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思想的形成逻辑
“群众办报”作为无产阶级新闻思想中的专有名词与最显著有别于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办刊理念，最早是在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明确提出来的：“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1319-1320顾名思义，就是报刊让群众来办，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当时新闻媒体主要是报刊，若用当代语境看，毛泽东之“群众办报”即等同于群众办报刊、广播、电视台、网络等各类新闻媒体）。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之一的“群众办报”作出如此简单的字面直译未免过于抽象与简略。学者陈力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域中“群众办报”的丰富内涵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第一，在观念上，要意识到党报也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因而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关注是立足之本；第二，要鼓动群众参与报纸的工作，保证报纸能够反映群众和指导群众；第三，组织通讯员队伍，通过他们与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第四，编辑部要有常设的群众工作部门，答惑解疑，听取各种意见和帮助反映问题。[2］84然而，如上“群众办报”模式成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先驱在无产阶级
艰苦卓绝、孜孜以求的办报实践中逐渐探索、提炼而出的，它萌芽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伴生于20世纪初列宁“党报”理论诞生之际，成熟于20世纪中叶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新闻实践贯彻之时，传承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三贴近”的新闻观念之中，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必会不断得到与时俱进的丰富、完善与拓展。wWw.133229.cOM
一、“群众办报”的基本内涵与历史演进
“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悬)也；群众未县(悬)，则君臣未立也。”（《荀子•富国》）中国古代的“群众”概念即是巨量个人的聚合体，不含价值判断。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我们今天的“群众”概念——人民大众与“民（臣民）”比较接近。譬如，《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当下中国“公民”的概念远不如“人民（群众）”那样流行，是因为“从法理上确认人民主权，到具体从政治程序上落实人民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支配，这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这包括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的漫长崎岖的政治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立即实现从人民到公民的过渡，将人民的虚悬的权力落实为具体实在的公民权利。这样，在法理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抽象的人民被奉上神坛，但在具体政治操作的层面上，则以‘群众’取代了‘公民’以及由公民而派生的‘选民’概念。”[3］中国古代“群众”概念等同于现当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内涵，应功归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输入与毛泽东对其所做的中国式改造。
在法国大革命及其后二百多年资产阶级革命中，随着大众民主时代的来临，群众成为永久性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目睹这一历史进程的托克维尔、勒庞、弗洛伊德等西方理论家都以贬损、甚至谩骂的言辞来刻画群众。马克思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的诞生为中国现代“群众”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此前，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如梁启超和革命派如朱执信等这些初期接触、引介马列主义的人囿于自身阶级利益及精英史观的局限，是不可能、不愿意把马列主义群众观灌输到中国广大民众中的。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取得的划时代胜利，给予中国先进分子以新的启示。如果说列宁在群众观方面的特点主要是对马克思群众观的捍卫和继承，那么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特点则是结合、弘扬与发展：首先，他主张中国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民主革命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等等，这种认识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个原理；其次，他认为，任何政党、个人只有当他们把自己溶入人民群众之中，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他们的活动才有意义，因此他经常提醒全党，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群众观的核心；[4］最后就是他用毕生的精力创制与推广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实践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制胜法宝。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继承与发扬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础上，创造性形塑出了中国现代“群众”内涵，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思想与实践才在中国获得了不竭生存给养与长久理论支撑。
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始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没有群众办报这个词汇，但其“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5］155的人民报刊论断，第一次把报刊的使命与人民的事业联系起来，成为群众办报思想的萌芽与初曙（详见后述）。
