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关系研究的心理学路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和理论流派，但相比较博弈论等其他行为主义理论依然处于一种“主流中的边缘”的尴尬地位。国际关系研究心理学路径的优势在于重新审视和注重个人层次的分析，能够回答和解释许多主流理论范式所不擅长的问题，铸造了诸多经典研究案例，雷蒙·波尔特关于投射理论的相关研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与此同时，心理学路径也有着自身理论场域、使用范围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一段时间进行优化完善。
关键词：心理学路径；个人层次；投射理论
一、国际关系研究心理学路径的发展现状
国际关系研究的心理学路径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心理学路径方法的认知度和讨论度也十分热烈，然而在实际的使用度和研究度上，却还是相对不足。国际关系研究的心理学路径处于一种表面上红火，而实际上很冷门的这样一种“主流的边缘”尴尬状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行为主义革命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兴起，并迅速发起了与传统经验主义的学术论争。这两者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路径的迥异。科学行为主义反映了二战后新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方法论上的革命。这种新的范式强调国际关系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主张不光要运用政治与历史的传统方法，更要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建立“科学的理论”[1]。正是在这种科学、综合、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要求下，心理学相应方法和概念也继经济学、社会学等之后，被引进到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中来，加入了科学行为主义革命的阵列中。
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发展，心理学路径的范式和相关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发展很快，产生了包括学会、杂志在内的一大批成果，甚至一些理论学派带有明显的心理学痕迹。譬如，由维尔利·布莱克威尔出版的政治心理学国际学会编纂的《政治心理学》就是一本横跨心理学与国际关系领域，享有广泛声誉的杂志。它专门分析政治心理和政治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广泛借鉴包括文化和心理人类学、认知心理学、临床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在内的各学科的理论成果。再譬如，以瓦莱丽·赫德森等学者为代表的外交政策分析学派(FPA)就十分强调包括心理学分析在内的综合性跨学科分析，并且衍生出诸多分支理论学派，如斯普劳特夫妇的“环境”理论、欧文·詹尼斯的“小团体迷思”、罗伯特·杰维斯的认知心理学模式等[2]。
同时，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第二次论战，即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经验主义之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内部一直存在的对于研究路径上的差异。在这其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在很大程度上就深受心理学研究路径的影响，从而和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形成了所谓英美研究风格上的显著差异。斯蒂芬·史密斯在其所做的关于英美国际关系分析的十点比较中就提出，“英国注重国际关系中的独特性和行为的个人特点，美国注重国际关系中的普遍性和行为的一般规律”“英国认为‘本能’‘直感’和‘想象’大于‘前提’‘推断’和‘理论’，美国反之”[3]。这种分歧在随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逐渐掌握更大的话语权和范式主流后，就演化为所谓国际关系“主流性范式”同“替代性范式”之间的争论。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心理学路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路径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学在科学行为主义革命中却没有获得像决策论、博弈论等那样广泛的运用和巨大的影响。蒂娜·齐内斯让自己的研究生做过一项统计，在《方案》杂志(JournalofResolution)于1990—1999年发表的国际关系相关的181篇文章中，使用统计方法的文章有107篇，使用模型方法的文章有43篇，其中，有13篇兼用了统计与模型方法；在使用模型方法的43篇中，有36篇使用了博弈论模型[4]。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统计、模型方法文章比例高达83%，可见行为主义分析路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着主流地位；二是博弈论占据着使用模型方法的科学行为主义研究的主流地位(83.7%)。反推可知，在行为主义路径占据主流地位的时代，心理学路径依然是“主流中的边缘理论”。心理学路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兴起发展状态与其“主流中的边缘”地位，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不得不催人思考和探究国际关系研究的心理学路径，其范式自身究竟利弊何在，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路程，从而最终形成了今天这种“不冷不热”的奇妙状态。一种原因就是上文提到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界逐渐掌握话语权，从而导致博弈论、统计模型这样的方法范式压倒性地超过英国(以及欧洲)以个人分析为核心的社会、心理学范式，使得后者处于相对边缘和暗淡的地位。另一个原因或许在于冷战的爆发和核恐怖的升级，使得谢林等人的博弈论这类的刚需理论更加为各国的军政和智库所青睐，而心理学路径则被认为过于唯心化、“玄学化”，没有取得前者那样的主流性应用地位。
