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埃博拉早在1976年就出现在苏丹南部和刚果埃博拉河地区。2014年初，埃博拉肆虐西非国家，蔓延速度惊人。此后，对埃博拉的报道便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世界各地对埃博拉疫情的报道不尽相同，在报道主题的选择、篇章的构架以及叙事的角度等方面都千姿百态。但是，我们也能够发现各个国家的相同之处：除去对疫情重灾区非洲的报道之外，各个国家对维护自身国家形象方面都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对本国援助非洲的大篇幅报道；对本国疫情的传播以及卫生知识的普及。
然而，在这些有关埃博拉的报道中甚至是其他报道，我们不难发现非洲的形象经常与“贫穷”、“落后”和“疾病”等词汇相关联。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新闻时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以非洲范式报道非洲，非洲负面形象则是这种范式的产物。m随着现代社会媒体机构全球化，媒体产品已经极大地影响社会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报道即存在”：非洲贫穷如果不被报道，人们就不知道这个事实，就不会有捐助活动。现代社会的人对信息的获取多数是通过新闻媒体，政治经济学家PeterGolding和GralwmMurdock强调：现代社会媒体机构所生产的是“特殊的产品”，这种产品能够极大地影响认识自身所处的世界。新闻媒体的受众对媒体产品也会有所期待，甚至认为媒体有不可懈怠的社会责任。据调査，受众认为媒体最重要的功能前五项之一就是：及时、准确地提供消息。
所以，新闻报道应该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尊重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在尊重本国形象建构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较不发达地区或国家的形象建构。唯有如此，才能促进人类本身形象的完善。
二、语料收集与整理
由于本文研究涉及到三个国家或地区，即中国、美国、非洲，所选择的语料必须能够最大程度地代表该国家或地区的主流报道思想。本研究的语料全部来自《中国日报》《华盛顿邮报》《南非新闻24报》。这三份报纸均有自己的官方网站，都是在国际上以及本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新闻报刊，读者量大，影响范围广泛，能够全面和深人地报道国内和国际大事件。同时，能够满足本研究语料收集的需要,最大程度地$表在埃博拉病毒报道方面本国或地区的主流媒体思想。
研究者在这三家媒体官方网站上，以“ebola”为检索词,搜索上述报纸2014年6月至2014年9月期间有关埃博拉的全部报道标题。通过人 剔除不相关的标题，最后收集到1070条标题，并根据报道的来源分为中、美、非三大类，统计每个月报道的数量，详细分布见图1。研究者利用LaurenceAnthony教授研发的AntConc软件进行主题词提取。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报道趋势和类别
从图1可以看出三家媒体在埃博拉大面积传播起始阶段的报道，在6月和7月，报道数量呈小幅度增长，其中《中国日报》的报道量为最大。至8月份，三家媒体报道数量均呈爆炸式增长，《南非新闻24报》增长率最高。至2014年9月份,《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均有下降趋势，唯《南非新闻24报》仍呈增长趋势。
报道数量的跌涨与埃博拉在全球的传播相关，也与媒体国的疫情传染状况相联系。埃博拉真正引起全球关注的是在2014年7月27日，利比里亚一名享有极高知名度的医生死于埃博拉,另有一位美国医生感染。而后，更多的从事于埃博拉疫情防治工作的医疗人员感染死亡，且波及到政府官员等。埃博拉病毒引起的恐慌开始在全球迅速蔓延，各个国家竖起警戒线，媒体报道也在这时候迅速增长。他们不仅关注埃博拉疫情在全球的传播，同时对本国民众也加强了卫生安全知识的传输,并及时发布本国的疫情感染状况，缓解群众的恐慌感。
(二）报道主题词分析
在分析报道标题的主题词时，研究者运用语料库软件AntConc,得出按主题性(Keyness)高低排列的词汇列表。越靠前的词，频数越高，说明其在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在众多的主题词中，选择性关注前100个具有地域特性的词语，并按照频数高低排列，通过观察发现，这些词汇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四类：美国、中国、非洲国家、国际组织（见表1)。通过主题词频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媒体报道侧重于埃博拉始发地非洲，非洲地区词汇频数总和达339，特别是《南非新闻24报》的报道超过另两家媒体总和。总频数排列第二的是中国相关词汇，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报道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日报》，非洲和美国报纸几乎没有报道关于中国的新闻。位列第三的是美国地区词汇，各个国家报道数基本持平，以非洲媒体报道为多。位列第四的是国际组织词汇，一般是转述WHO以及UN关于疫情的官方报道通知等事项。
但是，统计各类主题词汇占本媒体报道主题词汇总量百分比（见表2),可以发现：（1)相比其他国家而言，媒体机构对本国的报道往往更多，更全面；(2)与美国相关的主题词汇量，各个国家基本持平，中国最少；（3）美国在兼顾自己国家报道时，更关注非洲疫情的报道；(4)相关国际组织主题词汇量，各个国家基本持平，美国最少。
(三）报道标题意识形态分析
