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武汉媒体为例探讨了都市报文娱版低俗化的主要表现及相应对策。
关键词 都市报 文娱报道 雅俗共赏
本文所指都市报类媒体主要包括狭义的都市报、晨报、晚报等，下文统称为都市报。当前，都市报文娱版有不少“明星、隐私、炒作、消费至上”等低俗化内容，而解决该问题，牵涉的不仅仅是外部环境和机制创新等经营管理问题，而且包括当下现实语境下，通过采编人员观念的转换和现实操作应也可以实现文娱新闻的可看性和耐看性，通过都市报文娱版。寓教于乐。
一、都市报文娱报道低俗之风愈演愈烈
题材选择的片面化和功利主义。最突出表现在追逐明星私生活和炒作热点，忽视了本土受众的文化需求。所以，当文娱记者非要去揭开明星热闹浮华后的所谓人生真相，以为满足了大多数市民受众的窥视欲望时，其实，这样的窥私欲及其心理预设均是由利益方与媒体共同导演和诱导出来的，观众窥私欲发展到极致反过来又会破坏媒体的生存与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很好的地方文娱信息被忽视了。
采编立场低俗，有的甚至越过了道德底线。当一些文娱记者习惯关注娱乐圈是非恩怨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道德约束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著名娱乐记者王小鱼曾言，关注明星也有个底线，像一些家庭场景他是决不拍摄的。这些内容虽一时会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长此以往，将潜移默化地降低读者尤其是重要的目标受众青年读者的文化品位，也导致理性受众对都市报整体的媒介公信力和社会责任的质疑，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市场。www.133229.COm
新闻处理方式简单，缺乏深度。很多新闻是有背景的，哪怕是一则不起眼的文娱新闻。文娱记者在报道新闻事件的同时，应该对背景加以适当挖掘和处理，提高该新闻的分量，加深读者的认识。一些重大新闻还可以通过配发评论来揭示新闻事件的深刻主题。但现在文娱记者们处理新闻往往简单、缺乏深度、人云亦云。只局限于事件本身的娱乐性，不愿探究其后的教育作用、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有时连一些本身很有意义的新闻事件都被处理得相当恶俗。
二、文娱记者的身份转换与现实选择
一些文化与传播学者认为，理解文化产品时应把阐释者说话或写作的位置牵连进去，他/她是谁?从哪里说话?代表什么阶层立场?有的甚至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对我们的研究而言，通过考察文娱记者作为个体身份的变化，也许能更好地理解传播产品的内容，理解文娱记者作为传播者的意义。
都市报直接脱胎于市场经济体制，而“都市报记者”也正是在都市报的生存和壮大中完成了艰难的身份转换。最初那些记者在身份上与党报系统人员并无区别，正规编制，地位高，待遇好。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和媒体竞争的激烈，报社录用人员开始采用考试聘用制，内部绩效考评越来越严，记者薪酬与发稿量及考评分数直接挂钩，完不成工作量就面临着收入的锐减。记者同城市其他居民一样，也面临着生存之虞、竞争之累。这客观上促使记者们“视线下移”，平等地介入市民社会，滋生对百姓生活感同身受的平等意识和心理贴近性。“我也是市民”——这是都市报记者(包括文娱记者)在市场经济改革浪潮和社会发展巨变过程中完成的一个艰难的身份意识转换。
都市报记者对市民身份的逐渐认同，以及文娱新闻宽松的管理环境，意味着文娱报道在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方面逐渐调整并呈现了自我的风采。一开始都市报并没有专门的文娱版，文娱记者跑“文、教、卫”一条线，划归在文教部或者副刊部，负责采编文化教育新闻，并没有刻意追求娱乐性；娱乐新闻(以及统称的文娱新闻)是最近一些年间才出现的。由多种原因所致，如“社会发展，大众休闲时间增多，娱乐需求增加。经济发展促进了娱乐产业的出现和增长等等”，应该说，市场化以及与世界的接轨使得人们休闲娱乐的要求既在现实政策、产业层面上得以保障，也在个体观念层面上得到认同，正当的世俗欲求被作为人性的一部分获得解放和尊重。都市报文娱版在内容和形式上适应社会变迁和读者口味的变化。体现了大众媒介的娱乐功能，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文化娱乐性也是都市报在发行量、受众喜爱度、影响力、广告收益诸方面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迈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其他媒介形式(特别是网络媒体)的抢滩，同城报业的白热化竞争，新一轮城市建设高潮带来的“新市民”读者成份、口味和需求的变化，都使得愈演愈烈的“新闻娱乐化”和“娱乐新闻低俗化”现象，遭致学界、业界有识之士的批评和读者的普遍反感。它提示着以“市民读者为报纸生命线”的都市报需要改变，文娱新闻和文娱记者也需要改变。