二、国际关系研究心理学路径的研究核心
国际关系研究的心理学路径同大多数“主流”或常规型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不同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研究分析层次是个人层次，核心研究对象是个人及其特性。
个人以及人性的概念，再度回归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有着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尤其是在国际政治领域，这一排斥性偏好尤为明显：国际关系的观念自17世纪黎塞留红衣大主教以来，就被看成是“现实主义的”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成为唯一的考量对象，是非常自然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观念有着更深层次的科学哲学土壤，中世纪经院哲学以降，个人即被开始视作一种抽象概念，本质上不同于政治社会及其具体操作。恰如米歇尔·吉拉尔所言，“个人模式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被千方百计地拒绝，但是大多数为个人谋求某种地位的学说及政治和社会分析却碰到了一种逻辑上的矛盾：只有以牺牲一切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特性为代价，个性才会得到全面的考虑。因此，大多数唯心主义取向的观点使人们把(往往是单数的)个人看成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抽象概念，在这种抽象概念中，一切特性都被否定或取消”[5]3。在这个大背景下，可以想象从人性最深层次的心理学层面出发分析个人的特质性的行为，对于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尝试。
值得庆幸的是，在20世纪下半叶，个人开始重新出现在国际政治学者的视线内，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身居要位或对国际政治进程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所进行的探究。在经历了长时间有关结构与进程等范式的应用后，人们普遍出现了一种理论的“审美疲劳”，转而开始憧憬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即能够用微小的代价——从个人的角度——来轻松发现社会的变化。“本书(即詹姆斯·罗森诺的《世界政治的动荡》)作者在发展与深化前人工作的同时，明显地为混沌理论所深深激励，因而把个人置于可能会在世界政治中引起史无前例具有轰动历史的重要地位。按照本书作者的想法，从今往后可用三个参照系来解释全球政治活力出现的微小的可控性质。而微观政治的参照系，因其涉及个人问题，故而从长远看，是最具决定意义的”[6]。按照詹姆斯·罗森诺的假设，个人(尤其是处于国家权力中心和决策中心的政治家们)会毫无疑问地认定自身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也会十分有兴趣在这个由自己出场的舞台上如何确定其应有的地位和角色。因为自身的所作所为总是重要的，所以他会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凭借自身对外部事物的看法与评估，来决定自身的动作与行为。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以个人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才能得到发挥作用的合适空间。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为例，人由于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和冲突，会逐渐在自身形成一种调节冲突、缓解焦虑的心理防御机制(mindguard)。这种防御机制具体包括压抑(repression)、否认(denial)、投射(projection)、退行(regression)、置换(displacement)、抵消(undoing)、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和幻想(fantasy)等。众多实例表明，诸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这样的心理学路径，对于从个人心理视角去解释或预测其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在结构层次上，对于国际政治系统的分析领域，也同样证明了心理学分析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迈克尔·尼柯尔森从结构角度对于个人对国际系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颇有裨益的结论。他将国际系统模拟为粗线条的、简单的几种模型：纯粹的等级系统、纯粹的相互作用系统、混合的现实主义系统以及复杂型系统等[5]102-108。在设定了角色、信息渠道等变量后，尼柯尔森提出了“参与之悖论”，如有一角色欲对系统的演变产生影响，它必须在不同的行为间选择，不同的选择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然而当今的国际系统又是异常复杂的，一个角色必须面临如此复杂的处境，这使得预测更是难上加难。系统的成员越少，性质越单一，系统就越有秩序，特定行为的后果就越易于被预见；相反，系统越是向众多成员开放(即所谓的参与)，系统就越难被预测，行为目的就越难奏效。这样的分析模式，恰好符合了心理学路径融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基本要求，即在一个有秩序的系统中关注系统中心(通常就是一国政府的首脑或接近权力中心的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学者理解其行为的背后动因，理解其政治操作的风格和偏好，以及较为准确地预测其未来的政策走向。