作为领导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其“群众办报”实践无不紧密围绕着其“党报理论”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6］8的新闻思想而展开。首先，他重视群众来稿与通讯员队伍培养。“让工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的报纸写稿，可以写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多写些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兴趣的问题和工作情况，没有这种材料，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就一文不值，因而也就不配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7］86-87第二，要求报刊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与教育、宣传群众的工具。“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8］172这是列宁在1918年3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提出又在随后几年里反复强调的一个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商业报刊主要任务是传播消息和提供娱乐，社会主义的报刊应该摒弃这种做法，“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9］303
毛泽东的“群众办报”模式与列宁相比最显著特点为：更加注重群众作为党管媒体宣传报道的主体地位。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内容重点要与群众急需息息相关。早在1931年，毛泽东就提出“《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10］32延安整风时期《解放日报》改版（由原来一版国际二版国内三版边区改为一版根据地二版国统区三版国际）的主要缘由也是因毛泽东认为其曾一度脱离群众生活和实际运动。[11］毛泽东尤其告诫新闻工作者不要当只会跑衙门的记者，而要“常常到工厂和农村去，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反映他们生龙活虎般的生活。只有了解实际生活和群众的需要，同他们心心相印，呼吸与共，才能写出好东西。”[12］第二，学习群众语言，让文章“喜闻乐见”。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逐渐形成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报刊风格和中国气派，培育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和文风，引导中国新闻事业走出了一条民族化、群众化的发展道路。第三，面向群众，开门办报。“面向群众,首先要求媒体一定要有群众观念。面向群众,还要求我们实行开门办报,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3］毛泽东认为党领导下的报刊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是共产党人的一言堂，而是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舆论场。延安整风期间，他要求《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抗日根据地报刊，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10］94他倡导对文盲半文盲农民进行识字、脱昧教育，鼓励有了一定文化基础的群众自办报刊或积极参与办报。譬如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群众》等大众化报刊的创办及墙报、壁报、黑板报等非专业新闻媒体的风行就充分体现出了“群众办报”最为初级、最为直接的实现方式，走出了一条“大家办、大家看”的办报路子。[14］第四，让群众上头版头条，成为被报道的主角。在毛泽东的推动下，1942年《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农民劳动英雄吴满有、工人劳动模范赵占魁等普通群众的典型业绩。自此，典型报道就成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二、“群众办报”是“精英办报”失信于社会的历史选择
报刊由谁来创办，为谁服务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由历史发展阶段决定的社会需求与实践问题。诚如法国政治家卢瓦耶•科拉尔（royer-collard）所言，“与其说报刊是一项政治事业，不如说其实是社会需要。”[15］27封建社会也有过报刊，但其所报道的内容与阅读对象，局限于少数帝王将相与教会上层范围之内，完全属于官办、官营、官看的精英办报模式，与人民大众无关。近代报刊源起于西欧中世纪后期到资产阶级开始夺取政权的16、17世纪，它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使报刊成为社会公众的读物，显示出对过去官报模式的反叛与纠偏，初步展露出“群众办报”模式服务社会大众路径的些许曙光。
在阶级社会里，主导意识形态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正如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6］98不管是在集权统治的封建社会抑或权力制衡机制相对完善、“权力分散而自由竞争程度很高”[17］的资本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为统御国家权力，自然倡导、创制符合与满足剥削阶级需要的报刊经办模式，即官办官营、党办党营、自办自营，不愿看到报刊由人民群众来办、为被剥削的劳苦大众服务。
在欧洲整个中世纪的漫长岁月，在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和法学领域，神权政治理论主宰一切，以“君权神授”理论为依据统治国家的欧洲封建统治者及其代理人为保持自身独裁权力免受“异端”思想的侵扰，将报刊完全纳入官办官营的官僚操控之中，民间报刊几无生存空间。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增加，一些印刷商已经开始印刷某些反封建、反旧教的记事性小册子，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严酷裁制：英国玛丽女王1557年成立皇家特许出版公司，并规定只有公司会员和经女王特许者才能从事印刷业；1572年，罗马教皇发布了禁止手抄报纸的谕旨，规定凡手抄报纸的作者、抄录者、发行者以及知情不报者要处以各种刑罚，直至处死。[18］184
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报刊的邸报，远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初年就已经产生，到了唐玄宗时代(公元712-756年)开始印刷出版，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报纸。然而一般而言，“邸报刊登的内容不仅要受到相关主管机构的严格审查，而且朝廷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给邸报设置诸多‘禁区’，如边防军事情报、臣僚的章疏、‘灾异之事’，等等。”[19］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封建帝王害怕人民造反危及自己，在文化上实行专制、愚民政策，没有言论自由。
