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一)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举足轻重，金融体系以及金融市场价格波动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各国金融的不断发展、深化，任何金融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对一国乃至国际市场的价格、工资、就业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国民收入的总量与分配。学术界普遍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金融发展不仅意味着金融行业规模的增长，还意味着金融产品的丰富，金融深度的增加以及金融排斥现象的减少。在此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是Greenwood & Jovanovic(1990)，他们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研究可以说是该研究方向的经典之作。他们认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金融发展都能够改善资本的配置，增加经济总量，最终提高低收入者的财富水平。Claessens & Feijen(2006)认为金融发展是解决现代经济中贫困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他们指出金融市场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效率和劳动收入，进而缓解贫富差距。Clarke et al.(2006)认为金融发展同收入分配不均呈现出负向的非线性关系，金融发展越发达，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就越低。Beck et al.(2007)通过研究发现，金融中介的发展与收入分配紧密联系，金融中介发达的国家能够较快地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减少贫困人口。Claessens & Feijen(2007)认为，金融发展与深化能够提升个人福利，并对不公平指标起到改善作用，例如性别歧视、教育不公、贫困和饥饿等。Gimet & Segot(2011)通过SVAR模型分析了金融市场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他们构建了一套衡量货币市场以及资本市场规模、效率、发展程度的指标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发现，相对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更加明显，并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金融市场结构而非规模。
从研究结果来看，很多学者发现金融发展在长期会缩小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且这种现象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明显。Bacarreza & Rioja(2009)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该区域的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大幅度提高贫困人群收入来缩小收入差距。Law et al.(2009)实证检验了马来西亚的数据，他们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明显缩小收入差距，无论是在信贷市场还是股票市场。Batuo，Guidi & Mlambo(2010)运用22个非洲国家1990-2004年间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金融部门的发展能够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但是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并不存在倒U型的关系。Shahbaz & Islam(2011)运用巴基斯坦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指出促进金融发展和保持金融稳定能够缩小贫富差距。Baligh & Piraee(2012)指出，伊朗金融业的发展明显有助于改善收入不均的现象，其中金融机构功能的发挥对收入分配的正面作用最为明显。
(二)金融排斥与收入分配
通常认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不均的改善作用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的，金融排斥现象很有可能会抵消部分金融发展的积极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只有高收入者才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利，直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有更多的社会群体有能力进入金融市场，这时金融发展就可以改善更多人的收入状况。但即使在发达的金融市场，金融排斥现象也普遍存在，对收入分配也产生着深刻影响。
Galor & Zeira(1993)通过研究发现，由于金融排斥的存在，低收入者的边际投资回报率无论有多高，他们也无法对一些金融产品进行投资，从而影响到他们的收入渠道和收入水平。Rajan & Zingales(2003)认为由于某些国家存在政治体制不民主和腐败等问题，造成了经济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公。权利集团能够对法规制定产生影响，并通过金融机构控股等方式占有金融资源，也会产生金融排斥进而造成分配不公。Galor & Moav(2004)认为在很多国家，金融排斥导致大量贫困人群无法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这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均长期得不到改善的重要原因。消除金融排斥能够帮助低收入者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贷款限制，缩小收入差距。Banerjee & Duflo(2005)认为，金融发展能够减少收入差距，并有助于贫困人群获得金融服务，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地提升个体的产出和福利。Burgess & Pande(2005)对印度的情况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的估计，印度农村银行的数量增加1%，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就能够减少0.36%，总产出就可以增加0.55%。Morduch(2005)从微观的角度对家庭福利和小额贷款发放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小额贷款的使用能够有效提升贫困家庭福利，帮助家庭摆脱贫困。Ananth & Mor(2005)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商业银行能够通过科学的产品设计和方式来为低收入者提供金融服务。印度的ICICI银行就通过移动银行等方式为乡村的消费者提供服务，避免了以往直接在乡村设立分支机构而带来的成本问题，并且在南非也有类似的成功经验。Honohan(2006)认为，许多国家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平等，许多金融服务的提供是需要支付费用的。在发达国家有大约90%的家庭选择享受金融服务，而在发展中国家，零售银行对贫困阶层提供的金融服务是最少的，只有不到25%的家庭能够享受到基本的银行服务，金融排斥同贫富差距密不可分。Ramcharan(2006)认为，某些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高度集中于部分产业和部门，导致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范围也很有限，也就造成了部分阶层无法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丧失了通过金融市场获取收入和配置资源的机会，最终导致收入分配不公。
(三)金融改革与收入分配
