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实践智慧及其当代意义
一直以来，古希腊体育被认为是现代体育的起源，尤其是古奥运会，其中蕴含的人文思想、哲学意味都被体育哲学各位论家诠释、阐发。在此中，古希腊哲学思想与古希腊体育运动之间的关联成为解释的关键所在。在先前较多的研论文联盟http://究中，古希腊体育运动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表现”、“实现”特定哲学观念和文化理念的中介，而它的自性则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所以，厘清先前研究中古希腊体育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深挖古希腊哲学思想中蕴含的实践智慧，对古希腊体育作哲学认识论层面上的诠释，使之有着更为饱满的哲学思考内涵是该文的思维导向。
当在体育运动领域论及古希腊哲学家及其思想时，最常被引用的一个例证是古希腊为数不少的哲学家，尤其是伟大的师徒三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出色的运动家，其中还不乏奥运桂冠获得者［1］［2］。以此为依据，在较为宽泛的历史文化层面来树立体育运动在古希腊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古希腊哲学与古希腊运动在形成伊始所具备的紧密关联。而在古希腊哲学家的原著中挖掘其思想内涵和论述与古希腊体育运动之间的关联则能开出另一条研究径路。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说
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被称为“爱智慧”（希腊语为philosophia）［2］，意旨于对睿智的追求、热爱。但是凸显智慧的实践性，换言之确定实践智慧的内涵与意义的却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wWW.133229.cOM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区别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知识或科学知识；第二类是实践的智慧、实践的知识或者明智、审慎；第三类是技艺、技巧或生产的知识、制作的知识” ［3］（这三类分别对应希腊文episteme,phronesis和techne），本文所主要关注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phronesis，即实践智慧这一概念。不同于理论知识，实践智慧包含着伦理学与政治学，他们的研究目标是善和善的行为。国家和个人的善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而在实现善的过程中，实践智慧作为“一种体现为行动的知识”即实践知识，得到了凸显。
1.1 实践智慧与实践知识
亚里士多德崇尚知识，崇尚求知的生活，“他坚信人类光辉灿烂的未来只有通过持久不懈的学术研究、逐渐积累知识才能达到，并因而告诫我们说，按照求知的欲望行事、实现自我乃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标，从事理智活动、进行思辨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并且这种求知的过程——“一种从事智识活动并进行思辨的生活”，是一种人追求不朽的过程，是人最接近神的一种状态［4］3。然实践智慧中包含着实践知识这一维度。通过挖掘古希腊体育运动中存在的知识因素，尤其是当摆脱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第一个知识类型（理论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束缚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具备的实践性知识，即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第二种知识类型（实践知识）得以彰显，这是实现认识论层面上对体育运动理解提升的一个途径。
然而实践知识却是丰富的，首先它是一种属人的知识，更是一种“让我们的欲望行正道”的知识。而如何“行正道”则与亚里士多德之后提出的两个概念——权衡与直觉，及由这两者构成的话语性知识和直觉性知识密切相连［5］。
亚里士多德关注人的行为，尤其关注人行为的目的和方式这两个方面，而由权衡形成的话语性知识就是解决人行为的方式问题，而由直觉形成的直觉性知识就是解决人行为的目的问题。
首先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实践的智慧必须是一种能够在与人类的善相关的事情上作出行动的合理的正确的状态”［3］，而实现这一合理、正确的状态就需要人来“整体性”地判断“什么是对他有利的”［5］，这一行为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权衡。所以说“实践的智慧的本质是权衡的”，且权衡的对象就是“那些我们并不永远如此的事情，比如医疗、航海”。从对实践智慧的界定出发，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著名的中道原则——以权衡的方式“在恰当的方式，对恰当的人，有所行动” ［3］，而并非是一种无原则的一味“折中”，同时这也是人最好的一种行为方式。
