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于是 有了 徐志摩，有了闻一多，有了郭沫若，有了冯志 ....而如今太平盛世
现代诗歌创作遭遇了更大的一个困惑，那就是诗歌的核心要素——语言的嬗变所带来的巨大麻烦。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能拥有“诗歌王国”的美誉，那是因为她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单音节词汇。的确，单音节词汇在构词、造句方面的自由灵活可以任诗人腾挪有致、得心应手，但可惜这都是过去的荣光了。如今，以双音节为主体的现代汉语词汇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构词、造句功能，因此，留给诗人腾挪的语言空间自然就窄了许多。再加上近百年白话文运动所形成的负面影响，让一些人错误的认为：“文言”都是“旧的”，“旧的”都是“不好的”。殊不知许多文言词语凝炼含蓄、以一当十，直到今天仍然充满生命力。前面提到，现代社会受西方文明主导——这是事实，但请不要忘了：我们有独立、完整的文明历史和活力无穷的语言文字（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罕见的）。作为现代中国人应该有信心和能力延续我们的先人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虽然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古代回到田园回到“在河之洲”，但“在水一方”的柔情，“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情，“遍插茱萸少一人”的亲情，“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友情，“在天愿为比翼鸟”的爱情，“东风无力百花残”的别情，“自在娇莺恰恰啼”的闲情……无不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液，化为我们的精、气、神。因此，就算我们再现代再西化，我们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抛弃传统。就像我们有的人将自己的头发染成金黄色，但你能将自己的皮肤弄成白色、将眼睛弄成蓝色吗？以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为例，他是一个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同时对欧美文学有深入研究，视野开阔，创新意识极强的诗人。余先生早年受欧美现代思潮影响极深，并吸取了许多养份，写出了很现代的诗作，表现出反传统的创作取向。但多年的国外生活经历告诉他：完全用西方人的话语方式同西方人交流并不能讨好人家，只能让自己的内心情感失去依托。于是开始反西化，自觉地回归传统。从他的大量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西方现代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是怎样在碰撞中融合而创造出新的语言、意韵和节奏的。总体说来，余光中的现代诗歌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我们很容易在余先生的诗作里感受到被唐诗宋词的意境、句法、情韵所包围所笼罩而形成的那种或许只有中国人才能意会的莫名的幸福。
当代诗人中，北岛、顾城、海子等人都有可贵的探索及佳作。
回首历史，我们足以自豪；注目今天，我们无须自愧；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有丰厚的诗歌传统，有精彩的现实生活，有勤奋的创作群体，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诗歌一定会迎来辉煌的明天。
第一：旧的诗歌时代已经过去，现代诗歌还未与新时代接轨。所谓诗人和不同形式的诗歌，大部分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大背景之中。
诗歌，最早产生于诗经时代，那时它作为一种歌谣被人们吟唱，其作者大部分都是劳动人民。楚辞时代，骚体诗歌以屈原为代表，这与当时国家战乱，宦官当道，怀王却亲佞远贤的种种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汉赋时代，集铺承之能势，辞藻之华丽正如大汉盛世。大唐迎来了诗歌的黄金时代，与其以诗取士密不可分。后来宋词元曲，看似在形式上改头换面，实则诗歌的演变，宋重文轻武，国家内忧外患。随着市民文化的膨胀，才出现小说，它完全脱离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直到近代，帝国入侵，国家沦落，顽强抗争时代又催生了新诗的萌芽。以及经文革的挫折，终于磨练出像冰心。徐志摩。席慕容等一批新的诗人。他们的诗歌，融入了大量的西方诗歌的元素，因为近代及当代中国逐渐走向了世界。至于现代，诗歌还没有发展方向。
