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3-0108-04
收稿日期：2014-01-19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当代中国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研究》（10&ZD049）的子课题《政治文明与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邵 腾，男，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张英魁，男，南开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乡村社会学。
意识形态（Ideology）对于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与提升政治正当性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体系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传播问题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作为大众传媒中的重要政治、经济与文化信息传播渠道，承担着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职责，其传播绩效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塑造与政治正当性的损益。值得肯定地是，多数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贡献良多。但是，从时事新闻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承载、传播方式以及媒体意识形态的系统传播三方面来考量，当前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却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与主流意识传播的疏离：传播功能弱化
传播主流意识是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一项极其重要的功能。所谓时事新闻，是指“刊期内发生的国内外大事的综合报道、综述、背景分析、大事记、专题报道等”[2]。这表明时事新闻的主要内容是国内外近期发生的大事，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事新闻因而呈现两大特征：时效性与广泛性。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电视媒体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承担着主流意识传播的关键功能。那么，时事新闻作为电视媒体中的重要板块，更因其与政治高度相关、与社会生活紧密衔接、与受众接触频率极高，而成为电视媒体传播主流意识的主力军。时效性产生吸引力，广泛性带来触及力。时事新闻应充分发挥自身两大优势，担负好主流意识传播的职责，常态化而高频率地将主流意识输送到受众那里，扮演好主流意识传播的尖兵角色。
但在现实世界中，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与主流意识传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其传播功能弱化甚至缺失。主要体现有三：一是传播的阵地意识缺失。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其主流意识传播功能的发挥，在日常新闻节目的策划环节缺乏对主流意识传播的主动性。二是传播的行为缺失。缺乏传播的阵地意识必然导致传播行为的缺失，一些电视媒体在时事新闻节目中对主流意识传播的份量不多，所占版块不大。三是传播的非常态化。部分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虽然不乏主流意识的传播意识和传播行为，然而却并未形成一种机制化传播的理念和行动，处于一种被动为之的低级状态。如此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传播渠道，传播幅度大为缩小，传播效力自然受损，进而导致其辐射力减弱。
上述时事新闻主流意识传播功能弱化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逐步向多领域拓展并向深层次推进。与此同时，社会生活领域发育并成长起来，社会文化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相对自由与世俗化特征。从这一视角来分析，导致时事新闻主流意识传播功能弱化的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基于新闻媒体市场化运作的收视率诉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种媒体陆续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从行政统辖转为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与市场竞争促使各种媒体不得不遵循市场规律，注重收视率，以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电视媒体节目包括时事新闻在内，必须追随和吻合大众的阅听趣味与现时需求。在此情形下，主流意识传播的弱化就不难理解了。
其二是当下社会文化的娱乐性与消费性。有学者认为，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3]。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物质繁荣，温饱而小康之后的文化诉求开始转向以个人官能的愉悦与感性面的暂时满足。应时的娱乐文化与消费文化等迅速发展起来，并因颇受大众追捧而占据了当前文化阵地的主流位置。当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与媒体的收视率诉求汇至一处，结果必然是后者毅然投入前者的怀抱。这是一种极为现实的抉择。但是，这种抉择的代价是挤压和占领了主流意识传播的生存空间。包括时事新闻在内的电视媒体节目满足了自身利益的考量，却造成了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功能的弱化乃至缺失。
上述失位现实亟待改革，时事新闻应该回归其传播主流意识的应然位置，治理之道在于促进其重回其位。时事新闻固然应为其电视媒体收视率作出贡献，但无论如何它都不能只是作为大众的娱乐佣人和消费向导一类的角色而存在。它有着更加崇高和理性化的职责。所以，时事新闻应该恢复并强化其主流意识的传播功能，总方针是统筹兼顾职责履行与市场效益。 要强化主流意识传播的主体理念。时事新闻的特性决定了其主流意识传播的主体地位，故应名正言顺而又责无旁贷地担起传播主流意识的职责。要端正对于主流意识传播重大价值的认识，真正将其作为自身功能定位而贯彻于传播实践过程中。
合理安排传播主流意识的节目与其他节目之间的版面比例。获取市场效益关乎生存，传播主流意识关乎使命，生存与使命不可偏废其一。所以，时事新闻应在节目设计上推陈出新，合理规划，既要恢复主流意识传播的节目比例，又要避免其过度挤压其他节目版面而造成收视率下滑。总之要通过精心计算寻求一种最佳规划方案。
实现主流意识传播的常态化。时事新闻应该稳健地履行传播主流意识的功能。而且，主流意识的传播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坚持不懈地传播，方可深入人心并起到影响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功用。所以，时事新闻应进行机制化管理，设置相关规则，避免主流意识传播的随意性，并进而成为一种固定存在。
二、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主流意识的教条化传播：传播的异化