而直觉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思想。作为一位古典经验主义肇始者，亚里士多德对感觉经验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的强调是必然的，但它同时也区别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列举的方式，即从“大量的特例中找到逻辑层面上的共同点”；第二种则是当人面对只能在整体中被观察到的原则时，人的直觉体验就至关重要，他便如斯定义了直觉理性——“区别于在推理过程中展现的逻辑理性”，而是一种“本质性的定义”［6］。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强调直觉与实践经验的重要性，重视人的参与过程和直觉体验，更为甚之的是，直觉成为了直面本质的一种方式［7］，是跨越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回归到特殊的途径［3］。所以通过直觉，人们就能把握行为的目的。
1.2 实践智慧的身体性
在论述完实践智慧中存在的实践知识维度及其权衡和直觉两个方面，但是真正要与个人和国家的生活发生关联，知识和德性需要与个体发生关联，那么身体这一概念却在此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但由于哲学界的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关注多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身体维度存在一定的漠视，时至今日，对身体问题的关注已是炙手可热，对亚里士多德对身体的描述的挖掘无疑有着对当今身体问题追根溯源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虽然两者都承认人身体的不完美性，但是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身体是人实现“理智生活”的一个中介［8］。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有着两个基本的界定。首先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已然被分为三个层次：一些被称为外在的善，另外一些则与灵魂与身体有关”［9］13，与身体相关的善即可被认作是“身体的善”，其中包含了“健康、强壮、健美、敏锐” ［10］，而在现代看来这些描述静态身体的形容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必须“在于行动”，“获得奥林匹克桂冠的不是那些长的最漂亮和最强壮的人，却是那些参与竞技的人” ［9］，所以身体的行为是实现善的一个必要途径，身体的善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再者，亚里士多德并不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样避讳身体的快乐，而相反他认为在身体的快乐中可以体现人“自制”的品德，并且这种“节制”的形成并不来自于道德、心灵的掌控，而更多的是身体快乐本身所具有的两种特性：第一身体快乐能驱开痛苦，只有过度的身体快乐才能治愈过度的痛苦，是从快乐的匮乏走向正常的品质，所以毫无疑问是一种向善的过程；第二身体快乐是强烈的，是天生的。［9］
可见，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中的权衡与直觉概念都在他对身体的阐述中得到体现和印证，如果没有身体，直觉经验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对身体快乐的正面肯定，实践智慧的善就无法在个体身上得以实现。同时身体也是古希腊时期个人参与政治和公共活动的一张必要的门票，亚里士多德也说过，“身体丑陋的人，不是我们所说的善的人” ［9］，所以身体也是个体通向集体的一个道路。
1.3 个人的善与国家的善
的全过程。拳击比赛都是没有现代拳击比赛的“重量级”概念，虽然这一方式在现代拳击运动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的目的却在于，古希腊人认为只有这种无差别级的比赛才能展示最有力量和最强壮的人且不受制于体重，才能代表太阳这一“生命之源”的力量。在摔跤中，一个失败的身体姿势是某一方的背部触及了地面，因为这个时候失败者能感受到太阳的力量，而此时毫无疑问，获胜方正是代表了和行使了太阳的力量。可见，古论文联盟http://希腊时代的正义来源于太阳，而在古希腊的体育运动中正是展示了这种正义，更为重要的是，它将这种正义展示给社会大众，形成维系社会群体，形成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13］。
再者，尽管是体育运动或者是早期的身体教育，古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拒斥特殊化。在eliseo andreu-cabrera等人对古希腊时期体育运动与身体教育的研究中就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就反对音乐教师和体操教师对运动员进行区别化的训练，他坚持认为“年轻人应当受到所有种类的体育运动，而不是仅仅接受它们中的某一项运动训练”［15］。简单地看，这是一项古希腊身体教育的一种方式，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深层次的政治学理念。不同于上面所提到的体育运动中的太阳隐喻展示了正义，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这种拒斥特殊化的做法是实现正义的一种途径。个体的身体在未经体育运动和身体教育时是私人的，为己的，但个体若要成为一个公共人物，抑或是政客、官员，从事体育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体育运动的过程中，私人的肉体得到公开的展示，且需要进行近乎“全才式”的培养，这样个体的身体才能形成国家的公器，社会的、群体的、国家的善才能得以实现。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希腊城邦时代，作为“哲学王”的哲学家们有不少都是运动员。
