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对新闻场的社会学解读与反思
一个据说既没有正规学历，也没有相关资质，且身份屡屡造假的下岗工人张悟本，从2010年2月1日起在湖南卫视的《百科全说》栏目开讲座后，就迅速红遍全国。《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上市6个月销量突破300万册；他主讲的电视节目收视率也迅速上升，而他本人也被媒体称为“著名养生专家”、“神医”等。他的“绿豆汤能治十几种疑难杂症”的论断使全国绿豆价格飞涨。此前，他的悟本堂标价500元的普通咨询号已排到2012年3月，2000元的特需号也已排到2011年3月。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本文根据布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阐述的相关理论思想，就此作一初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新闻场进行解读和反思。
一、场及新闻场
“场”是布迪厄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布尔迪厄认为：“一个场就是一个结构的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和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
从“场”的角度，布迪厄引入了“新闻场”这一概念来说明新闻工作者实践活动的机制。他认为“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
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
所有场施加控制力。”[2]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出新闻场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是一种纯文化的特殊逻辑控制的存在场所，如同文化场和艺术场一样，记者在其中起着重要的约束和控制作用，同时，记者自身也会受到相应的制约；其次，新闻场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容易受到商业逻辑的控制，通过市场份额和收视率展现出来；第三，新闻场会通过排行榜等形式对其他的文化生产场施加影响，严重影响了专业文化生产者以及普通受众的自主性的确立。
通过“新闻场”这一概念，布迪厄不仅分析了新闻界本身和外界的各种联系，而且深入到了新闻场的内部，分析了其内部各种无形因素对电视的影响。从而探索如何维持和提高文化生产场的入场权及提高出场的责任，使艺术家、学者以及记者共同努力，以抵制电视或新闻场的收视率法则。
二、新闻场对文化生产场的控制
布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指出，在目前阶段，所有的文化生产场都受到新闻场结构的控制，其自主性都受到威胁。在商业逻辑控制下，经济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收视率的压力，电视对新闻场施加控制，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
在面对外部力量时，一个专业生产场中的文化生产者所表现出的自主或是抵抗程度是不同的，这就是著名的“伊达诺瓦法则”――“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和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3]布迪厄曾举数学场的例子来说明“自主”的含义，他指出，数学场是一个非常自主的场，在场中，除了与自己竞争的同行以外，生产者就没有别的顾客，竞争对手们完全可以发现他们介绍的成果，并取代他们。
科学场、艺术场、文学场等等专业文化场正在受到商业逻辑和新闻场的控制和影响，“电视开始以大众表决或民意测验的方式来裁决文化生产活动的优劣，这是电视以民主的名义对文化生产活动最隐秘地控制。”[4]使这些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受到了严重威胁。然而，电视邀请学者专家走上屏幕，经过专业化的处理，来维护电视，学者专家则借助电视的宣传力量提高其知名度，达到了双赢。同时，电视还依靠其自身影响力，努力排斥和打击另外一些抵抗电视这一商业逻辑的学者。因此，一些人产生了误解，认为传媒的认可和知名度的获得已经取代专业生产场的评价和检验，成为评判专业成功与否的标准，于是电视开始扮演真理裁判者的角色。
张悟本通过电视成为“著名养生专家”这一现象就是电视裁决的结果，其背后存在着媒体内外“互搭梯子”的合作关系。张悟本应邀走上湖南电视台的屏幕，通过《百科全说》这一平台，大讲养生之道，同时湖南电视凭借其影响力和宣传力，通过《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成绩大力宣传张悟本，使其知名度迅速上升，张悟本也因此成为了“专家”，随之而来的是直线上升的咨询费以及络绎不绝的慕名咨询者。与此同时，他主讲的《百科全说》节目收视率也迅速上升。张悟本通过与湖南电视的这种隐秘合作，使双方达到了双赢。
