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西之争”实质上是“古今之争”
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对于这一时代问题的苦苦思索，试图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成了冯友兰等一代思想大师们的自觉行动和终生追求。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与时代的大前提，冯先生开始关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比较研究。
对于中西文化论战，冯先生的立场比较鲜明。在《新事论》中他说：近数年来，有主张所谓全盘西化论者，有主张所谓部分西化论者，有主张所谓本位文化论者。无论其主张如何，但如其所谓文化是指一种特殊地文化，则其主张俱是行不通底……有一比较清楚底说法，持此说法者，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者，实指近代或现代文化。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化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丨由此，冯先生认为，中西文化之争实际上是“中西古今”之争，是时代的差异，历史的差异，进而提出，中国文化和哲学面临着由古代向近代、现代转化的问题，西方文化和哲学已经完成这一转化，走在了世界的前头，因此中国哲学和文化就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但是，学习西方应是学习它们对中国文化和哲学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中国传统走向现代化应该继承对于未来哲学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冯先生对于中西文化论战的基本观点。
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并不仅仅就是纯粹从理论上来比较中西哲学。严格意义上讲，二者是不可比的，因为二者的形成及其历史发展根本不同。之所以拿它们来比较，则是因为二者发生了矛盾、冲突，同处于一个时空，构成了时代的问题。但是，理论的比较仅仅只是拿两个样本来作静止的、形而上的研究，这不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长远和最终的目的，其最终的、长远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超越历史、立足现在、着眼未来。透过对西方文化和哲学的考察，借鉴其中与我们有益、有意义的部分，从西方哲学史中剥取，吸取其中活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来营养中国哲学中在未来仍有价值的部分；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弘扬和阐发，发掘其中对于现在有价值、有营养的东西。这就构成了冯友兰先生哲学史研究的理论参照坐标系。冯友兰哲学史研究思想的肇端、演进、起伏跌宕都不曾脱离过这个坐标系。
冯友兰先生说：我说中国人现在有兴趣之比较文化原因，不在理论方面而在行动方面；其目的不在追究既往，而在预期将来。从对中西文化的矛盾的思索，认为“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4到消除东西文化的对立的观念，打破所谓东西的界限，认为“人的思想，都是一样的，不分东方与西方。“人的思想，不分国界，哲学不分东西。”
必须指出的是，冯友兰先生把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的具体性转为“古今之争”的一般性，从一般性来比较不同的文化形态的具体性：差异的根源[7].从求异到求同，从求异中发现共同性，寻求中国哲学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吸取西方哲学中对于中国哲学近代化有价值的东西——范畴、概念、体系，这就是冯友兰先生中西哲学史比较研究的目的之所在。中西比较作为方法论原则，它从不自觉地运用到自觉地运用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则在理论意义上得到了升华，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体系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和体系，从而使传统哲学仍然有价值的内容得到了新形式的改造而获新生，所谓的“旧瓶装新酒'这一点在《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和《新理学》中就表现得很明显。从胡适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到冯友兰“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依据中国哲学史，对西洋哲学之内容、形式、范畴、概念、体系作出取舍，以阐释中国哲学的新意义、新价值，构建中国哲学的新体系——《新理学》，就是冯氏对于中西比较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把握和升华。
2.“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中西哲学方法论之比较与会通
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工作中，冯友兰先生所作的开创性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对中西哲学（文化）冲突所采取的全新的视角——从一般性来掌握具体性，而且采取“客观的、同情的了解”的眼光（立场)来看待中西哲学。更突出的是，冯先生在方法上的突破。通过中西比较，从求异到求同，确证了中西哲学不仅有区别也有共同之处，从而确定了其比较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抽象的继承'然后在此基础上，引进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正”的方法，以之来分析、澄清中国哲学中的概念、范畴，补足中国哲学直觉主义有余、理性主义不足的缺陷;并阐发了中国哲学的“负”的方法，以弥补西方哲学方法论上的不足。对中国哲学而言，重要的是方法论方面“逻辑分析方法”的引进。对此，冯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所谓正的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也就是对经验作逻辑底释义。“其方法就是以理智对经验作分析、综合及解释，这就是以理智义释经验。”[1(0冯先生曾将逻辑分析方法比喻为点石成金的“手指头”，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分析方法对于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及其哲学研究都具有耳目一新的功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就影响轰动，学术上思想上的影响较大，就是因为他运用了西方近代方法。
冯先生评价说：当时真希望有一部用近代的史学方法写出的中国哲学史，从其中可以看出一些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点系统，以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的书出来。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所以，冯先生说：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在冯先生看来，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最大的影响不是它的结论，而是它得出结论的方法。所以，一般认为，恰恰是逻辑和对逻辑的兴趣，引导冯友兰先生走上了哲学史研究的道路，这从一个更高层次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新思想及新的思想方法的渴求，尤其是对于新的思想方法的渴求。逻辑分析方法一经传入中国，便为有识之士所喜爱，并运用来进行理论思维活动。冯先生是较早得到这个“手指头”并能娴熟地运用它的人之一。冯先生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哲学史，创立“新理学”体系的。正是掌握了逻辑分析方法，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着重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分析中国哲学的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冯先生的哲学史研究和“新理学”体系的创建都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