各国在建立健全金融体制的过程中也都在不断实施各类改革措施，并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收入分配：(1)改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一国的金融排斥现象，使市场参与者更加公平地参与到金融活动中，这有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Agnello，Mallick & Sousa(2012)用信贷管制、定向贷款、信贷限额、利率管制、国际资本规模、私有化程度和银行业监管等因素衡量金融改革程度，并运用62个国家1973年至200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金融改革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发现，增加定向贷款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能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因为这些措施有利于低收入者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同样，增
加商业银行网点，监管部门放松管制等措施也能够减少金融排斥现象。(2)改革能够提升金融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金融市场的垄断程度。Abiad & Mody(2005)、Abiad(2008)指出，金融改革能够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减少投资者预期边际收入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消除贫富差距。Gimet & Segot(2011)指出，国有银行严重的裙带关系会阻碍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因此，要把增强金融市场中风险的监控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作为金融改革的首要目标。在路径选择方面，金融改革首先应当对银行部门实施谨慎的监管政策和严格的反垄断政策。其次，要健全资本市场中的IPO机制并完善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机制。
(四)金融开放与收入分配
随着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这也会对一国的收入分配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Brilman(2002)认为，拉丁美洲和非洲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一国金融市场开放后所带来的资本流动会使得富人受益，并恶化收入分配状况。Siegel(2003)通过分析韩国的数据发现，金融开放程度的增加会使与政府部门联系紧密的企业实力增强，而对中小企业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成长帮助不大，也不能有效改善收入分配不均。Das & Mohapatra(2003)运用包括巴西、泰国和土耳其在内的1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验证了资本账户开放同收入分配间的联系，实证结果显示，这些国家的市场开放程度与顶部20%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显著正相关，与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显著负相关，而同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金融市场开放并不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Henry(2003)认为，金融市场的开放一般能够从微观层面改善该国的资本配置和投资效率，但是这种改善不一定都能转化为经济的增长，对低收入者经济条件的改善也不确定。Prasad et al.(2006)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非工业国家依赖外资的发展方式并不会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且资本账户的开放可能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平均。Shahbaz & Aamir(2007)通过对巴基斯坦1971-2005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的增加加剧了该国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这是因为外资集中投资于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而对乡村的投入很少。Kumhof et al.(2012)研究了国际收支账户开放程度和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国际收支账户的开放有利于在本国金融市场中无法获得资金支持的群体从外国获得贷款，进而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缩小本国贫富差距。
随着FDI在全球的不断发展与壮大，许多学者将目光投向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上。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渠道，能为开放经济条件中的国家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但是其流动方式和区域的不同会对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Mckinley et al.(1996)指出，FDI流入会加大一国的贫富差距。首先，FDI的流入对技术生疏工人的工资提升作用要小于熟练工人，而前者往往都来自于贫困家庭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其次，FDI通常会优先流向那些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地区而非贫困地区。Mayne(1997)认为，FDI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受到诸如国家政策、投资质量和监管体系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国家运用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大不相同。Velde & Morrissey(2002)认为，FDI具有溢出效应，虽然它不能够直接消除贫困，但是可以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如果能够促进出口产业的发展，那么对贫困群体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出，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流向的行业和地区，如果资金能够进入低收入者集聚的地区或行业，那么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金融资产价格与收入分配
除了提供融资渠道外，金融市场影响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来改变市场参与者的财富水平。在此领域的研究中，以股票价格、汇率和通货膨胀对收入的影响最为集中。
(一)股价与收入分配
