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浅谈方言在大众传媒中传播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方言作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地域变体，其本质上仍是人们进行思维和交际的工具，不同于共同语的是，方言是特定地区的交际工具。任何一种方言，首先都是特定地区人们的日常用语。某一地区的方言，除了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与共同语有所差别外，还在本质上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思维差异。如果只是局限在某一地域范围内，那么方言的使用理所应当。任何一种方言的消失都是国家语言资源的流失，从语言资源的角度，方言是应当受到保护并通过广泛运用使之具有鲜活生命力的。
一、受众对方言在大众传媒中的传播的认知和判断
大众传媒往往存在着以受众好恶为导向的倾向。那么受众群体是如何看待方言在大众传媒中的传播现象呢？
一部分人认为，方言在大众传媒中出现并广泛传播应该被认同。像《乡村爱情》《刘老根》《老大的幸福》等电视剧中都贯穿着东北方言，其通俗、幽默、原汁原味的东北方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使观众感受到了浓郁亲切的东北风情。山东电视台齐鲁频道是颇受山东民众青睐的频道，其中《拉呱》《小溪办事》《道德与法制》等栏目很受欢迎，主持人小么哥、小溪、书匀等人在主持时采用浓郁的山东口语，其中“大婶”“大叔”等称谓，表达语气的“哈”等都是明显的方言词汇。这种具有浓厚方言气息的节目，使观众有种唠家常的感觉，节目也显得灵活、不生硬。像《一九四二》《士兵突击》中用的是河南方言，《让子弹飞》用的是四川话，《民兵葛二蛋》用的是山东话，《乡村爱情》用的是东北话，不同的影视作品使用不同的方言，体现了中国语言的地域性和多样性。吉林卫视《说实在的》、重庆卫视《雾都夜话》，都是有代表性的方言节目。方言节目广泛存在于一个地区的卫视，较为集中，对这个地区的人来说，方言亲切干脆，易于拉近观众与节目的关系，吸引百姓观看；其次，方言多具地方特色，利于推广地方文化。
微博上有一位名叫papi酱的女孩拍过很多小视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讲各地方言或者用各地方言来拍各种段子。由于网络这种传媒方式目前的影响力很大，也使得全国很多网友纷纷用自己的方言来模仿papi酱的小视频。像《江南style》这样的神曲也被翻唱为上海方言版、河南方言版等等。方言是地域差异形成的，这种地域变体适度在大众传媒中传播给我们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也可以加强对其他地区的了解。我们需要方言在生活中出现，方言节目没有必要刻意避免。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人创造了文明，那么一个地区的语音语调也应有各地的特色。“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正是体現了这种乡音情结。推广普通话与方言的传承并不冲突，方言是每个地区的特色，包含每个地区形成的文化特征，是区别于外乡外地人的一种特殊标记。普通话是为了促进地域之间的交流而推行的，为了交际需要，当然应该说普通话，但方言也应被保护。年轻人中会方言的越来越少了，这就意味着有些方言正在消失，这是值得惋惜的事情。通过大众传媒来让方言得以传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也有受众认为方言在大众传媒渠道中广泛传播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大众传媒受众面大，涵盖的传播手段过多，广泛使用方言对推广普通话造成困难，不利于大众规范普通话；其次，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威的代表，方言的广泛使用有时会误导群众更多使用方言，增强了普通话推广的难度；再次，中国地位的提升使大众传媒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平台，方言在一定程度阻碍了中外交流的通畅性，对不了解方言文化的人造成错误认识。大众传媒的发展使文化得以更广泛的传播，而方言文化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通用，不应让方言在大众传媒中过多出现，大众传媒中应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这样才有利于文化的广泛传播发展、更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二、对方言大众传媒中广泛传播现象的思考
大众传媒的各个渠道，如电视、电影、广播、网络、报纸等，也都需要创新形式，拉近與受众的距离。使用受众的语言是缩短距离、增加接受度的一个好办法。因此一些方言节目很受欢迎，尤其是受到广大农民、市民阶层的喜欢。甚至有些节目直接选用群众演员做主角，在选角的过程中专门选择方言口音比较重，开口就能听出是什么地方的人，这样能使观众被完全代入情境，真实感更强。乡音透着乡情，一方水土所涵养的一方人，听乡音有共鸣，亲切感十足。
我们应该看到，语言的传播和传承向来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按照人民群眾喜闻乐见的方式，采取一种自发自觉自我更新的方式。但是按照国家语言文字政策行事，接受社会语言生活规划，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推广规范的普通话即国家通用语言，更是广播电视一项重要职责和重要任务，大众传媒责无旁贷。广播电视作为国家重要传播媒体，理应称为普通话和规范字的示范应用窗口。因此，应该采取措施切实做好广播电视播音用语的功能规划，正确处理普通话和方言作为播音用语的关系。
李宇明先生在《语言功能规划刍议》（2008年）中，提出除了语言规划传统上的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外，还应专门进行语言功能规划。“语言功能规划划分为国家、官方工作语言、教育、大众传媒、公共服务、公众交际、文化、日常交际等八个层次。语言功能规划在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基础上进行，其任务是规划各功能层次的语言作用，或者说是规划各语言现象在各功能层次的价值与作用。”在语言功能的八个层次里，大众传媒是其中的一种，并进一步论述了汉语方言现象在这个功能层次上的作用。
