫、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不同的社会政治时局使人产生不同的心态。第三代诗人与第二代诗人风格迥异，多多少少受到现实的影响。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较大成效，国势比较稳定。有人说，文人便是如此，除非你让他做皇帝，否则他永远不会满足。人是好斗的动物，野蛮方式是战争，文明方式是文斗。乱世出英豪，而在盛世，诗人们的国家观念往往很淡漠，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随之消解，小人物甚至反英雄主义的人物便会走向前台，表现出反崇高的倾向，甚至把国家当作调侃的对象，发现并描写社会及人本身不为人知的劣性便成为文人们的选择。
文章并不如其人，能说反崇高、反热爱的诗人是反对国家的么？不能。“造反”诗人会为一些国家的人抢夺奥运火炬而拍手叫好吗？会跟着一些外国人嘲笑汶川地震是报应吗？会有把西藏独立出去的心理吗？都不能。废话派鼻祖杨黎把世界写得毫无意义，也能用“废话”式得风格写出地震时自己的心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当刺激到民族主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最为义愤填膺的也许是最能揭露国家丑恶的文人。人们都不缺少爱国主义和民族心理，只是缺少社会和民族主义的刺激。
梨花体走向公众视野，还源于一种名人效应。因为赵丽华曾经写过好诗，并获得极高的荣誉和地位。她的那些梨花体如果是普通的人写出来，顶多能算游戏。然而在赵丽华及其与她同一战线的诗人们看来，便可曲解出无限诗意。
三、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
然而，造成中国新诗变异的，不止于这些外在的力量，更是人们心理受到潜移默化，不自觉地接受一种现代性哲学思辨的结果。在艰苦的抗争年代，诗人们往往意气昂扬，从不怀疑未来生活的美好。当和平的生活真正来临的时候，大多数文人却充满了悲观主义情绪，自己也弄不清到底在怀疑和否定着生活的什么。
东西方哲学有着共通之处，都是从神本位转移到人本位。这一方面中国比西方转变的时间早得多。孔子两千多年前就篡改神话，教导“未知生，焉知死”，而欧洲在神学思想的统治下，直到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才把握了自我.。正如后现代思想倾向所讲，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真理。叔本华开启了反理性主义的先河，其后，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后现代转向与非理性主义转向一脉相承，把理性主义一步步逼到万劫不复的深渊。至于为何出现反理性，非理性主义和生存论都没有回答，直到20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才对这种转变做出合理的解释，这种哲学的发展进程类似于小说叙事中的倒叙手法。
福柯在60年代的学术观点，将西方不同时期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知识型，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相似知识型和古典时期的表象知识型，从19世纪至今是根源知识型，人处于表象的前台，世界秩序本身没有规律，知识本身没有确定性，都是人赋予其肯定。知识型的裂变导致“人”的死亡，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福柯宣告人也死了，表现是人将不再处于创造的中心地位，不再处于宇宙的中心。
这一派别先把人从宇宙中心拉出来，尔后把一切在理性主义哲学时代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挑出来。无论东西方，主流思想都是把世界看成是二元对立的：真理与谬误，理性与感性，本质与现象，生与死，美与丑等。人们都以前者为标准的眼光去看待二元对立，认为前者都是本质的、中心的、本源的，而后者都是非本质的、边缘的、派生的。有意抬高前者的地位，将其上升为社会道德，这种不平等待遇的结果便成为禁锢人们生活与思想的理性。几次社会革命的失败，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事实，甚至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失败等事件，使理性建立起的神圣真理之殿必然坍塌。后现代主义的德里达直接解构了这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意义有了不确定性，摧毁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叔本华最先举起反对理性主义的旗帜。他认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人最大的恐惧就是对死亡的忧虑，这种恐惧的根源在于意志。人们的生活之所以悲观，是由于人们意志的本质是盲目的欲望和不可遏止的冲动。愿望饱和后，目标便形同虚设，人就是在“欲望——实现——新欲望”中循环往复，实践着人生永不完满的结局。叔本华带着早产的思想去撼动理性主义哲学的基石，在当时是可笑的。然而，欧洲革命失败，人们看到永恒的理性、真理并不能让人真正幸福，对它们的追求是“盲目的理性”。
