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话语、市场、科技

冷战结束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於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自从在天安门事件中迷失政治方向，中国不得不拥抱资本主义以挽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取代了破产的共产主义，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新依据。另一方面，中美联合对付苏联的策略结盟随冷战结束而瓦解，天安门事件更使美国振振有词地抵制中国。1990年代中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几次转向，先从围堵逐渐变为来往，又从来往变为企图将中国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以期一步步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1.尽管中美时陷对立的僵局，中国却拥抱资本主义，渴望加入世贸组织和获取奥运会主办权，以提昇它在新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乃至於跨进国际「精英权力俱乐部」的门槛。

民族主义和全球化是矛盾的统一，既共存又竞争。本文旨在讨论两个主题。第一，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形塑中国媒介的生态、话语、市场和意识形态？第二，在「国家利益」的口号下，中国社会各股力量或竞争或联盟，以争取社会优势，媒介如何展现这个过程？具体说，我想把这两个主题贯穿於以下六个子题：（1）中国媒介如何发动反美的浪潮，展现强烈的民族自豪和国家认同，以赢得媒介的市场利润？（2）经济改革使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巨变，社会集团的利益差别加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民和工人必将首当其冲，承担剧痛，媒介话语如何关注他们的困境？（3）政府所推动的媒介集团化能否与跨国资本竞争？（4）中国媒介和电信市场迄未开放给外国和私人资本，入世对国际资本佔领中国市场有何影响？（5）中国媒介和记者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应对政经现状？信息科技的发展对媒介的结构和意识形态有何影响？（6）各知识阵营（自由派、老左派、新左派，加上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派）在媒介上激辩，他们如何定位中国在世界与民族之间的主轴？

一、民族骄傲和全球政治

中国没有共产主义，只有共产党。这个党失去了革命理想，却垄断着巨大的权力和资源。中国人厌倦了宣传，对党八股漠不关心，或半带嘲讽，或阳奉阴违。只有国家主权受到外来威胁时，官民才会合流，形成侵略性很强的「爱国民族主义」，以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模糊2.官方宣导的民族主义和民间涌现的民族主义在媒介上面汇合，处处充满了集体牺牲的历史回忆，仇外又自怜，彷彿中国正再度被潜在的敌人重重包围。难怪在一连串危机事件中（包括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双方在人权、经济和台湾问题的歧见，中国间谍涉嫌偷窃美国核武机密案，以及中美海南撞机事件），中国媒介总是认定美国为真假敌人。同时，与民族情绪相对的（其实也是合拍的）则是中国渴望提昇其国际地位，这从媒介拚命宣传「申奥入世」成功可见一斑。

兜售民族主义

聚焦「他者」能够转移注意力，淡化内部不满的情绪。民族主义多半由国家政权所界定，以致「我们」和「他们」壁垒分明，一方面强化恐外仇外的情绪，一方面压制民族内部（如西藏和台湾）或泛民族（如泛中亚）追求不同的身份认同。唯因民间的民族主义是自发性的，太亢奋时难以收拾，甚至鞑伐官方的外交政策太过委曲求全，所以官方企图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轨道上，以免脱矶财渌恼呃妗Ｕ庵置褡迩樾骰箍赡艿糇箍冢阅诿樽颊ǖ母堋Ｔ诿窦涞?a href="http://www.lunwendata.com/thesis/List_129.html" title="网络论文" target="_blank">网络聊天室里，有许多人骂总理朱鎔基是「卖国贼」，对美国「太软弱」。在国家政权内部，宣传部门和军队对美国的态度强硬，但外交和外贸机构则主张修好。历史上，仇外情绪总是和内政虚弱有关，目前中国民众大量失业和官僚腐败横行，如果处理不当，难保不会触发政权危机。

中国，甚至全世界，对美国的态度一直爱恨交加。美国内部可能民主进步，对外却傲慢自大，我行我素，甚至是横行霸道的。为甚么中国从80年代的「崇美」转向90年代的「反美」？我认为，冷战结束和天安门事件置中美关系於冲突的境地，中国成为美国领导新世界秩序的绊脚石，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成为美国政治和大众媒介的焦点。北大学者戴锦华形喻中国在80年代渴望美国的爱，到了90年代因为失宠而转为哀怨3.如果把她的比拟伸展一下，可以说80年代中国只是美国追求的对象之一，但中国似乎把美国当成唯一的恋人，一旦失恋痛苦更巨，美国从天使骤变成魔鬼。这两种内外因的解释可说相反相成。

90年代期间，媒介为香港回归制造民族主义的奇观，并因此获得巨大的市场利润。媒介一再宣传香港回归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不但象徵中国共产党击败西方帝国主义，也标志台湾将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下回归祖国怀抱。这种化约和本质化的叙述，显然忘却了毛泽东在50年代为了反抗西方封锁而刻意留下香港这块殖民地，甚至不惜和二战以后民族自决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社会主义祖国高唱民族独立，却在家门口姑息腐败的资本主义殖民地，70年代初中苏交恶时曾因此遭莫斯科奚落。中国媒介从不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治绩，更不回答港台对一国两制的疑虑4.