如何正确处理普通话和方言在大众传媒渠道的传播，是摆在语言文字工作者、研究者，以及广电部门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各行各业存在各行各业的特点，但无论如何，均不能只顾及本行业的特点，而不考虑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大众传媒应发挥好普通话作为基本用语的作用，以及方言播音作为必要补充用语的作用，尽力达到普通话与方言和谐共存的局面，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作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任闯
第2篇：大众传媒时代的传统艺术
我国的传统艺术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保留下了历史发展的精华，其内容十分的丰富，比如传统的书法绘画，传统的戏曲，传統的美食等等，这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贝财富，是我们应该一直传承下去为后人所熟知的特殊宝藏。大众传媒曾经是传统艺术的忠实传播者，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大众传媒不断发展，整个社会都进入了大众传媒时代，我国的传统艺术却越来越被漠视。因此，加强对传统艺术的传播，大众传媒责任重大。
一、大众传媒与传统艺术的关系
1、大众传媒的内涵
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指一种将传播者想要要传递的信息传达给大众，以被大众所获悉的媒介体。详细而言，大众传媒就是一些将传播者想要传播的信息进行复制、传递的机械、组织、职业团体、出版物等等。大众传媒就是一种中介组织，将不为人知的或者鲜为人知的信息传播出去，让大众所熟知。这是它的作用，也是它承担的使命。正是由于大众媒介具有传播范围广、影响大等特点，所以才能获得大众的认可，获得较大的发展。
2、大众传媒的种类
（1）报纸期刊等传统传播媒介
大众传媒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历史潮流中产生，在历史进步中发展。由于时代的特点，传统的大众传媒形式，主要是报纸期刊等这些纸质类的传播媒介。例如唐代时发行的《邸报》，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报纸。虽然这种报纸当时大多只在官员之间传阅，传播范围较小，但这也是大众传媒最初的表现形式。直到现在，报纸期刊等传播媒介仍旧保存着其发展的活力。
（2）广播、电视
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相继出现。由于这些传播媒介传播范围更广、传播速度更快，传播的内容也更加生动具体，所以极大地引起了大众的兴趣，直到现在仍然深受大众的喜爱。
（3）互联网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信息在通过网络迅速传播，互联网承担起了大众传媒的主要责任。互联网容纳信息内容庞大，各种信息简便易得，不仅在现在广得人心，在大众传媒界占据高位，将来也必将成为大众传播媒介中的领航者。
3、大众传媒与传统艺术的关系
大众传媒和传统艺术可以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传统艺术依靠大众传媒为大众所熟知，大众传媒通过传统艺术不断发展进步。大众传媒最初出现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传播传统艺术，尤其是那些具有很强的商业性的大众传媒，也正是由于坚持不懈的对传统艺术进行宣传，大众传媒才能随着传统艺术的发展，不断地进步，直到今天，整个社会进入了大众传媒时代。但现在的大众传媒与传统艺术已经逐渐脱节，大众传媒不再需要传统艺术，但传统艺术更加需要大众传媒。
二、大众传媒时代传统艺术的发展现状
1、发展缓慢甚至逐渐消亡
传统艺术曾经是每个时代奋力宣传的骄傲成果，但在经济科技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传统艺术却逐渐走向消亡。越来越多的人们追逐时尚潮流，追逐外国文化艺术，却忘记了我们国家的传统艺术曾经是多么辉煌多么灿烂，多么深受外国人的追捧。由于人们的忽视，各种宝贵的传统艺术不仅得不到时代新生力量的注入，连它们的坚实维护者也一步步远离，传统艺术发展面临危机。
2、缺乏宣传
本身就面临发展危机的传统艺术，在这个大众传媒极速发展的时代，却越来越缺少宣传。很多传播媒介过于追求利益化，认为宣传传统艺术无利可图，便越来越不愿意对其宣传。这样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不愿意宣传，传统艺术越不被大众所知悉，那它的商业价值越来越低，宣传传统艺术的大众媒体更加减少，如此循环下去，传统艺术只能慢慢消失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
三、加强大众传媒时代传统艺术的传播
1、在传播过程中突出传统艺术
现在的大众传媒传播的内容五花八门，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有古代的，有现代的。面对这样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信息内容，大众很难关注到有关传统艺术的内容，更不会有人去刻意寻找这些内容。因此在各种传播媒介中突出对传统艺术的宣传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在互联网中专门开设一个有关于传统艺术的网站，在报纸中开设传统艺术专栏，在电视节目乃至新闻中加强对传统艺术的宣传等，这些措施都可以很好的引起人们对于传统艺术的关注。
2、多开设一些传统艺术专题节目
近些年来，传统艺术发展遭遇了重大的危机，国家以及一些组织也逐渐开始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挽救传统艺术。比如最近的一些电视节目诗词大会、成语大会等，这些节目都是为了让大众意识到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这是借电视这种传播媒介来宣传传统艺术，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获得了大众的一致好评。借鉴这些经验，以后可以多利用这些传播媒介，开设更多的这样有意义的栏目，比如开设一些专门对传统手工艺人进行跟踪采访的节目，记录下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多多开设一些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美食节目，将全国各地的传统美食广为宣传，让人们为自己国家传统艺术的美好而骄傲。
