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技术价值困境的超越
一、西方哲学关于技术价值的争论及其困境
西方哲学关于技术与价值关系问题的争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基本方面：技术是否负荷价值以及技术负荷何种价值。关于前者的争论，形成了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负荷说的对立；关于后者的争论，则形成了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对立。
技术中性论或技术价值中立说是较为流行的观点。技术价值中立说认为，技术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它本身没有对错、好坏、善恶之分，是中性的。技术既与设计者的意图和需要无关，可以应用于任何目的，也与社会文化背景无关，可以运用于各种社会类型之中。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的一段话也许表达了所有技术中性论者的心声：“无论如何更明确得多的是，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些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然而，技术是否真的与价值无涉呢？面对现代技术所引发的人们生活的种种变化，技术价值中立说是很难在理论上有说服力的。技术作为人的活动，其中必然蕴涵着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目标。正如阿诺德指出的：“技术似乎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某种能分离于它处的东西，如果机器要有什么用处的话，它就必须适应于一种活动模式，而这模式又属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这说明，技术并非独立于人的中性的方法和手段，而是特定社会中的人的价值载体，具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内涵。WwW.133229.CoM
虽然同样肯定技术负荷价值，但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却又在“技术负荷何种价值”问题上产生了争论。技术乐观主义热爱技术，把对技术的追求作为生命的主要目的，要求技术应用于一切事物和领域，以技术的应用来自动消除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矛盾和价值冲突。近代哲学家如培根、霍布斯等，都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显然，技术乐观主义只看到了技术的正价值，夸大了技术的效用和潜能，却忽视技术所蕴涵的负价值以及技术的社会属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技术的进步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相应的文化进步，在对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的攫取中，内在的精神世界却在走向衰落。于是，技术悲观主义的批判之声日渐高涨。技术悲观主义对技术持消极、悲观的看法，认为技术的发展不但没有带来人所预期的幸福和解放，反而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技术成为控
制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他们对技术采取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主张停止技术发展乃至取消技术。卢梭就是技术悲观主义的一位先驱者，他公开反对科学技术，主张返回自然纯朴的原始生活。技术悲观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其中，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最具代表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都对技术的种种消极社会功能进行了批判，技术批判成为他们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他们的技术批判最终变成了对技术的否定，表现出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存在论哲学对技术的追问和批判也显现出对人之生存现状的悲俪。从帕斯卡尔到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再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和萨特，都对技术异化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们的文化批判始终贯穿着一种悲剧意识。
以上关于技术价值的两组对立观点中，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乐观主义表面上看似乎截然不同：一个否认技术负荷价值，一个肯定技术负荷价值，然而其实质却是一样的。它们都将技术仅仅视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工具”，认为技术与人的活动无关，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无关。由此可见，技术中性论也并非绝对的否认技术负荷价值，事实上，它与技术乐观主义一样，都肯定和强调了技术的正价值、物质价值和现实价值。在此意义上，真正的技术中性论者是不存在的。
我们看到，西方哲学关于技术价值问题陷入了两极对立：一些人只看到技术之善，即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与正面价值，却忽视了技术所负荷的负面价值，另一些人则只看到技术之恶，即技术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却忽视了技术对人类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一些人只强调技术的效用性，即技术对于促进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的物质价值，却没有看到技术所蕴涵的精神价值，另一些人只关注了技术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和制约，却忽视了技术的物质价值；一些人只看到技术给人的现有生活带来的富足与便利，却没有对技术进行未来审视，另一些人则只看到技术与人的应然生活的对立，却没有对技术的现实价值予以充分肯定。面对西方哲学技术价值观的二元对立，我们不禁要追问：技术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在技术不断进步的进程中，人类是越来越自由，还是越来越不自由？由技术引领的人类是在走向光明，还是在走向毁灭？仅仅囿于抽象之思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这也正是西方哲学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将技术置于现实历史条件下，置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置于人的文化价值系统之中，才能真正揭示技术的价值。马克思正是这样做的。
二、马克思技术价值观的文化整体视野
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都只强调了技术价值的某一方面，忽视了另一方面，割裂了人与物、事实与价值、手段与目的、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技术与技术应用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他们都只是在抽象地、孤立地谈论技术价值，没有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对技术价值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因此必然陷入对技术价值的片面理解和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其实，对技术以及技术价值的考察，离不开对技术置身其中的文化情境的考察。正如芬伯格所指出的：“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技术‘本身’，因为技术只存在于某种应用的情境中。”马克思对技术价值的理解不是抽象、孤立的，他从人的现实历史存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条件下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出发，将技术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从封闭的“技术本身”扩展到广阔的文化空间，通过文化系统整体来考察并揭示了技术价值的丰富内涵。