张悟本由一个没有任何资质的下岗工人摇身一变成为“食疗大师”，其迅速走红，是电视这一大众文化生产者对整个学界专业评判标准的干涉。由此，我们看出这样一个事实：“从前的同行认可或专业内的价值标准已经被电视的裁判及大众的认可（即收视率、读者人数等商业表现）替代。所谓‘明星专家学者’，不过是布尔迪厄提到的‘电视知识分子’在中国本土语境下的另一种表述，是电视台的一种功能性资源，是大众传媒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符号。”[5]通过张悟本现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百科全说》正是在栏目邀请张悟本等“专家学者”加入→《百科全说》收视率迅速上升→张悟本等“专家”的知名度更高这样一条商业逻辑链条下运作的。
湖南电视受到收视率和商业逻辑的控制，选择了一些迎合公众口味，满足大众需求的人做节目。张悟本就是符合这一标准的人，经过湖南电视的包装宣传之后，张悟本的养生讲座能够迎合大众在养生保健方面日益增强的需求，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从而可以保证节目有一个较好的收视率。更确切地说，张悟本开始成为电视这一大众文化生产者的前台表演者。
张悟本现象确实应该引起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反思。我们不仅应该深入分析张悟本现象给社会公众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其对医疗保健这个专业生产场生产秩序的破坏，更应该对以收视率以及观众认可程度作为评判节目好坏优劣的标准进行批判，抵制类似现象的产生，自觉维护新闻场的自主性。
三、建构新闻场的自主性
对电视实践的批判与反思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布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提出，他的讲座的目的是希望能给所有在传媒行业工作的人们提供某些战斗的工具或武器，保持新闻场的自主性，以使其不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一般来讲，在最为自主的文化生产场，生产者建构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但是他们只把自己的竞争者作为消费者。”[6]因此，布迪厄主张人们应该以民主的名义，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与收视率作斗争，使电视真正成为表达公众民主意愿的手段和工具。与此同时，其他文化生产场也要自觉抵制传媒的渗透和控制，维护自身的自主性。那么，怎样才能获得新闻场的自主性呢？
布迪厄提出两种建构新闻场的自主性的策略：第一，必须建筑一种象牙塔，在塔中，人们可以通过科学工具、技术和方法等武器互相评判，互相批评，甚至可以互相斗争，而且他们相互之间都互相了解，知根知底；第二，必须维持甚至提高媒体进入文化生产场域的入场权，要分清精英主义与蛊惑民众术之间的界限，保证有一批追求民主和捍卫严肃自主性的文化生产者。他呼吁“开创一种新型的参与方式：集体性知识者。从而，知识的生产者们能够首先通过确立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立而存在。[7]坚决维护文化生产场的价值标准，必须捍卫文化生产场研究的奥秘性，保护其通过维持自主性而获得的研究成果，建立和维护行业内的价值评判标准，同时还要增强出场的责任，生产出高雅、有品位的产品，改善出场的条件与措施，以保障新闻场的自主和自由。
除了布迪厄提出的以上两种策略以外，我们认为公众意识和消费观念的提高对于新闻场的自主性的构建同样重要。生产决定消费，同时消费又会反作用于生产。新闻场作为文化生产场的生产者，要保证其生产的自主性，就要有一批在思想上和审美观上都能始终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消费者，通过培育并提高其品位，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形成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文化消费观，来自觉抵制新闻场在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面对其造成的影响，同时还要敢于揭露电视的非民主性，同收视率作斗争。只有实现消费者的自主性，才能真正实现新闻场的自主性。
四、结语
电视已经从可能引导思维革命、提升观众民主意识的工具变成了商业逻辑控制下的工具和象征的暴力，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剧，并不断控制着其他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破坏了文化生产场的秩序，造成场内评判标准混乱，因此布迪厄提出通过建筑“象牙塔”来构建新闻场的自主性。虽然这一方法受到传媒界甚至学术界一些人的攻击，但是学术界和新闻行业的从业人员对此要高度重视，深入思考新闻场的自主性问题。
布迪厄利用新闻场理论来分析电视这一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即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当代大众传媒是我们不能将其理论照搬照抄到中国的环境中。因为，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新闻媒体作为党和国家的舆论工具，承担着宣传党的思想理论、组织群众、教育和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等重要任务。同时，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提供重要智力支持和精神保证。这些因素使得新闻场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等的影响更大，这就是我国大众传媒有其特殊之处。因此，我们应当结合中国实际，从更全面和更科学理性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电视，这样才能更深入的认识它，并有效利用它，使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作者：杨成胜刘媛媛