在中美撞机事件后，连官方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想打政策的「擦边球」，利用民族情绪获取商业利益。但民族主义的调子不仅仅是党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唱，更重要的是国家民族主义随着戏剧化的事件渗入了大众意识。中国愈富裕，愈自我中心，对政治愈冷感，也更易於受狭隘民族主义和反美话语所左右。兜售民粹式民族主义既安全又赚钱，受市场驱动的媒介和小报自然冲到最前面，制造耸人听闻的民族主义话语。从90年代中期起，出现了像《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些歇斯底里的畅销书，而且傚者风起。它们反自由，反民主，心态狭隘又傲慢，斩钉截铁地反西方，理性分析不足，感情用事有余5.

每一个与外来势力（特别是美国和台湾）的对抗、冲突和危机，都会被中国媒介用来趁机制作民族情绪的商品。试想如果《人民日报》的头条报导海峡两岸紧张，再带上一张煽动的人民解放军登陆作战照片，当在国际上引发何等外交交涉和军事动作？幸而这种新闻手法并非出於《人民日报》，而是1999年6月登在它的外围报；当时李登辉宣称中国和台湾是「国与国的关系」，《环球时报》为了迁就市场，似乎觉得有权耸人听闻，不必顾政治后果。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周报《科学时报》也不甘示弱，发表了一篇题为〈解放军的新型定向导弹能够直捣李登辉的办公桌！〉的文章。

民族的面子：奥林匹克运动会

当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谈判而入世，人们只觉解脱而不狂喜。2001年7月13日宣布中国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持电视现场直播，反而举国欣喜若狂。入世对中国政经的改变必然深刻，奥运与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关痛痒，媒介把这两件事渲染为中国在世界舞台崛起的象徵。奥运让中国「走出去」，让世界把「中国带进来」。中国花了2，500万美元僱用国际公关公司包装申请材料，预料将再花250亿美元筹备2008年的奥运。城市富裕阶层（特别是北京）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将从奥运会中获利匪浅。美国并不像1993年那样反对中国的申请，理由是它想要以奥运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美国的一位评论员嘲讽道：「如果你让流氓参加绅士的游戏，他也会学点文明的礼仪。」

正如达扬（Daniel Dayan）和卡茨（Elihu Katz）所说，体育是「媒介事件」，是一种仪式性的政治，「表达了对团结一致和民族融合的向往」6.在中国，奥运提高当权者的地位，整合社会团体，因为所有的眼睛都「聚焦在仪式的中心」7.奥运会其实是「行事历新闻」（calendar journalism ），老早计划在前，培养宴乐的氛围，以吸引众多观众，但调子定於一尊，压制非主流对历史和现实的阐释。可以想像，中国希望利用这次电视奇观，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进步」，争取中国在世界「应有的位置」，於是个别运动员的竞技场变成各国的特展会。中国必将不惜代价，培养一支进军世界的参赛强队。

作为奥运会的暖身，中国国家足球队首次进入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这个消息挤掉美国对阿富汗宣战的新闻，成为各报的头版头条，与入世、申奥同列三大盛事。正如波伦鲍姆（Judy Polumbaum）所说的，奥运会从准备、上演到余波，都包含「全球化」的元素。奥运会是个集中的舞台，通过先进的电子科技，让不同地区和国家交流人力、物力、资源、形象和信息。在地方的意义上，北京从上海抢回优势；在国家的意义上，中国增强自我认知，提高它投射到世界的身份；在国际的意义上，则象徵了中国在全球权力关系中往上爬。波伦鲍姆认为，北京当局会利用新闻媒介宣扬，由於奥运会必须注入大量金融和科技，故将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当然，它也会粉饰太平，避而不谈中国社会日趋严重的不平等和阶级分化。此外，还会希望奥运会为中国拓展国际贸易、旅游、劳力输出和资本流动，但这是一把双刃剑，既加速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也要求它遵守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

二、进入世贸组织：赢家与输家

全球化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诺贝尔经济学的得主森（Amartya Sen ）说：「如果它是公平的，那它就是好的。」8他认为，全球化是「无法逃避，也没有理由逃避」的进程；连反全球化的声音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但他们的疑虑必须受到重视。全球化是不均衡、有选择性的发展。一些国家受益，另一些则未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反对「普适化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the universal），也就是把一个特殊（指美国）经验扩张成全球的标准模式，主流国家转化不平等的国际权力关系为游戏规则，自己受益，贻害别人9.阿姆斯登（Alice Amsden）说，世贸组织虽说应该公平竞争，但少数富国控制国际组织和全球市场，利用漏洞设置贸易障碍，将不肯变通的规则强加到穷国头上，阻挡它们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发展10.

中国官方对世贸组织格外热情。以前关心全球化的公平性，关心世贸组织对於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如今这些彷彿都不是问题了。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地球上约有20亿人（包括非洲和穆斯林国家）愈来愈不全球化，另外30亿人（包括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和菲律宾）属於《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所称的「低收入的全球化国家」11.对中国而言，入世和主办奥运会的意义远在经济得失之上，而关乎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誉。在入世的过程中，中国媒介顺着官方的调子，反覆宣传入世会给中国带来一大筐的好处，而困境则是短暂和可以克服的，甚至可以化困境为机会。媒介把中国描绘为全球化进程中的胜利者，入世是「双赢」，却始终不曾解释中国为甚么要割断社会主义的过去，要拥抱全球资本主义。政府压制反对入世的声音，并用传媒喉舌为政策唱颂歌。中国表面上沾沾自喜，其实底子里紧张，这在朱鎔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上表露无遗。中国入世成为定局以后，媒介开始分析机会与挑战，但基调仍强调利大於弊。

