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政治心理学发展中需要澄清的几点问题
政治心理学在西方已经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如今在欧美各国，政治心理学是政治学专业一门重要的学科之一。但是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中国学者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最早始于台湾的马起华，他不仅出版了《政治心理学》的教材，而且对从古至今的一些政治领袖的人格进行了分析。就大陆来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才有一些学者编写《政治心理学》的教材，但这些教材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浓，而且许多章节直接抄自于美国学者威廉·斯通的《政治心理学》，远远谈不上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的学者开始对一些政治现象进行心理学的解释。但是由于他们掌握的资料不够充分，因此经常出现对政治心理学误读的情况。本文试图对政治心理学发展中中国学者经常理解的错误进行更正。
一学科定位问题
政治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学科，它既注重心理过程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也注重政治过程对心理过程的作用。政治心理学是政治学和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综合了政治学和心理学的一些概念术语和研究方法。那么，政治心理学究竟是属于政治学还是属于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尽管强调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的互动，但两者之间却是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具体来说，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对政治学进行研究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点。约翰A·克罗斯尼克(JonA.Krosnick)和凯瑟琳M·麦格劳(KathleenM.McGraw)认为政治心理学者主要的兴趣在于为政治学的核心目标服务，从这个意义说，政治心理学应该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并且它的突出特征是“政治现象的理论解释是根植于心理学的理解和概念”。因此，他们指出，政治心理学称作心理政治学(Psy-chologicalPoliticalScience)更为确切、合适些。两位学者提出的所谓政治心理学服务于政治学的核心目标，指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基本是在政治学方面，只是解释、研究方法从心理学借鉴而来。另外两位学者沙托·艾杨格(ShantoIyengar)和威廉姆J·麦圭尔(WilliamJ.McGuire)也指出“政治心理学”名称中，心理学是名词，其实政治学是名词才符合实际，因此，政治心理学称作“政治学的心理方面”更准确一些。综合两家的观点，可以看出：政治心理学的名称中，虽然落脚点在心理学，但实际上却是相反的，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目的是政治学，只是政治心理学已经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因此没有必要对“政治心理学”的名称进行改正。
除了从研究目的的角度能够证明政治心理学属于政治学之外，其他角度也都可以得到证明。许多学者曾经指出了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从这些内容来看，基本属于政治学的领域。戴维O·西尔斯(DavidO.Sears)总结了政治心理学形成以来的几个研究领域，包括：人格和政治、公众态度和投票、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国际冲突。莫顿·多伊奇(MortonDeutsch)和卡特琳娜·金诺威尔(Ca-tarinaKinnvall)的划分更为细致些，包括：作为政治行动者、政治运动、政治家或政治领导、政治联盟和政治结构、政治团体间的关系、政治过程、个案研究、人类发展和政治经济。这里所说的个案研究中如对某个领导的研究、某个政治事件的研究。而人类发展和政治经济主要涉及到政治环境的研究。尽管两位学者归类有别，但是所归结的问题都属于政治学领域中的问题。
另一个依据来自于现实。目前在欧美各重要院校，都设有政治心理学课程，但是基本设在政治学系，而不是心理学系。学会组织亦是如此。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心理学会中有教育心理学、宗教心理学等56个分会，但并没有政治心理学分会。相反，在美国政治学会中设有政治心理学分会。
从接受政治心理学学科训练的人数来说，政治学专业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心理学专业的人数。从1991年开始，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每年暑假都要举行为期一个月的政治心理专业的培训课程，参加培训的人员中，政治学专业的人员占据了大多数。仅以1991—1997年为例，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见表1。
在美国，用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解释政治现象、研究政治问题，这点为政治学界所接受，相反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心理现象、研究心理问题，却为心理学界所排斥。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能够在美国的政治学系找到工作，成为有名的政治心理学研究专家。譬如多纳德·金德(DonaldKinder)，玛格丽特-海曼(Marga-retHermann)，瑞克·劳(RickLau)等都是学习了心理学而踏入政治学之门的。但是政治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却很难在心理学系找到工作。二是从发表文章来看，取得心理学博士的学者可以在美国政治学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但是取得政治学专业博士的学者的文章却很难登在心理学专业的杂志上。
综上所述，政治学心理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这是我们首先要澄清的问题。
二政治心理学名称的由来、教材、课程、期刊、组织、学科训练
政治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标志着政治心理学重要发展过程的几个重要事件是何时出现的，经历过哪几个重要阶段？作为国内的学者对此知之甚少，而且有的学者尽管知道一些，但是却是带有明显的错误。