第2篇：科技新闻编辑的社会学视角
科技新闻编辑作为一种加工、记载和传播人类科技文化活动的主体，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同时科技新闻编辑活动也便成为科技文化传播的一部分。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活动越来越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科技新闻的编辑过程中，加强以社会学视角审视和加工科技新闻编辑，提炼科技新闻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影响及意义，这样一些工作对新闻编辑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有助于加强科技新闻编辑的自身建设，不断总结经验、探索科技新闻编辑活动的自身规律，以指导编辑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向公众传播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之于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从而使公众更加关注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
社会学视角之于编辑活动的功能
编辑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群体行为。随着编辑学研究的深入，在讨论编辑学的理论框架时，有的研究工作者提出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编辑学理论。研究的结果，是一门新的学科即编辑社会学的诞生。
编辑社会学是编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以编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基本研究内容，是具体研究编辑与作者、编辑与受众、编辑工作与出版发行诸关系的科学。1986年张安塞在《编辑学刊》创刊号上发表的《编辑理论研究与编辑学的建立》一文认为，编辑学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即编辑战略学、编辑社会学、编辑人才学和编辑工艺学。
新闻编辑工作，往往会因为视角的不同而产出截然不同的新闻产品形式。以往的新闻报道与编辑，往往把新、奇、快作为其主要追求。而引入社会学视角对待编辑工作，则能使新闻产生更高于新闻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因为社会学看待任何一件新闻事件，更多的是社会化的，或者说是在社会大背景下的。新闻事件是经过社会化的，内化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换句话说，新闻事件不仅仅在于新闻本身，它更多地体现为社会群体性的趋向，或反映社会深层次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视角还体现在关联性上。新闻事件的发生，偶然中存在必然。追索这样一些问题的深层因果关联，有利于编辑指挥记者挖掘新闻深层次的内容，充实并丰富新闻事件本身。而在横向上挖掘新闻与周围因素之间的互动互联关系，则能在广阔的时空中收集新闻的相关信息，使读者获得更多新闻本身之外的意外受益。
编辑工作人员的社会学视角，事实上为我们展示了编辑功能深化的广阔空间。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能够转变学究式的编辑观念，使编辑工作价值取向转到关注现实，推动社会进步的正确目标上来。
科技与社会发展的融合对编辑提出高要求
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武器。
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科技，也就是科学或其他知识的实际应用。科技创新可能具有深远的与复杂的社会影响，因为它们之中的许多科技创新往往是无意图的与非预期的。譬如说，一旦大量生产技术被应用到汽车制造业，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社会变迁。
对于社会的每个领域而言，科技变迁的速度具有其深层涵义。医疗进步有助于延长生命预期与降低死亡率，根本地改变了人口结构。工业科技的创新取代了数以千计的劳工，而同时，也在短短数年内使制造机械装置变成了废弃物。透过电脑与录影带之类的创新，文化活动也起了变化。在简单的社会里，社会化过程几乎是由整个世代文化的传递所构成，但现在，它变得更复杂的与更不适当的，因为某一世代的知识即使之前它可能传递给年轻人，但在某些方面却可能日益陈旧。