四、总结
大众传媒时代有些很多的发展机遇也有很多的挑战。传统艺术这些经历过时间的洗涤仍旧保留至今的宝贵财富，不能就此湮没在现在社会的发展潮流中。我们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加强对传统艺术的宣传，让大众传媒重新建立起与传统艺术的紧密联系，让传统艺术在大众传媒时代继续熠熠生辉。
作者：李源琦
第3篇：大众传媒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思考
一、大众传媒发展的新特点
公众获得的信息基本依赖于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一词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包括：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和手机移动媒体等。大众传播有传播者、信息、传播工具和受众四个要素。大众传媒针对数量较大和匿名的受众。同时，消息是公开传播的，而且传播的时间是同时的，受众能同时收到消息。大众传媒最重要的功能是舆论导向功能、政治参与功能和价值整合功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特别是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的普及，社会正由媒介缺乏转为媒介过剩，传播内容里出现了面向小众甚至单个人以及从单向传媒转为互动传媒等情况。
（1）大众传媒的数字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进入我国，并开始影响和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大量的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结合，广播电视媒体也开始向数字化转型。大众传媒的数字化发展，使得大众传媒的传播模式由以往的线性传播模式发展成为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模式。在互动模式下，受众成为了主动，受众根据所需选择媒体，并利用媒体发布消息，媒体可以及时了解到受众的反馈声音，并以此为受众筛选所需要的信息。
（2）大众传媒的多样化发展。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大众传媒主要以报纸、广播和杂志为主，电视的普及面很小，老百姓接受信息的渠道很窄。近年来，卫星电视已经覆盖全国，互联网也日益普及；同时，新兴传媒方兴未艾，手机等移动传媒正逐渐成为主流。
二、大众传媒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西方通过大众传媒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加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已然融入世界体系中，外国的资金技术涌入中国，外国的思想也涌入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也使得大众传媒也实现了全球化，西方国家正是利用全球化的大众传媒向中国渗透西方意识形态，特别是西方国家所吹棒的普世价值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这些已经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现在社会上就有人言必称西方，凡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好，西方的东西就是价值标尺，这种人还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各种思潮并存，消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和经济形式，中国也由此产生了众多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价值主体必然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中国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已的价值诉求，众多诉求交织导致中国社会各种思潮并存和发展，这就消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地位。
任何社会都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的政权尤为重要，是国家政权的维护力量。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的讲话表明了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
三、大众传媒条件下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实现的，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和引导尤为重要。
一是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当前大众媒介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不少消解。只有在加强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同时加强理论创新，才能增强马克思主義的说服力与吸引力，增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建设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1.在创新中保持理论的先进性。当前大众传媒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改变过去单向输入模式，要在与受众对话过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此过程中，也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达方式，用鲜活的语言让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