三、国际关系研究心理学路径的典型研究案例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心理学路径相关研究已经逐渐丰富，日益成为一种被人们广泛讨论的独特范式，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学者雷蒙·波尔特的研究文献《性格与外交政策：斯大林的案例》[7]。这是一个极为经典和富有代表性的研究案例，形象地诠释了心理学研究路径是如何具体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波尔特首先以谦虚严谨的态度为文章的意义以及心理学研究路径做了声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传统的或现实主义的理论关于利益与国家的解释是有效的，但是延伸到更深层次的个人层面，任何人都会处在一个等级制的组织设置中，受到各种思维的影响，在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深层问题上，显然传统的或现实主义的理论是不够有效的，而心理学路径在这方面则具有其独特的解释优势。同时他也清醒认识到，心理学的解释能力并不是对一切事例都是有效的，如果“期待它成为一切问题的答案，则同样是错误的”[7]。波尔特指出，心理学研究路径的基本意义及其应用原则在于，当决策者处于一个正规的官僚决策系统中时，那么心理学对于决策者的衡量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可以剔除的；但是，如果决策者的个人性格在决策过程中会使其做出明显有别于正常情况下的行为，那么传统理论就必须考虑心理学所独具的作用了。正如拉卡托斯处理完善社会科学理论那样，对于一种理论的适当修补和添加要素，将有助于它更好地解释问题。波尔特在研究成果中关于不同方法的比较性研究，有助于使人们对心理学路径的优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尽管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缺乏后来冷战期间那种正规的、稳定运转的官僚决策体系和结构，决策更多带有领导者(主要是斯大林本人)个人的色彩，但是如此契合于心理学路径的案例却长期拘泥于传统的研究途径：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斯大林的学者们，或者将斯大林错误地视为苏联从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哲学不可避免地转向沙俄式的“极权主义”体系的必然结果，或者将其归结于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这种常规路数的皮相分析在苏联解体、党政机构不再是国家政治中心的历史事实面前，却最终无奈又放弃了对斯大林本人的研究，而笼统地将其归因于所谓“极权主义”；研究斯大林生平的传记学者们也倾向于在广泛而综合的视角下观察斯大林，简单地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记者和宣传者、继列宁和托洛茨基之后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典型的具有沙俄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式的“暴君”。尽管诸多史料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细节材料，以证明斯大林具有一定程度的偏执性心理障碍表现[8]492-495，但是上述这些研究路径却一直过于谨慎地规避心理学的领域，因而也常常导致隔靴搔痒，难以对斯大林的决策方式和结果给出合理透彻的解释，或者最终放弃对于斯大林的研究，或者一概将其肤浅地归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而尼柯尔森所进行过的相关分析表明，心理学路径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恰恰需要这样的结构，即系统的成员和性质需要比较简单，以更容易预见特定人物之特定行为的后果。波尔特在研究中同样遵循了这一要求，对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国内政治进行一定程度的阐述，会增强心理学路径的有效性。苏德战争爆发前，本就缺乏复杂官僚决策层的苏联进一步受到斯大林政治改革运动的影响，官僚层的决策能力受到一定影响，斯大林成为掌握苏联内政外交的最高核心决策者，系统成员和决策性质被空前地简化了。这种被作者也称为“偶发的、罕见的个例”[7]，客观上为心理学研究路径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环境与平台。波尔特所采用的研究框架，是经典的弗洛伊德动力精神学的“投射理论”(projection)，即为将自己的想法、动机和欲望投射到别人身上，断言别人也有这种想法、动机和欲望。偏执性精神障碍(paranoia)即为一种典型的具有投射行为的心理障碍，现代卫生心理学认为“偏执性”心理特征的原因有遗传因素，与此同时，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同样很大。其特点是顽固的、呈结构系统性的、严密的“妄想”，而整个人格则表现为完好无缺。临床表现上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迫害妄想和夸大妄想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患者往往会认为自己将要或正在做伟大的事情，别人正因为妒忌他的能力而对自己进行迫害，并因此采取暴力攻击手段，以挫败对方的“阴谋”。