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的困惑和中国先贤的智慧：图书馆哲学新论
美国j.h谢拉等学者提出图书馆哲学，本质上是西方后现代思潮基于对理性滥用而引发的一种忧虑和反思，因为科技总是意味着扼杀个人意志和个人存在的丰满性。中国文化强调个体自明而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存在意义，坚持人是天地中最具性情的存在。古代图书馆思想也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深层思考，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的每一个环节无不向个体敞开，几乎包含图书馆哲学的所有元素。
1 作为西方话语的图书馆哲学的困惑
西方因受惠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然科学理性，关于图书馆的研究局限在形而下的具体科学层面，既注重分析和精确；也注重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视为思维必须遵循的最高法则。这种科学图书馆学致力于对图书馆现象和事实的客观追问，并在关于知识编码和解码的一致性等具体问题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巴特尔(butler)说：“图书馆学只有从根本上遵循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成为科学。它所有的知识总结都应该从客观现象开始。这些现象应该通过严谨的科学观察法仔细观察，使要素得以明晰，要素的功能得以确定。要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分离[被观察的]活动并获得它们的定量测度。”科学主义虽然提高了图书馆学的抽象内涵，却忽略了作为其理论根基的形而上层面的一般问题。诸如图书馆使命、本质、持续发展等根本问题，是无法通过纯粹科学而得到深刻揭示的。谢拉等学者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正是对作为科学主义的图书馆学的反拨而出现的学术类型，其思想背景是后现代以来对理性科学的全面清算。wWw.133229.COm谢拉和克里夫兰指出：“从50年代到60年代，我们过分关注的是技术的作用，并相信技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现在我们意识到，在谋求利用人类所有知识的进程中，不仅仅存在着技术，而且面临着文化的、哲学的、心理的等各种障碍。”韩国学者李炳穆指出，“图书馆中的信息技术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技术的威力太大，往往会导致将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的错误倾向”。可见，西方图书馆学从科学到哲学的转向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于良芝说，“无论是谢拉关于图书馆职业使命的观点——连接人类知识记录和它的需求者，还是罗德菲尔德关于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观点——思想的自由是个人最基本的权利，都不是按照科学研究方法观察、验证的结果，而是源于他们各自所持的基本的世界观”，“作为一般世界观在图书馆领域中的应用，图书馆哲学思想无法像科学理论那样被经验数据所验证”。这为我们清理了从图书馆科学到图书馆哲学的大致脉络。
1986年，卿家康等翻译了谢拉《图书馆哲学》之后，开启了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也预设了国内相关研究追随西方学术传统和规范的事实。如果说，图书馆科学因其客观性而成为无国界、可复制的精神财富；那么，图书馆哲学则因其主观性而成为有国界、不可拷贝的心性遗产。简而言之，“拿来主义”在科技层面上可以立竿见影，但在文化层面上却迷雾重重。吴慰慈说：“什么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客体?截止目前是不够明确的。……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于鸣镝说，“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还没有统一”。金胜勇、吴杏冉指出：“大多数所谓的图书馆哲学研究都是讨论图书馆哲学的学科体系，或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来讨论图书馆基础理论中的某一基本问题。研究中缺乏真正的哲学内涵，其研究范式往往是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对图书馆学有什么意义，却回避图书馆哲学应如何指导图书馆学研究这样的重要问题，功利主义倾向可见一斑。”总之，作为西方话语的图书馆哲学在中国面临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的要害是：和以客观性见长的科学不同，哲学是主观的、不可拷贝的。我国学者未能从根本上区分可与不可之间的异同去取，难免造成方向性的迷失。
笔者认为，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图书馆学者，不论他们是否有过严格的哲学训练，都会按照某种普遍性的哲学观念来追问关于图书馆的一般问题。因此，图书馆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哲学思考，而哲学也无可自拔地浸润在图书馆学之中。历史上，中国古代《汉书·艺文志》、《四库总目》等书目以及牛弘、章学诚等学者关于图书和“图书馆”的认识，都涉及到哲学问题。在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家园意识和身份意识业已丧失百余年之后的今天，重提先贤的智慧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亦步亦趋于西方理论将注定得不到关于图书馆哲学的真正澄明。