但漫长黑暗的封建社会并没有遏制“群众办报”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逐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显露出的“破茧成蝶”趋势，因为当“精英（政客、商人、文人等）办报”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时，“群众办报”的胚胎注定要孕育成长。只可惜，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与制约，这种胚胎最终发育成了“便士报”或“大众化报纸”，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群众办报”。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开始主张普遍的权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法律上的‘人人平等’取代了出身的不平等，财产权、选举权、受教育权、表达自由权等权利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被确立下来。生产力的发展还使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有了飞跃的、革命性的进步。”[20］报刊创办原先所具有的“人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为”与“客观”限制锐减，办报主体开始呈现一定的多元化趋向。为了向封建主展开夺权斗争，资产阶级需要调动与利用广大无产者的力量，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之初、甚至夺取国家领导权的相当长时间内，“群众办报”的社会实践也开始呈现点点星光。“西方出版自由条件下的工人运动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活动空间，那里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还有不少同情工人运动的报刊，以及公共性质的非政治媒体。”[21］最具“群众办报”雏形意味的当属西方“便士报”、“大众化报纸”的兴起。
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报刊作为革命斗争武器的工具性价值得到了确认，资产阶级在主观上认识到，用直接管理模式进行限制和压制新闻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弊端，在实践中是有害的。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引发了整个社会报刊营运效率、城市化程度与国民文化水准的提高，进而使普通人都能买得起的便士报、大众化报纸终于在19世纪中后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与无限前景。
不管是中国盛行于唐、宋、元、明、清的邸报（又称邸抄、朝报、条报、杂报、状报、报状、阁抄、塘报等等，最后改名为京报），也不管是西方最早的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在公元前59年所创造的《每日纪闻》，还不管是近代美国政党报刊时期的《合众国公报》（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报刊《中央日报》，都异曲同工地把办报主体框定在官家、政党、专家、文人等统治集团、精英阶层身上。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红火一时的便士报、大众化报纸也曾为“群众办报”的社会出场提供了可资仿效模板与历史彩排舞台，“但严格说来，便士报、大众化报纸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还有本质的不同，既没人民群众全体意义上的广泛参与，也没展现出为绝大多数群众服务的目的，充其量只是资产阶级政权为维护自身生存所作出的策略性妥协与局部性调试。尽管一批有良知的西方媒体从业者，视新闻专业主义为自己毕生职业理念，试图达到制衡权势、扶弱济贫的目的，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羁绊，这一切努力难以抗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的‘精英’办报志趣。”[22］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 “群众办报”生长的不竭源泉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3］82-83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成功以前，从来没有报纸由人民群众来办、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群众办报”的现象的出现。“群众办报”的实践条件也只有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占主导的社会形态下才可获得充分的物质保障。从办刊发展逻辑渊薮看，“群众办报”既是“精英”办报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必然选择，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史观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然表征。
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原则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为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他们采取了很多办法，如办工人农民培训班讲习所，结社集会、游行斗争乃至武装起义，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创办报刊这一条来推动革命目标的实现。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别于唯心史观的最关键标志与最耀眼徽章，因为后者始终信奉历史是由社会精英创造的，并据此推崇“报刊应该为精英服务，由精英来办”。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坚守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才点燃起了新闻传播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办报”的烛光。
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市的马克思，少年时代在具有进步自由思想、崇拜启蒙思想的犹太族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深通圣西门的学说慈父般的邻居冯•威斯特华伦等亲近之人的言传身教下，逐渐认识到，“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劳动，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立时承认那些为公众效劳，为大多数人造福的人是伟大的、最幸福的人”。[24］1843年受聘主编《莱茵报》期间，马克思群众史观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在为《莱茵报》撰写的相关文章中坚持认为，“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5］179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表明他的人民群众创造精神财富思想已经开始萌芽，已经有意识地站在人民的立场、最弱势者的角度考虑社会权利分配、出版自由的权利问题。