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工作是个复杂的系统性任务，“三农”问题需要全社会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加以解决。在这个系统中，国家相关法律政策和规划的科学制定和完善、各级党政部门的执行力的加强以及农村基层干部和全体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等等，都是做好“三农”工作必要的因素。其中，农民综合素质的整体性提高，对于“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更为根本和长远的意义。
为了为有关决策和理论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最近，我们就安徽省当前有关“三农(农民、农业、农村)”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开展了调查研究。为了避免对问题理解的偏差，本报告尽量保留受调查人的原始语言和表达方式，给读者一个最接近实际情况的陈述。就所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三农”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土地流转意愿强烈，但承包人难寻。比起以前，现在种田成本增加了。例如，过去请人插秧是按亩的，一天约一百元;现在是按天算的，一天180元，另外，现在请人干活每天还得管一顿饭。相比之下，成本提高了80%。加上农资、人力以及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和田成本的提高速度要远远高出于此。因此，绝大多数的农民都希望将土地流转出去。然而，事实证明，愿意接受转包的人却很难找到。接受转包的人难找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地转包人难找。因为当地经济欠发达，有钱且愿意转包的人很少。而外地有钱人转包风险较大，农民因担心而不愿意流转。例如，某村有一片流转土地转包给外地人经营，干得不好，转包人跑了，遗留下很多问题。打官找不到人转包人，农民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样，农民至少耽误一季，甚至两季收入。农民认为，如果转包给本人经营，就放心一些，至少出了问题能够找到打官司的人。
另一种影响土地流转的情况是农民要价太高，转包人无利可图。例一：某村有北京人来转包土地搞良种种植，愿意按年支付转包费600元/亩，但农民鉴于以往的教训，坚持要求转包费必需一次性支付10年的转包费。农民说，将这些转包费拿去放小头利，可以多赚点钱。因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去甚远，转包的事情告吹。例二：某村每亩流转的土地费用达到900元，因费用过高，转包人解除了合同。无奈，村委会不情愿地成了“兜底”人。
还有一种影响土地流转的情况是因为多数人同意少数人不同意，造成流转的土地不能连片，无法转包。例如，某村有50多户的土地流转，其中有40户同意10来户不同意，因而造成流转工作流产。其实，这些不同意的人并非对流转本身有意见，而是因为他们种了别人家的地，怕流转后自己得不到原来的额外利益。
中低产田改造利国利民，更有利于土地流转。但现在很多钱没有真正用到低产田改造上，而是用在路边形象工程，即用在了不需要改造的路边的田里上了。与之配套的农村水利建设也不尽如人意，国家投入很大但效果却不明显。某地涉农机关干部指出：目前农业基础设施薄弱，虽然已对近70万亩中低产田进行整理改造，但还有近60万亩中低产田沟渠塘坝不配套、桥涵道路不相连、田块面积不规整，有待整理改造。
秸秆禁烧有赖于大型机械，但大型机械踪影难觅。土地连片整理又叫中低产田改造，好处很多，其中一个好处是连片整理后小块地变成大块，可以用大马力机器收割和耕种。大马力机器可以将秸秆粉碎还田，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令农村基层干部头疼不已的秸秆焚烧问题创造了条件。但是，目前农村大型机械太少。
大机器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农民嫌大机器太贵，买不起。二是，即便有大型机械，有的农民嫌费用太高而不愿用。例如，有村民说：现在年轻人都出去了，用旋耕机价格又太高，以前每亩是70元，现在提高到120元，老百姓不干。今年柴油掉价了，而机器费用仍然是120元一亩，老百姓不服气。三是大机械供不应求，有钱也不好买。有农民说，“九保平”牌机器很好用，能把秸秆粉得很碎，但有钱也买不到。因此，有村干部说，在抢收抢种的紧急情况下，能抢上来、种下去就不错了。农民说，收割后的田地一天不种就干了，秸秆不烧就无法耕种，哪能管得了那么多?因此，农民只能和政府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变戏法。例如：秸秆堆在田埂上，“有人用打火机走到跟前就烧掉了”。某村支部书记诉苦说：有个脑瘫儿拿着打火机把秸秆给点着了，我带他找到他妈。他妈说，没人让他去点，是他自己去的。第二天他又去点。为了逃避责任，还有的农民之间互相烧，如即张三烧李四家的，李四烧张三家的，搞得乡村干部难以应对。有村干部说：一个村有好几千人，谁能管得了?特别是丘陵地区，受地形影响，看不到那么远，更不容易管。
有乡村干部说，某县某乡镇对违反禁烧的人罚款2000元、拘留半个月。我要求我们这里也能这样，惩罚严一点的话我们的工作要好做多了。