美学时时刻刻跟随着哲学的脚步，从苏格拉底起，美学研究的主流就是审美，绝非审丑，丑作为美的对立物运用在文学中来提高美的地位。
理性主义的思辨哲学被推倒在地，理性主义美学也随之崩溃。丑便冠冕堂皇地走进审美领域，而不是作为提高美的衬托物被接纳到艺术中。
尽管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教育传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思想，但是，当代人们的行为和言语表现有着深深地非理性印记，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二元对立的两个方面，不再将美和理性作为一种真理来追求，在这方面特征最突出的就是垃圾派。
垃圾派由皮旦创立，后有徐乡愁、管党生、余毒等二十多人的追随。垃圾派有三条原则：第一原则是还原、向下，非灵、非肉；第二原则是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第三原则是粗糙、放浪，方死、方生。
理性主义在各个领域坍塌，以人为本位的观念必然改变，正如福柯所说，人不再处于世界的中心。在技术和思想的双重压迫下，社会和人都异化为病态，这种病态使人像体验物品一样去体验自己和外在世界，感觉不到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人感觉自己丧失了思想和理性，在社会上，不过是等同于一台机床、一辆车或者更为人所嗤的东西。
徐乡愁将垃圾派的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我不得好死》：
我永远不得好死
出门被车子撞
游泳遭遇海啸
第一次坐飞机就流行空难
中了五百万心梗
抢银行被当场抓获
我策动诗歌起义
差点满门抄斩
我跟警察巷战
终于暴死在街头
我的瞳孔渐渐的大起来了
世界渐渐的小下去了
没有人来给我收尸
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埋了
最好把我的尸体吊起来
像死猪一样地吊在
城门的上空示众
过路的群众快来看
背背篓的提篮子的不要挤
中小学生都来看
法制教育从娃娃抓起
朝廷的钦犯们也来看
看完了也不要收尸
我还没有死够
人们一直接受着人是最高等、最智慧的动物，是世界的主宰，人代表着理性和美好的教育。当人努力地生活，但追求不到理性所说的真理后，便发现了人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是多么无能为力。徐乡愁另有《我的垃圾人生》《屎的奉献》《人是造粪的机器》《你们把我干掉算了》《我的良心被狗吃了》等诗歌，仅从题目就表现出对人生价值的否定，生活就是垃圾的倾向。
垃圾派的思想，把各种世界观融合一起，仿佛它的本源就是捡起西方现代哲学倒掉的各种垃圾。在反崇高、反理性之后，他们也在思考生死存亡。如徐乡愁《我不得好死》《我的良心被狗吃了》，皮旦《解剖课》，余毒的《本人已死，有事烧纸》等诗歌表现出对死亡的无所畏惧，对其持赞赏和调侃的态度，精辟地诠释了垃圾派的第三条原则，方死方生，看淡生死存亡，这充满了存在主义的倾向。
人们关注近两年韩国艺人频频自杀的新闻，殊不知，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初，文人相继自杀也曾让不少人追问：“生命有何价值？”这一时期，北方诗坛复苏不久，却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诗人们不再为国家受欺凌而愤然，不再为衣食不济而担忧，精神世界因外在物质的充足而变得空虚。柏拉图认为诗歌源于灵感和迷狂，诗人受诗神附体陷入迷狂状态，而迷狂往往使他们的精神陷入混乱，感性压倒理性。他们努力找寻世界的先在本质与真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他们热情地探索理性、崇高；他们祈盼在物欲横流的工业社会中营造诗的原始世界。当理想达不到时，他们唯有以牺牲悲剧成就其崇高和伟大。
同样的情况下，当代诗人却寻找到了最适合这个社会的表达方式。海德格尔说生活充满了畏和惧，人最大的畏惧就是面对死亡。对死亡的畏惧使人逃避到日常生活中去，越是畏死的人，越是沉沦于日常生活。所以，人必须本真的向死而在，不要等到死亡来临时才思考死亡，要先行到死中去。直面死亡，才能使人从沉沦中醒来，筹划自己的人生。
垃圾派正是秉承这种思想，摆脱迷狂，以狂热的态度超脱于生死之外。现代诗人的观念是为海子、顾城等诗人、也为自己寻求的一条生路。那个时代的诗人追求崇高、真理，现代诗人的看法是世界没有崇高和真理，不用去努力追求，当然也不用因为达不到目标，失去对生命的眷念。海德格尔“先行到死中去”的观点，两代人以不同的方式去实践了，海子他们认为牺牲的伟大的，最彻底地到死中去就是肉体的消逝，而当代诗人认为生命就是无意义，牺牲更是毫无意义，所以他们的方式是鄙视死亡，用语言来消解对死亡的畏惧。后者无疑是聪明的或者说是狡猾的。