1844年9-11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联手撰写的《神圣家族》详细阐释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特别是群众史观的基本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针对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鲍威尔等人鼓吹“思想创造一切”，将“英雄”等同于主动的“精神”，把“群众”等同于消极的“物质”，从而将精神与物质、英雄与群众根本对立起来，甚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英雄反对群众，精神反对物质的历史等等唯心主义英雄史观，首先，《神圣家族》针锋相对地提出“工人才创造一切”的观点：“‘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要是撇开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东西这一事实不谈的话，这种论点简直就是疯话。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继而，它又阐发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思想：“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5］104从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问世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起草，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完全走向成熟的时期。马克思在这两篇著述中指出，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6］285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6］283此处，“绝大多数人的”是指占人口多数的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普通百姓群众；“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目的在于谋求普通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当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历经数十年于19世纪中叶成熟时，最早体现出“群众办报”景观的当属马克思的“人民报刊”理论设定。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的世界观时，“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指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26］并认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23］45被视作历史主人的人民群众怎样解放自己，实现自己当家作主者的角色呢？了解国家的国情、真相与弊端，知道自己的喜悦、成就与缺点、无疑是人民群众实现自我解放的基础条件，而这样条件的实现只有借助报刊这一中介（“纽带”、“镜子”、“纸币”、与“第三个因素”）才能获得。但是，权力机构控制的政府报刊总是以自己的意识说明社会，唯我独尊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报刊、人民报刊较之政府报刊、精英报刊最大历史进步意义在于它完全是人民群众自己观察自己、改造自己、提升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镜子”。“因为人民也有缺陷，需要推进自己对社会和对自身的认识。从报刊上，人民看到自己的误解、错觉、幼稚、粗浅和不慎，也能看到自己的成就和喜悦。”人民借助“人民报刊”，把自我的不同认识联系起来，能够看清自己前进的方向。[27］
为了有利于人民群众改变命运、创造属于自己当家做主的辉煌历史，马克思是在与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系统地阐释了他的人民报刊思想：首先，在角色定位上，人民报刊应该是扎根群众之中的人民利益代言人，“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并尖锐地、充满激情地、片面地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断，它这样做是同它的感情和思想在当时所处的激动状态相吻合的”；[5］352其次，在内容特色上，人民报刊上应该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地、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使自己成为各种不同的独立报刊的条件下，‘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5］397最后，在编辑原则上，人民报刊应该注重实效，实事求是，让人民满意，“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28］42“好的报刊应该是符合自由本质的报刊，有自己的特色，说真话，不说假话……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代表社会舆论，而不是歪曲社会舆论。”[29］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0］433青年马克思生活在德国由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时期，贵族经济的瓦解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兴盛，构成他们办报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尽管构建起了科学、完整的群众史观，但要把这种群众观点贯彻到精神交往领域，最多也只能提出价值取向属于革命民主主义范畴的人民报刊的设想，依赖人民报刊职能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落实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者的待遇。但如果我们不过度纠缠于语义学的个别理解差异，“人民报刊”与“群众办报”无疑属于一脉相承、继往开来的同一新闻思想范式——唯物主义新闻思想范式。无产阶级报刊实践证明，“群众办报”更多的时候表现的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它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不断普及与深化而逐渐由量变走向质变。进入20世纪后，列宁领导的苏俄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终于能够成长为某一国家全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当工人、农民等广大人民群众毋庸置疑地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人之际；当他们的精神需求、主体意识、主人翁责任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被“精英阶层”所贬低、被压抑、被忽视、被僭越之时，为群众办报和让群众办报的“群众办报”范式，就责无旁贷地成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个独特景观与靓丽风景线、社会主义国家新闻机制创新的永恒价值旨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