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与沈从文的土匪书的异同分析

　摘 要：上个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和湘西作家沈从文不约而同地关注了土匪这一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塑造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土匪形象。然而，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他们的土匪书写在表现方式、审美观照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立足于两位作家的匪类题材书写，深入文本，探寻其共同的表现对象后面作家创作心理、价值取向和表现内涵的异同。 　　关键词：端木蕻良；沈从文；土匪书写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005-02 　　中国不仅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而且有着漫长的土匪历史，土匪的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①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土匪具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表现出一定的文化趋向和特征，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体系。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中国，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激烈尖锐的文化语境下，“土匪文学”格外繁荣。作家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越了以往，土匪成了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一个镜像。端木蕻良和沈从文都在这一时期塑造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土匪形象。他们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关注土匪这一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探索土匪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然而，他们一个生在天寒地冻的东北，一个长在钟灵毓秀的湘西，在书写这类共同题材时，也存在着明显的表现方式和审美观照的差异。 　　一、“东北胡子”与“湘西苗匪” 　　民国时期，东北的土匪人数之多、分布之广、民间文化根基之深，堪称中国之最。在近代东北社会中，“胡匪”已成为一种十分突出的历史文化现象。端木笔下的土匪形象是东北土地的人格化体现。土地对于以农业文明繁衍的民族来说是生存的根本，生命在其中被孕育和成长。端木对于土匪的表现和他对于土地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仿佛我一生下来的第一眼，我便看见了她，而且永远记起了她……从此，泥土的气息和稻草的气息便永远徘徊在我的面前。在沉睡的梦里甚至在离开了土地的海洋的漂泊途中，我仍然能闻到土地的气息和泥土的芳香”。②厚重、坚忍、沉静、保守，这些都是被人格化的大地品格，它们为农民所有。除此之外，东北大地的深处还躁动着一种不安的力量，那是带有野性力量的大地，那是黑土地孕育的生命强力。 　　民国时期的湘西处于由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向近代商品经济转化的过程中，社会呈现出一种极不稳定的状况，成为滋生土匪的温床。沈从文对于湘西苗民为匪给予了深厚的同情和理解，他谈到苗人为匪实有其苦衷，并力图为湘西人正名：“湘西人充过兵役的，被贪官污吏坏保甲逼到无可奈何时，容易入山作匪，并非乐于为匪……他们大多数在现在中国人中，实在还是一种最勤苦、俭朴，能生产而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③沈从文用生动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交织着野蛮和优美”的近代以来湘西世界，而其中对于土匪的书写尤其增加了人们对于这个陌生世界的传奇想象。《在别一个国度里》被迫嫁给了大王，却过得十分幸福；《一个大王》中曾亲手杀过两百多人的大王出身的差役刘云亭，为司令官当保镖，却受了一个女人的情感牵连；《喽啰》里的土匪喽啰四摊甚至喜爱这种“肥羊”(即肉票)的生活，并且不吝惜所有的美好词汇来形容这个小土匪的美善天性……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令读者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飞扬的匪性和普通的人性放在一起，强烈的不协调就产生了传奇性。 　　二、野性呼唤与悲悯情怀 　　降生在科尔沁草原的端木，对于原始生命力充满了偏爱。、在南开读书期间，他在一些论文中表达过对于力的崇尚：“现在的世界，是个力量的世界。一切的评价，都须拿力量作惟一标准”。④因此，端木对土匪的表现，更着重于东北民众的生命力的体现，充满对人类命运的关怀。端木一接触到东北的农民，便感悟到人类最强烈的求生意志，他对极富生命强力的东北农民表达了极高的赞扬。显然作者不是从善与恶的道德审美角度来对笔下的东北胡匪加以评判，而是从崇高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匪性文化，东北胡子所体现的那种粗犷野蛮的气魄和强力具有一种崇高之美。 　　与端木的呼唤野性不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土匪书写带着《边城》似的浪漫传奇情调。作者生长于湘西，对于湘西匪患的根源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湘西人的匪性也有深切的体会。沈从文说过，他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怎样的人性呢?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而沈从文笔下的土匪形象恰恰蕴含了这种理想人性中的一些元素，比如勇敢、忠诚、强悍、率真。《喽啰》中的小土匪四摊是一个代表，主人公“我”毫不吝惜自己对于四摊的赞美和崇拜，更有意思的是“我”对于四摊发生了一种类似于同性恋的情爱，而这情爱的发生皆是源自于四摊那种天然的美和善。我们感觉到，沈从文的土匪书写透出一种强烈的民间性，他执拗地站在土匪的一边，从他的有色眼镜里滤去血腥和暴力，丑恶和狰狞，而表现出土匪的人性化的一面。他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这种思考方式就是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 　　三、命运悲剧与民族忧虑 　　从沈从文对土匪故事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忧虑。土匪们虽然对不公平的社会和命运进行了抗争，“但那只是自发的、朦胧的、原始的反抗，缺乏理性光辉的照耀”⑤。土匪的悲剧性命运是必然的，因为不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将他们置于社会的正常秩序之外，他们本身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注定了其人生命运的悲凉。然而更可悲哀的是，他们不能感觉到悲凉，或者感觉到了也无可奈何。这些充满了原始生命强力的匪徒们在现代文明面前无能为力，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主体性，无法创造自己的未来。但沈从文亦从匪性人格中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即为了新的开始，首先要有一个对旧世界彻底的打破，这样恶的毁灭性力量便具有了一种积极的意义，因此沈从文在《箱子岩》中对于兵油子出身、匪气十足的跛脚什长才会寄予幻想。虽然匪性人格的反抗里只有以恶制恶的破坏力量，没有建设性的创新能力，但毕竟它打破了亘古不变的宁静，一成不变的历史格局。古老的民族要得以重生，首先应以破坏的力量使它成为废墟，然后才能在灵魂的空白处重新描绘。 　　和沈从文在《箱子 岩》中所表达的忧思一样，作为知识分子的端木蕻良同样明白这种匪性力量的悲剧性命运，所以对于东北人生命强力的赞颂中也包含着某种担心。因为非理性的强力一旦没有出路和方向，就会演绎成无法控制的暴力悲剧。《科尔沁草原》中古榆城即将被老北风攻入前夕的描写让人印象十分深刻：两个被胡匪天狗的手下捆绑起来的全城顶字号商务会长和显赫的大老板被胡匪们点了天灯，这本应是极为残酷可怕的情景，但在端木的笔下居然充满了一种狂欢的性质，痛苦的挣扎中具有舞蹈和音乐的审美想象，是毫无疑问的暴力美学的体现。在端木这里，骚乱的城镇像是在血与火中的狂欢，是人们被释放的欲望的狂欢，像一曲变调的狂欢生命交响曲，体现了另一种历史的面目。那种对于救亡的激情，对于历史动荡深层原因的探询，体现出一种开阔的历史胸襟和对民族命运的真切关怀。 　　端木蕻良笔下充满着原始生命力的“东北胡子”在抗日战争的浪潮中涤荡出了豪迈的英雄气概，沈从文笔下洋溢着日常温情的湘西苗匪则在作家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中演绎出了浪漫的凡人色彩。然而两位作家同时对土匪所代表的反抗精神给予了认同和肯定，对其盲目性和悲剧性的命运也有着大体一致的看法，同时作家对民族未来的忧虑也渗透在叙述的字里行间，留给人无尽的思考。 　　注释： 　　①韦尔斯.人类的命运.闻一多.闻一多全集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②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万象.1944. 　　③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端木蕻良.力量的世界,南开双周. 　　⑤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长沙:岳麓书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