在垃圾派或相似派别的作家心里，他们宁愿要一个暂时的、可错的生活，也不要一个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所谓的真理，是虚幻的，它欺骗着人类向着一个虚无的东西努力并失败，等着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继续徒劳无功。他们不去追求一个信念，人的生活实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真理。古代人没有与电有关的一切东西，对现代人来讲，简直生不如死，难道说古代的人离真理比我们远吗？不是。他们的梦想就止于此，比起现代人天马行空的欲望和幻想，他们比现代人幸福多了。
四、生存论
有些现代人实在受累于这种欲望，不再假设和追求世界有先在的本质，要使人拥有最适合现实社会的思想，便要消解思想的确定性、反叛意义的崇高性、否定客观的真理。
叔本华以后，人们不再去思考人的崇高和理性，而转向了对人的生存的思考。
当代诗坛里，梨花体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废话派才是这种形式的先驱。废话派就如同他的名称一样，把废话分行，即所谓诗歌。废话派、垃圾派、无聊派等流派的创始人在定名上就否定自身，调侃自己的同时也调侃了世界。莽汉主义、非非主义虽然倡导减去语感、减去诗意，但他们的诗歌不由自主地呈现出意义，如《悬棺》《枭王》《大佛》等有很深的思想意义和很高的文学价值。这种理论在21世纪被极端化了。这时，莽汉、非非倒不能接受自己创造的诗歌理论了。
牧野是荒诞派的创始人，后来又开创了无聊派。两个派别的诗歌形式一如其名，但他们的理论却体现出哲学的思辨。牧野的《无聊派的宣言》主要说：“无聊，和达达一词一样，并不代表什么意义。但是，作为符号，很不幸，它作为了一个流派的代码：无聊派。”
无聊派的精神在于对任何自然科学或感性思想都是平等的，并且是无聊的；让无聊以诗文本的形式解释符咒；人并非本人，自然亦非大化本然；任何文本形式的表述都是无聊，所以无聊派没有时间和历史概念，不承担任何社会和历史甚至自身的责任，不仅如此，人的生命也是无聊的。无聊主义者认为，尼采在上世纪宣布上帝死亡是垃圾派奠基，上帝的生存和死亡都是无聊的，只有上帝是唯一的，有权力自杀，而人的自杀是不成立的。假如上帝真的自杀，并且成功自杀，西方文化瞬间获得死亡和尸解。因此说，无聊主义者不信上帝。无聊主义者一再重复，无聊主义提前取消了自己，亦即“我是”或“我在”。如牧野的《诗是什么》：
如果还知道诗是什么
一定也知道一条狗
有多少条命，死过多少回
它有黑色的皮毛
中午的眼屎
比春天短一公分的舌头
它在你面前没有太多的想法
走走停停，左边，右边
有时干脆坐在门口
尾巴掖掖藏藏
你不可能料到
它是一条从诗歌丛林逃跑的
怀着孩子的母狗
这首诗看似准备写“诗是什么”，可是还没有起题，便风马牛不相及地转换了方向。无聊派诗歌大抵如此，没有系统的文字和语言，没有意义可发掘出时代或历史。老子说：有名，天地之始；无名，万物之母。有生于无，他们在宣扬世界无真理时，实则在追随一种“虚空”的真理，只是跟道家出仕无为，修养身心不同，无聊、垃圾等以超脱意义的入世态度在繁华中隐藏自己全部情感，“明哲保身”，体现出在无聊中的无责任意识。
在这些诗歌中，废话派产生时间早于梨花体、无聊派等。在理论上，废话派虽然没有像无聊派一样有宣言和倡导，在诗歌形式上二者却是一脉相承的，在消解诗歌意义上，无聊派没有废话派做得彻底。无聊派尚有小部分诗歌有些拗口，废话派更是“白话中的白话”。如废话派代表人物杨黎的《秋风起》：
哪儿的风
吹在我
半裸的身上
当时是凌晨
我刚坐在
电脑前
想写一首
关于秋天的诗
巧啊，我说
那就这样写好了
根据这首诗，我们可以在脑海里描绘出一幅图画，一个无聊的人在写一些废话，这些废话使当代人的情感。他也在思考，思考为什么当代人的生存为什么会崇尚废话。在对生存的思考中，海德格尔首先道出了“此在”的个体本质，人的本真存在应面对死亡，而萨特则完善地建立了存在主义理论。
萨特认为，世界有两种存在，一是自在的存在，即本质先于存在，世界上有一个永恒的真理。一是自为的存在，存在先于本质，本质不是既定的，没有什么现在的本性，人的本质是他自己决定的。
世界上有本质先于存在的东西，如保暖手套，在被制作出来之前，它的功能已经确定了，人们根据它的这个本质制造出来，使其存在于这个世界。理性主义哲学认为人也如此，人有一个本质，人生下来就要朝它的本质去追求，否则生命无意义。随着先验梦想的失败，社会科技的发展，本质先于存在就不再符合人类你“生”的需求。而存在先于本质，则告诉人们世界没有先验的真理，人最初的本质表现为“无”，人生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而不是普遍的本质，需要由根据自己的意向来设计、选择和塑造自己，成为他愿意的那种人。
存在先于本质本是要告诉人们，人生的本质是一片空白，需要你自己的描画，一个人选择什么，它的本质就是什么。废话派、无聊派等没有朝“无”之后的“选择”界定自己的意义，却在生命最初的“生活无意义”就不再前进。生活是无意义的，当代人的笔尖下的诗是“描写主义”，仅仅描写生活无意义的现状，不是为生活创造意义，所以，他们的诗、感情也是无意义的。这也是一种选择，以无意义来填补“无意义”，他们为自己本质的界定就是最初的“无意义”。