同时，有一些患者对自己内心营造的新的理想的政治制度梦寐以求，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即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在病理激情及狂热的驱使下，甚至采取极端的手段。在文中，波尔特实际上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以事实套用理论以期得到合乎理论的结论或假设。作者从斯大林的童年环境开始枚举事实，包括斯大林对于国内政治的行为和态度，一系列历史事实的列举和分析都力图合乎心理学上对于偏执性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诊断标准，最终证实了斯大林具有偏执性心理障碍的设想。至此，波尔特实现了他运用心理学分析国际关系所需要的基本背景要求：“偶发的、罕见的”极度简化的决策体系和符合心理学诊断标准的系统决策人(同样也是心理疾病的患者)。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份属于心理学范畴的理论观点：偏执性患者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有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如表1所示。
偏执性心理障碍患者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方式就在上述AS—VS—VI—AI间做顺时针循环，这份心理学范畴的理论观点，当用于类似于斯大林这样的国家政治决策核心人物身上，就可以较容易地分析出他做出某些举动的原因，或者比较准确地预见到他未来的决策，这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意义重大。约翰·路易斯·加迪斯在冷战终结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提出了重要的观点：“理论提供了一条从过去总结出模式的方法，类似的方法可以使这些模式在对未来的引导中起到作用。没有它们(理论)，所有关于预测(forecasting)和预见(prediction)的尝试都会降低为随机性的臆测。”[9]可以看到，波尔特将心理学关于偏执性心理障碍的AS—VS—VI—AI循环模式理论，同国际关系研究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对于一直以来缺乏有效解释的斯大林1939年对德外交和对波战争政策的原因，做出了令人较为信服的解释。
四、国际关系研究心理学路径的发展前景
波尔特的文献和其他一系列应用心理学路径研究国际关系的案例表明，心理学路径在国际关系领域是可行的，并且通过合适的切入点，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相关国际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常是传统或现实主义理论很难做出令人信服之解释的领域。传统理论路径往往很难在这些案例中找到合适的突破口，过分死板地将“利益”“权力”等概念套用到案例中，得出的结论也是削足适履，漏洞百出。例如，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对于英美盟国反复的不信任和所谓的“摇摆”政策，基于现实主义视角的解读大都不尽如人意，而心理学视角则根据当时斯大林位于苏联决策核心的政治地位和偏执性心理特征的背景，提出斯大林较为不信任他人的性格特征，由于当时特殊的国内政治状态，几乎镜像般“投射”于苏联的外交政策中，因而才导致斯大林乃至整个苏联的对外行为展现出一种西方人看来的所谓多疑、反常乃至神秘。显然，这样的解释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视角，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值得人们参考的重要意见。
但是另一方面，从波尔特的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出一些重要的问题，即心理学路径有着自身较为苛刻的适用范围和理论局限，正是这些潜在缺陷导致心理学研究路径在火热的行为主义革命中，始终只扮演了一个不温不火的“边缘性”角色，远远没有像博弈论等其他方法那样，为学者们和国际关系学界所广泛采用，也没有创造出能够支撑其成为一种新的“主流”理论范式的足量研究成果。
心理学路径的理论缺陷(或者说理论局限)大致有这样几个较为明显的方面：
首先，心理学研究路径对于得以应用的案例背景条件要求过于苛刻。这体现在大背景(环境)和个体两个方面，“参与之悖论”中所提到的复杂的现实结构，成为心理学方法应用的巨大障碍之一，波尔特自己也承认苏德战争爆发时的苏联决策系统是一个“偶发的、罕见的个例”，这个系统是极其理想化(ideal)的。而国际关系的现实却是日益复杂的国际系统，系统越是向众多成员开放(即所谓的参与)，系统就越难被预测，行为就越难奏效。尤其是现代社会中摩根索所说的“外交的大众化”，外交事务决策不得不更多听从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的意见，这给强调个人重要性的心理学分析路径无疑制造了巨大的困难。毕竟在波尔特的理论视域里，强调更多的是关注个人心理发展的政治心理学，而不是群体心理学这样的更广义范畴上的社会学理论。
其次，信息不对称也是造成心理学路径难以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而这个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困难，反过来却成为博弈论研究法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对心理学路径而言，研究的基本起点就是确定研究对象的心理学状态，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不要说一国决策系统的核心人物的健康状况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列为绝对的国家机密，就连一般的公众人物的健康隐私也往往受到医学界“金水”法则的保护(1)。这就意味着研究者们根本无法掌握研究对象的基本心理健康信息或有效临床表征，甚至连研究对象是否有心理学上的病症都无从确定，更遑论依据对象的心理特征去判断其决策走向；相反，博弈论正是帮助研究者或决策者在缺乏对对方信息有效了解的背景下，力图做出有利于自身收益的决策。