即使中国能从世贸组织获得应得的利益，但国内哪些团体、行业和阶层是赢家，而哪些将付出代价？媒介在描述全球格局中的中国，总是使用高度化约和抽象的话语。国内的发展其实相当失衡，入世的受益者主要是正在抬头的消费市场、城市中产阶级、服务业和外资企业，而将农民和工人排除在外，但媒介却构筑了一个如同赵月枝所谓的全民「消费者天堂」的海市蜃楼。中国现在的「劫贫济富」，与毛泽东的「劫富济贫」恰恰相反，致使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巨变，阶级对立加剧。市场松绑，政府推卸责任，不再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教育和医疗保险的安全网。如果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就只认得「适者生存」中的适者。

在这个半资本主义的赌场里，中共背弃了传统支持者（即城市工人和农民），迳向日据优势的城市工商和专业阶层靠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工人和农民已经跌落到新阶级结构的最底层12.中国农民约佔全国人口的70%和劳动力的50%，他们的收入从1997年开始急降。更糟的还在后头：官方估计，入世后七年内，会有1，000万农民失业。工人方面，1996到2001年，国有企业裁员3，500万人，政府控制的集体企业「下岗」1，600万人，入世后另有3，000万工人也将失业。知识份子和学生一向最不满意政府，现在工人和农民则犹有过之，每年都有成千次的抗议、罢工和抗争，原因从单位或政府不支付津贴、官僚腐败，以至於工作危险都有。

在「国家利益」的帽子下，入世好像变成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各地方、行业和阶层都无由置喙。马克思主义说，统治阶级通过霸权的意理工具将特殊阶级的利益概括为普遍的利益。连《工人日报》和《农民日报》都一味听命於党，而不是为工农利益说话。在电视屏幕上，工农的身影愈来愈少，声音愈来愈弱。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气象播报员去年秋天播送天气预报时顺口加了一句：「现在正是农民播种和秋收的繁忙时刻，我想说，你们辛苦了。」没想到随后几天，收到上千个电话和感谢信，农民们说太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关怀了。中国知识份子和记者一向怀着精英情结，不信任老百姓的政治能力，甚至敌视工人和农民。不论党的机关报还是市场取向的报纸，它们责备和压制弱者殊无二致，竟然要求工农擦乾无用的眼泪，充实技能，接受入世的挑战。它们对於在西雅图的反世贸抗议示威都只淡化处理。

三、国内媒介集团vs.国际资本？

冷战后，强国解除经济管制，资本主义飞跃发展，媒介集团跟着全球化。这些国际传媒集团早就看中了中国市场，企望抓住世贸组织的契机，纳中国於全球资本主义的轨道，把它「融入文明的世界」。这些媒介帝国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兼并，囊括了所有的媒介形式，从电影、广播、电视、有线电视、运动节目，音乐、家庭影院、出版、杂志，一直到多媒介13.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介市场，大体瓜分成三块：最大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 Time Warner）、迪斯尼（Disney ）和Viacom佔三分之一；四个名义上「外国」集团，包括Vivendi-Universal、贝塔斯曼（Bertelsmann ），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和索尼（Sony），佔三分之一；剩下的美国媒介加在一起佔40%14.这些媒介巨霸把新闻看作另一种工业产品，而且新闻的利润远不及娱乐节目。严肃的新闻节目愈来愈麦当劳化和琐碎化、信息娱乐化，小道消息和丑闻充斥，一味满足消费者瞬间的感官快感。媒介集团既竞争也合作，合开子公司，共享利润，共同制作产品，并交换地方媒介的产权，不一而足。

媒介全球化说穿了就是媒介美国化。美国是唯一真正跨媒介的全球出口商，英国仅在新闻领域有全球性的影响，其他西欧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更不必说了15.美国电影协会组织了中国贸易关系委员会，用媒介巨头游说国会，要求通过对华贸易法案，绝非偶然。90年代期间媒介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运用政治手腕，拚命想打通中国市场，但它们却对外国（包括中国）的新闻愈来愈没有兴趣。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富裕的媒介，贫瘠的民主》（Rich Media，Poor Democracy ）16.最近全球媒介集团的股票大跌，可能会减缓但不会阻止它们进军中国市场的步伐。

中国最近允许香港的华娱电视进入广东省，提供普通话节目给有线电视台。为了回报，华娱电视的母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答应在其所属的纽约、休斯顿和洛杉矶有线台播出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英语节目。旗下的CNN 为了打入中国市场，正在香港筹备制作中心。迪斯尼也在香港建造主题公园，作为通向中国市场的大门。贝塔斯曼在上海扩大读者俱乐部。默多克（Rupert Murdoch）讨好中国当局已有时日，他的香港凤凰卫视（与中资合作）1998年已覆盖中国4，400万的电视家庭，约佔16%，并吸引可口可乐和摩托罗拉等大广告商。此外，中国批准三十个外国电视频道进入广东，广东成了全国的试验场。外国频道都将集中到一颗中国卫星来转播，它们不能提供性和暴力的内容──当然也没有新闻。有人一厢情愿认为跨国传媒公司会在中国传播民主的价值。非也。跨国公司在中国为了减少成本，往往限制劳工权益，传媒公司预计也会「政治正确」，不会捋虎鬚17.它们讲的语言不是民主，而是资本主义。