在比较中西哲学研究过程中，冯先生发现了中国哲学史中的“负”的方法是西方哲学史中所缺乏的。“负”的方法实际上是直觉主义的方法。他说：“用直觉主义的方法讲形上学者，可以说是讲其所不讲，……犹之乎以'烘云托月’的方法画月者，可以说是画其所不画。“西方哲学以他所谓'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中国哲学以他所谓’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其结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来未得到充分发展；……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来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因此，西方哲学也需要“负”的方法，以弥补其不足。冯友兰先生坚信，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应该包含有“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而且认为“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无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
“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因此，冯先生认为未来的哲学应是“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理智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并且强调，必须始于“正”的方法，终于“负”的方法，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的顶点——即他所说的“哲学境界'“天地境界”，体现天人同一的精神境界，而非其他。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之所以得出上述观点，是因为在冯先生看来，最哲学的哲学或真正的形上学，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说的，但对于不可思议者，仍有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仍有言说。“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不是哲学，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之言说，方是哲学”哲学的变革首先在于方法论的变革。冯先生所讲的“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仅仅是其一家之言，但它体现了冯先生试图经由比较中西而走向会通中西哲学的努力，对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化，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范式。
3.中国哲学精神与未来世界哲学——传统与现代的互动
中国哲学现代化借鉴于西方哲学的，是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理性主义，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及它的近代哲学的概念、范畴和体系。中国哲学贡献于世界哲学的除了“负”的方法之外还有什么呢？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一文中，着重指出两点：一点是哲学使用的方法;一点是由哲学达到的理想贯主张，哲学的作用主要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的境界，就是他在《新原人》中所说的就是天地境界，就是哲学所有最高境界，也就是所谓、世间而出世间的境界。在人伦道德上就表现为一种圣人人格，即内圣外王的人格。而对此境界、修养、人格的追求，无疑就成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冯先生考察中国哲学史时发现，在中国哲学史中，无论哪家哪派，都自以为是讲“内圣外王之道”，但并不是每一家所讲的都能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所以他在《新原道》中采取“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评定各学派的价值。冯先生以为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接着中国哲学的传统讲底。并以见我们所谓中国哲学的精神，真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它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
中国哲学精神在个人的精神、行为上的表现，就是对人生最高境界——“入世间而出世间”的追求，“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照中国哲学家们说，那就是成为圣人，”从而提出了“出世间”或“入世间”的问题，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就构成了中国哲学精神。冯先生指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应该在行动上完成“入世间”而“出世间”的统一，才是圣人。具体来说，追求做圣人的成就，中国哲学精神于个人的精神表现。中国哲学的本来的传统就是重人伦，重视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强调个人道德践履、精神修养的，重视直接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力求认识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中国哲学最讲人伦的。也正是在人伦道德上对圣人人格的追求，构成了中国哲学传统中人的精神，就全体来讲就是中国哲学精神。在《新原道》绪论中他说:“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不离乎人伦底。这种境界，就是世间而出世间底。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一个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哲学的贡献。”
重要的是，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有意义，而且这种精神对人类都有价值，对未来世界哲学的建设也是有贡献的——这是中国哲学对于世界哲学的贡献。冯先生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说的更明白。他说:“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它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对于未来世界哲学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它的对于人伦的追求，因为西方哲学的传统是注重向外“求真”，也就是“入世间”，而中国哲学的传统是注重向内“求好”，因此，西方文化中科学非常发达，而中国人伦哲学非常发达。虽然说，“负”的方法，也有贡献，但主要的还是在于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区别于西方重人为的哲学系统，它所肯定的对人文价值的确认，也就是对人的重视和关注，这是西方哲学未能关注到的，所以，冯先生说：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些部分，对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人生中的普遍问题的解决，是有所贡献的。”
因此，对于未来世界哲学的建设，冯先生认为，西方哲学中的关注自然、重视人为，追求科学真理的“求真”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逻辑分析方法，对其他不同的文化和哲学而言是新鲜的有价值的；同时，中国传统哲学的关注人生、重视内心世界和平与安宁，追求道德精神的不断超越的“求好”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直觉主义的方法，也对其他文化和哲学有积极的贡献。所以，冯先生认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都需要有一个包括自然、社会、人生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这种文化的中心思想和理论基础，把这种文化各个方面统帅起来、联系起来、指导他前进。而未来世界哲学就应该是会通和涵摄世界各国的哲学之精华的一个有广泛系统的哲学，各国的哲学都要融入到这一未来哲学体系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