在人性、生活异化和物化的时代，存在主义哲学追求个体自由，揭示了现代人的存在的沉沦和世界的荒谬。牧野在《无聊派宣言》中提到的，都是叔本华及其以后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观念和道教的“虚无”观，虽然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却很好地适应了当代很大一部分现代人的生活和思想。
在这类流派中，还有一类流派没有详细提及，就是以沈浩波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
“下半身写作”首先在小说界泛滥，曾经因骂架而红极一时的卫慧、九单便是代表人物，这类小说必然影响诗歌领域。原因之二在于，文学创作受社会生活状况的影响。在抗战年代，诗人思考国家的独立；在贫穷年代，诗人思考国家的富强；在科技发达、物质丰富的时代，诗人们只好“饱暖思淫欲”。若批评家批其“低俗”，定会有人反对他“浅薄”。这类诗歌用弗洛伊德的“性欲说”作为其理论支撑点，用诗歌表达出来，也就成了艺术。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原是性欲与生俱来，人的生命之初已存在，性冲动伴随人的终身。他的性欲说是指人们一切追求快乐的欲望，性本能冲动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当这种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就要释放能量，否则会造成机体的压抑、精神分裂等。我们且不论“下半身”诗歌是释放弗洛伊德所谓的“里比多”，还是故意推崇这种“病态”欣赏，也不去评判“下半身”诗歌是好是坏，即使不登大雅之堂，存在即合理，起着他应有的作用。
五、理性写作与感性写作
理性主义哲学重理性，非理性主义哲学重感性，都达到了极端。现代社会人应该怎样对待文学中理性与感性的成分比呢？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提出了两种精神：即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日神是美的外观的表征，代表着艺术。人们借助于艺术战胜真理的残忍、丑陋，但美不能赋予人生以终极意义，便要有酒神精神。酒神是情绪放纵的表征，表达着个体生命是稍纵即逝，但生命意志却是不断再生的。
若说日神精神更多的是理性，那酒神精神就更多感性。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以上提及的诗歌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是放纵个人情绪，不管是垃圾的，还是无聊的，他们不去理会“正统”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诗歌，只在乎自己的创作快感，是没有喝醉的酒神精神。而“下半身”尤为突出地蔑视理性，放纵情欲，近乎迷狂地对人之“祖”的崇拜。
关于“赵丽华诗歌事件”的论争，是以梨花体的胜利结束，因为所有的诗人，即使反对废话派、垃圾派的“正统”诗人都支持现代诗歌、支持赵丽华。在这次事件中，我觉得两派人马都犯了一个错误。首先是反对派，以韩寒为代表，在反对梨花体的过程中，一竿子打死，将梨花体与现代诗混为一谈，于是写出《现代诗歌和现代诗人怎么还存在》这种过于偏激的文章，自然会引发所有现代诗人的反对。而在支持派中，第三代诗人本是反对这种纯情绪、无意义的写作，现在面临了更大的敌人，要推翻反对派的理论，就得与昔日的敌人统一战线，于是诗界的主流声音便是“支持现代诗”，但反对派是以反对赵丽华为重点的，于是在“支持现代诗”后加上了“支持赵丽华”。
无论如何，这个社会的主流是理性的。一个感性的社会，虽然放任了人的自由，但会造成社会如酒醉般，必将一败涂地。若要教导人们理性地写诗，首先应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以陌生化的眼光感性地看待世界；然后，应该思考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大众的情感需要什么，即使那是违背你的自然情绪，来理性地写作。
总之，当代诗坛的“病态”诗歌之所以产生，是社会现状与历史演变的影响，也是当代诗人接受西方哲学观念而思想变化使然。它虽然受到许多人的垢责，但终究表达这一群人对现代社会的态度以及个人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 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韩秋红、庞力生、王艳华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弗洛伊德——欲望决定命运》,吴光远、徐万里著,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
3 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洪子诚、刘登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