政治心理学名称的由来。最早使用政治心理学名称的是法国两位学者。1901年，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法国学者勒庞(LeBon)出版了《政治心理学和社会防御》(PoliticalPsychologyandSocialDe-fense)。同年，另一位法国学者布特密(Boutmy)出版了《对英国民众政治心理学的研究》(TheEnglishpeople：AStudyofTheirPoliticalPsychology)，第二年，布特密又出版了一本《美国民众政治心理学的要素》(TheAmericanPeople：ElementsofTheirPolit-icalPsychology)。总体来说，两位学者还没有一整套规范的研究方法，所拥有的只是理论的抽象。
但是两位学者首次提出了政治心理学的名称，并提出了政治心理学的一些理论、概念。因此，他们对政治心理学的贡献是不容质疑的。
有关政治心理学的教材，国内学者普遍认为1974年斯通编写的《政治心理学》为第一本政治心理学教材。其实，最早的政治心理学教材应该是1971年由格林斯坦(Greenstein)和勒纳(Lerner)编写的《人格和政治研究的原始资料》(ASourceBookfortheStudyofPersonalityandPolitics)，之后是斯通于1974年编写的《政治心理学》(thePsychologyofPolitics)。1976年，埃尔姆斯(Elms)出版了《政治中的人格》(PersonalityinPolitics)。但是就目前为止，出版的所有有关政治心理学的教材，还没有一本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这些教材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譬如，就提到的这三本教材来说，丹纳·沃德(DanaWard)就作出过非常地道的评价，他认为格林斯坦的书尽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但不是一本能够全面了解政治心理学的教材。埃尔姆斯的书过于关注美国的情况，而对国际间的关系则轻描淡写。斯通的书同样对国际间的关系论述不多。而且这些教材距离现在较远。一些知识明显陈旧。自此之后，也很少有全面地反映政治心理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出现。那么，既然没有权威的教材，如何了解政治心理学的基本概况呢？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几本论文集，代表了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水平，可暂作教材之用。这几本书分别是珍妮N·克纳特森(JeanneN.Knutson)主编的《政治心理学手册》(1973)，玛格丽特·海曼主编的《政治心理学》(1986)，艾杨格和麦圭尔主编的《对政治心理学的探索》(1993)，克里斯滕R·门罗(KristenR.Monroe)主编的《政治心理学》(2002)，西尔斯等主编的《牛津政治心理学手册》(2003)，约翰T·约斯特(JohnT.Jost)和吉姆·西丹纽斯(JimSidanis)主编的《政治心理学》(2004)。
课程方面。美国的锡拉丘兹大学的麦克斯威尔(Maxwell)学院于1924年设立了“社会和政治心理学”教席，由弗洛伊德·奥尔波特(FloydAllpon)担任，并第一次开设了以“政治心理学”命名的课程。之后，政治心理学课程逐渐增多，截至1993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77个教育机构中开设了与政治心理学有关的99门本科课程，45门研究生课程，另外9个学校开设了政治心理学的博士训练项目。
期刊方面。国内学者认为政治心理学的期刊有两本：《政治心理学》和《微观政治学》，其中，《政治心理学》被视作政治心理学专业的第一本期刊。其实，有关政治心理学的第一本期刊出现于1934至1935年，由奥地利精神分析学者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Reich)主编的《政治心理学和性经济学》(JournalofPoeticalPsychologyandSexualEeono-my)，但这本杂志不久之后就夭折。之后才是《政治心理学》。《政治心理学》创立于1979年，双月刊，每年1卷4期，从2004开始每年1卷6期，截止到2006年已经出版27期。另一本期刊《微观政治学》，确切的名称应该称作《微观政治学研究》(ResearchinMicropolitics)，创立于1986年，年刊，但是这本杂志时断时续，共出版六期，目前已经停刊。因此，目前政治心理学的专业期刊只有《政治心理学》。当然，有关政治心理学的一些权威文章，除了在一些学者编辑的有关论文集以及在《政治心理学》杂志中外，也散见于美国三大政治学的权威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政治学杂志》以及美国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权威杂志《人格和社会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的组织。国内学者认为“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ISPP)于1978年1月在美国成立。1978年9月召开第一次大会，1979年召开第二次大会。第一任主席为罗伯特·E·莱恩(RobertE.Lane)。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一届国际政治心理学成立大会上，政治心理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Las-swell)是会议的总主席，但是一周之后突然得病，因此推荐莱恩为主席。在国际政治心理学创建的过程中，一个人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这就是《政治心理学手册》的主编克纳特森女士，学会从酝酿到成立都凝聚着她的心血。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的名称也是由她所命名的，按照她的设想，政治心理学学会不应该局限于美国，而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使有志于政治心理学的学者有更为广泛的交往和合作的机会。学会成立后，她担任了执行董事，负责学会的具体事务。除此之外，美国政治学学会下面也设有政治心理学学分会，但它是一个区域性的组织，而且主要吸收政治学者加入。前者则相对比较宽泛，不但吸收的会员来自各个国家，而且来自多个学科，涵盖了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精神治疗等各方面有志于研究政治心理学的学者。