通过揭示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蕴含的个体——国家隐喻，可以打通古希腊体育运动中两大隐喻，个体的身体不仅仅在个体层面上与自然力量呼应，同时也能超越个人身体的限制，成为一种社会的身体、城邦的身体，个体与集体之间的鸿沟也同时被超越。
2.2 体育运动：通向实践知识的道路
暂且将古希腊体育运动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知识在学理层面上的联系搁置一边，古希腊哲学家们所创办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就与体育场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希腊的哲学家在教授哲学的同时，还会教授各种运动技能。亚里士多德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府（对应的英文为lyceum， 也有翻译为莱森学派，逍遥学派）就靠近古希腊式的体育场［7］，在那里经常还会有哲学、政治学上的论辩。由此可见，古希腊的体育场所，不仅仅是一个人锻炼身体、提高运动技能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展开哲学争论，学习哲学、算学、修辞学等知识的地方，所以先天的，古希腊体育运动就与知识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体育运动所包含的知识，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实践知识，却是另需一番论证，healther l. reid［16］对在知识层面上对古希腊体育运动（包括了体育教育）作出的重释是实现体育运动成为通向亚里士多德多崇尚的实践知识之路就是其中较为典范的。
reid对古希腊体育运动在知识层面上的复兴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第一便是古希腊体育运动是“真理之争”。因为首先古希腊体育运动挑战着人们业已认可的答案，不重复原有的状态，充斥着不确定性；其次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是一种“开放和中立”的比拼，在其中形成的知识正符合了古希腊哲学的知识定位，“知识作为事实的表达必须是可信的且是可以被证实的，并不是一个所谓信念、意见”；最后，古希腊体育运动是通过公开展示的方式，由“共识”来确定胜负，而非传统、权威、信仰和暴力。
第二是蕴含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善德之争”，它的基本核心是将体育运动对胜利的追求转向对善德的追求，亚里士多德的两位先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这种转向的积极倡导者。在哲学史层面上，苏格拉底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为主的研究导向转向于道德哲学。苏格拉底一直坚持体育运动应该是“离开那些现实的，追求胜利的目标，而是为了追求理想性的善德的目标，换言之，这就是‘爱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就能发现自我的存在，实现真正的幸福。柏拉图则与苏格拉底所走的类似“个人救赎”道路迥然相异，他的教育理念是追求“发展灵魂的哲思能力，最终形成社会领导能力”，所以在他看来，体育教育一方面需要参与者能理解规则，让自己的灵魂和欲望恢复到原初状态，一方面体育教育也能训诫灵魂，使之能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最终形成公共服务能力，形成欲望和灵魂的和谐。
由上述两点可以发现，与其说古希腊体育运动与知识有着密切的关联，毋宁说古希腊体育运动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区别于理论知识的一种实践知识，其中追求真理与善，追求国家与个体的和谐正是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界定的关键所在，是一种身体化的实践智慧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实践智慧中的“权衡——对不永远如此的事情的求解”的具体体现。
3 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实践智慧契合的当代意义
上文在阐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内涵的基础上，又以蕴含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自然隐喻、个体——国家隐喻及实践知识维度为中介，实质上就是挖掘了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所蕴含的实践智慧。但是这种深挖已然存放在博物馆中的历史故事，厘清其中的历史脉络是否有价值，却是非常值得深思
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追寻这一历史踪迹的现当代意义是本文的要旨之一，其中它对植根于当代体育深处某些问题的反思更具有核心意义。
3.1 体育与知识关系
体育运动是否在传授一种知识？这一疑问一直困扰着体育学学者、体育教育学者。尤其在学校体育教育中，这一疑问则更为凸显。随着教育学的日臻完善，“教育性知识”被界定成一种“命题式或理论化的理论文联盟http://解”，它有着启发性的价值。而体育作为一门学校的课程，也用这种“教育性知识”来重新“装点”自己，努力能“自证”为一种“学术性课程”［17］，成为一种和其他理论学科一样的一种“知识”。为实现这一目的，体育教育有两个做法。amour对此进行了描述：第一，体育课程中，“理论课和理论考试是寻常可见的”；第二，国家课程体系必须主导国家体育课程的设置。hargreaves［17］等人对这两个做法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他们尖刻地指出“（体育教育）作为一门实践性的课程，理论考试的出现意味着体育教育失去了他最为优势的方面”，即便不停地在体育教育中强调理论的作用，但是绝大多数的体育课从本质上而言仍然是实践性的，身体性的。虽然armour在身体维度对体育教育中存在的这种身体与智识之间的矛盾进行重构，但是这种直接在体育运动、体育教育的体系中直插入身体概念是稍显突兀的，然后追寻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实践智慧，挖掘其中的实践知识却是一个正本清源的做法。