可以说，科技已经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同时科技业已与社会深度融合。审视一个科技新闻，已不能单单仅停留在科技进步、新闻事件这样一种低级或浅层次的角度。时代的进步，要求科技新闻编辑对科技新闻事件进行更高层次、更深层面、更多视角来解读与把握。
科技新闻的编辑活动，一定程度上也与科技研究、探索的过程紧密相连，是对科技研究的成果、科技新闻事件进行组织、审读、编选、加工，使之得以传播的过程。作为科技知识传播中介作用的主要承担者，科技新闻编辑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的效果，决定着公众从中受到科学普及的广度与深度。
科技新闻编辑社会学视角的内涵
传统观念认为，科技新闻报道、编辑是一种简单劳动，与一般的社会新闻报道、编辑无异。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科技新闻产品已成为公众的重要精神食粮，科技新闻工作者作为适应精神文化领域中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发展需要而逐步形成的社会分工，其活动是存在于传播媒介(科技类报刊)之中的，以沟通、协调媒体和读者关系为基本目的，以发现、选择、组织、优化科技新闻产品为主要职能的一种社会化活动。
由此，从劳动创造性角度论，科技新闻编辑角色的社会学视角，要先作为读者发现科技新闻中的亮点，并加以充实、改善，使之成为好的作品传播于社会，并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事实上，科技新闻编辑的特殊贡献如果仅仅停留在发现文稿中的政治错误、学术错误、技术错误和文字错误这样前层次或初级阶段，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
科技新闻产品的需求。
也就是说，科技新闻编辑的社会学视角要求，不仅要能对新闻作品中的学术思想作出正确与否的评判，而且还要发现新闻作用中的闪光点、创新处，并结合社会经济活动分析其背后意义，充实、丰富科技新闻产品内涵，使之真正成为优秀作品。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科技新闻编辑作为科技新闻记者创造性劳动的延续，并高于记者前期简单的资料、信息收集和新闻成品的初级加工。一篇优秀的科技新闻作品，科技新闻编辑既是读者，也是作者。
具备社会学视角，要求科技新闻编辑在科技新闻产品编辑过程中，不完全以自我身份出现，而是作为读者的代表，以社会文明的要求、读者的愿望之角色代表进行深度加工，谋求合适、严密、精确、丰富的科技新闻产品。在新闻产品选择加工阶段，科技新闻编辑直接面对的是记者提供的初级的文稿，这要求编辑既要考虑社会对科技新闻的准确、有趣、新奇的心理要求，又要能在进一步加工、充实、丰富的基础上，使读者受到更多更大的精神收益。
科技新闻编辑工作是一项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社会性很强的工作。进入角色后的科技新闻编辑，就应接受社会化过程的塑造，适应角色应具备的人格、行为等的要求。
从具备社会学视角的要求来说，科技新闻编辑应具备下几方面：第一，具备良好的传播、积累文化的社会责任感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及职业道德风范。要本着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把优良的科技新闻产品奉献给社会，把科技新闻所涉及的丰富内涵介绍给人类，为丰富社会科技文化生活，普及科学知识，推动科技的不断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从社会学视角要求来说，科技新闻编辑更重要的是告诉公众科技之于人类、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科技新闻编辑工作者要本着对社会发展高度重视的责任，努力通过自己的编辑工作，通过科技媒体的平台，把科技知识介绍给公众，并推动公众加快掌握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维和科学的理念。
科技新闻编辑社会学视角的培养
科技新闻编辑的社会学视角的培养，与过去传统意义的新闻业务的培养是不同的，它要求编辑工作者在业务之外花更多的时间，丰富自身，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学识广度和思维深度，培育社会学视角。
科技新闻编辑不仅要对科技新闻本身有正确与否的判断，因此编辑主体要培养自己对科技新闻的敏感度，不但要感觉得到、收集得到，而且还能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整理工作，从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从而体现在自己的编辑策划中。而这一过程首先要求编辑具有科学意识。
科学意识是人在对事物的认知过程中，不受非科学因素的干扰，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法则对事物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编辑活动是一种理性活动，科学意识在社会学视角的培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编辑的科学意识是一种质疑的精神、实证精神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在科技新闻编辑过程中，应该探究新闻的科学精神，提升科技新闻的内涵。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探索与创新。只有正确的科技新闻产品，才能带领公众进入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