一般来说，股市的繁荣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影响收入分配：首先，可以通过资本利得或是分红形式直接增加股票持有者的财富收入。其次，可以通过影响投资、GDP增长率和劳动市场来增加所有人的收入。Tobin(1969)认为股价上升带来的投资增加会增加产出和就业。如果股市繁荣带来的新增投资数额在行业内是平均分配的，那么给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带来的变化就是平均的，但如果投资倾向于某些产业，那么就会使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产生倾斜。根据Fama & French(2001)的研究，美国股市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市值增加减少了分红收入，但是却大幅度提高了资本利得收入。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利得收入通常并不会由股票持有者向非持有者转移，而是会用于再次投入股市以获取更多的收入。而由于低收入者所获资本利得收入较少，就加大了贫富差距。Smith(2001)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标准普尔500指数增长了5倍之多，这使得股票持有者的财富相对于没有购买股票的经济个体有明显增长，也就形成了收入差距。Clarke(2002)通过研究指出，美国股市的繁荣会造成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下降，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Piketty & Emmanuel(2001)发现，社会最富有10%的家庭长期收入大部分来自于资本收入，而贫困者大多都无法从资本市场上获取该项收入，这是造成贫富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Das & Mohapatra(2003)运用包括巴西、泰国和土耳其在内的1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这些国家的股市开放以后，最富有的20%的群体收入会增加，而中产阶级收入明显减少，最贫穷的20%的群体收入不会产生明显的变化。Zietz & Lin(2009)通过对面板数据的研究，分析了1980-2000年期间美国股市对家庭收入分配的短期冲击效应。他们认为，美国股市市值的增加使得那些持有股票的家庭收入明显增加，也就在一定程度造成基尼系数的上升。他们还指出，美国股市市值的增长使得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基尼系数上升了2%，上世纪90年代的基尼系数上升了3%。Agnello，Mallick & Sousa(2012)的研究发现，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存管和清算系统越发达，市场的国际开放程度越高，资源的配置就越公平，也就越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二)货币价格与收入分配
1.汇率与收入分配。学者们普遍认为汇率波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影响工资收入。Dekle(1998)研究了汇率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通过研究日本1975-1996年间的相关数据发
现，汇率波动对日本的失业率影响非常明显，尤其是对工业和出口行业的劳动力供求影响很大，也就会对这些行业的工人工资产生影响并最终作用于收入分配。Burgess & Kneter(1997)深入研究了汇率波动对就业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不同国家和不同产业的就业情况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是不相同的，高度市场化的工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较小，其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即工人工资收入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也较小，收入分配的状况也不会发生较大变化。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会严重影响其居民的收入水平，并对收入分配产生深刻影响。Goldberg & Tracy(2001)利用美国1976-2000年间的相关数据研究了汇率变动对美国工人工资的影响。他们发现，汇率变动对工人工资水平的冲击非常显著，并且同工人技术的熟练程度密切相关。当美元升值时，技术不够熟练的工人工资减少会更多。Jeanneney & Hua(2001)利用中国1982-1996年间的相关数据，研究了这期间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28个省城乡人均收入的影响。他们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后，居民人均收入会有所上升，他们认为汇率对人均收入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城乡消费价格指数和实际工资来实现的。Robertson(2003)认为，一国货币贬值会提高该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增加消费者价格指数，并在名义工资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真实工资。并且，汇率波动还有可能会改变通货膨胀预期，进而影响不同群体的工资水平和财富状况。Hua(2007)研究了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情况的影响，认为实际汇率的变动主要是通过“技术渠道”、“出口渠道”和“效率渠道”来对就业产生冲击。他发现，人民币的实际升值对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有一个负向的冲击，并且从实证结果来看，上述三种渠道的作用非常显著。Mishra & Spilimbergo(2009)认为，一国货币贬值能够提升相应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会促进本国出口产业的发展，进而增加劳动需求、真实工资和收入分配。
2.通货膨胀与收入分配。物价变动不仅能够影响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而且对金融资产尤其是货币资产价格的影响是显著而复杂的。由于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抗风险能力、持有的金融资产不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对不同个体财富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很多学者对通货膨胀同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Feldstein(1982)指出，一个建立在名义价格基础上的税收体系，在通货膨胀发生时，会增加实际资本所得税，减少储蓄的收益率，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Chatterjee & Corbae(1992)建立了一个金融市场上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研究，他们认为通货膨胀发生后，所有市场上的参与者都会减少他们手中的货币，只有高收入者才会将部分财富转变为资本形式，以增加财富的多样性和保值能力。但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非常复杂并且没有明确方向的。
关于通货膨胀是否具有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以及这种效应的方向如何，学术界并未得到统一的结论。一种观点是，通货膨胀发生后，物价上涨速度会快于工资上涨速度，就造成工人的工资向产品利润的转移，所以通货膨胀会扩大收入差距，损害贫困群体的利益。Laidler & Parkin(1975)认为通货膨胀对中产阶层的负面影响最小，因为通货膨胀会造成财富由债权人向债务人的转移，而中产阶层持有的债务是整个社会中最多的。Cardoso et al.(1995)通过对巴西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进行研究后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是造成该国收入分配不均的两个决定性因素。Huggett & Ventura(2000)通过建立模型分析美国的经济数据，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储蓄率要低于高收入家庭，通货膨胀给低收入家庭带来的负面效应要小于高收入家庭。Bhattarchaya(2001)通过一个金融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货膨胀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在他的模型中资本市场是不完备的，通货膨胀会增加外部融资溢价，所以通货膨胀对低收入者是不利的。Erosa & Ventura(2002)运用计算机技术，通过模拟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货膨胀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模型中，消费品可以通过付现或信用方式购买，金融中介机构提供有偿的信贷服务，在这种经济体系下，通货膨胀就具备了再分配效应，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会更大。