2.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提升理论说服力。意识形态工作要充分结合社会，着重解决社会热点问题，旗帜鲜明地对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开展积极地思想斗争，引导大众自觉地抵制各种落后、腐朽的思想文化。
3.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要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形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形成强大的思想理论优势，占据意识形态的高地。要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实现新发展，立足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实践，认真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深入探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规律，形成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
二是牢牢掌握党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用来凝聚社会共识、维护基本制度的基本权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意识形态乱象，归根到底是由于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域，对于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没有理直气壮地斗争，对于媒体失之于管，以致出现当前的问题。比如用“普世价值”取代普遍真理，消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自由主义改革观”代替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等。
三是努力使新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有效手段。不断健全新媒体规范与核查机制，积极探索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策略，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在内容、形式和方法上具有亲和力和渗透力，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推向新境界。
作者：邹厚亏
第4篇：“镜头式”现实：大众传媒的现实建构
目前，人们处于三种社会现实之中，真实存在的是客观现实；脑海中呈现的对社会的认识是主观现实；而现代传媒通过信息构建的是“镜头式现实”。正是因为现代环境的扩大化和复杂化，使得人们无法和与自己有关的周围事物和环境都保持着实际性的接触。对于那些超出人们感知的事物和世界，人们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人都有一种对未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人们渴望去了解外部世界；另一方面，人们又没有足够的精力和实践去了解广阔的外部世界。这时候，就急需一种中间介质，能够将未知的而又急于了解的世界呈现出来。如此，大众传媒便恰到好处地登场了。人们开始通过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新媒体逐步了解这偌大的世界，由此，人们逐步在脑海中构建、修正“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形成主观现实，协调自己的行为与所谓的“客观现实”相适应。
这一切看上去如此的和谐。大众传媒发挥作用，人们获取信息，协调行为。然而，笔者不禁有此一问：大众传媒是如何让你我“看见”所谓的“客观现实”？答案可能多种多样，其中或许有个“镜头”。所谓的镜头是广义的镜头，包括媒介进行信息呈现所运用的视听等多种手段。而恰恰是“镜头”，引发人们深思。任何拍过照的人都知道，当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的镜头所及的范围，与我们的视野相比都是极其狭小和片面的，就更不必说是与周遭环境相比，更是细若牛毛。而我们的镜头拍摄的仅仅是我们——“掌镜人”——看到的或者是想要呈现的那一面。甚至于，在拍摄过程中的变换角度和调节焦距进而来凸显或者淡化某一事物。这样，所得到“镜头式”现实就显得不那么客观了。暂且不论，这种“镜头化”的过程可能还掺杂着美化或者丑化等修图效果，单就它所涵括的现实占总体现实环境的份额来论，就已经是不完全的局部孤立的现实，甚至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再一次回到大众传媒的“镜头”，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镜头”是如何进行选择和对焦的？“镜头”背后或者说“掌镜者”会是谁？
一、从“火焰囚徒”到“拟态环境的环境化”
“人们居住在一个洞口向光的地下落穴之中，他们自童年起便被羁绊在洞口，背对着洞口无法回视，只能看到面对他们的洞壁。在他们背后，燃烧着一团火焰，一道低矮的墙则横亘在人与火焰之间。还有些人手指道具，在低矮的墙上往来行走。如同演木偶戏，而被羁绊的人只能看到被火映在墙壁上的他们自己的影子和那些幢幢而动的控制他们的人的影子。”
——柏拉图《理想国》
这就是著名的“火焰囚徒”理论。柏拉图认为被束缚和控制的人，对于外部的认识甚至对于自我的认识都只来自于“被火映在墙壁上的他们自己的影子”。所谓“影子”，只是客观现实的影子，并不真实客观，甚至可能是歪曲变形的存在。但是，对于被束缚的人们来说，这又是唯一的获取外界信息、认识世界的渠道。
