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中重新审视卡西尔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整个哲学史围绕着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的自觉和反思的层次，可以被划分为两次转向和三个阶段。古代哲学的源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是产生于“惊异”。宇宙万物的变幻神奇给人以巨大的惊诧感，于是，古代本体论哲学要寻求“万物的统一性”。但同时，古代本体论哲学没有从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出发去看世界。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则自觉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二者的统一关系。哲学的任务由寻求“世界的统一性”转变为寻求“思想的客观性”的问题。而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则反对近代认识论哲学离开语言这个中介去直接断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实质内容和真实意义，是把对思存关系问题的反思“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反省和逻辑学反思引向了文化批判。”把哲学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对思维把握存在的中介的考察上来，以中介化、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去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以各种中介为核心形成了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多元的统一性原理。可以说，语言学转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哲学意义，它又一次以倒退的形式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反思，丰富了人们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内在矛盾的理解。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就产生于第一次哲学转向即认识论哲学转向已经完成，第二次哲学转向即西方语言哲学转向正在进行的过程中。www.133229.CoM卡西尔自觉的参与了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变革，以文化为中介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反思。同时卡西尔在传统哲学体系崩溃，现代哲学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双峰对立，陷入要么走哲学科学化，要么走哲学文学化的道路的困境之时，用符号意义功能的统一性，为现代哲学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从而引领和塑造了时代精神，达到了其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本文试图在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意义上重新审视卡西尔，以期揭示其在现代哲学转向中所具有的重大哲学史意义和地位。
一、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
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以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抽象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变为了寻求“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即内在的精神和外在存在如何相符合，相统一的问题。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以片面的真理展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经验论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但它否认精神对感觉经验的超越性，把人的认识完全限制在人的主观观念范围内。将世界划分为意识内的世界和意识外的世界，最终只能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唯理论则认为知识潜在于人的意识中，否认感觉经验是知识的来源，最终一切思维活动只能是纯粹主观的思维活动，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完全对立起来。
到了康德那里，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已经到了迫切需要统一的时候。康德综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观点，他肯定了唯理论提出的人具有先验认识能力的说法，同时也肯定了经验论着重的感觉经验的重要性，提出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认为人是用先天认识能力统摄后天经验形成知识，并给知识划定了范围。即知识的对象只能是自在之物反映于人头脑中的现象世界，自在之物(物自体)本身不是知识的对象。由此，康德在积极的意义上保卫了知识，否定了休谟的怀疑论。但同时，他并没有消解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抽象对立，反而是证明了这种对立的不可克服性。
康德在进行重大哲学变革时提出，既然人们要运用理性认识能力才能形成知识，那么，在运用理性对事物做出判断之前，应先着手对理性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范围的有效性进行考察。这是任何知识得以可能的前提。由此，哲学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革，即对于哲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研究事物本身，不再是如何增进“知识的实质性内容”，而是满足于对知识的工具，对意识能力的考察。通过对意识的认识论反思，来解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康德的整部《纯粹理性批判》都在力图完成这项任务。
可以说，康德的对认识工具的重视已经蕴含着现代哲学思维方式重大变革的萌芽，现代哲学正是要从“中介”出发去思考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新康德主义者的卡西尔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这一哲学革命。哲学的研究课题不再是认识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存在实体。卡西尔提出“我们不仅要理解世界‘是什么’，而且还要理解世界‘从何而来’”。他指出，存在是以各种符号形式为中介，才得以被人类思维所把握的。“这些特定的符号形式并不是些模仿之物，而是实在的器官；因为，唯有通过它们的媒介作用，实在的事物才得以转变为心灵知性的对象，其本身才能变得可以为我们所见。”
卡西尔明确提出，“我们不需要放弃由康德发现并由他清晰地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个基本的批判问题。我们现在必须引导批判问题去面对崭新的材料，但我们可能而且应当维护这个问题的形式。”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考察主要是对逻辑理性能力的考察。因为在康德看来，真正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的，唯有数学、物理学等由逻辑理性能力获得的自然科学的知识。虽然康德后来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审美判断进行了考察，但他认为审美判断“不是知识判断”。可以说，康德把人文学排除在了知识的范围之外。
卡西尔认为康德对认识能力的划分标准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康德所处的时代，是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绩的18世纪。这些科学的发展体现在了康德的哲学里，表现为他对纯粹数学何以可能，以及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考察，从而为科学奠基。而到了卡西尔所处的年代，生物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科学的发展已经迫使哲学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卡西尔要将康德进行的“理性批判”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其他的思维、判断、认知、理解的形式上”。神话、语言、宗教、艺术等符号形式“尽管与理智符号不相类似，但却同样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而与理智符号平起平坐……每一种形式都……是人类精神迈向其对象化的道路，亦即人类精神自我展示的道路”。“我们必须追问的不仅仅是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追问每一基本功能的整体性和系统全面性的问题。”因为逻辑理性只能作为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条件，只是人类思维把握世界的一种认识形式，我们要对人文科学诸如神话学、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等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拥有描述大千世界图景的力量，我们才会描绘宇宙的图景和人类世界的图景”。由此，“康德所发动的哥白尼革命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扩大了的意义。”为此，卡西尔在其早期著作《符号形式的哲学》三卷本中，分别对语言、神话和科学三种认识形式进行了考察。而后又在其晚期的《人论》中，对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人类各种认识形式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从而将康德的意识哲学进而发展和改造成其文化哲学。