因此，当代小说大享郭敬明。韩寒等说，90后无诗人。看似武断，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第二：诗歌遭受中国教育冷落。我想，诗歌的命运和前途不是把握在那些死去的人手里的，而是寄希望于后人的。然而不幸的是，现在的诗歌，只是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摆设，对历史光辉的一种纪念，已成为一种可望不可即染了历史的沧桑的烟花。
现在，只要你翻译下学生的试卷，看看作文的要求你就明白了。“除诗歌外，文体不限！”这是当代教育的要求，要学生学诗，不让学生学写诗。你想90后哪有诗人呢？
教育无论怎样改革，作文还是言志，诗也是言志，那么为什么诗歌这种文体被排挤在外呢？这一杠子，是不是打死了当代的大部分诗人？
诗歌的大道是生活
诗从自然和个人生活元素出发，也从时
代特征和精神经验出发，诗歌中有一种东西
叫穿透力，它穿透人生、现实、时代。这种穿透
力的东西非常重要，那些能够穿透社会时代、
历史时空总和的作品，是诗人所梦想的，它具有博大的力量，但这种穿透力建立在整个人
生与时代光亮的跳动之上，所以需要博大的
人格与丰富的阅历，否则，就是虚假的视野，
难以实现对巨大时空的征服。
于我而言，我仅能努力的是返回到一个
人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生活的直观面目、本
来面目，让自己努力去获得关于当下的生命
力的更为清晰的体验。个人生活是唯一真实
的体验，写作不能贬低当下的直接生存体验，
它保存或者说汇聚了可以领悟的现存时刻。
接近于诗的本质只有一种，理解自己的生活，
植根于生活的直接真切感受，而在这个层面
上，我一直以为诗歌的写作是有边界的，时间
的边界和空间的边界，也就是人生的边界，人
生等同于体验“我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某种方
式。很多时候，我对自己写作行为的认可只能
在我生存的时间之内，在我存在的历史状态
之内，前在的历史和生活与我无关。我有时非
常强烈的感到，我的诗歌无法传达在我人生
之前的信息，我觉得那会让我失去“我”的本
真性。我尚未拥有感知的资质去配合无限的
时空，所以，我无法挑战无限性，我的诗歌视
域仅仅在这里，现世、现在、现存。
人生而被赋予了时间上的短暂性和空间
上的有限性，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困境，从这
个实际的困境出发，在当下的世界环境中去
寻找自我，去体验人生的种种可能性与风险，
去达到体验的极值，这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大
可能。而写作的视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视域，
一个人的最大可能只能就他在这个世界的存
在而言，这是最客观、最可靠也是最诚实的。
基于此，我认可诗歌写作的最大视域是个人
史的写作，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畴最终支配
了我们的人生，也支配了我们的写作。我以
为，当那些写下的作品永恒的时候，并不是说
作品的时空获得了无限外延，而仅仅是这个
作品的震撼力非常强大，它强大得足以使那
个时空状态停滞了。
把诗歌落实到自己的人生之中，把自己
的身份回归或者说降低到自我的真实存在上
来，诗就成为我们处于正常状态的视觉、听觉、触觉、感觉，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本来的样
子，或者，就是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接
受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才能回应现代
生活加之于我们的各种各样新的多样性体验，
才能传达我们对于当下世界的感受能力，我以
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抵达当下生活的
本质，又怎能抵达今日诗歌的本质。
当然，诗歌的写作不在任何文学范式之
下，我这样说也是多余的。
中国当代诗歌发展：
1、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当代诗歌整体上极为突出的政治化特征。
2、中国当代诗歌开始了全方位的艺术性回归，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文学史意义上的历史“新时期”。
3、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先锋诗的写作一度呈现出某种耐人寻味的“断裂”与转向。
知识链接：
1、关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分期，传统的分法一般按照历史学的概念来划分，即1917年上溯至鸦片战争称“近代文学”；1917----1949年称“现代文学”；1949年建国以来称“当代文学”。