尼柯尔森提出：“人所共知，依照博弈论，我们掌握一种牢固确立的理论，是为了在存在风险及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所谓风险，可以定义为：在这种形势下，不同可能性的概率分布在一定意义上是客观的……相反，不确定性的定义是，在这种形势下，没有哪种概率分布可以以一种客观方式确定下来。”[5]105-106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博弈论所中意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二元素，对于心理学路径而言，却全都是最令其担心和反感的障碍，而这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恰恰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
除此之外，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在科学哲学层面，心理学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现状似乎与历史上的占星术面临相似的尴尬。从某种意义上，占星术和心理学在理智上都处于易被驳倒的状态。一切社会科学的最基本假定前提是理性人，而心理学则不然，其关于是一个可能的偏执性心理患者在统治某个巨大国家的观点，是很难为其他学者所接受的，因为这样的观点，有从根本上推翻社会科学自身存在的科学性的危险。“恒星和8个行星的位形总是在变，用来计算某个人出生时相应位形的那些星表又极不完善，因而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出生的准确时刻。因此预言经常失败是不足为奇的。只有占星术本身已经是不可信赖之后，这些论证看来才成为虚假论证这样一种谬误推理”[10]。这样的评价或许同样适合于心理学在国际关系领域应用的现状。信息不对称常会造成预测的失败，这不足以否定它的科学性，“就占星士对失败的解释而论，没有什么不合科学的”，但是，一旦如占星术一样，心理学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运用被认为难以信赖，那么它就会被认作一种谬误的推理，就像占星术最终不被认为是一门科学，而只不过是一门“玄学”一样。
另一方面，在政治哲学层面，以心理学为视角研究政治家行为的方法，也受到了许多学术学理上的质疑。罗伊·梅德韦杰夫在研究“斯大林主义”的过程中，特别关注了斯大林的心理症状问题。罗伊通过研究认为斯大林患有精神心理疾患的假设说法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确定的[8]617-618，但是罗伊也用事实尖锐地指出，尽管斯大林的病理变化具有明显的偏执性心理障碍的一些特点，但是令人确信的是，斯大林绝对是有责任能力的人，他的所有国内国际政策都是在理智状态下缜密、谨慎地决策出来的。罗伊认为，如果仅仅用心理疾病来解释诸如斯大林的政治行为，那么在政治哲学和正义范畴内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并且缺乏对人基本的尊重和反思精神，是对道德和人本主义原则的践踏。“一切暴君和专制君主都是多疑的，但是若用怀疑和恐惧来解释这些本身那就错了”[8]630。换句话说，作为心理疾病患者的自然人，其行为表现和责任能力，是不可同从事具体国内外政治行为的具有心理病患倾向的政治人相等同的，用所谓心理疾病或精神病人来给斯大林这位历史上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进行草率定性是断然不可取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在行为主义革命中，心理学研究路径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为国际关系领域带来了新的清风，在解释和预测国际事务中，尽其所能地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同时，也由于自身较高的应用门槛，受到了诸如信息不对称、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外交大众化等现实条件的限制，在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也依然存在深层次上难解的问题，造成心理学研究路径在国际关系研究谱系中不冷不热的特殊而尴尬的局面。心理学脱离哲学范畴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了，在今天随着实验科学越来越多地融入心理学领域，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中间学科。可以想见，这种中间地带学科的特性，在本质上是有益于心理学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的。要解决当下心理学路径在国际关系领域不冷不热的局面，应该进一步提高实验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融合，定性或定量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心理测试与模拟，将有助于国际关系学者们把握研究对象的心理发展的大方向，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在这一点上，国内政治学领域已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例如，路透社/佐格比关于每届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民心理分析和民意测验，已经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成为选战民调的重要风向标。这至少证明心理学和政治学之间尚有巨大的融合空间，那么从属于政治学的国际关系学研究也不会例外，国际关系研究的心理学路径方法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理论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