土地不平均现象日益严重，基层却无权干预。土地不平均是人员结构发生变化造成的，30岁左右的人出生的时候没分到地，现在成为没有地种的农民。二轮承包政策还是按一轮政策未变。河南省的政策是死一人退出两亩田，添一人增加两亩田。退出的田如果有多余的，就承包给他人种。
有农民说：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是农民，他们拿着国家工资却享受农村各种补贴费，还好“捣蛋”。如某某三个儿子全部大学毕业工作了，他家的田抛了荒，还回来要补贴。这样情况，田应该退出来，但是没有这样的政策。河南省的有关政策我们省也应该借鉴。因此有村干部说：土地政策如果再不动，耕地就要都快变成公务员的了。
粮食补贴政策是好的，但现在看来因此产生的问题不少，需要加以调整。例如，国家从05年开始对种农民进行种粮补贴，而有的人因此从07年就开始“捣蛋”了。这些人抛了荒，还回来要补贴，从而造成许多矛盾。在这些人中，有的在城里打工已经有城市户籍，属于“二类农民”，分给他们田也应该退出来。
国家2002年提出坡度在25、35度(应该是超过15度——笔者)的退耕还林，上面下任务，订协议，永远属于个人的了。原来的政策逼着农民开荒栽树，谁栽就是谁的。当时没有合同法和村民代表会议，所订的合同应该是有效的。按当时规定，抛荒超过两年就没有权力要了。土地被抛荒了，人家栽上了树，现在看到了利益，抛荒的人回来要地。
农民工要求就近就地就业，但引进企业进驻无望。某县约有34.5万农村劳动力，其中约有26万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流向非农行业(13.5万人外出务工、12.5万人在县内从事二三产业)，在家留守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造成了诸如“386199部队”等老大难问题。农民强烈希望有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农村进驻，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这样，“386199部队”等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引进企业进驻困难重重，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的希望只能成为无法实现的奢望。
土地流转费坐吃山空，村干部忧心忡忡不知所措。有农民说：土地流转得到的钱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该拿这点能干什么事，不知道能用什么办法让这些钱能嫌到钱，我们眼看着4A级旅游景点却留不住客人。对此，村干部们是“光急无汗”。
生产要素单薄，农业发展动力不足。据调查，农业生产要素薄弱，农村经济发展乏力。资金方面：目前农民在发展经济的投资中，有“69.94%靠亲友借、10.08%靠私人高利贷借款、19.38%靠银行货款。而银行贷款只有农村信用社一家提供，且手续复杂，贷款门槛高、难度大。”土地方面：“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仅占流转面积的30%左右，在农户之间的小面积流转依然按传统方式经营的占30%左右。”信息方面：受种种条件限制，农民得到的有关信息缺乏或滞后，从而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人才方面：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或从事二三产业，涉农部门人才匮乏，农技人才缺兵少将现象日益严重。例如，某县目前农、林、农机、水利等专业技术人员仅有278人，且年龄偏大，其中最年轻的40岁左右。
合作组织发展不够成熟，徒有虚名者居多。目前某县名义上的农民合作组织有773家(其中有56个为资金合作社)，但绝大部分有名无实，大多系弄虚作假，其目的一是为了完成发展合作社的硬性任务，二是顺便可以弄点补助。即便从台帐上也能看出破绽，例如在773家农民合作组织中，100人以下的占66%;在56家资金合作社中，股本金10万元以下的占80%。有少数合作社能够勉强运转，但其中的97%不规范，很难有发展前途。因此，合作组织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龙头企业胸无大志，带动能力不强。某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起步晚、规模小、资金单薄，人才、品牌和创新意识不强，产品以粗加工为主，龙头的带动能力不强。
“空心村”日益增多，土地置换有待合理规范。有乡镇干部指出：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少代人长期工作。目前农村有“三多”，即空巢老人多、打工的多、空心村多。很多老村庄几乎没人了，而土地置换却缺少规划、较为盲目。
村级学校办学条件太差，学校何去何从成为问题。目前农村学校师资量力不均衡，部局不合理。村里的学校条件太差，教师不会英语、计算机、教规、教改等三不会，误人子弟。有的学校师资力量配备不齐，复式班教学现象依然存在。有乡村干部说，村里根本不应该办学校，也不应该有民办教师，应该整合教学资源，把学校办得更好些。学校应该办食堂，有的学生没饭吃，老师自己带饭吃。学校留不住老师，有一点出路的学生也都走掉了，留下的全是最贫穷农民家的孩子。有的村学校只几个学生、一两个老师，一个教师代几门课。
庄子里没水泥路，校车只开到村委会所在地。村干部说我们有苦难言，校车不愿进村庄是我们的事，小孩跌了崴了也是我们的事。村里每年要花一万多元修沙子路，村子里根本没有经济来源。