中国的对策是「以毒攻毒」，傚仿国外的媒介巨霸，组织由国家主导的传媒集团，来应付全球化的挑战。90年代中期，中国批准成立第一个《广州日报》集团，当时因为政府停止津贴媒介，所以把收入好的党报当成海绵，吸收那些不赚钱的、混乱的、经常违命的「小报」和杂志。前此，中国一直批判西方媒介给资产阶级的集团统治所操纵。现在的新说词是要以媒介集团扩大规模经济，以便在入世后和外资一较长短。目前中国有26个报业集团，八个广播电视集团，六个出版集团，四个发行集团和三个电影集团。将来，政策上还会不断走向媒介合并的道路。2000年成立中国广播电视电影集团，把国家资源并在一起，涵盖了电影、广播、有线电视到互联网，应有尽有。

中国媒介的暴利靠国家特权的保护，而非靠自由市场的竞争。如果说要靠规模经济才能与国际资本竞争，那么问题是，舢舨能否编成航空母舰。中国最大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比起外资还是小巫见大巫。更糟的，中国媒介集团都是行政指令和长官意志下的产物，造成浪费，低效率，工作重叠，高成本。它们在非媒介领域（如房地产或超市）的投资更杂乱无章。中国广播电视电影集团看似庞大，其实内部倾轧，官僚内耗。官方只是搬动机构，并未改变控制的机制。

四、「中国，我来了！」：国际传媒资本抢滩

入世对中国传媒的影响可分三环。首先，电信、金融和保险将首当其冲18.它们长期受惠於国家的垄断政策，服务低质，却坐收暴利。90年代，电信产业的利润每年达33%，而第三产业平均利润只有24.6%.其次受影响的是广告、电影、出版、旅游业和信息服务，这些行业市场潜力大，利润较低（8-19%）。第三环是传媒和电视市场，仍将门扉紧闭。

为了入世，中国部分让步，承诺逐步开放媒介和通信市场。中国必须制订与世贸组织条款接轨的具体法规，届时将产生很多争议。中国入世最初五年内如何应对外来的挑战，必将影响长期的政策。官方希望利用新媒介科技来发展经济，又要保护和维系意识形态。官方把媒介分成硬件和软件。在信息基础设施、服务条款和科技知识上，欢迎外国投资。那些看似「非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可以商量：迪斯尼的ESPN和Viacom的MTV 已打进内陆的有线台，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把麦克乔丹（Michael Jordan）捧为最有名的美国人。外资可能投注於媒介广告和管理。但中国无论如何不会放弃编辑权。

新闻和电视是党国的宣传喉舌，也是赚取暴利的最后堡垒，将可免於外国竞争。90年代期间，新闻媒介的广告收入增长200%，平均每年35%，2001年总额达1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估计，投资中国媒介约需八年就可以回本──比医药、能源、银行和建筑的回报快得多19.尽管跨国媒介巨霸虎视眈眈，等待攫取中国的电视市场，党国却抓牢不放。中央电视台仍将保持领先地位，在2008年奥运会挖一个广告的大金库。喻国明预测，中国媒介广告收入仍有生长空间，但不同集团的竞争会抬高成本，使增长率由每年的35%降到10-15%20.

中国的电影产业将成为全球化自由竞争的牺牲品。官方在1995年答应每年进口十部好莱坞大片，当时制片业和电影创作人员都寄望大片带来更开放的创作氛围。但好莱坞电影的到来恰与中国电影的迅速衰落同时发生21.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口好莱坞电影将由每年十部加到二十部，最后达五十部。外资也获许在中国建造和拥有电影院。好莱坞估计，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五年，电影票房将达10到50亿美元，其后每年会增长15%22.进口电影的数量其实不重要，因为大部分中国人不会到影院里看好莱坞大片，只会买盗版的VCD 和DVD ──这些大片刚刚在美国放映，中国的大街小巷里就有人廉价兜售了。短期看，盗版损害好莱坞片商的利益，但戴锦华认为，从长远看，盗版喂养了好几代中国观众的文化品味23.

中国的战场前沿在互联网和电信市场上。虽然媒介由中宣部控制，电信领域主要是由经济和金融部门管理。电信比传媒多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后来居上，可以直接跳越过时的科技。美国商业部视中国为世界上第二大电信市场，未来几年可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24.资料显示，1991年到1999年，中国邮政服务增长375%，1999年达24亿美元，同时期电信业更增长2，050%.1999年中国电信达376亿美元。90年代，政府积极鼓励外资投资於电信设备，输入科技，却垄断了高利润的电信服务。电信和互联网市场都有长足的增长，外国竞争者将与政府的垄断斗争。

中国市场潜力很大，电信基础设施仍然落后。2000年，全国仅1.4%的家庭能接上互联网，北京、上海、广州和青岛就囊括一半25.中国想以调整、控制国内竞争来加强竞争力。仅2000年就发布了七个关於互联网的条规，重申政府的权威，一再警告互联网不能传播非法（即批评政府）的信息或连接到外国网站。政府和企业网页故意侵佔和瓜分网络的空间，截至1999年底，约有1，000家报纸和200家广播电视开设网站，但只有中央、省级和部级的媒介可以在网上发布新闻26.上网报纸与印刷版本无异，在严格控制下，真正的公共话语的空间微乎其微。

跨国媒介集团尝试与中国地方上的电信网络公司合资，或签订商业合同，但步伐未必随着入世而加快。政府规定只许有一定资金和专业人员的公司营业，营业者多半党政关系良好，自然支持严格的政策。新政策将如何依照世贸协议，规范电信领域的外国投资、合资和股票，目前尚未可知。科技发展将继续向中国加压，总的会走向市场开放和价格改革。