本文语料选自三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国、美国和南非，这三个国家不管是在社会制度，还是社会发展水平、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美国作为一个发达的资:i主义国家，其所崇尚的价值理念与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差别甚大。而非洲作为欠发达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媒体的发展。作为曾经的西方殖民地，其意识形态方面也受到西方国家影响。Fairclough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现实的符号化或建构。W鉴于巨大的文化差异，而本文的目的是揭示中国、美国、非洲媒体对自身国家形象以及对非洲形象的建构，所以研究者仔细研读了语料文本，并选择部分篇章进行仔细研究。通过研读发现：新闻媒体在国际事件报道方面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别；各个国家以维护自身国家形象为重点；美国新闻媒体具有世界范围性的广泛影响。
首先，三家媒体都以维护自身国家形象为宣传重点。《中国日报》中描述本国疫情以及对非援救的主题词汇占34.5%,《华盛顿邮报》占24.1%。中国对非洲积极输出自己的正面形象，将本国抗击埃博拉的一线医护人员描述为“和平守护者”(peacekeepers)，他们在埃博拉的死亡威胁下勇敢奋战(ChinesepeacekeeperscontinuetoworkdespiteEbolaoutbreak)。中国媒体认为中国对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一个救援引导者的身份，如“ChinatakestheleadinaidingWestAfricainitsfightagainstEbola"0对非洲医疗器械、卫生人员的援助，中国将其看成“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因为非洲在汶川、玉树地震时给予援助，此时，中国形象符合传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义。同样，美国也极力维护其世界大国和撤者形象。美国媒体敢于质疑国际组织的领导能力，如“Can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lead?Dowewantitto?”他们质疑世界卫生组织在埃博拉疫情方面的组织协调能力，并且提出挑战，似乎这是一个美国能够决定的问题。从此处，对美国世界领导者形象仍可窥见一斑。再如“TheEbolacrisisdemandsthatAmericaacts"(埃博拉危机需要美国的行动>，美国的救世主形象也被美媒体描绘得生动有加。美国的世界大国和拯救者形象也早已经深人美国人民的价值观念体系中，所以《华盛顿邮报》的这些报道在美国人看来，是能够激起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作为美国公民的自豪感的。
其次，对非洲形象的建构，各个国家采取的方法和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日报》对非报道更多注重疫情进展，没有转向非洲的贫穷、落后以及饮食习惯等。中媒报道相比美媒而言，更加温和，目的是：抑制疫情传播，实现世界和平。所以，中医护人员在非洲被称为“和平守护者”。然而，美媒对疫情报道则有更多的触角，并一直保持非洲范式报道。其抛开非洲的疫情传播，对各个国家在非抗击埃博拉的共同努力视而不见，转向对非洲贫穷、落后的报道，更在疫情爆发初期断言“WestAfricacan，tmanagetheEbolaoutbreak”(西非不食巨控制住埃博拉爆发)，对非洲的饮食习惯等也大做文章，如“Why.WestAfricanskeephuntingandeatingbushmeatdespiteEbola.concerns”(为何西非人民不顾埃博拉仍捕食丛林动物)。非洲试图维护自身的国家形象，但其却一直掉人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其设置的“非洲范式”报道中。《南非新闻24报》认为"Liberiansdyingofignorance”(利比亚人民死于对疾病的无知），并刊登了许多非洲军人拘捕埃博拉在逃患者的照片，场面血腥暴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非洲媒体的不成熟。
最后，埃博拉疾病话语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新闻媒体的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媒体报道中含15.7%的相关美国主题词汇，非洲占20.2%。相比而言，美国和非洲媒体中的含中国相关主题词汇则近乎没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反映出中国媒体发展空间还十分巨大，其影响力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美国新闻媒体借助于其他国家权威媒体机构宣传本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南非新闻24报》转述美国媒体认为“WecanstopEbola-USexpert”，美国医护人员能够阻止埃博拉疫情的传播，同时也认为“Ebolaposesthreattohumanity-US”，传播美国关于人权的思想。所以，中国应该向非洲输入更多的正面形象，如实施与西方国家差异性、与非洲国家匹配性的对非外交战略；实施精英化与大众化齐头并进的传播战略，从而巩固中非关系，提升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
四、结语
VanDijk曾指出：如果一个社会集团总是被描述为负面行为的责任施事者，或者“被卷人”这样的行为中，那么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命题“框架”本身参与了这一团体负面形象的塑造，因而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基础。141以西方媒体为代表的非洲范式报道下，非洲形象遭到扭曲。重构非洲形象需要改变传播范式，国际媒体应全方位、多角度传播非洲，给予非如鼓励，走上复兴之路。文化霸权只会扭曲和分裂现实，使人类盲目无知。非洲的发展需要脱离其“贫穷、落后、疾病、战乱”的旧形象，重构非洲的积极良好形象。非洲也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实现其发展,人类自身形象才能得到完善。
赖运琴(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