乡镇医院有名无实，缺医少药害人不浅。有乡村干部说，医改后乡镇医院越办越差，有的连最基本的医疗条件都达不到。例如，某乡镇医院晚上没有值班的，有一个十几岁孩子肠梗阻因晚上找不到医生而死掉了。有的连吊水的条件都不具备，还要跑到外地去吊。
有乡村干部说，医改事与愿违，医生没有了积极性和责任心。医生拿死工资、药品零差价。医生不看病一点风险没有，连小毛病也不愿看，把病人往外地推。农民虽然有人均一百元的医保，但乡镇医院只“吃医保”而不看病，另外还做假帐。
上访事件时有发生，乡村领导有责无权。大部分行政村里都有几个经常性上访的人。上访的人往往以信访条例为上方宝剑而没事找事，甚至无理取闹。有乡村干部认为：这些人大多是无理取闹，在他们上访的七八条理由中，或许只有一两条理由能够勉强成立。对于上访事件，上面要求村里处理，而村里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解决，只好百般迁就，花钱买稳定。因而形成了上访事件“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怪现象。
卫生环境治理效果不理想，脏乱差情况随处可见。由于青壮年外出打工和农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等原因，农村卫生环境状况不尽如人意，以致有乡村干部惊呼：“农民卫生环境再不治不得了!”迫不得已，“村干部成了‘现代四类分子’：扫地、扫厕所、垫路肩，帮助农民搞环境卫生。
精神支柱缺失，宗教大行其道。有乡村干部指出：目前的农民缺少教育和管理，理想信念淡漠、缺少精神支柱，很多农民，甚至有少数党员参加了基督教。
小偷小摸明目张胆，老弱妇幼望偷兴叹。有村干部说：现在农村小偷小摸特别多，而且都是白天偷。都是老人在家，看到也不办法，看到也不敢喊叫。现在交通四通八达，开车就跑，大多是外地的，也有内鬼。对小偷小摸要加大处罚力度。
概括目前“三农”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当前“三农”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巨大的、有目共睹的，所存在的问题是次要的、相对较小的，也是通过努力也是能够有效解决的。二是“三农”是个整体，在很多情况下，农民问题也是农业、农村问题，反之亦然。因此分析和解决“三农”问题，不可将农民、农村和农业截然分开，只有统一考虑、统筹规划，才能最终解决之。三是“三农”问题不仅仅是某个省某个县，更不是某个乡镇或某个村的问题，而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存在的问题。问题的存在有其客观的历史的原因，绝不不能将其归结于某些或某届干部，更不能归纠于某个具体的个体。四是要看到，各级党委政府在“三农”问题的解决上，所取得的成果是主要、巨大的。正因为如此，我国粮食产量才能连续多年取得丰收，农村社会长期处于稳定状态。这也说明，“三农”问题正在得到逐步的一定程度的有效的解决。五是当前存在的“三农”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完全能够，而且应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说到底，“三农”问题无非是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是国家整体实力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三农”问题必将得到最终的有效的解决。六是当前存在的“三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历史的问题必需在历史发展的程度中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因此“三农”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期望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但这绝不意味着解决“三农”问题可以消极怠工，更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理由。七是“三农”工作是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三农”问题需要全社会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加以解决。在这个系统中，国家相关法律政策和规划的科学制定与完善、各级党政部门的执行力的加强以及农村基层干部和全体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等等，都是其必要的因素。其中，农民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对于“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更为根本和长远的意义。
总之，当前我国“三农”存在的问题不少，原因是是多方面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综合性的，解决问题的步骤和过程应该是有规划有计划的合理的循序渐进的。
作者：关正标 李永明 赵本胜 来源：大东方 2015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