对科技新闻编辑的社会学视角的培养，也要做到多问、勤问，还要做到能问、敢问。多问、勤问，是指编辑在平日的工作与学习中，要养成收集、记录随时遇到的问题的好习惯，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能问、敢问，是指要加强学习，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一定的创造思维方法，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
在信息纷繁的新形势下，编辑工作者要有挑战权威的勇气，要坚持真理，运用正确的观点，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作者的稿件，只要有疑问，就要敢于怀疑。有了怀疑，再去求证，去向别人请教，才能给公众贡献优秀的科技作品。
科技类媒体作为一种提供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创新成果的传播媒介，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显得尤为重要。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类媒体的编辑不能再固步自封，闭门编辑。编辑思想、观念的创新是做好编辑工作的保障。而社会学视角的培养，将使科技新闻编辑更加关注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并为促进科学技术服务人类和社会发展而努力。
作者：郑金武
第3篇：新闻客观性原理的职业社会学分析
新闻客观性原理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和西方新闻业的行业基石，国内外学者对新闻客观性进行了大量研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工业时代形成的大众媒体结构、制度和文化都在发生变化。作为大众媒体时代“金科玉律”的新闻客观性原理及其价值也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在新媒体环境中，传统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和新闻媒体人的专业精神往往被通俗地简化为“情怀”或者在个性化时代依然坚持“引导”和“教育”公众的“精英意识”。这种简化认识对于新闻行业的发展是有害的。在新闻职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新闻客观性原理并非新闻从业者“一厢情愿”坚持的成果，而是社会系统在竞争性互动中协商和选择的合意。本文采用传媒生态理论的认识论，并试图从职业社会学角度展开分析。生态学理论关注个人的空间约束，职业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作用；本文尝试引入职业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从新闻职业与社会，新闻职业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互动竞争关系入手，呈现对新闻客观性原理的解释；并以此为理论认识框架，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客观性原理的价值。
职业社会学在国内介绍较少，本文关于职业社会学的观点主要来自学者刘思达对于职业社会学的理论述评和相关研究。[1]职业社会学是应用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职业社会学的经典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英美学者对英美职业的考察开始（卡尔·桑德斯和威尔逊）。目前，职业社会学研究吸收了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和理论体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弗莱德森认为“职业自主性”是职业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职业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制度化的知识”；这一观点实际强调了职业控制的“内部”权力，即职业工作的高度专业化排除了那些缺乏训练和技能的人进入职业场所；同时代的学者约翰逊更加关注职业与外部系统的关系，他认为职业“并非一个行业，而是一种控制一个行业的方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围绕着职业自主性、职业地位和职业主义三个概念，职业社会学的理论形成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内部性或场所性的理论，另一个方向是结构性和外部性的理论；随着职业垄断的出现，“职业—国家”关系成为职业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学者刘思达在“职业—国家”关系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解释职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和国家对这些竞争的规范的生态型理论；他采用了生态性的理论视角，对社会多个结构进行动态性分析，提出多个生态系统（如职业、国家等）的内部边界构成，生态系统之间的空间互动和时间演进机制。