2 中国先贤的智慧和本土制造的图书馆哲学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文化不以知识论为目的，而是以追求道器合一、体用不二的人伦呈现为取向。同样，与西方近现代科学主义的图书馆学不同，中国古人把图书或“图书馆”更多地理解为伦理型的而不是认知型的，整体型的而不是分析型的，意向性的而不是对象性的，直觉性的而不是逻辑性的，意象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模糊性的而不是精确性的。这些思考元素都是哲学层面上的，它们对于构建本土制造的图书馆哲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1 认知型向伦理型的转向
西方学者基于认知型的文化范式，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图书馆，即把图书馆视为研究文献信息收藏、组织与服务的机构，以科学认知为基础，由事实判断统摄价值判断，注重真假选择而不是伦理规范。这无疑有助于在技术层面上取得成效，但却不利于思考图书馆更高的组织理想。
中国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对现实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关注，重视人生之理甚于重视自然之性。人本身成为认识的对象，伦常之道、道德规范、政治教化成为认识的核心内容。《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远，人道尔，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即使探索自然(天道)，也只是为解释社会政治问题(人道)提供例证，由此形成了伦理型的文化，并相应性地产生了伦理型的图书馆思想。例如，古代文献收集的标准是伦理意义上的。《隋书·经籍志序》曰：“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益者，并删去之。”《四库总目·凡例》云：“辨厥妍媸，严为去取。”在中国古论文联盟http://代，图书馆学家也是政治家、道德家，从事的是“文科”。清《文渊阁记》引用宋儒张载的话，把作为藏书机构的文渊阁的使命定位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图书馆在收集、整理、利用文献的同时，也参与着仁礼和谐社会的创造，这种超越纯技术主义的图书馆
学思考，对我们建构图书馆哲学是有重大启迪价值的。
2.2 对象性向意向性的转向
在西方，柏拉图首先提出“主客二分”的理念。笛卡尔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进一步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相应地，西方图书馆学也是对象性的。西人认为文献收集、整理、利用等图书馆现象都是客体对象，主体人必须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地对待，以逻辑和理性的方式揭示其规律，追求认识的客观有效性。例如，把文献(知识单元)视为像牛顿的苹果一样是无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可以“客观地”制造、测量、整理、控制和预测它们。不仅如此，西人在关于图书馆的组织目标、本质、方式等方面的研究也是“对象性”的研究。例如，图书馆管理研究就是一个为了获得效率和效益而受抽象理性与科学知识引导的过程。西方学者习惯于把图书馆视为一架运营良好的机器，管理学的目的就在于对机器的各个“零配件”进行“物是物，我是我”的对象性研究。
中国先贤把主体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天人之“道”就在人心之中，认识了人类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规律。客体的“对象化”的存在，遂成为主体性的“意向化”存在。于是，用主体的修养代替对客体的认识，内心体验成为一切认识的出发点，形成了“物便是我，我便是物”、“物我一体”的意向性思维。反映在图书馆学中，中国先贤往往直接从主体的意向性需要出发，用主体意向统摄作为客体的图书或图书馆。如清孙庆增《藏书纪要·购求》云：“夫天地间之有书籍者，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一草昧何异?故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也。人心之善恶，世道得失，莫不辨于是焉。”这里，书籍不再是简单的客体存在，而是和主体人此包彼摄、主客互渗的意向性存在。对书籍的认知也要服从于“人心之善恶，世道得失”的伦理约定。再以知识组织为例。对象性思维把对知识的组织转换为对形式主义语言符号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客观性和精确性，但却始终存在与自然语言的接口问题。中国先贤以高度的哲学智慧，坚信所有被整序的文献都不是立于主体面前，供我们从形态特征或逻辑内涵上加以打量的对象，而是注入r主体人的情感、欲望和希冀的意向性存在。文献不仅打动了我们的理性思维，而且还撩拨了我们的情感和想像。这一认识有助于我们反思：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及努力撇开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着眼于形式来描述文献的做法是否具有正当性。
2.3 分析型向整体型的转向