学者们通常把政治学会教材的编写、期刊的出版以及组织的建立作为政治心理学成熟的三大标志。确切地说，这是不确的，应该加上课程的开设以及学科的训练。最早的有关政治心理学学科的训练始于耶鲁大学。1969年，耶鲁大学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的支持下开始了政治学和心理学的双博士教育课程，学生入学后，学习有关政治学和心理学所有必修的课程，最后写一篇有关政治心理学的博士论文。十年之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也开设了有关政治心理学的训练项目，其后这样的训练项目逐渐多了起来。譬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1982)、纽约城市大学(1988)、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89)、加州大学尔湾分校(1989)、俄亥俄州立大学(1990)。90年代之后，明尼苏达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也相继开设了政治心理学的训练项目。美国之外的少数国家也开设了达到研究生程度的政治心理学训练项目，如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德国的柏林自由大学、丹麦的歌本哈根大学、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和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
三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有关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核心，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人格与政治是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的核心问题。人格与政治的研究属于核心问题之一当无疑问，但是称为研究核心问题而忽略了其他核心问题是不确的。因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出现了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核心问题。麦圭尔把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4JD和50年代，称作“人格和文化”时期；第二个时期为20世纪60和70年代，称作“态度和选举行为”时期，第三个时期为20世纪80和90年代，为“意识形态和决策”时期。
温迪M·拉恩(WendyM.Rahn)等基本认同上述的划分，但是略有不同。他们认为上述的划分低估了特定问题和理论方法的延续性。譬如，对人格与政治关系的分析从20世纪40年代延续至60年代。而早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许多学者已经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研究选举模式，并在20世纪60年代把这些模式应用于信仰系统中。同时，他们认为，在第三个发展阶段之后，第四个阶段已经初露端倪，这就是有关政治认知在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中的影响。
尽管两位学者对政治心理学发展过程的认定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政治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多个核心问题。政治心理学的核心问题研究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就笔者收集到的26份美国各个大学所列的政治心理学大纲来看，每个大纲都设有政治人格和政治认知，其中政治认知的篇幅又超过了政治人格。因此，政治认知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核心。
作者：季乃礼
第2篇：近十年我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综述
我国的政治心理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在引进和借鉴外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创的，大致经历了恢复、初步发展、深入发展三个阶段。随着核心价值、公平正义、幸福指数、满意度等概念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国内政治心理学研究也兴起了一轮热潮，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和论文。本文以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中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近十年（2005年-2014年）国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评述。
1政治心理学基本问题的研究
国内学者探讨的政治心理学基本问题包括政治心理学的定义、体系、研究对象、范式、方法论、作用、学科建设等方面。对政治心理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与探讨是推动政治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成熟的科学所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扩展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1.1政治心理学的内涵
政治心理学是一门政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其基本定义在学界没有分歧，但不同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郑建君认为，政治心理学是采用科学研究方法对政治学与心理学领域中共有现象进行研究的交叉学科，并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学科之间的双向互动与交互影响。同样，季乃礼也认为，政治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学科。这都改变了以往将政治心理学简单理解为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政治，强调了政治学与心理学这两种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映了当今跨学科研究的趋势。
1.2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意义
这一时期，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作用或意义阐述最全面、最深刻的是学者季乃礼。季乃礼分别探讨了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方法论意义：从理论意义上说，政治心理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评判社会的标准（心理需求），且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从现实意义来说，政治心理学研究能够预防社会危机发生和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方法论的意义，主要在于政治心理学研究给传统的政治学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法。对政治心理学研究意义认识的深化有利于政治心理学在国内的传播与发展。