五、话语、科技和意识形态

中国当局坚拒外资和私资控制传媒。但媒介管理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尤其互联网和卫星势将削弱官方控制信息流通的权力。目前报纸不准跨省发行，当局很难把新媒介限制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中国加入世贸后，媒介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国家和全球之间角色愈来愈重要。麦考密克（Barrett McCormick ）和刘擎问：科技和全球化给中国媒介的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带来甚么影响？他们认为，互联网为媒介创造自由的空间，所传递的一些内容对官方意识有潜在的颠覆性，进口的商业文化也可能推动个体和企业的自主意识。在此，容我再补充几点。首先，官方热衷把新科技应用於商业上，却又想控制科技的政治影响；全球传媒巨霸想在中国赚钱，不可能违背官方的意旨，因此不应高估它们在推动民主化方面的作用。第二，中国的网络传播和电信发展会继续加大社经差距，我们不应高估新媒介的颠覆性，但城市精英的确更容易获得商业和学术信息。第三，电信促进了商业文化，但它如何与当局合作又作对，值得密切注意。第四，知识份子电子报（包括网络杂志、BBS 论坛、数字化的学术资料档案）既非官方的，也不商业取向，它们是自由派、老左派和新左派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场域。旧的网站被关闭，新的网站又出现。因为没有盈利机会，国际资本不会投资於此，政府迄无明确的规范。

新科技和全球化对中国新闻工作者和公众有甚么影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少有结论性的实证研究。汤普森（John B.Thompson）提出媒介产品的「全球化的扩散传播」（globalizeddiffusion ）和「地方化的吸收」（localized appropriation ）」的辩证双重关系，说明全球政经和文化中介的複杂互动27.如果只用政治经济学看主流文化的生产过程和分配结构，而未能留心各阐述群体的话语意义，其结果可能夸大「文化帝国主义」的论断。反之，如果只在微观上看受众如何解释进口的媒介文本，而漠视全球控制和依附的宏观结构，也很可能武断地抹煞意识形态的涵义。问题不在於是否有文化帝国主义，而在於这种帝国主义产生甚么霸权效果。宏观历史和具体社会语境必须兼顾，展开辩证的讨论28.

市场化给中国媒介带来了混合的意识形态，充满了矛盾的身份、认同、形象和主体性。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竞争和意义重建的场域，既有共产主义的革命话语，也有市场化的实用话语。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主流意识结构（dominant structure，即共产主义强调革命先锋队的宣传）、剩余意识结构（residual structure，即传统儒家强调士大夫的道德责任）以及新兴的意识结构（emerging structure，即符合市场逻辑的媒介专业主义）的斗争与调和29.

潘忠党和陆晔借法国社会学家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 ）的概念认为，中国记者在日常新闻实践中，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的话语资源和技巧，以规避、吸纳和抵制官方的权力控制，正是以不同的「对策」来对付上面的「政策」。记者用官方辞令来正当化自己想做的事，例如（1）用党八股来论证媒介上马的项目；（2）赋予过时的宣传路线（群众路线）以新意，并融入市场和专业主义的逻辑中获利（如市场调查），以及（3）顺着政治气氛讲话。他们除了消极地阳奉阴违，也积极地从党国义理中寻找市场根据。然而这些策略看情况应变，很不稳定，是「弱者的武器」，使他们与权势对抗时赢得一些小胜利。必须指出，游击战和灵活策略确能赢得小胜利，但这些策略能否制度化，以抗衡统治意识？我觉得，它们多半会被主流结构吸收、削弱、以至击败，因此夸大受众的主体性而忽视结构的控制恐怕只见树不见林；那些小胜利流於短暂、自恋和逃避，并不能改变、抵抗或颠覆深层的支配。80年代，改革派希望重新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自由面」，一旦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后，一切付之东流30.莱瑟姆（Kevin Latham）认为，到了世俗化的90年代，多元的意识形态凸显出官方意识形态愈来愈脆弱和分裂31.其实党国结构仍然牢固，媒介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也不像80年代那样倡导政治改革。即使在美国，民粹式的文化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也遭到批评，吉特林（Todd Gitlin ）说这些人用幻想的文化政治代替制度性强有力的社会运动，不啻掩饰自己的政治无能32.

何舟在一篇论文中说，中国媒介已从洗脑的国家工具转型为「党的公关公司」，任务是宣扬党国的正面形象33，中国媒介已经戴着社会主义的面具，装着资本主义的身体。我知道很多中国记者认为这个描述中肯。何舟描述，在全球化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冲突中，媒介用五种策略来减少意识形态的不和谐，包括：（1）重新调音；（2）意识形态分割；（3）淡化不协调音；（4）契约性的合谐；（5）寻求国家保护。下一步，我们应该问：媒介组织和记者如何在「市场化的权威媒介体制」生存、妥协和争取空间？经济自由化、市场竞争和全球渗透如何形塑媒介生态环境、话语和意识形态？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的分析角度，即解释霸权和反霸权的动态斗争过程，会为福柯式的话语分析提供更辩证的一面34.