三、改良文娱版，共建和谐社会
1 以动态的受众观来认识、考察和把握市民大众趣味
市民读者群是一个人数多、行业广、成份复杂的非聚合体的代称。由于现实所限，人们的潜在兴趣无法充分发展，当媒介选取某一具体时期公众兴趣的某一方面大加宣传时，其结果就是使这种兴趣固定化。“成长”与“变化”乃是深刻把握大众文化水准、公众兴趣等问题的关键概念。落实到分析武汉都市报媒体的受众特征，也是如此。武汉作为内陆城市。随着国家开发中西部地区的战略大调整，本土经济结构、社会需求、文化氛围等相应改变，促使市民口味、兴趣和需求也发生了改变。每一个读者在社会环境巨变面前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另一方面，武汉自古是商贾云集之地，市民气息浓厚；目前城市居民构成中既包括原有的城市老居民，也包括数量惊人的私营业主、“海归”科技人才、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化进程中。后者人数迅速膨胀，占据着更大的社会空间，其文化必定会与武汉传统的市民文化之间相互碰撞、斗争、妥协并生成新的市民文化。多元化的受众构成和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是相辅相成的，不同阶层、职业、收入、经历的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需求各不相同，从而造成文化选择上的多样性和文化消费结构的分层。因此，要深入文化娱乐现场(如一些歌友会)细致观察受众喜好，留心专业调查机构的数据(包括电视收视率调查)准确掌握市民兴趣的微妙变化，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手机短信和网络)吸引读者反馈意见和参与热情，更好地把握市民读者口味的“成长”和“变化”。采写出广受欢迎的文娱新闻。
2 走出文娱报道的既有误区，加强报道的本土性和服务性
目前文化市场活跃的京、沪、深地区都市报文娱报道内容和版面安排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本土性和服务性，即使明星报道也不离左右——巧妙的通过地域相近性、事件相关性、突出实用性等满足本地市民的心理和需求。无论是现场描述、人物专访，还是个性化评述，或是信息的全面披露，都明显反映出：文娱记者身在其中，真正体现了文娱记者“市民代言人”的身份意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汉媒体文娱报道中很难看到本地记者的身影。笔者随机抽取了《武汉晨报》一周(2007年3月12日——3月18日)的文娱报道(包括文娱新闻、专栏、专题评论等)进行统计比照。该周文娱版总共28个版面，其中《文娱新闻》每天2个版面。共98篇报道，来自本报记者或特约记者的仅17篇，不足18％，其他的约8成多都笼统标以“本报讯”，在文末用化名加括号的方式署名或语焉不详，出现得最多的是“东鱼”、“小浪”(应该是合作供稿的媒体或编辑的化名)，内容几乎都是网络文章的翻版或摘编。其《文娱·串烧》、《文娱·视点》、《娱乐周刊》等文娱专题也大多是明星的“起居注”。作为“新市民代言人”，文娱记者需要以融入的心态关注城市市民的生活和心理，成为市民文化娱乐信息的传递者和服务者。
3 力求“雅俗共赏”，凸显文化娱乐的主流意识形态功能
总的说来，目前武汉都市报文娱版的定位没有与都市报整体的战略调整契合度有待提高。
为了实现“雅俗共赏，凸显文化娱乐的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一方面，文化新闻和娱乐报道需要以轻松愉悦的方式调动市民的无意识与欲望，实现其娱乐、宣泄、转移功能，赋予大众所关注的问题以想象性的解决；同时，也要引导大众的情感和文化趣味，在不经意的娱乐中完成主流意识的教化要求。“高雅艺术大众化、通俗艺术精品化”的目标不仅是民众的需求，也是政治权威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结果。文娱记者在对当红明星进行报道时，为克服采访条件的局限。避免以讹传讹，要通过知名媒体网站、名人博客、电子杂志等印证和发掘有价值的新闻，让读者在阅读中感觉亲切，体验厚重，寓引导于娱乐之中。另一方面，文化报道中要注意结合地方文化特色的“卖点”，注意观察、满足、引导和提高受众的文化趣味，体现媒介娱乐功能与“涵化功能”的统一。在此过程中还可以逐渐调动起市民的文化观念、参与意识、公德意识，培养市民的责任感和审美情趣。
总而言之，围绕着市场语境，文娱记者需要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主旋律文化及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之间谋求一种调整、妥协和共存；通过文娱版这个平台，记者与市民、市民与社会、文化娱乐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平等、互动、互利的良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