在此，首先需要澄清马克思哲学中“价值”的基本内涵。“价值”是一个基本的哲学术语，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价值”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归纳起来，不管是“实体说”还是“关系说”，基本上是从“满足主体需要”的层面来定义“价值”。这种定义“价值”的视角是“客体的”，而非“总体的”、“文化的”。这样的理解颠倒了“价值”范畴中人与物的关系，以物为尺度来衡量人，内在地包含着把人“物化”的危险。事实上，“价值”不仅体现“满足人的需要”，更应体现人的“主动追求”，人对于自己自然存在的超越。这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作为“价值”存在的人的文化超越性。可见，马克思立足于文化整体视野的“价值”体现了“客体对人的需要的满足”与“人的主动追求”之间的辩证统一，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现有与应有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对技术及技术价值的理解亦如此。在他看来，技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历史的存在方式或文化形式，既提供了人之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也动态地生成着人的文化本质；既满足人之现实生存的感性需求，亦指向人之不断超越的文化理想。这表明，技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统一的一体关系，要考察技术的价值，就要将技术价值与文化价值联系起来，在“技术-文化”价值系统之中来加以观照，唯有如此，方能完整揭示技术之价值。对此，马克思作了如下考察：
首先，马克思考察了技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关联性。马克思将技术视为一种“文化形式”，这意味着，技术是以“技术文化”的角色存在于文化之中的，技术是文化系统中的要素。因此，技术价值从根本上是由文化价值来规定的。文化价值是人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文化意义的理解和认同，人的文化存在不同于动物的“存活”，而是具有超越现实的指向性，指向“更好的活”，因此，文化价值具有双重指向：指向当下的、物质的、现实的、实然的、给定的维度与指向未来的、精神的、理想的、应然的、超越的维度，相应地，技术价值也具有这样的双重指向。在不断超越现实的文化活动中，人既是价值的目标，同时又是价值活动的参与者，因此，人具有双重价值：“生存价值”和“功能价值”。对于人来说，“生存价值”与“功能价值”应该是统一的。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人离不开劳动（技术活动），通过劳动（技术活动）来展现自己的本质，实现自己的功能价值；人的劳动（技术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更好地生活，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这表明，技术作为人的一种文化形式，也负荷“生存价值”和“功能价值”的双重价值。技术的“生存价值”与“功能价值”的分裂，必然意味着人的“生存价值”与“功能价值”的分裂。马克思对技术异化与人的异化的考察恰恰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价值”与“功能价值”的分裂，即人作为劳动者丧失了自己的生存价值而沦为异己的他人实现价值的手段。此外，马克思也考察了技术价值在整个文化价值系统中的地位，强调了技术对文化的基础作用和对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其次，马克思考察了技术与其他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技术作为文化系统中的要素或日亚系统，与其他亚系统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技术作为确证人的本质的感性活动方式、最容易感知的文化形式，是其他文化形式的基础，是“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
的现实根基，它“不仅是首要的，而且也是基本的，整个人类的生活和文化莫不仰仗于它”。马克思认为，“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陷入唯心史观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技术的这一重要价值。另一方面，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其他文化形式的影响和制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现代社会，技术的负面价值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而且，它“强调用逻辑的、实践的、解决问题的、有条理的和有纪律的方法来处理客观事物，它依靠计算、依靠精确和衡量以及系统概念，从这些方面来看，它是和传统的、习惯的那种宗教方式、美学方式和直观方式相当对立的一种世界观”。哲学、道德、艺术等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的文化形式所提供的反思、批判、规范和引导无疑有利于克服技术的负面价值。
最后，马克思从“技术一文化”价值系统的动态发展中考察了技术价值的历史变迁。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的技术包含不同的价值，不同时代的技术体系在与文化的互动中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一种新技术体系的建立必然带来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财产制度、政治制度、社会规范等等的变化，引起人们的社会关系、交往方式、休闲方式、娱乐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的变化，从而从根本上引起文化的变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谈到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文化变革，他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细致地研究了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演化历程，并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上技术的不同价值，特别强调了机器和机器体系的应用所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变化。
三、马克思对技术价值的完整揭示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考察揭示出“技术一文化”价值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等特征，也揭示出：置于文化系统中的技术，其价值具有多维性，是正价值与负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的辩证统一。
1.技术的正价值与负价值
与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割裂技术价值的二重性不同，马克思肯定了技术负荷正、负双重价值。从技术所负荷的正价值来看，马克思主要肯定了如下一些方面：技术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生存资料，是人的生活的现实基础；技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减轻劳动，增加人的自由时间；技术可以推动文化进步，实现人的观念革新；技术是衡量文化进步的根本尺度，实现人的发展的必要手段；技术推动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并最终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正是看到了技术对于人的发展的这些重要价值，马克思才对技术予以高度重视，并将技术视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然而，对于技术的热忱并未影响到马克思对技术的客观评判，他同时看到了技术价值的内在矛盾并揭示出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马克思的这段话无疑是对技术负价值最精炼的概括和最尖锐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成为马克思技术观的主题而贯穿于其技术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
将马克思技术价值观视为“中性论”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区分了“技术本身”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现实存在的所有对抗和矛盾都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本身”并不负荷价值，或者只负荷正价值，所谓“负价值”完全是由“资本主义应用技术”造成的，技术“本身”不应为此负责。这种“中性论”观点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没有从马克思整体思想出发来理解其技术价值观。事实上，马克思从未真正关心过“技术本身”，他对技术所展开的所有讨论从一开始就服务于他的哲学主旨——对人的现实存在与历史发展的关注，在此，技术所承担的角色功能往往是他以社会历史的现实角度来展示哲学批判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技术和人、人的历史、人的现实社会关系是融为一体的，我们无法区分，马克思的论述哪些是针对“技术本身”，哪些是针对技术的社会背景的。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谈到的“机器本身”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呢？事实上，马克思所作的区分恰恰体现了他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和纠正。如卢德一般的浪漫主义者将现实社会中一切灾难的根源归结为“技术本身”，却没有看到隐藏于技术背后的社会根源。对此，马克思强调，技术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关系才是各种现实灾难的真正元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