1.3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郑建君认为，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包括个体、群体与组织、社会与国家以及文化四个方面。季乃礼则进一步指出了当前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认知和政治人格，并认为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展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沈传亮则批评以往学者只重视政治心理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却忽视了政治行为对政治心理的影响，认为应该要做到两者兼顾。在政治心理学研究方法上，郑建君将政治心理学研究方法路径总结为三种：理论性研究方法、描述性研究方法和实证性研究方法，并认为新兴的认知神经技术将会成为未来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国内学者在政治心理学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所做的探讨和反思，有助于国内政治心理学的成熟。
1.4政治心理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李蓉蓉指出了当前中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存在的困难，包括缺乏科学的逻辑起点、针对性强而普遍性弱、研究内容的不均衡性、研究方法的局限，并认为只有为“政治心理学学科体系构建一个合理的逻辑起点，以及将政治心理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融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科学的学科体系”，才能走出困境。尹继武则澄清了政治心理研究只是关注非理性因素的误区，从政治心理学发展进程出发，表明了政治心理研究中的“心理”不仅是非理性的体现也是有限理性和理性的体现，并认为“中国的政治心理学学科的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特性。文化政治心理学的路径应是方向之一”。季乃礼介绍了美国政治心理学学科名称的由来、教材、课程、期刊、组织和学科训练等方面的情况，揭示了国内在该学科建设上的差距以及需要努力的方向。郑建君则提出了我国政治心理学发展需要遵循“学科建设与交叉合作相结合”、“国际融合与本土构建相结合”、“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三个原则。这些从不同层面提出的对策或建议对我国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政治心理学重要概念的研究
政治心理学研究要借助于心理学的相关概念来理解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包括人格、认知、态度、情绪、价值、认同等。国内学者在这些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王丽萍研究了政治心理学中的政治态度，她对态度的概念、态度的结构和基础、态度的改变、态度的结果以及态度的测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为人们对政治态度的认识提供一个较为完整和全面的视角。不仅如此，她还研究了政治情绪，揭示了情绪的信息价值、沟通价值和适应价值，并认为，情绪常常成为理性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尹继武进一步探讨了情绪与理性的关系，认为情绪与理性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情绪理性研究有助于重构国际政治中一些重要的概念。魏万磊则探讨了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他较为全面的揭示了政治人格理论的起源、类型、路径以及面临的挑战，并认为需要正确认识人格在政治关系研究中的作用，既要反对人格决定论，也要重视政治中人格的影响。苏曦凌则深入分析了政治认同的生成机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探讨了影响政治认同形成的结构性因素以及政治认同提升的过程阶段。薛洁则深刻阐释了信任与民主的内在联系，从政治心理的角度揭示了民主的信任与不信任的悖论：一方面，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对统治者不信任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民主制度的维护与完善又离不开信任。
国内学者对政治心理学基本概念的阐释已不再局限于纯粹的思辨，而是更多的与经验、实证研究相结合，着重探讨心理因素对政治决策、国际关系、制度建设和维护、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认同、政治稳定、腐败等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从心理层面提出解决现存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对策和建议。这表明国内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已逐渐关注中国现象、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更加重视理论的运用和创新。
3个体和群体政治心理的研究
政治心理学研究是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既研究群体的人，也研究个体的人。国内政治心理学研究涉及的个体主要包括政治领导人物、历史人物、政治学者等，而群体则包括重要群体（党员、公务员、大学生）、特殊群体（贫困者、移民）、和新兴群体（私营企业主、志愿者）等。
3.1对个体政治心理的研究
张全义以乔治·布什做为研究对象，从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工作经历三个方面对布什的人格形成和培育进行了刻画，并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实际上是布什政治人格的真实反映。张清敏则对比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领导人政治人格的差异，从信息处理、开放性和与约束的关系三个维度对两位领导人物进行了比较，其结论是，毛泽东属于讨伐型或战略型人格，而邓小平则属于机会型或实用主义型人格。萧延中、曾子墨则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心理，指出他拥有的“死亡意识”和“幸存者”的心理是其频繁发动政治运动的重要原因。杨玥则以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为蓝本，认为相似的家庭背景、童年的爱好、集体农庄和大清洗对童年的影响使他们具有了相似的政治人格，并进而使得两人在改革的思路和对国家治理的方式上也极为相似。