时事新闻节目传播主流意识的方法应遵循新闻与传播规律。一个完整的新闻传播系统包含四项要素：传播者、信息、传播媒介与受众。有学者认为，受众之所以关注新闻，是出于对异常事物、相关利益和个人偏好的关注，新闻价值就体现于满足受众上述需求[4]。承载着主流意识的时事新闻仍不脱新闻本质，因而同样要具备新闻价值，满足受众需求，进而引其关注。而传播学的核心语汇“传播”，本身就具有“‘共享’的基本内涵，表明其本意是双向、互动的，它是指信息、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和变化”[5]。所以，时事新闻的主流意识传播应重视受众认可与接受心理。唯有取得受众的心理认同，主流意识方可发挥应有作用，其传播方可谓行之有效。这就要求时事新闻工作者应根据新闻的科学规律与受众的心理特征，将严肃的理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受众乐为观读的新闻形式，做到时事新闻与主流意识的高度融合。在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同时，将主流意识春风化雨般传递给受众。
然而，目前时事新闻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方法层面存在教条化传播现象。部分时事新闻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处理和转化，没有真正掌握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真谛所在，缺乏对于传播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也未将新闻与主流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反而将主流意识形态生硬地直塞给受众，致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成为单方面的“自说自话”。表面看来，每一句话、每一段文字和每一幅画面都在“传播”主流意识，但实际上已经远远背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而且由于严重忽视受众心理认可与接受状况，激起了受众内心的反感与厌恶，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异化：欲以传播促进受众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却导致了受众因传播不当而对此产生排斥。空耗人、财、物等资源，未取得预期认同效果不说，反而加剧了某种程度上的不认同现象的产生。
客观地说，时事新闻意识形态传播异化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时事新闻传播主体的传播观念未能与时代变化和受众心理的转向而同步创新，仍在惯性作用下沿袭过去那种单纯灌输传播方法。灌输理论最早源于列宁，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这种理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圭臬”式教育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灌输方法成为我国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渠道，并在特定的年代发挥了显著作用。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这种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基本上忽略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和心理认同。在规制宽松化、个人主体性获得增长和思想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时事新闻的受众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信息接收者，还是一个信息发出者。单向度的灌输之道只停留于将主流意识形态形态传递至受众，而不顾及受众对此的心理接受和认可。有学者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受众心理机制划分为四个维度：认知图示的运动与契合是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结构，情感体验是受众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机制，需要驱动是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根本动力，行为实践是强化受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念的有效方式[6]。对受众心理认同问题的认知不足与把握欠缺是当前时事新闻主流意识教条化传播的根源所在。
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的有效性要求必须摒弃教条化传播。如果将受众心理认同看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成败的关键，就应通过争取受众心理认同来控制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与结果。应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其一，除了作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基本能力之外，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还应具备对于受众心理的认知和把握能力，包括对受众的语言和行为传达的心理状态的识别与判定，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进行受众心理规律总结的概括能力，以及根据受众心理变化特点适时适度调整意识形态传播策略的能力。
其二，时事新闻意识形态传播的方法应该丰富多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传播方法体系。传播方法还应呈现人性化与清新化特征，既充分考虑受众的精神与生活需求，又能避免因干瘪单一而引起受众“审美疲劳”，比如可以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去除意识形态传播节目过于刻板的严肃面孔，以一种生活化的姿态争取与受众之间产生共鸣。
其三，传播与反馈的双向通道建设是实现有效传播的重中之重。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只是时事新闻本身的自说自话，因为缺乏反馈的通道。而“对于新闻媒介来说，不仅要‘联系’读者，还要下更大的工夫去倾听他们的意见，咀嚼他们的批评并向他们作出交代。”[7]所以，不仅要认识到取得受众心理认同的重要性，而且要精心设计受众对于意识形态的反馈通道。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各种通信手段日新月异。要充分利用现代通信和网络科技的发展成果，建立起畅通无阻的反馈渠道，给予受众观点表达和观点争鸣的机会与路径，完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的双向反馈通道，最大限度地避免意识形态传播异化现象的产生。
三、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的主流意识孤立化传播：多元异质信息的挑战