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通货膨胀能够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分配不均程度。Schultz(1969)、Blinder & Esaki(1978)通过研究发现，适度的通货膨胀会降低财富的集中程度，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Romer & Romer(1998)利用美国联邦储备局1995年的数据分析了通货膨胀对20%收入最少人口的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显示，未被预测到的通货膨胀能够通过名义债务渠道对低收入人群产生有利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从数量上看是微不足道的。可以看出，关于通货膨胀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学术界还有争议，分析方法的差异很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巨大差异。并且，国际上研究通货膨胀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学者大都把目光集中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而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拉丁美洲、非洲、东欧和少数的亚洲国家更容易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并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相对于发达国家更加不平均。
三、金融稳定与收入分配
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和复杂的金融产品，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局部地区的金融危机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会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价格等因素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到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
(一)金融危机与收入分配
伴随着金融深化与金融开放的程度不断增加，金融危机逐步成为影响各国经济金融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金融危机的发生通常会加大一国的贫富差距。Galbraith & Lu(1999)认为金融危机会增加收入分配的不均，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就是典型。Lokshin & Ravallion(2000)以俄罗斯为样本研究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居民财富水平的影响，他们发现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尽管金融安全网无法有效提升金融危机对居民财富的蚕食，但是现代金融安全网的建立的确能够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大一国的贫富差距。Cheong(2001)实证研究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收入差距的影响，他得到的结论是，金融危机过后，相对于贫困人口，中产阶级的收入比重有所
增加，并且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Baldacci et al.(2002)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金融危机通常会通过货币贬值渠道、就业渠道和财政支出渠道发挥作用造成贫富差距的增加。Fallon& Lucas(2002)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劳动力市场和家庭收入的影响。他们指出，金融危机发生后，农村人口受到的影响远远大于城市人口，前者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并且随着实际工资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降低，金融危机也会逐步加大贫富差距。Halac & Schmukler(2004)发现，拉美国家的转移支付数量在金融危机期间会有所增加，但基本是支付给高收入阶层的，很多低收入者在无法获得救助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变卖资产和举债等途径来维持生存，这无疑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Akita(2002)研究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印度尼西亚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他发现金融危机过后，乡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骤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Friedman & Levinsohn(2002)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印度尼西亚乡村地区居民尤其是从事粮食生产农户的财富受损程度更为严重，并建议政府应当建立一套危机救助机制，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能够迅速对这些群体进行救助。Bosch et al.(2004)通过分析墨西哥1992年-1995年间的数据发现，金融危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不只是对贫困人群产生影响，通常对中产阶级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Hyun & Lim(2005)通过研究发现，韩国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基尼系数有所升高，贫困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4.7%上升到2000年的6.6%。Feijen & Perotti(2006)发现，许多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倒闭，造成工人失业，收入降低，扩大了贫富差距。Kumhof & Ranciere(2010)通过研究美国1929-2008年间发生的两次金融危机发现，由于在危机发生前低收入群体通常会积累高额的债务，一旦危机产生，这些人群将会失去市场议价能力和资金获取能力，他们的收入水平会骤然下降，并造成社会整体收入差距的加大。
(二)金融监管与收入分配
在经历多次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普遍增强了对本国金融业的监管力度，大多数国家都对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保险和非金融业务等行为有严格的监管。尽管金融监管有利于一国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但是学术界普遍认为金融监管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只有少数学者认为金融监管有利于减少贫富差距。Greenwood & Jovanovic(1993)认为，金融监管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的竞争，避免垄断，保证金融机构不侵犯消费者权益。他们指出，美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存在着许多州内和跨州间设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政策，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但也有学者认为，一些监管政策的实施可能会降低金融业的竞争性，限制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范围，从而使得特别贫困的人群更加难以获得金融服务并产生金融排斥现象。