由此，由各种符号形式构成的人类文化整体成为了沟通思维与存在，属人世界和自然世界的中介和桥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由认识论哲学的心灵与物质实体的抽象对立的形式转变为以文化为中介的辩证统一关系。因而，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只有通过对人类思维创造的各种符号形式的考察才能被揭示出来。因此，文化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诉诸于对文化这个中介的考察，通过文化批判来自觉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这种中介化的思维方式是现代哲学的共同特征之一，也是其超越传统哲学而实现的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变革。现代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的基本特征就是，“它们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而提供现代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伽达默尔的意义哲学都是以中介化思维方式为特征的现代哲学主要流派。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即是抓住了文化(或符号)这样一个中介环节，形成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它以追问和具体研究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文化中介的方式，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问题的反思。
二、文化世界与功能的统一性
这种以文化为中介的哲学的重要特征就是突显了人的文化世界。在卡西尔看来，正是“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与其他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中，人还生活在一个“新的实在之维”——符号世界中。并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因此，一个区别于自然世界的属人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文化世界。正如他所言，“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造他自己的宇宙——个……符号的宇宙”。由此，文化在卡西尔这里就不仅具有中介的意义，而且具有本体的意义。
但这个文化本体不再是传统哲学设定的那种恒定不变实体，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这种中介化的现代哲学意识到了人的历史性和有限性，不再像传统哲学那样总是“以追求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为目标论文联盟http://”。传统哲学总是要追求至真、至善、至美，从而为人类确立“安身立命之本”。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全部传统形而上学家总是想超越人类的历史发展，一劳永逸的实现思维把握存在的全体自由性。这充分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但却没有认识到人的历史性、有限性。
卡西尔拒绝像传统哲学那样去寻求确定的实体的统一性，而要寻求“功能的统一性”。他强调，“在文化的宇宙中要宣称有一种绝对存在和实体性是荒诞的”。“我们必须用功能性的理性思想取代黑格尔体系中统摄和弥漫着的实体性的理性思想。”不能把理性看做是一种恒常存在的实体，而“必须在精神自身持续不断的劳作中去寻找理性”。
在这一点上，卡西尔特别赞同学者威廉·冯·洪堡对语言的看法，“语言乃是一种功能，而并非一些被影响下的结果”。“语言并非一单纯之产品，而是以持续而且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在卡西尔看来，洪堡的这一表述不仅仅适用于语言，而且适用于所有符号形式，所有文化产品。语言、艺术、宗教、历史、科学等每一种符号形式都是一种“生产性活动”，它们各自以其特性和个别的方式，展现着人类精神持续不断劳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揭示了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以符号为中介，通过劳作构建的历史性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卡西尔强调“这种统一性不能以一种体系化形而上学的方式被看作是简单的、不可分割的实体。它不能用纯属实体性的方式去描述。它必须用功能性的方式去理解和界定——即是以关系、活动、运用的方式去理解和界定”。“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
同时，卡西尔意识到了要在人的历史发展中，要在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的考察中去追求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而不是像传统哲学那样仅以哲学家个人头脑中的思辨活动去把握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思想。正如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
文化哲学要在对人类的文明史的考察中历史的把握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由此，卡西尔特别注重对他所处时代所取得的最新科学成果的考察和吸收。他认为，哲学要有所发展，“只能借助具体科学的紧密联合和合作”。只有如此，哲学才能把握时代精神的状况；只有如此，哲学才能形成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卡西尔在达尔文、乌克威尔等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考察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形成了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观点；现代物理学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提出，为卡西尔提出从结构和功能角度阐述人类文化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同时，卡西尔还吸收了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它们进行考察。通过对这些具体科学成果的研究和吸收，用他的独特理解，使其文化哲学较之康德时期的哲学有了新的内涵，成为了他所处时代精神的精华。
由此，卡西尔就以一种历史的、生成的统一性思维方式超越了传统哲学寻求确定的、实体的统一性思维方式。从丰富的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内在矛盾。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都不再是一个确定性的绝对。而是自己时代的绝对、历史的相对。这体现了现代哲学对本体观念所实现的深刻变革。从实体性的绝对化的思维范式转变为历史性的、功能性的理解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
符号的表达、表述和指义虽被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基本功能，但其共同的作用是创造一个属人的世界。只是在不同的符号形式中，意义被赋予的形式和结构不同而已。例如尽管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与阿雷蒂诺等人彼此之间有巨大的不同甚至对立，我们仍把他们都称作“文艺复兴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彼此相同或相似，而是因为他们一同参与了一共同的使命”。即他们每一个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参与缔造了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的精神”。正如上述例子一样，神话、艺术、历史、科学等如此分殊的符号形式。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形式的整体”，能够不失去其“统一的结构”就在于它们都是“以千般彰显方式和千般面目展现出来的‘同样’的一人类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