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无疑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主流。在现代文学中，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等作品已成为代代相传的经典。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乡土文学依然占据文学版图的主流位置。贾平凹、莫言、陈忠实、刘亮程等人的作品广受欢迎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其实，乡土文学的盛行绝非是这一百年的事情。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等游子思乡的诗歌并不少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乡愁”，这是文学永恒的、绕不开的话题。考察文学作品中乡土意识的流变，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人心向度和人情冷暖。
一.以乡村的优美回应现代文明的冲击
乡愁，这是作家挥之不去的写作源泉。批评家谢有顺就认为，“乡愁是地理学的，也是精神学的，所以，伟大的作家往往都热衷写自己所熟悉的故乡。鲁迅写绍兴，沈从文写湘西，莫言写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写商州，福克纳写自己那像邮票一样大小的家乡——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写作根据地。”[1]如果说，过去诗人的“乡愁”主要是因为地理空间的限制而产生的思乡情绪的话，那么自“五四”以降，作家的“乡愁”已经不再停留在地理意义的范畴，而是上升到了更高的精神还乡的层面。即寻找精神家园，灵魂信仰。
应该说，这个时期作家的“乡愁”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的。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知识精英目睹了国耻家辱，内心的文化信仰已经坍塌，无论是儒家学说，还是道家学说，都已经无法再让知识分子的脊梁挺立起来。所以他们渴望拥抱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一切事物，其中也包括西方的学说、理论。但另一方面，当他们置身于都市的时候，他们发现，所谓的现代文明并不能让他们受苦受难的灵魂获得解救。而且，他们所熟悉的乡村不但没有在现代文明的驱动下获得重生，相反，乡村日益凋敝、衰败，人心日渐精明、狡猾。家园——无论是地理意义的，还是精神意义上的家园都已经一去不复返。正如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一样，那时候的知识精英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彷徨无助、飘零不安的游子。沈从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当西方现代文明强势进入的中国大地时，社会上弥漫着一股交织着自卑、屈辱及盲目崇拜的空气。沈从文很快就意识到，乡村那种自然、健康、优美的人性样式可能就要丧失了;而更可怕的是，长期稳定的乡村秩序很快也会土崩瓦解，而新的人性和社会图景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他在《长河》题记中明确表达了这种忧虑——“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2]可见，人性堕落、人际关系日益复杂以及功利的人生信仰是当时乡村社会活生生的现实。尽管现代文明带进来了一些工具和思想，但在沈从文看来，“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3]也因如此，沈从文被贴上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其实，这恰好是沈从文独立个性的体现，当时代狂潮裹挟着芸芸众生不明所以地向前走的时候，沈从文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实乡下人的警惕和审视态度，他不像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那样热情地拥抱西方现代文明并操练着“时髦”的理论;也不认为那些西洋器物能带给民众新的幸福期盼。相反，现代文明打破了时空限制强势进入中国内陆时，也搅乱了人心，形成了新的欲望专制——边民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原生态生活，他们突然发现了世界的广阔，但又说不清欲望的对象是什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对徒有形式的现代文明的清醒认识，他创作的背后一直有一种隐性的声音在对抗着“五四话语”的优越感——是谁赋予了“现代”的合法性、应然性和普适性？他的质疑眼光从庸常生活一直到文化生活，也因此有了后期的一系列“抽象的抒情”。
二.以“乡村哲学”治愈都市的“文明病”
近百年来，以“乡愁”质疑现代文明对乡村生活秩序破坏的声音不绝于耳。当代乡土作家刘亮程也可视为这个阵营的杰出代表。但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充满了诗情画意、人情素朴不同的是，刘亮程的乡土散文谈不上直接的诗情画意。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一支笔宁肯写出各类动物植物等一切自然的事物，也不愿为乡村的人性、人伦、人情唱一曲赞歌或挽歌。也就是说，在刘亮程的笔下，人不再是乡村图景的中心，而是乡村生态的参照物。这是很重要的颠覆。譬如在《与虫共眠》中，作者居然觉得被虫子咬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我因为在田野上睡了一觉，被这么多虫子认识。它们好像一下子就喜欢上我，对我的血和肉体的味道赞赏不已。有几个虫子，显然乘我熟睡时在我脸上走了几圈，想必也大概认下我的模样了。现在，它们在我身上留了几个看家的，其余的正在这片草滩上奔走相告，呼朋引类，把发现我的消息传播给所有遇到的同类们。我甚至感到成千上万只虫子正从四面八方朝我呼拥而来。我血液沸腾，仿佛几十年来梦想出名的愿望就要实现了。[4]