六、中国在国家─全球的纽带中何去何从？

中国知识份子在媒介辩论中国何去何从。老左派、自由派和新左派（外加80年代的改革派）构成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光谱。这些辩论几乎完全与社会运动脱节，但还是可以澄清一些政策取向的问题。

老左派承袭毛泽东的教条，以胡乔木和邓力群为首。他们在80年代末清算党内改革派，但未料随即在90年代失势。这一派攻击世贸组织为美国霸权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把俄国、东欧、巴西和非洲的动荡归咎於西方宰制的全球化35.老左派常向江泽民提万言书，尖锐质疑现行政策偏离毛泽东路线。他们不相信中国除了加入世贸别无出路，不相信中国加入世贸利大於弊。老左派在互联网缅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风尚：平等（虽然是「均贫」）、民族独立、反抗西方。江泽民在2001年7月1日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时宣布资本家可以入党，以前的「剥削者」变成了「联合力量」。老左派立刻展开新一轮的攻击，骂江背叛马克思主义，出卖共产党。《真理的追求》更谴责江泽民等为「党内的走资派」，江下令关闭《真理的追求》和《中流》──这两本杂志的刊名就是对现政权的公然蔑视。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老左派可能借屍还魂，得到广大支持。

自由多元主义在中国多灾多难。自由主义思潮一直遭禁，后来在90年代死灰复燃。它们反对威权统治，支持自由市场，但在中国入世这个问题上，却成了当局的同盟。刘军宁认为全球化是「民主的同义词」36，是普世价值的坐标，能够避免战争和避免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自由派认为全球化会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富强，柏林墙和前苏联就是在全球化的力量下倒塌的。他们相信世贸和全球化能够为中国引入法律机制，提高管理的透明度，扩张经济改革。此说与美国对华政策不谋而合。他们极力反对民族主义，认为它为政治独裁准备了道德和文化基础37.在反驳老左派和新左派的攻击时，自由派声称，中国腐败的真正原因是威权主义，不是市场化和全球化38.朱学勤指出，中国的情况是「看得见的脚（政府权力）」经常践踏「看不见的手（市场）」，而国际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并不重要39.刘军宁认为新闻自由是以经济自由和私有财产为前提的40.

自由派阵营里有一类是不再迷信毛泽东极端主义的老激进份子（如李慎之），另一类是相信西方民主的改革派知识份子。奇怪的是，自由派对公平和市场支配这类话题大致缄默，对农民和工人的惨状很少发言。他们认为自由高於平等，机会平等高於结果平等。他们相信全球化带来民主潜力，但不知他们如何解释新加坡的反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专制统治，正是中国当局所羨慕的）和阿根廷的崩溃。国际工业资本在中国的纪录也未必太民主。徐友渔强调，中国要在全球化环境中成功，完全「事在人为」41.这未免忽略了全球化限制性的一面。

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改革派随着改革官僚体制浮沉，当时他们多在党国的宣传和意识形态部门中位居要津。对文革的反思，使他们致力於重新解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再发现它们的「自由面」，倡导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他们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治改革，直到天安门事件中被清算为止。改革派的言论包括苏绍智的社会主义民主论，王若水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论，以及胡绩伟的党报「人民性高於党性」的论述42.孙旭培提出多层次的「社会主义报纸体系」，唱的合谐曲既包括党国媒介的主旋律，也包括非盈利民办报纸的音符43.1989年以后改革派要么被驱逐，要么被边缘化；1992年以后商业文化席卷中国，拥抱全球资本主义，他们已经退出这场辩论。在尚存的声音中，孙旭培更接近自由派了44.

90年代，国家引导的市场经济带来的残酷后果渐渐浮现，新左派对此提出了及时的激评。他们攻击80年代的改革派和90年代的自由派有精英贵族情结，过於保守。新左派（他们自称「自由左派」）既不用国家与人民的对立来归纳中国的症结，也不认为压制性政体是中国的首敌。不少新左派成员在海外大学任教，或在国内担任文化职位。他们攻击全球资本主义在中国蔓延，制造消费文化和市场狂热，与草根民主格格不入。甘阳谴责自由派讚颂的「自由」只给富人、强人和能人特享45.新左派的观点把自由与平等对立，其实真正的自由主义总是有意识地调和这两个基本价值。自由派鼓吹「有限的政府」，以减少滥权；新左派则要建立强大的「民主政府」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为然──好是好，怎么做？

《读书》主编汪晖是新左派最雄辩的作者之一，他攻击西方现代性中的非理性成分46.在一篇分析中国现状的长文中，他声称「六四运动」不仅是一场自由派学生和知识份子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和宪法权利的运动，也是广大城市劳工要求社会公平的抗议运动47.在建立新左派为「六四」的继承者之余，他进一步抨击新自由派是在过去二十年推动「激进私有化」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正通过世贸组织，在结合国家资本与跨国资本，重塑中国的社会和市场的版图。自由派回击新左派不愿批评专制政体。汪晖的论述颇有见地，但一竿子打倒「政治自由主义者」（一直受当局压迫）和「经济自由主义者」（当局的政策顾问），不免有打倒稻草人的味道。