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本文作出以下理论假设：新闻客观性原理是新闻专业主义核心内容，新闻职业凭借对专业知识的“制度化”获得“管辖权”，同时在媒介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对“边界管辖权”竞争性互动中实现职业的发展，同时规制了新闻客观性原理的内涵。这一理论框架的优点在于，它将影响新闻客观性原理的多个因素逻辑性地放置到整体分析中，清晰地展示了新闻客观性原理是如何被构建的。并在当前多元速变的媒介融合和行业融合的社会环境中，为如何认识新闻客观性原理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本文围绕新闻客观性原理，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新闻客观性原理是“制度化的知识”，是职业地位的知识基础，也是职业权力的内部来源；第二，新闻客观性原理是系统互动的产物；“职业—客户”关系和“职业—国家”关系对新闻客观性原理形成有明显的作用；新闻客观性原理成为新闻业、客户和国家争夺“边界管辖权”的重要资源；第三，移动互联网时代，受众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广泛的话语权，对新闻业、客户和国家各系统都产生了影响；多个职业主体加入了“管辖权”争夺战；带来了更广泛的社会分工；新闻回归信息本质，新闻客观性原理将受到冲击；但和历史上每一次新闻客观性的讨论一样，新闻客观性原理必然在否定中得到肯定和强化。
一、作为“制度化知识”的新闻客观性原理
“职业”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因为职业出现和发展早于社会学对职业的研究，还因为每个职业都有不同的特点，同一职业在不同国家表现了不同的特征。“职业自主性”是职业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可以理解为职业从业者对知识的控制权和排他性从而使这一职业独立于其他职业；职业权力来自“制度化的知识”，职业地位也和“制度化知识”相关。弗莱德森在《职业权力：论正式知识的制度化》称“职业控制被视为正式知识的制度化过程，这些知识被分化成各个学科的高等教育而发展和维系。”[1]
大众媒介要“成为大众教育者及公众论坛”，这是新闻客观性结构的永久基石。[2]新闻客观性原理是新闻职业的核心概念；那么新闻客观性原理是不是“制度化的知识”？下面笔者综合新闻客观性原理的发展过程和内涵两个方面给予考察。
首先，大众新闻业的蓬勃发展同大众化报刊的出现紧密相联系。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了《纽约太阳报》，这份报纸内容丰富有趣，注重煽情主义新闻；售价低廉，只卖一个便士；这张商业色彩浓厚的报纸，在当时纠缠恶斗的党派报纸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读者的喜爱。大众化报刊同党派报刊不同，商业报纸通过报纸的“二次售卖”实现盈利——读者群体是商业报纸的第一个“商品”，报纸再将读者群体卖给广告商，广告商按照广告价格支付广告费用；大众报刊至此获得盈利。商业报纸为了获得更好的广告主，必须要吸引更多的读者，因此发行量成为大众媒体的重要数据，成为确定广告价格的指标。
大众报刊作为独立企业，必然受到这一商业逻辑的影响，在北美社会民主运动中，大众报刊承诺为每一个人报道新闻，而不是做党派宣传；大众报刊最终确立了“不偏不倚”的职业形象，获得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和排他性的职业权力。
贯穿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围绕新闻客观性原理，新闻职业逐渐形成了制度性的安排——编辑部门独立出来，成为最重要的部门；在编辑室里，那些更具有专业性的编辑记者取得了更高的职业地位；新闻体裁分为两大类型——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以此避免新闻报道被个人主观意见所玷污；新闻学高等教育蓬勃展开；新闻职业以专业技能和从业年限确认个人在“工作场所”的位置；从而赋予个人不同的职业资源和职业地位。
其次，新闻客观性原理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概念，贯穿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早期，新闻客观性原理要求记者要客观，不要在新闻报道中掺入个人情绪和意见，要注意使用客观性语言，避免倾向性词汇。新闻客观性原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受到了理论层面和受众层面的双重冲击，一方面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受到了根本性的怀疑，人们意识到所谓“客观事实”并不存在，客观报道也不可能客观；客观性原理的内涵有了明显的变化。“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承认记者具有主观性，但由此发展出客观报道的若干准则：记者要引用权威的信息来源，要平衡地展示冲突双方的观点；记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平衡公正的理念。