柏拉图的“火焰囚徒”，深刻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李普曼。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Pseudo-environment”（译为“拟态环境”）的假说。所谓“拟态环境”，其实并不是媒介机构对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它依据自己的媒介立场、方针政策以及价值标准对信息进行有取舍性的选取、整合、再结构化，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示给受众的环境。而这种过程是在人们的盲区——传媒内部进行的。因为一般人看不到这一点，则将之视为客观环境本身来认知。因此，李普曼曾在书中提出：“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在人与环境加入了拟态环境，它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映，但这种行为确是实际发生的行为，它的结果不作用于拟态环境，而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换句话说，即拟态环境不仅影响着人们对环境的感知，还借此对我们实际生活的客观环境产生作用。
这样一来也就在社会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现象。正如1968年日本学者藤竹晓曾认为，许许多多的拟态事件，包括行为、语言、生活方式、价值等，一开始也许并不见得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但一旦进入大众传播渠道，被大众传媒所提示后，很快就演化成為了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④如同这几年的流行语，如“厉害了，我的哥”“然并卵”“狗带”“套路”以及“剁手”等等。这些流行语有的来自一个热点事件，有的只是一句俚语，甚至于只是一句方言，但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使得受众在意见环境的压迫或者“沉默的螺旋”⑤机制的影响下普遍开始接触并逐渐接受运用它。
从某种程度上说，2016年5月2日“大学生魏则西之死”这一轰动社会的事件为媒介建构事实的假说提供了悲剧式的证明。悲剧的起因正是因为他错信了百度搜索引擎（传媒）的搜索结果，没有认识到媒介内部信息选择与排序机制的存在，错误地认为“排名=销量=信誉=口碑”，从而认为搜索出来的“名列前茅”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可以治疗自己的疾病。白白花费了巨额的医药费不说，最终还是让自己失去了生命，让父母失去了儿子。这则事件正是对传媒所构建的“镜头式现实”的其中一个角度的侧写。面对外部世界浩瀚的信息，普通受众无法分清各个信息的性质，辨别它们的本质，因此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公正权威的大众媒体所呈现给他们的“镜头式现实”，将其当做是客观世界来对待了。
二、聚焦“镜头”内部
（一）“把关人”的“议程设置”
现代信息社会，传播技术、互联网技术、数字化技术以及卫星传输等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日益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突破了时空和区域的限制，但同时也将整个世界都呈现在人们眼前。面对浩如瀚海的信息，社会大众由于时间与生理机制的限制——难以从中挑选有价值的信息，或许应该说，大众不知道应该了解哪些信息，从哪里下手。打个比方，当我们置身于浓雾笼罩的森林中，周围有很多条小径，每条小径都通往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位引路者来帮助我们找出路来。大众传媒就担任着这样的角色，日复一日地在现实环境中的众多的信息，挑选出它认为重要的有传播价值的信息，进行加工和整理再传达给受众。也就是，大众媒介扮演的类似一个“秘书管家”的职位，帮助我们大众设置“议事日程”。
对于不同性质的信息，大众传媒的“议事日程”的设置所用的机制也是不同的。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机制起作用，分别是“0/1”知觉模式、“0/1/2”显著模式、“0/1/2/.......N”优先顺序模式。④下面我们举个例子说明一下。2016年7月12日，各大传媒报道了“7.12下午17：00见”（7月12日17：00南海仲裁的結果将出台），因此将大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个时刻——“知觉模式”；对于此次南海仲裁案事件，各大传媒利用自己的优势着重报道这一事件，重要程度明显大大高于其他事件——“显著模式”；同时，各大媒体也是把南海问题当做各家头版头条，作为绝对的首要新闻事件来报道的——“优先顺序模式”。这样的媒介“共鸣效果”、“累计效果”和“遍在效果”，使得大众感受到了事件的重要性，一时间，群民奋起，义愤填膺，积极热烈地参与到事件当中。南海问题不论在互联网上还是人际传播中，都是公共议题。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信息就仿佛科举制时代，一个个等待着中举的考生们，有的能够进入朝堂加官进爵，而有的只能榜上无名，名落孙山。这些中举的就是恰好符合统治阶级价值标准和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一份子。对于大众传媒内部来说，存在着一系列把关环节，有许许多多的“把关人”，这些把关人的把关活动，不仅仅单指记者和编辑们个人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传媒机构依据传媒的价值标准，传播活动特殊规律以及传媒立场方针影响下而进行的有取舍性的选择和加工活动。当信息性质与传媒方针、风格定位以及价值取向相符或者大致一致时，就能够优先被选择进入传播渠道，优先进行传播；相反，那些与之不相符甚至相悖的信息，则被淘汰禁止在门外了，不得入内。
（二）媒介背后的“掌镜者”
那么传媒的现实构建真的单单只有媒介机构独自在起作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论是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亦或是标榜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任何大众传媒组织，都与政府和经济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受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和影响。