3.2对群体政治心理的研究
徐彬分析了官僚的政治心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影响，指出官僚的本质是追求本集团、本部门和个人的心理效用最大化，官僚组织自我防御的特点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极大地阻碍作用。林文泰则分析了农民群体的政治心理，分析了党如何保持和提升在农民群体中的认同感，认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是赢得农民政治认同的根本条件。韩晓宁、吴梦娜则以大学生作为研究群体，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了大学生利用微博进行政治参与的情况，他们发现，政治心理各要素与网络政治参与程度呈正相关，媒体接触过程中的心理因素更能影响政治参与。
4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政治心理学研究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近十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国内政治心理学研究层次并未仅停留在介绍西方理论这一层面，已开始与我国的社会实际相连接，并进行了本土化的理论挖掘和探索，研究的领域和方法也不断拓展，一些研究成果也逐渐运用于实践当中。
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心理学的学科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研究范式、路径和方法；研究内容过于偏狭，对政治人物、政治群体、政治事件的挖掘还不够多、不够深，如对政治人物的分析局限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少数领袖人物身上；研究的方法也过于单一，表现为缺乏经验与实证研究，尤其是统计、问卷调查、实验等方法；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程度还比较低，很多研究成果无法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无法运用于实践。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积极的推动政治心理学的发展，一方面，立足本国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积极借鉴外国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使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更上一层楼，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作者：于珊珊
第3篇：青少年政治心理研究综述
相对于政治学科中宏观的国家理论、民主理论、系统理论或是中观的集团理论、市民社会理论而言，政治心理学研究则是一种立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较为微观的研究。关于政治心理对于政治生活的作用，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论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一种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个部分的人民都能够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着和延续的意愿。”我国春秋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在《管子·心术》中指出，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心理建设方略置于全部的方略之首，只有解决了心理问题，才谈得上建立中华民国。“民心思变，则天下易乱，民心思安，则天下必治”，我国古代的政治格言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发展规律无不说明人的心理因素对于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
青少年是一个公民在实现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关键阶段。青少年，是人类发育过程中的一段时期，介于童年与成年之间，通常在13至22岁之间。这个时期是人的整个一生中变化最快的时候。此段时期一个人性格、认知和世界观逐步形成，所以这一阶段青少年所获得的知识、经历的事情以及受到的外界的影响会对其以后的人生产生很大的作用。在青少年不断的接触社会，了解其身处的国家时，它的政治心理也将慢慢形成，了解青少年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认知对于地区的管理和政策制定都有长远的影响。
一、国内的综合性研究
与西方相比，中国在政治心理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在政治心理学方面中国学者中涉足较早的应当是台湾学者马起华。他在1982年出版的《政治心理学》中分析了政治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指出政治心理学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并介绍了一些政治心理学的原则。此外，马起华还尝试着做政治心理学本土化的工作，对从古至今，尤其是国民党的一些政治人物进行了人格分析。就国内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接触到政治心理学。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做青少年政治心理研究的只是很零散的在政治心理下的几个维度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而且基本没有涉及到青少年民族间的比较研究，在研究上呈现出碎片化，但国内学者在青少年政治心理的青少年社会化、青少年政治人格以及青少年政治态度都有研究。
（一）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研究
季乃礼（2013）指出青少年的政治心理研究对于培养未来的合格的公民具有重要的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中小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探讨青少年接受政治心理的途径，以及青少年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特点是什么；二是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三是对于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女、留守子女的政治心理研究。