电视媒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诸多部分，时事新闻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鉴于意识形态传播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时事新闻一家的传播力量不免显得单薄。因此，包括时事新闻在内的新闻媒介诸节目群，都负有且应担起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传播的系统应是一个有机系统，即系统的每一部分能够做到相互协调和支持。各种媒体节目联袂传播，各种散化资源和力量整合为一股强大合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果自然大幅上扬。事实上，媒体节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总会传达出一定的思想、价值、理念和愿景，时事新闻之外的其他节目（电视剧、选秀等娱乐节目）自觉或不自觉地裹挟着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消费和购物的节目所体现出的消费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讴歌英雄模范与伟大人物的影视节目也在传递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就目前来说，时事新闻与其他媒体节目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尚未做到协同传播。一些媒体没有积极主动地履行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职责。更为甚者，部分媒体节目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时事新闻正在传播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冲突和悖反，以致抵消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努力和成效。举例而言，部分影视、娱乐作品中个人主义的宣扬、自由化鼓吹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美化，就与时事新闻中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集体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等背道而驰。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孤立化显而易见，多元的异质信息正在消解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成效。
以上所言孤立化传播的原因可从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来解读。就客观原因而言，全球化、通信革命与文化改革，推动了各种文化和思潮的多元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构成。各种思想文化成分投射到电视媒体节目中，就出现了电视媒体节目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多元化。
就主观原因而言，一是新闻媒介的自身利益驱动。正如上文所述，市场化了的电视媒体需要收视率以求得生存，因此自然会逢迎受众的口味。而在当代，精粹与糟粕、先进与落后都自有市场。意识形态的理论抽象性与整体性使传播需要主客观条件，对人的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感都有较高的要求。而其他娱乐化的节目，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兴趣，因而在传播主流价值观时形成异质价值的挑战。同一电视媒体的不同节目间所传播的意识形态掣肘情形也就不难理解了。二是电视媒体节目管理者的失策，体现为意识形态整合传播的缺失。一些管理者尚缺乏对于其他媒体节目传播意识形态功用的清晰认知，自然不会将其纳入传播体系。一些管理者则尚未察觉其他媒体节目正在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时事新闻所传播者相悖的现实，因而不能纠正传播中的冲突问题。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导致了当前媒体节目群意识形态传播上各自为战的纷乱格局。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协同传播：
首先，应当建立意识形态传播的整合机制，以改变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孤立处境。整合离不开全部电视媒体工作者的集体努力，所以要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协同传播的教育，具体内容包括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教育，帮助其树立主流意识传播的阵地意识，以及意识形态传播的协作观念等。
其次，对于电视媒体节目管理者来说，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要具备一种整体经营思维，即在原有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之外，将其他媒体节目也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场域之内。而且，所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要形成一以贯之的理念，并将其推而广之，即全体管理者、策划人和传播人对于主流意识应该达成共识，在节目设计上加强预先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力争将悖反消除于媒体内部，避免在具体传播过程中出现冲突和自我消解。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想实现有效传播，意识形态宣传者必须善于发现信息噪音，排除它们的干扰，并积极利用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其他辅助信息，增强自己的信息传递能力。”[8]
再次，建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相关制度约束。以制度的形式，明确各传播单位的意识形态传播职责，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纳入媒体内部绩效评估体系，明确赏罚规则，对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卓越贡献者奖励之，而对于因为工作失察和懈怠而造成媒体所传播意识形态出现自我矛盾的人员进行相应处罚。通过以上综合治理，实现意识形态的整合传播。
总之，时事新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场域，其传播的有效性问题应该引起相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电视媒体应当正视当前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觉担负起传播责任，改进传播方式，做好系统传播。整体观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是一项宏大工程，又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让所有的人带来同样程度的幸福感受，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官员贪污腐败、信仰危机等现象，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认同困境”[9]。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工程建设，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也应倍加关注意识形态传播事业，要对包括时事新闻在内的媒体及其他渠道的意识形态传播加强监管，通过理性分析问题所在，采取科学的治理措施，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使之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挥出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