毫无疑问古希腊时代风行的体育运动、身体教育方式和当代社会的体育教育课程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身体与智识的和谐共处却在哲学层面上为当今体育教育、甚或说为“体育运动是否在传授一种知识”这一疑问提供了一条解释的径路。毋庸置疑，在上述的种种论述中，已经不难发现古希腊的体育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实践知识，区别于理论知识，体现着一种实践智慧。也正是由于古希腊体育运动的这一特性，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体育与知识息息相关，互为辅佐。
随着古希腊文明的式微，基督教统治欧洲，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层面上二元论得以延续，但是它有关体育教育，实践智慧的理念却被忽略［2］。之后兴起的近代哲学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心物二分”观念，身体不再被认为是“人类主体在世界的泊处”，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类理智——“我思”的高扬［18］，身体成为了心灵“令行禁止的工具”［19］，所以在中世纪，对身体的拒斥走向了极端，出现了宗教式的禁欲和苦修生活［2］。在这一知识背景下，体育与知识之间形成了隔阂，而在其中对身体的认识的跌宕便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一直影响了后期体育、体育教育哲学的思想。之后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始，体育开始从走向了学校，进入了教育化过程，在18-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科学和技术成为了时代的主导，体育便进入了科学化和课程化时代。虽然在这几个时代中，似乎体育与知识紧密联系，体育中充满了“理性知识”，整合了心灵与肉体，如jesse feiring williams的将体育认为是“通过体育的教育”这一观点便是代表之一。基于将个体认为是心灵和身体的整合体，心灵是这一整合体的本质的观点，williams认为“体育教育不仅仅只关注身体健康，也需要关注通过体育教育而达到的个体关系、情感反应、智力学习、团队行为、社会关系、情感和审美效果” ［2］。可见在这一知识背景下，体育，包括体育中的人的身体只是一个被科学所分析的对象，它的知识来源于其他学科，体育中包含的运动技能甚至运动技艺不被认为是知识的来源，而是被解释的对象，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所倡导的“实践知识”有着本质的区别。
而在现当代哲学繁盛的今天，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传统、尼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传统、莫斯-布迪厄的人类学传统实现了身体的重光［20］，在这三股思潮传统的作用下，身体不再被简单的当作“肉体”，也不再是心灵和意识的附属。身体成为了“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身体是某种兼具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实体，既形塑社会，也被社会所形塑”［21］，由此身体成为了社会与个人的中介，也成为了人认识和影响世界的中介。针对身体的探讨还在深入了认识论层面，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指出：“所有知识都有其身体根源”［22］。虽然波兰尼对知识的身体性的论述有着深刻的认识论变革意义，有着冗长的论述，但是他却是将知识的根源定在身体之上的开始。在当代的体育哲学界，将身体纳入研究分析，甚至成为研究的主题之一［23］，引发了国内大量学者的共鸣，但是较多的研究均是在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对身体与体育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如体育中社会对身体的规训，体育中对身体的人文价值的体现等，所以只停留在身体的中介性意义上，但是最为知识根源的挖掘则尚未展开。从这点看，体育哲学中的身体研究就缺憾了与当代哲学的认识论研究的身体根源性挖掘这一方向的呼应。所以体育哲学中的身体研究还未深入到知识层面，体育运动中蕴含的“实践知识”就无法得到进一步挖掘。
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古希腊哲学中的“实践智慧”形成了契合。在历史追溯层面上，找到体育运动与知识的早期契合，身体的善是它们之间的中介。在哲学史演进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当代解读形成了体育与知识在当代哲学背景下再度形成契合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从古希腊体育至现代体育的发现又可搜索出一条实践知识沉浮的线索，为体育哲学中的认识论研究提够逻辑发展的一个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