张旭东呼籲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资产阶级的制度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照顾全民的利益48.他要重燃乌托邦的想像，建构一个新的论述，也就是「在尚存的社会主义框架里，为政治参与和人民民主创造新的可能性」49.据说这个新模式比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 ）或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更民主。同样，崔之元建议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试验中，片面挑出一些东西来开展中国的制度创新50.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权威主义的本源，还是一个「新型的民主」？新左派似乎把抽象的毛主义剥离，罔顾那些实际的、具体的恐怖、飢饿和流血等活生生的历史经验（lived experience），然后想像出一个激进浪漫但缺乏实践意义的政治制度。正如韦伯（Max Weber ）在一篇名着所言，政治伦理不仅仅关乎意图，而应对行动的实际后果负责51.通往地狱的路可能铺满了高贵的意图。魔鬼总是存於细节：除非新左派提出具体方案，否则他们顶多是乌托邦的想像。

在引进西方激进马克思主义时，新左派似乎犯了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的「具体情境错置的谬误」。全球资本如何宰制中国经济？加入世贸后中国如何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全球化与地方性（包括国家和统治阶级）如何互动？这些複杂的课题亟待批判评估，不是简单的哲学冥想可以解答。新左派似乎把「全球─国家」的天平倾斜到全球化的一端，忽略了国家的一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专制主义更热衷。他们自称是毛泽东的继承者，可是毛在革命年代提出要反帝国主义也要反封建主义。在几个国际冲突事件中，新左派几乎倒向国家民族主义，联手反对西方。赵月枝既批判党国的控制，也批判市场的异化52，值得讚扬。

老左派靠边站了，马克思主义改革派早就边缘化了，剩下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多少有基本教义的倾向。他们把西方理论普遍化，运用到中国这个具体的、複杂的、矛盾的环境中。自由派接受海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古典自由主义的视野，例如刘军宁甚至排斥实用主义（如杜威[John Dewey]）或社会民主（如拉斯基[Harold Laski]）的修正53.而新左派拘泥於反帝国主义的论述，竟而抹煞自由精神在中国的意义（比如认为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自由），同时将解放的理想寄託於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或毛主义的乌托邦。全球化是一个悖论──普世化与地方化并存，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共存54.按此，自由派未能关注全球媒介集团主宰市场的负面，而新左派不愿承认建立国际规范、加强法治对中国有种种好处。两个阵营都是以简化、夸张和非黑即白的方式来论述全球化。新左派不同意「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论断55，而自由派拒绝接受「政府是公平再分配的主体」的主张。总之，我们需要重构新的论述，以期「在全球化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声音」56，不脱离地方性而能超越它，带来启蒙而立足於本土。我们必须承认「消极自由」的益处57，也必须调和全球普遍论述以及区域性、国家性和地方性的具体论述58.要做的事多得很。

七、结语

这篇文章是我编的将要出版的新书《中国媒介，全球脉络》（Chinese Media ，GlobalContexts）的导论，此书是早前出版的三本书的续曲59.本文提及的作者如无特别注明，都见本书的篇章。在编这四本书时，我的目标可说是一以贯之：（1）兼顾理论与实证，（2）为媒介研究和中国研究两个领域架桥，（3）为中国媒介研究和更广的人文社科研究建立生动的对话。美国主流媒介研究视野偏窄，中国媒介研究只能位处边缘，而中国研究又认为媒介可有可无。但学界的中心与边缘本是社会建构，并非必然，也只有处於边缘的人才能会通不同的知识体系60.我很清楚媒介研究（理论发展）和中国研究（动态追踪）之间有若干紧张关系。我宁可保持对位的张力，而不肤浅地消解它。

这本书横跨好几个学科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声音都是合谐的。我把冲突的观点放在一起，是希望让对话能够继续。我们包括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各类主题，但终极关怀是媒介和民主的关系，既有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也有全球的比较视野。让我再重述本书论题：

*外国媒介在电信科技的投资对中国民主的影响不可估计过高。中国将依照世贸条款，允许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电信基础设施和媒介管理，但绝不会放弃党国对媒介的拥有权和编辑控制。全球性媒介集团也不太可能挑战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最近美国电脑网络业泡沫化，传播科技业萎缩，可能影响全球性传媒集团对外扩张的步伐。

*中国以组建国家主导的媒介集团，与全球和跨国媒介竞争，但不太可能成功。

*中国媒介制造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的」就是「反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它极力渲染中国加入世贸和申奥成功是了不起的「民族成就」。在这个意义上，「全球的」是「民族的」，「民族的」是「全球的」。

*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媒介在制造形象、话语和意识形态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媒介既反映也加剧中国不均衡发展的主要矛盾，牺牲共产党的传统支持者（农民和城市工人），看顾新兴城市知识份子、专业人士和经理阶级。这样，「国家的」压制了「地方的」。这一趋势随着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会愈演愈烈。社会经济差距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已引起知识份子和媒介的激烈争论。

*新媒介科技将挑战官方对传媒的控制。新媒介科技对新兴商业文化和公共空间也会有影响，但究竟性质是甚么，变化的过程如何，尚待继续研究。

*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国媒介及其工作者正在变动中。在政经变革的背景下，他们正在清理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儒家思想和市场逻辑的专业主义。

*大众文化避免与国家意识形态直接冲突。民族主义的包装保证市场的成功。

*评价全球媒介巨霸在中国投资的影响，需要有历史的关照，来解释全球和国家的互动。

本书关注民族性和全球化的互动关系，却忽略了中国地方性的发展。我们要用理论的视野和恰当的方法来研究媒介的内容，以及人们如何吸收和解释它。末了，我在最近一个关於中国和全球化的国际会议上听到两个有趣的说法：首先，有人说学界流行研究中国的经贸巨变，忽视糟糕的人权状态。其次，华裔以前比外国学者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更悲观，现在却感到更乐观。第一个说法显然与本书不符。至於第二个说法，就请你自己评价了。