2、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当代诗歌整体上极为突出的政治化特征。具体说来，在1949年至1976年近30年的时段里，中国当代诗歌的集体化写作倾向十分鲜明，诗人们在奉表现时代精神为圭臬的创作原则的强大规范下，对自己的诗歌写作在题材、主题以及语言形式和审美风格等各个层面，几乎均作出了自觉而趋同性的调整与处理。譬如：一是以郭小川、贺敬之等诗人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二是以闻捷、李季、张志民、傅仇、严阵等诗人为代表的“生活抒情诗”；三是以李瑛、公刘、顾工、韩笑、张永枚等诗人为代表的“军旅诗”。这三种写作向度盛行其道，建构了此一时期的当代诗歌秩序，成为当时的诗歌主流。
3、进入“新时期”(以1978年为开端)。新时期的诗坛初步体现出诗歌的多样化特征，但真正给20世纪80年代诗坛带来诗学观念与美学趣味巨大冲击和“革命”性变化的，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具有探索性、实验性、先锋性特质的诗歌潮流，它们就是当代诗歌批评界所指认的“朦胧诗”与“第三代诗”。
古典诗词在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及当代的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巨大的思想价值及其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决定的。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他们的诗歌，但不同的民族，诗歌的发展程度是不同，诗在不同民族的精神生活中的比重也是不同的。世界上的许多民族的诗歌，都长期处于原始的、自然的发展阶段，真正高度发达的诗歌艺术，是以高度发展的文化为基础的。当然文化的发展也不一定必然促使诗歌的发展，其中必须有适宜于诗歌的文化因素。这样来看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其适宜于诗歌发展的因素，是极其丰富的，举其大端，如礼乐文明的崇尚、山水审美活动的兴盛、文官制度与科举考试，无不是促进诗歌艺术长期的繁荣并高度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诗歌，早期的成绩就十分辉煌，有《诗经》、楚辞、汉乐府诗三大系统，作为后来文人诗歌的源头与母体。魏晋时期，进入高度自觉的文人诗发展的时期，从此一直到近代，以文人为主体的诗歌系统，一直在连续发展，其历史之长，诗人之多，诗歌对整个社会文化影响之深，的确是举世罕见的。这样造成的古典诗词艺术，其审美价值之高，自然无需论证。文化与文学的历史既然是无法割断的，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的诗词在当代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自然也毋庸争议的。虽然，五四以来，出现了新诗的创作，其成就也堪称辉煌，但对于更多的大众甚至在知识分子群中，古典诗歌仍然在人们的诗歌欣赏与陶情治性乃至社会交际中占有主要的地位。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代人对古典诗词，仍有很高的需求。
古典诗词与当代人的重要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当代人的诗词写作活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诗兴起，所以20世纪的诗歌创作，从发展的方向来说，是以新诗为主流的。但在整个20世纪，诗词乃至于曲赋的创作，一直在延续。20世纪初，一些以旧文人为主体的诗词流派如同光体、晚唐体创作上仍然十分活跃。稍后一辈的知识阶层中，仍然有不少人擅长诗词写作，也出现了一些诗词创作群体，我认为至少存在学者、职业革命家、新文学家这样三个重要的旧体诗词创作群体，出现一大批重要的诗词家。他们的知识背景、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各不相同，但都程度不同地接受过五四文化运动的洗礼。所以，20世纪的诗词，并非简单地模仿与复古，而添进了不少现代的精神。当然，20世纪的诗词写作，是时有起伏的，有时不无衰落之态，文化的政策、文学的观念都有不利于诗词发展的一些因素。近20年来，从写作者的人数、作品数量、诗词活动之频繁、刊物之众多来看，颇有复兴之势，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旧体诗词的吸引力在增加。诗歌是青春的缪斯，青年人总是有一种天然的爱好诗歌、尝试创作的愿望。他们中间旧体诗词写作的增加，正说明当代人与古典诗词之间有着难以割断的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当代人继承传统的诗歌思想，用诗词吟咏情性、刺美现实，使当代诗词在表现当代人的情感与思想、反映当代生活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功能。新诗的出现，无疑是古老诗国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对文化精神也是一种更新。但旧体诗词，是具有与新诗并存发展的价值的，甚至在审美与表现的功能上可以互补。所以，我认为，在诗歌界与学术界，亟须建立一种宽容大度、新旧体并重的新的诗歌观念，这有利新诗与旧体诗词的共同发展，以造就中华民族诗歌的再度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