首先，制度环境决定媒介体制。正如我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媒介机构均属于国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报刊等印刷媒介是私有制，但是对于广播和电视媒介，各个国家实现不同程度的控制。同时，传媒的注册及其活动必须要受到本国法律和行政的约束。国家对于出版物和传播物也有明确的禁止传播限定。因此，传媒的“镜头式现实”必然要受到上层建筑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制约，甚至是控制。
另外，除却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外，社会上的一些利益群体和经济组织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也常常通过赞助、广告等手段，间接或直接干预控制传媒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尤为常见。而同时传媒行业也由于自身的商业性和市场性，导致其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团体对传媒的“把关”活动和“文本建构”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干预。
根据20世纪60年代后期，格伯纳等人的“文化指标研究”对制度分析讯息系统分析显示出：媒介在信息生产加工、传达和消费过程中受到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压力和制约，使得传媒“所构建的文本”具有特定的倾向性，而这些倾向性都是按照一定的价值体系来安排的；而后，大众传媒的这些倾向通过提供知识和娱乐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传达给受众，逐步影响受众的现实观和价值观，从而达到了对于现实的构建。
三、能动的“观镜人”
在来势汹汹的大众传播的强大影响力之下，受众从早期的“完全被动”到“稍微的能动性”再到如今的“能动自主的主体”。作为大众的我们——人，既不是机器，也不是无思想无理想的低等生物。人之所以能够与那些受支配的低等动物相区别开来，就在于人是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是有实践能力的主体。
现代信息网络中，对于媒介所构建的现实，受众试着用质疑和批判的目光去看待，由之前的“绝对信任”到如今的“质疑和批判”。不得不说，是受众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提高，更是受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受众对于媒介所构建的“镜头式现实”，再也不是全面地接受，开始有了他们的对策。受众不再满足于媒体所提供的“表面”现实，而是更关注“镜头”后的现实和世界，把视线逐渐转向探究“被把关掉”的信息和事实，以便于全面认知媒介性质，更加了解客观现实；大家愈加容易看破所谓的“套路”和“P图”，开始从宏观角度看待媒介传播机制，在利用媒介表达自己“话语权”的同时，提高警惕，不再轻易被“镜子式现实”所迷惑；随着web1.0开始迈进web2.0，即由人机对话到人人对话，受众也更加注意人际交流和社会互动实践，主张自己外出感知世界，尽量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电视”等传媒所构建的文本来获知对外界环境的认知。
还是借用魏则西事件来说，之所以该事件能在短时间内引起如此轰动的社会效应，甚至使得国家工商总局随后在官网公布《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并于9月1日正式实施。这样的结果和影响正是“观镜人”——受众——自主能动性发挥的表现。是受众从这次事件中窥探到了某些传媒内部机制对于信息选择以及“文本”建构的影响，才使得一时间受众理性和能动性的崛起，利用网络充分表达自己的“话语权”，掀起舆论狂潮以影响和监督传媒，进一步作用于现实环境。
从媒介的角度看，正因为受众的自主能动性不断提高，他们区分“拟态现实”和客观现实能力不断增强，媒介也越来越注重受众的需要，逐渐尊重受众的“话语权”，这样更能发挥媒介为受众服务，对社会负责的职能与义务。当然，媒介对现实的构建是一种必然，受众的自主能动性提高也并不意味着媒介构建现实的能力削弱或者退化，而是说媒介在构建现实过程中，受众对于媒介这一机制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了，媒介功能将越来越合理化了。
四、结语
大众传媒对于现实的构建是历史之必然，也是社会之必然。一般来说，客观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且这些信息还具有多种复杂的属性。由于时效性和文本特性，媒介工作者不可能也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和狭小的文本空间里，罗列打包所有的信息，将整个世界完整地呈现到受众眼前，这是极其不现实的。因此大众传媒需要对于信息进行一定的选择、加工，进而不可避免地构建了“镜头式”现实。
事物总是处于普遍联系之中的，传媒亦然。传媒依赖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所存在，必然会处于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以及受众的力学关系作用下。因此，大众传媒所构建出的“镜头式”现实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倾向性，反映着特定的价值体系和阶级性。
对于“镜头式”现实，虽然是一种必然，但我们不能“自然”。作为生活在客观现实环境中——“观镜人”的我们，需要发挥自身的理性和自主能动性，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媒介建构的“镜头式”现实质疑和批判的怀疑精神。这才是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
作者：钱霜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