Flannery(1984)认为，美国州内对设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限制降低了许多地区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导致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在当地的垄断。因此，与这些商业银行联系较为密切的企业会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也阻碍了资金流向那些更有效率的企业。White(1982)指出，一些银行监管法规是为了服务于政治目的，保护特定集团的利益，这就剥夺了其他经济个体相应的权利，最终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平。Calem(1994)、Savage(1993)、Jayarantne & Strahan(1998)通过各自的研究，分别认为银行业监管的放松能够扩大商业银行的规模，提高效率，促进分配的公平。Kroszner & Strahan(1999)认为，技术进步、金融创新也都是能够放松金融监管，影响收入分配的外生变量。Beck et al.(2006)认为，对商业银行放松监管力度能够促使商业银行降低提供金融服务的门槛，使更多的人享受到金融服务。Beck，Demirguc-Kunt & Levine(2007)认为，金融管制的放松能够改善贫困人群的经济条件，并且他们通过运用跨国衰退模型，研究发现，银行部门的发展能够减少收入差距和贫困。Levine & Levkov(2007)指出，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监管的放松能够降低基尼系数，尤其是能够改善个体经营群体的收入状况。同时研究证实，放松银行业的监管有利于原来不具备申请贷款条件的人群获得信贷支持，提高收入水平。Aghion et al.(2010)通过分析全球范围过去30年的经济数据发现，放松对银行业的监管对于提高收入水平，促进技术进步有着积极作用。Benmelech & Moskowitz(2010)指出，由于金融监管者同低收入者不属于同一个利益团体，因此他们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时会尽量避免自身利益不受损害，从而抵消通过监管措施来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Dellis，Hasan & Kazakis(2012)从信贷管制、利率管制、存款准备金率和市场准入障碍等方面入手构建指标来衡量金融监管程度，并运用全球91个国家1973年-2005年间的数据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放松对银行系统的监管有利于基尼系数的降低，但是在经济体制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当中这一效果并不明显。他们还发现，在金融监管的各类指标中，信贷管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最为显著，对基尼系数的作用效果也较长，对银行业的监管政策和利率管制则只能在短期内对贫富差距产生影响。而在资本市场领域，放松监管则会在长时间内明显增加贫富差距，这也许意味着证券化会提高基尼系数。
四、简评
从国外学者们的研究来看，该领域的研究范围比较宽广，不仅涉及到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深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还从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等角度来研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且在研究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时，学者们几乎都将GDP的增长因素也考虑其中，因为包括Beach(1977)、Blank(1989)、Bland & Blinder(1986)、Hirsch(1980)等在内的众多学者都认为有明显的证据证明，经济增长在长期来看是能够减少收入不均的，所以经济增长的因素不能被忽视。相比之下，国内此方面的研究开展时间相对较晚。
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2)指出，在金融发展的初期，穷人无法进入金融中介，由于收益率的差别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从长期来看，随着穷人的财富逐步积累，他们最终能够进入金融中介，获得与富人相同的收益率，收入分配的格局也会趋向平等并稳定下来。Clarke，Xu & Zou(2
003)发现金融发展指标与基尼系数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并且金融中介的发展通常是与现代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比重的上升联系在一起的。章奇等(2003)对我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78年-1998年间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且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同产业结构无关。万广华等(2008)发现，在1988年-2001年间，FDI有助于消除我国内地和沿海城市的贫富差距。乔海曙等(2009)以金融集聚理论为视角，研究了我国县域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指出，金融深度分位数小于20%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大于70%的地区城乡收入明显减小。张东琦(2009)发现，我国的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效应、门槛效应、金融危机效应、通货膨胀效应和金融市场效应来影响收入分配的。金融发展的效率、规模同行业差距和城乡差距存在着倒U型关系，符合Kuznets 的“倒U型曲线”假说，而同地区差距不符合Kuznets的“倒U型曲线”假说。杨德勇等(2009)对我国1985年-2006年间的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目前城乡间金融发展差异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陈娟、孙敬水(2009)认为，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略显缓慢，低于社会整体的平均增长速度，并且我国经济在研究样本期间增长的放缓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周华等(2011)提出，农村金融发展能够作用于社会收入的初次分配，对中国的益贫式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有利于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陈斌开、林毅夫(2012)的研究表明，金融排斥会造成低收入者面临较低的存款利率和较高的贷款利率，提高其获得正常金融服务的成本“门槛”，导致他们的财富积累缓慢，无法摆脱贫困。
从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金融发展同收入差距的关系上大多结合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特点，这也说明了我国城乡金融发展的不均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在具体的指标上也大多采用了金融相关率FIR，即金融资产与GDP的比值。从研究结论来看，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排斥现象仍然明显，区域间金融发展对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进程中，应当逐步消除金融排斥现象，尤其是提高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扩大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范围，并且要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体制，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化与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