新闻客观性原理内涵至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和层次：首先它是新闻业务的操作指南；其次它是新闻职业的伦理道德；再次它是新闻职业的职业理念；最后它是新闻职业的职业目标，最终内化为新闻职业共同的价值观。
通过对新闻职业场所的制度安排和新闻客观性原理的互动关系分析，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围绕新闻客观性原理，新闻业形成了若干“制度化”的安排，以便新闻客观性原理能够得到保障和实现。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中，职业内部正是通过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严密的科层制和赋予个人不同的职业地位实现了职业权力的垄断。这种职业权力一方面保证了新闻客观性原理的重复生产，另一方面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同社会其他职业系统竞争。
二、作为系统竞争性互动资源的新闻客观性原理
现代社会的职业发展已经走向职业垄断。职业垄断是最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这一垄断地位的形成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不同垄断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职业社会学家通过对律师职业的考察分别研究了“职业—客户”关系和“职业—国家”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职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和国家对这些竞争的规范的生态性理论”。[2]这一理论具有生态性和整体论的取向。以此为参照，本文主要呈现这样一种观点：新闻客观性原理是各个职业垄断主体都“认可”的制度化知识，具有合法性，各个职业垄断主体在各个系统“边界”进行着“管辖权”的竞争，而新闻客观性原理是“管辖权”竞争的公共资源。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大众报刊发展的早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在北美城市社会、大众民主观念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以激烈的言辞为劳工争取利益的激进劳工报刊。这类报刊退出市场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印花税与诽谤法案的压制，另一方面恰恰因为大众化报纸以温和的话语方式为劳工争取民主权利，“篡用民主话语”。[1]我们可以发现，在新闻职业发展的这一关键时刻，大众媒体宣称的新闻客观性原理是“划算的买卖”，能够为报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广告商为了销售商品而投放广告，不会选择一个激进的不稳定（容易受到政府打压）的媒介；而广告商要覆盖的客户必须要有购买力。显然劳工阶层并不是广告商中意的消费者群体。
即使在新闻专业主义的黄金时代，新闻媒体常常要在公正报道和广告客户之间做平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整个美国社会受到麦卡锡主义威胁时，“美国广播电视业之父”爱德华·莫罗一方面勇敢地在节目中揭露麦卡锡，另一方面陷入了节目赞助商撤广告的困境。美国著名记者海伦·托马斯，她在职业生涯中当面质疑过九位美国总统，被称为“让总统发抖的女人”。但因为她晚年言辞过于激烈，同行纷纷避开她。专业记者们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客观公正的职业形象，而不是表现得激烈或者偏激。
在“职业—国家”关系中，掌权者的意识形态可以为它的统治铺平道路。它通过劝服，而不是强制，使新闻界接受有利于维持掌权者利益的解释。[3]例如，新闻媒体要求记者引用“权威”的消息来源。权威的消息来源一般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要求记者客观引用权威信源，就会让政府部门的观点和解释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实现政府通过传媒向公众发言，取得比一般社会群体更有影响力的效果，从而加强了新闻媒体的精英化倾向和对政府的顺从。那些寻求媒体表达机会或正面新闻报道的人，首先要宣布他们对新闻自由和客观性的一种坚持，然后通过能服务他们自身目的的方式来定义这些概念。[2]新闻客观性原理是系统之间竞争性互动的合法性社会资源，这正是客观性原理能够在不断否定中被肯定和强化的奥秘。
三、新媒体环境中新闻客观性的价值
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面貌，加剧了社会分工。个性化互动共享是网络传播的显著特征。新闻职业垄断的边界被打破，造成了传统媒体的危机。新闻职业系统内部高度专业化、制度化知识的有效性也需要重新审视、解释和意义建构。
首先，新闻系统内部出现了多元传播主体。媒介融合是媒介系统内部竞争的过程，三网融合则推动了行业融合和社会分工。媒介作为传统的内容提供者，电信网络作为传统的渠道供应者，网站作为传统的平台提供者，电视电脑手机供应商作为传统的终端供应者，纷纷采取不同的策略加入信息传播系统；具有传播能力的个人也成为强大的自媒体，多元传播主体打破了大众媒体传播主体的地位。
