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晚清时期继天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又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不同，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是在其“扶清灭洋”口号下，清政府大力招抚使其“合法化”的结果，而利用义和团为“主力”向十一国宣战，正是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重要目的，但就宣战的历史背景而言，不论从战术还是从战略上来讲都是极其不明智的行为。与义和团成员大量涌入京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慈禧政府仓皇西逃的混乱局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東南数省相对平和的政治、经济环境，而使地方大员置清廷宣战诏令于不顾的正是东南数省督抚与各国列强达成的“东南互保”协议。
一、东南互保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矛盾的集中体现
随着洋务运动的逐渐兴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分裂为地主阶级洋务派和地主阶级顽固派。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清朝统治者倾向支持洋务派，于是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系列论战结束后，洋务运动重点在南方诸省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并没有以洋务运动的失败而结束，发生在义和团运动时的“东南互保”就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矛盾的集中体现。
首先，洋务派与顽固派对待西方先进技术的态度不同。早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中，在对待西方先进技术上洋务派就与顽固派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洋务派较开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自强”、“求富”。顽固派则固步自封，斥责西方现代工业为“奇技淫巧”，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盲目排外。其次，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对待“洋人”和西方在中国传教活动上的态度略有差别。西方在中国传播宗教所产生的矛盾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诱因之一，洋务派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对待传教士的态度比较开明，在一些洋务派创办的工厂中甚至有专为外籍基督教徒礼拜用的“房间”。顽固派则视洋人西方传教士为“洪水猛兽”，向十一国开战后攻打教堂和外国领事馆就是很好的证明。最后，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外交政策上有所不同，洋务派较务实，主张“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顽固派则极力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始终不肯放弃“天朝上国”的迷梦。
义和团运动中的盲目排外因素，完全符合顽固派的政治倾向，而这样一场农民运动势必对洋务派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以洋务派为主体的“东南互保”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北直已经糜烂，南方必须图全”，就此可以说东南互保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东南互保是洋务派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自保之策
洋务运动兴起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一系列近代新式工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湖北织布局等，但是这些近代工业脱胎于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地方大员将其视为“私产”和捞取政治资本的砝码，虽然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是洋务运动的诸多成果依然牢牢掌握在洋务派官僚手中。义和团运动兴起后，顽固派认为可以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挽救濒于崩溃的统治秩序，但是洋务派认为“以寡弱对付众强，在国家毫无准备的状况下，草率的向十一国宣战，其结果只能给国家与民族带来灾难”。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仅三个月，张之洞等人就估计“东南诸务损失至少数十万”，而1900年上半年仅上海一地对外贸易出口总值就减少一千三百万两，“信用和贸易一度全部中止”，这对坐拥东南财富的洋务派官僚来说，是极其巨大的损失。
从帝国主义列强方面来说，一来义和团运动中所爆发出的“仇洋”心理和破坏力使各列强国家极度恐惧，义和团兴起时美国人就认为“中国的暴动可能影响波斯和中亚细亚，并引起阿拉伯民族的总暴动”。二来东南沿海地区是帝国主义列强较早入侵的地区，列强国家在该地区苦心经营多年，尤其是英国一直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觊觎长江流域已久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趁机向英国发难，德国认为“对一个像德国这样的经商国家在扬子江上的失败，是在中国任何其他区域的成功所不能补偿的”，美国再三强调“门户开放”，企图在长江流域获得均等的利益，俄法联合指责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霸权，当英军在沪登陆时，法国外长当即表示“如果英军在上海登陆，法军也将登陆”，法国外长还强调各国应在长江流域联合行动。在其他列强的压力下，英国不得不转而寻求中国地方督抚的支持，而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也不允许英国单独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达成妥协，由此可以看出“东南互保”已成为洋务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国家之间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的自保之策。
三、“东南互保”是晚清皇权式微的重要表现
晚清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被权重一方的地方督抚破坏，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人民群众的反抗，中央政府为依赖地方督抚的人力、物力、财力而赋予其更多的权力，“东南互保”正是地方权力扩大后地方政权不听令于中央的表现之一。慈禧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荣禄即向东南督抚传话称“不必重视北京的谕旨”，张之洞则在与友人的谈话中说“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刘坤一曾表示“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辜鸿铭也曾建议“江南独立”。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坛上以‘东南互保’的筹施为标志，崛起了一个以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实际上是包括了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内的整个南方督抚集团”。据此可以认为“东南互保”是晚清皇权式微的重要表现。
作者简介：
陈琨（1990—），男，汉族，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