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抗战话剧中，有很多具有争议性的作品，比如话剧家陈铨的《野玫瑰》。陈铨是20世纪40年代名噪一时的“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野玫瑰》是陈铨的剧作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剧本。
抗战时期，强调话剧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野玫瑰》中的抗战方法依靠的是个人主义的传奇能力，同时作品呈现了汉奸王立民对女儿的情感等丰富的多面性，所以受到很多的攻击。但是今天从艺术的独立性上看，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是有所进步的。
话剧的第一幕，汉奸王立民家的丫鬟秋痕和佣人王安聊天对话引出了王家的人物关系。这种侧面介绍主要人物关系的方法与《雷雨》开场四凤与鲁贵的对话作用有相似之处，对于人物的出现起到了很好的铺垫。接着云樵、曼丽、艳华三个人上场，人物的对话展示出复杂的关系，云樵现在追求着表妹曼丽，曼丽也喜欢他，但是艳华（曼丽的继母）却是云樵从前的恋人。
在这一幕中，人物的对话，表现出剧作家语言上的华丽词风，比如，“一个人活着，就不能不吃饭！但是干吗一定要吃仇人的饭呢？”（王安语）“现在的世界，根本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你不杀掉别人，别人就要杀掉你。”（云樵语）“人生就像演戏一样，哪儿认得真？我们既然粉墨登场，也就只好随便唱唱，等到夜阑人散，一切是非善恶，喜怒悲哀，很快的就被人忘记得干干净净的了！”（艳华语）这种华丽舞台风格的语言，在抗战话剧中是很独特的。
话剧的第二幕，王立民因为想抓的抗日分子突然溜掉而气愤，艳华告知可能是曼丽走漏的消息。王立民与女儿曼丽谈话，告诉她对她将来的安排，并且透露了他将双目失明，准备自杀的想法。警察厅长垂涎于艳华的美貌，被她骗入圈套中。话剧的第三幕，云樵所做的一系列秘密事件被警察发现，云樵处于危险之中。王安与云樵对上暗号，原来他们都是特工。艳华与云樵对上暗号，原来艳华也是特工。话剧的第四幕，艳华想办法利用警察厅长将云樵送到安全的地方，同时艳华利用王立民将警察厅长杀死。在王立民眼病发作快死前，艳华揭露自己的特工身份。
陈铨说：“文学上最合宜的题材，永远能够引起人类兴趣的是：战争，爱情，道德。《野玫瑰》把三种题材都表现出来了。作为特工题材，情节紧张、紧凑，特别是特工对暗号：“这一堵窗子是向哪个方向开的？”“向东开的！”“什么时候开？”“七点二十分！”“什么时候关？”“五点三十五！”“你的记号？”“天字XX号！”云樵同王安对暗号，云樵同艳华对暗号，艳华同王安对暗号，都使情节被推向高潮，人物的秘密在话剧故事中被揭露出来，都带给观众悬念破除的娱乐感。
话剧中的王艳华被称为“野玫瑰”，她的形象是非常独特的。王艳华在人物的关系上起到关键的作用，她是潜伏在王立民身边的特工，她是云樵以前的恋人，她引诱警察厅长并利用他，所有的人物都是被王艳华的聪明与美貌所掌握。她说话八面玲珑，处处有圈套。王艳华的性格也是特别的，她是传奇的“天字十五号”，她就像娇媚的野玫瑰，美丽、有刺，充满诱惑又不为任何东西约束，她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这个理想就是民族的大义，她的形象富有浪漫主义式的传奇与想象。
话剧中的王立民是争议中的焦点，大多数剧作将坏人都塑造得简单而平面的，这部话剧将一个坏人塑造成一个“圆形人物”——即一个有全面性格的形象。王立民当汉奸的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政治狂人，他认为当上汉奸可以“赤手空拳地打一个天下”。王立民再坏，也还是爱他的女儿的。在大多数中国观众的接受习惯里，坏人常常是阴险的、口蜜腹剑的，而王立民这种坦白的坏人让一些人对自己的审美习惯产生了怀疑，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同情。正因为如此，有的批评家认为这是剧作家的失败。其实这正是剧作家艺术上的大胆，他想从更为丰富的人性角度去解释一个坏人的存在，而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坏人而全面丑化他。
参考文献：
阳翰生.重庆抗战剧坛纪事·序.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
李扬.怒放的“野玫瑰”——陈铨戏剧创作简论.抗战文化研究，2009（00）.
石曼.重庆抗战剧坛纪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
陈铨.野玫瑰.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阳 雯（1976-），女，汉族，四川绵阳人，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陈 萍，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