在媒介内容提供上，除原创内容外，“整合新闻”也成为媒体内容竞争的主要产品。整合新闻是对已经传播的新闻信息内容或形态的再次加工或者深加工。整合新闻的原理还是通过专业编辑（不是特指大众媒体的编辑，而是具有专业素养的编辑）的选择、加工和形态再造，实现对新闻信息的“把关”和意义的再生产；只不过专业编辑所把关的不只是信息资源的初级市场，而是信息资源的二级市场。随着传统媒体转型到新媒体，大量的专业记者编辑从传统媒体跳槽到新媒体，新闻客观性原理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被部分地带入新媒体。
其次，新闻—受众关系则面临着戏剧性的变化。受众不再是传播学中分散而隐匿的大众，他们在新媒体技术中被武装起来（评论、转发或点赞的权力）并走向了联合（如新浪微博粉丝），他们有多种渠道获取多角度信息，并通过多种方式发表多元意见，大众媒体那些严肃的报道在众生喧哗中被反向解读或者被娱乐化，新闻媒体被社会化媒体设置了议程；大众媒体的“权威信源”也不断受到挑战：一方面因为大众媒体不再是单一的权威信息提供者（职业地位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精英系统本身被海量网民聚合而成的网络化大众信息系统所评论和质疑。另外，大众媒体那些被制度化和神秘化的专业技能越来越成为普通的技巧，那些被排除在大众媒体报道系统之外的信息，如激进的观点、丑闻和边缘话题不断被新媒体所报道，一个人的自媒体网站就能够通过报道“特别”信息而突破大型媒体的报道边界而引起大众喝彩。
第三，新媒体技术彻底改变了几乎所有行业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方式。“媒介—客户”关系面临着深刻的调整。广告商现在有多种方式到达目标消费者，大众媒体通过“二次售卖”变现的模式陷入危机；同时，大众媒体分众传播策略取得了成功，他们生产多样化的数字化产品，可以对接到任何一个平台或终端，媒介产业链和价值链再造，使大众媒体为一小群受众服务并取得利润成为可能。为一小群受众服务的商业逻辑是否还坚定地需要“客观性”理论做支撑是一个值得观察和研究的现象。
最后，“新闻—国家”关系面临着调整。国家权力通过大众媒体平台发挥政治影响的方式受到了新媒体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多元社会舆论的舆论压力。从中国情况看，国家权力一方面通过“规范”新媒体，如清除新媒体的虚假信息、非理性观点和反体制信息来“驯服”新媒体；另一方面，传统大众媒体开通官方微博纷纷进入新媒体，以此来稀释新媒体的“非主流”声音，这说明大众媒体的传播主体地位一方面通过强调其专业性获得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国家系统对大众媒体的政策支持而获得竞争优势。
但是，这种互相支持的格局已经出现松动，国家的媒体政策也面临着调整。在对新闻媒介的研究中，来自非英美国家的许多学者提出一个基本趋同的观点：国家在媒介控制中，“总的趋势是政府控制逐步让位于市场控制”，“各国均在坚定地奔向媒介自由化”。[4]尽管各国采取的方法和途径各不相同，但大众媒体在转向市场控制的过程中，其主体性和独立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释放。
在上述过程中，新闻客观性原理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新媒体环境中的新闻主体是否“需要”呈现“客观性”的公众形象？新闻客观性是否还是社会系统竞争性互动的共同资源？在新媒体环境中，基于用户兴趣和偏好进行新闻信息传播的小众媒体层出不穷，很多新媒体呈现了“圈子”特征，具有相当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如罗辑思维；还有新媒体以机器算法根据用户数据为用户推荐新闻信息，从而打造完全个性化的媒体，如今日头条。但不可否认，即使在上述极具创新性的新媒体中，新闻客观性作为一种平衡公正的“价值观”也依然存在。而在内容制作方面，即使在表达主观观点、小群体观点的过程中，要引用权威的信息来源，要平衡地展示冲突双方的观点也依然是编辑们遵从的规则。可以说，新闻主体越多，信息流动越频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越少，因而平衡地引用多方信息就越有价值。而这些，正是新闻客观性原理的内涵所在。
总结
本文认为新闻业的合法性来自社会对新闻业的“授权”——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中，个人和机构都需要依赖真实客观的信息来调整自身的行动和认知，并形成社会整体赖以运行的“社会共识”，因此一个能够以“新闻客观性原理”建构起来的新闻媒体才能取得社会的信任；在一个存在媒体竞争的社会中，新闻客观性原理可以成为媒体系统内部竞争的合法性资源。在新媒体环境中，新闻—广告商和新闻—国家关系中那些“行业机密”被互联网的“光束”所照亮，但商业力量和政治力量对新闻职业的控制仍将存在，但控制方式必将改变。互联网尽管具有结构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仍将在现存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起作用，社会系统内部已经形成的庞大资源成为生态系统竞争性互动的力量。新闻客观性原理已经成为社会系统竞争的合法性公共资源，它不会在种种否定和置疑中被清除，而是在社会各系统的竞争性互动中被重新阐释、建构和强化。
作者：段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