因此，有评论家指出，刘亮程的乡土创作体现了博大的众生平等的生命意识。摩罗就认为，“如果要用众生一体、万物一体的眼光来看待人文之外的生命世界，这样的作家确实非常少。刘亮程正是这样一个少见的作家，他把什么东西都看作跟自己是一体的。”[5]也就是说，在“乡愁”这个问题上，刘亮程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而哲学很重要的命题就是，“如何看待我”，以及”我如何看待外在世界“的问题。刘亮程给我们展示了乡村另外的一面——在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意识以外的广袤的自然天地。这种刺耳的声音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冲击。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就自认为是宇宙的中心，是万物灵长，世界万物都是围绕着人类而存在的。郭沫若的诗歌《天狗》就是这种思想极致的代表。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
诗句的开头都用了一个“我”字，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自我觉醒”、“人性解放”意识是何等的狂热。但是到了刘亮程的笔下，人似乎又从这种极端的“自我”进入到了“自卑”的阶段。譬如他在《通驴性的人》中一再强调人不如驴，文明只不过是人类自卑的掩饰品的观点。
“有一次我小解，看见驴正用一只眼瞅我裆里的东西，眼神中带着明显的藐视和嘲笑。我猛然羞愧自卑起来......在驴面前我简直像个未成年的孩子。我们穿衣穿裤，掩饰身体隐秘的行为被说成文明。”[6]
人确实在某些方面不如动物。人类作为不完美的动物，没有羚羊的奔跑速度，没有狗的嗅觉，没有狼锋利的爪牙，也不像老鹰那样能够翱翔太空。作为人的身体而言，的确是“低能”的动物。人的自卑感是与生俱来的，是漫长的生物进化中烙下的精神印记。所以早期的人类崇拜一切自然的事物，花草鱼虫、飞禽走兽、日月星辰等都曾经成为某个氏族部落的图腾信仰。这或许就是刘亮程感慨“人不如驴”的心理原因之一，也是他创作一系列乡土散文的哲学基础。很难说，刘亮程魂牵梦绕的乡愁根据地“黄沙梁”是否就是人与自然交融的世外桃源，但其消解现代进程意义的意图倒是很明显的。
我年轻力盛的那些年，常常扛一把铁锨，像个无事的人，在村外的野地上闲转。我不喜欢在路上溜达，那个时候每条路都有一个明确去处，而我是个毫无目的的人，不希望路把我带到我不情愿的地方……[7]
在《我改变的事物》里面，刘亮程很敏锐地写出了乡村空心化，人气涣散，乡村魅力一去不复返的当代社会现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一代农民都争先恐后地逃离生他、养他的乡村，宁可在工业流水线上重复着同样一个动作，也不愿意重复着一年四季的庄稼地劳动。因此刘亮程才发出痛心疾首的声音——你们所认为的远大理想、生活意义其实已经渐行渐远了。回来吧，乡村才是你的理想，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然而笔者认为，他所采取的“边缘写作”姿态，有意拉低人的存在价值与现代文明的意义，也许是为了更方便地争取到一个写作的道德高地，从而居高临下地批判他所不认可的城市生活或称城市文明。也因此，他的散文被许多评论家冠以“哲理散文”的标签。
如果我们稍加对比就会发现，同样是乡愁的流露，同样是以乡土意识对抗现代文明给乡村带来的变异，沈从文的创作能够给人一种更加真实、自然及朴素的力量。在《湘行散记》里面，沈从文只是作为一个隐藏的观察者出现在文中，通过眼睛勾勒出一幅绝美的故乡风土人情画卷。更加难得的是，他的行文很克制，不会直接跳出来表达观点——否定某个人或肯定某种价值。譬如那些未经现代文明洗礼的吊脚楼女子、水手，在沈从文的笔下，这些人物是自然而然地呈现自身的生活和人性。换言之，沈从文虽然写景、写人，但不过度诠释，不赋予人物更多的符号意义。他的作品与刘亮程的乡土散文形成很明显的对比。后者笔下的人物、牲畜或自然风物，都承担了作者太多的思想观念在其中，因此难以判断刘亮程的“乡愁”是否异化了。
三.“乡愁”的内核是作家的精神信仰
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曾说过，“事实上，每一个诗人身上，都兼具‘出生地’和‘异乡人’这两个心灵标记。写作既是精神的远游，也是灵魂的回家。你在故土的根须扎得越深，你的心就越能伸展到远方。你走得越远，回家的渴望就会越强烈。因此，诗人都有两个家，一个家在故乡，叫‘出生地’，一个家在心里，叫‘异乡’，诗人的写作，是在这两个家之间奔跑和追索。”[8]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刘亮程等一批乡土作家，的确已经把乡土写作上升到了精神原乡追忆，甚至精神信仰探索的高度。换言之，乡土写作也是带有精神信仰思索的写作。
难道乡土写作就是作家精神还乡的路径？刘小枫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审美性乃是为了个体生命在失去彼岸支撑后得到此岸的支撑。”[9]这让我们突然意识到，沈从文在不断回忆、不断叙述湘西的梦境世界的同时，其实已然悄悄地完成了生命的救赎。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审美”理解为现代宗教，因为在沈从文之前已经有文化大师有过类似的表达。例如蔡元培提出了“美育代替宗教”;梁漱溟则提出以儒家的礼乐带给人精神上的平静。但稍加分析以后，我们可以发现蔡元培的观念带有政治统治的色彩;而梁漱溟又带有民族感情的辩护意图。相对而言，沈从文的审美意识是纯粹的。他所构筑的乡村世界，是一个对抗物欲冲击，并与权力保持距离的审美世界，那里有爱、自由和梦境。因此他选择了“向后看”，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至少他的文学世界里保存了人类久远的家园记忆。
而读刘亮程的乡土散文，我们感到日常生活的虚无感，他也不止一次地追问生命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每个人难道就像《逃跑的马》里的“马”一样，天地之大，就没有可逃遁的地方吗？
也许，没有骑快马奔一段路，真是件遗憾的事。许多年后，有些东西终于从背后渐渐地追上我。那都是些要命的东
文中这匹“马”象征了我们盲目飞奔的人生，这种境况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何其熟悉——芸芸众生追逐财富、名声、权力等，一切让我们感到焦虑的事物，然而到了最终，那些我们奉为圭臬的意义目标，或许又会让人俘获生命的虚空感。这就是刘亮程的散文给我们带来的生命意识焦虑，他在无意中追问到了精神信仰的问题，虽然无法
向前再走一步，但是对于文学而言，这样的作品已经足够打动人心了。
注 释
[1][8]谢有顺.文学的常道[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2][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6][7][10]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5]摩罗.生命意识的焦虑[J].社会科学论坛，2003，（1）.
[9]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作者介绍：刘荣华，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