註释

1李金铨：〈建制内的多元主义：美国精英媒介对华政策的论述〉，《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2年2月号，页71-82.2Maria Hsia Chang ，Return of the Dragon：China’s Wounded Nationalism（Boulder ，Colo.：Westview ，2001），182.3Jinhua Dai，"Beyond Global Spectacle and National Image Making"，Positions 9，no.1（2001）：161-86.4Chin-Chuan Lee ，Joseph Man Chan，ZhongdangPan ，and Clement Y.K.So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Albany，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5Yu Huang and Chin-Chuan Lee ，"Peddling Party Ideology for a Profit：ChineseMedia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in Chine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ed.Gary Rawnsley and Ming-yeh Rawnsley （London：Routledge Curzon ，2002）。

6；7Daniel Dayan and Elihu Katz ，Media Events （Cambridge ，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2），viii ；15.8Amartya Sen，"If It’s Fair，It’s Good：10Truths about 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4-15July2001，op-ed page.9Pierre Bourdieu，"Uniting to Better Dominate"，Items andIssues 2，no.3-4（2001）：1-6.10Alice H.Amsden，"Why are Globalizers so Provincial？"，New York Times ，31January 2002，op-ed page.11"Is it at Risk？"，TheEconomist （2February 2002），66.1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3Ben H.Bagdikian ，Media Monopoly ，6th ed.（Boston：Beacon ，2000）；Robert McChesney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New York：New Press，1999）。

14；15Jeremy Tunstall，The Anglo-American Media Connections （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9），64；2.16同註13McChesney.17Tina Rosenberg，"JohnKamm’s Third Way"，New York Times Magazine（3March 2002），58-63，81，101-102.18李江帆：〈加入世贸组织对第三产业的冲击与应对思路〉，载王振中编：《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资料出版社，2001），页284-96.19李永乐：〈入世后中国媒体的新挑战〉，「多维新闻网」，2002年2月25日（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 ）。

20喻国明：〈中国传媒的投资前景〉，《明报月刊》，2002年4月号，页25-27.21YuezhiZhao and Dan Schiller ，"Dancing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Capitalism"，Info 3，no.2（2001）：137-51.22见「多维新闻网」，2001年12月14日。

23戴锦华：〈从狼来了到狼群来了〉，《南方周末》（2002年3月1日）。

24http://infoserv2.ita.doc.gov/ot/mktctry.1999年美国输出5.47亿美元的先进网络设备给中国，从中国进口15.5亿美元的电信产品（主要是电话和答录机）。

25Kenneth DeWoskin ，"The WTO and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no.167（September 2001）：630-54.26；44Xupei Sun，"Accessionto the WTO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Media"，unpublished paper（2001）。

27John B.Thomps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95），173-78.28John Tomlinson，Cultural Imperialism（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61.29；34Raymond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30；58Chin-Chuan Lee ，"China’s Journalism：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Social Theory"，Journalism Studies 1，no.4（November 2000）：559-76；571.31Kevin Latham ，"Nothing but the Truth ：News Media ，Power and Hegemony inSouth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163（September 2000）：633-54.32ToddGitlin，"The Anti-Political Populism of Cultural Studies"，in Cultural Studiesin Question ，ed.Marjorie Ferguson and Peter Golding（London：Sage ，1997）。

33Zhou He，"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 of War ：A Political EconomyAnalysi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in Power ，Money，and Media：Communication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d.Chin-Chuan Lee （Evanston，Il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0），112-51.35Banning Garrett ，"ChinaFaces Debates ，the Contradictions of Globalization"，Asian Survey 41，no.3（2001）：409-27.36；37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页244；256.38同註36刘军宁；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载李世涛编：《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知识份子立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页413-30；朱学勤：〈1998，自由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39同註38朱学勤。

40；53Junning Liu，"Classical Liber-alism Catches on in China"，Journal ofDemocracy 11，no.3（2000）：48-57.41同註38徐友渔。

42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论，请参阅註30Chin-Chuan Lee.43Xupei Sun，An Orchestraof Voices ：Making the Argument for Greater Speech and Press Freedom in the Republicof China，ed.Elizabeth C.Michel（Westport，Conn.：Praeger，2001），xxv，31，37.45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註38《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页1.46Hui Wang，"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and the Questionof Modernity"，Social Text，no.55（1998）：9-44.47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3期（2001），页1-65.48；49Xudong Zhang，"Nationalism，Mass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Strategies in Post-Tiananmen China"，Social Text ，no.55（1998）：135；130.50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4年8月号，页5-16.51Max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in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trans.Eric Matthews ，ed.W.G.Runcima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212-25.52Yuezhi Zhao，Media，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Urbana，Il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54Mike Featherstone，Undoing Culture（London：Sage ，1995）；John Tomlinson，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55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Beacon ，1966）。

56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页163.57Chin-Chuan Lee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isms ，Trajectories ，and Modesof Understanding"，註33Power ，Money，and Media：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3-44；註30Chin-Chuan Lee.59此书将於2003年由伦敦的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早前出版的三本书为：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New York：Guilford ，1990）；China’s Media，Media’sChina （Boulder ，Colo.：Westview ，1994）；註33Power ，Money，and Media：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60同註57Chin-ChuanLee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isms ，Trajectories ，and Modes of Understa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