西人崇尚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并对事物进行分析解剖，努力从事物的本质把握现象。“分析”也是西方图书馆学赖以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如ddc基于对文献学科属性和逻辑类项的划分而分类文献，是典型的分析型研究。元数据理论以个体知识为对象，旨在提供对各种个体知识的格式化描述，无疑也是对文献内涵作精细分析的结果。
李约瑟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中国人把自然、社会、人生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注重整体的关联性而不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逐一研究。同样，古人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的各个环节都以“大弘文教”为宗旨，具有在“道”的层面上的关于图书和图书馆的整体性认识。例如，中国古代目录学并非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而是力求从整体的演化上来理解文化多样性的统一，要求众多文献构成类例、众多类例构成目录体系、目录体系与整体文化背景相适应，目录所反映的文献程序性折射出了人与社会的秩序性。量子力学证实，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依赖于主体的测量方式，表明客观世界中不存在描述运动所依赖的绝对参照系，从而动摇r那种把研究对象尽可能小地还原为分析方法的统治地位。就此而言，中国先贤的整体观更具合理性，它有助于我们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构建图书馆哲学，将图书馆学从分析性的技术层面提升为整体性的哲学高度。
2.4 逻辑性向直觉性的转向
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的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而中国的贤哲却没有走上这两步。”逻辑信念在西方渊源久远。逻辑思维因其所具有的理性、分析性、实证性、精确性和系统性等特征，而被移置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之中。就图书馆学来说，用逻辑的方式论证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的本质与规律成为主流，其中尤以知识组织方面的运用最为成熟。
我国先秦的《墨经》和公孙龙等名家学派十分注重逻辑研究，但汉代以后即趋于式微。中国先贤更习惯于通过直觉体悟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存本质和规律。《孟子·尽心》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认为知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并不亚于逻辑。就图书馆学来说，古人倡言“藏用为治”、藏书在于“大弘文教”等等，这些涉及到诸如藏书的价值和使命、图书馆的社会教化功能等问题，是难以靠逻辑推导出来的。虽然这些论述看似“大而无当”，但它们在确证图书馆的使命、功能、价值等深层认识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样，古代书目不注重对文献的理性分析，而更多地利用主体人的意义判断和价值判断来营造整个书目体系，从现实人的主观心理出发，通过文献内涵在学术上的“辨考”和功能上的“教化”，编织文献体系的直觉模型。所以，古代的小学(语言文字学)在经部，数学在子部天文历法类等等。这样的分类虽然“不科学”，但有传统文化学养的人能够“久病成良医”、“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依据直觉查找到相关文献。
2.5 实证性向意象性的转向
西方实证主义者强调观察、经验、事实、分析、论证，宣称自己是“科学的哲学家”。认为科学只是对“实证的事实”即经验事实的描写与记录，而一般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既不能用经验证实，也不能用逻辑推演，无法判断其真假，只能是伪命题。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将实证原则运用于图书馆学研究，从而使知性思维的逻辑和实证互为表里。事实上，20世纪早期的芝加哥大学也是全美乃至全世界著名论文联盟http://的实证方法应用基地。该学院代表人物韦普尔甚至将严格的实证方法运用于研究阅读现象，并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社会群体与阅读兴趣之间关系的理论。
与实证论异趣，中国先贤重视设象喻理、取象比类，用意象代替概念、判断和推理，并把这一思想运用到了图书馆学中。意象性思维把“象”作为连接思维和语言的纽带，认为语言文字难以表达意义，必须“立象以尽意”。如中国古代书目中的“类名”就不是实证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既有“意”又有“象”的意象性范畴。古代类名一般都没有严格的定义，它的“意”是通过具体文献之“象”来表达的。如，《隋志·五行类》著录272部文献，颇为猥杂，然其内部仍有脉络可寻。
如该类收有《阴阳婚嫁书》，显为婚嫁类命书，故入之五行。由《阴阳婚嫁书》而将《产乳书》、《产经》、《产图》等文献也附入五行类。这里，《产乳书》等虽不属五行类，但它与《阴阳婚嫁书》关系密切，故因附于五行类下。这里，“五行”显然不是可实证的概念，而是可以通过《阴阳婚嫁书》这样的具象文献而随时增加内涵的意向性范畴。这一分类方法固然降低了严密性，但大量比喻、象征、类推、联想的畅行，本质上是向主体人敞开的，意味着在文献编码和解码过程中主体人的存在。现代情报语言固然因其实证而精确，却始终面临是否应该向用户主体性、个体性倾斜的方向性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