张平（2006）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问题上提出了四个途径。首先是家庭，家庭不管是在青少年的人格塑造还是其政治行为的形成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学校，它相对家庭来说更具有正规性、系统行、全面性。再一个是社区，社区是在学校和家庭之间有力的补充，最后是大众媒体，也是青少年在后天政治行为形成时受影响最大的因素。通过这些方面将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观念和各种丰富多彩的政治过程呈现在青少年面前。
朱勋春（2000）从宏观上分析了我国青少年政治社会化途径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这些问题先是断层现象。表现为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之间的政治教育相互脱节。其次是一锅煮现象。青少年政治教育工作缺乏生动性、吸引力和针对性，即在教育的进度、教育内容、教育对象上实行一锅煮。再次是缺乏系统性。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自我教育相互矛盾，反差极大。最后是负效应现象。即由于教育方式的不当引起了青少年的逆反心理，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二）对青少年政治人格的研究
黄莹（2004）指出青少年的政治人格同时受到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才逐渐形成的在政治生活中持久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她认为我国年少年的政治人格的特征有以下四点：第一，政治评价以实际效用为主，政治行为趋于理性。第二，青少年的自我和自主意识的拓展，反对心理依附。第三，自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第四，开放意识强，具有创新精神。
吴自斌（2005）提出当代青少年的政治人格必须根符合时代的具体要求，既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现实。吴自斌强调了学校在对于青少年政治人格塑造的重要性。指出以校园为载体而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要在细微处潜移默化的影响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政治意识、政治情感等方面。要抓住实践这个环节，让青少年多参与社会活动，广泛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三）青少年的政治态度方面
彭希林（2012）在研究青少年政治态度时发现，青少年政治态度是一种复杂的政治心理现象，它具有：第一，鲜明的社会政治性，也就是说政治态度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受到外界影响而慢慢形成的。第二，具有显著的针对性，青少年政治态度的产生大多是针对某一具体的政治事件如一项政策，或者某一政治角色等。第三，相对的稳定性，指青少年的政治态度一旦形成便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第四，个体差异性，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第五，较少的内隐性，青少年倾向于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情感，政治倾向。由于政治态度的稳定性，当青少年产生了错误的政治认知，转变它是很困难的，彭希林就这点提出了相应的办法：一是输送新知识。二是改变不良环境。三是积极参与政治事件活动。四是进行有效的宣传教育。青少年的感情是丰富的、强烈的。但同时具有不稳定性，而且容易模仿他人，认同感强。这些特点都使得以上转变其政治态度的方法成为可能。
二、中外对比研究
国外对于政治心理的研究，开展的比我国早，研究相对全面，并且多为实证研究，运用大量的数据去分析。形成了系统的研究。
Enlau（1959）经过调查发现有近一般（48%）的调查对象是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政治心理，所以学校和家庭是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形成正确的政治心理的重要因素。
叶王蓓（2012）在针对英国青少年投票率进行研究后发现，05年在平均65.1%的公民参与投票的情况下，青少年投票率只有近37%参与投票。造成这一原因并不是青少年的政治参与渠道的问题，而是青少年对政治冷漠出现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英国政府作出了相应的改革，开设专业的公民教育以及学习英国议会历史的课程，如公民、参与和民族、制定法律、议会和政府等等。在学校里会有专门的教学计划来实施。使得英国青少年能摆脱远离政治的心态。
阮一帆（2010）、傅安洲（2010）、彭涛（2010）在对德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时发现，德国在经过上世纪60年代的左翼大学生联盟对抗政府的时间后进行了反思，德国的学校秉承着“介入”而非形成大学生的政治心理，通过“政治课”的学习使学生自己加工、补充、表述、扩展他们的政治观。
BobDixon（1977）在他写的书《CatchingThemYoung：PoliticalIdeasInChildren’sFiction（趁他们年轻：青少年的政治心理）》中提到了青少年政治心理对以后国家政治进程的重要性，他同时提出构建青少年政治心理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学校教育。
石方军（2012）指出美国青少年的选举投票率连年降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发现在美国1972、1980、1988、1996这四年18到20岁的青年人投票率为48.3%、35.7%、33.2%和31.0%连年降低。美国社会称青少年的这种行为为“远离政治”现象。为了消除这一现象美国政府作出了如下努力：第一，学校教育为主，新型媒体为辅。加强青少年人的政治认知，树立青少年的政治情感。同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美国是“全人类的代表”的形象。第二，让青少年更多的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比如在美国每年都会有“青年电子选举”，它的宗旨就是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让青少年与政治的距离缩短。第三，加强对平困青少年的救助，美国的贫困人口中有五分之二是青少年人群，只有让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他们才能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
作者：贾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