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长恨歌》是第五届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也因此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它创作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描写了一个“上海小姐”——王琦瑶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一个美丽女人的一生、一段几十年来的历史……作者用细腻的笔法，把这一段历史通过一个女人的悲剧性一生向我们展示出来。任何文学作品的主题均是由各个要素表现出来的作家观点、倾向、思想和情感来展现的，在《长恨歌》整个作品构成要素中，时代的背景、情感的纠葛、光阴的虚无始终贯穿情节走向，并成为支撑作品、表达主题的基本构成要素。
一、时代：人物悲情的总根茎
一定时代的文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折射。[1]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不管作家写的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抑或是神话题材，都是作家所处时代精神的外化，都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烙印。“长恨歌”是写前国民党要员的情妇王琦瑶几十年来的生活，通过王琦瑶写了几十年历史，或说通过几十年历史写了王琦瑶的命运。她极力渲染了各个历史时期迷漫于空气中的不同气味、不同氛围、不同的来自感官的特征，她努力准确捕捉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个人的生存面目、精神依赖、趣味取向，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
“上海三小姐”王琦瑶是王安忆笔下典型上海弄堂的女儿。“上海的弄堂是形行种种，各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其实它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是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桩事，千人千面，又万众一心的。”[2]“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闺阁通常是做在偏厢房或是亭子间里，总是背阴的窗，拉着花窗帘。拉开窗帘，便可看见后排房子的前客堂里，人家的先生和太太，还有人家院子里的夹竹桃。这闺阁实在是很不严密的。隔壁的亭子间里，抑或就住着一个洋行里的实习生，或者失业的大学生，甚至刚出道的舞女。那后弄堂，又是个藏污纳垢的场所。”[2] “一九四五年底的上海，是花团锦簇的上海，那夜夜歌舞因了日本投降而变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2]作者从弄堂、闺阁的宁静中，交代时代的躁动与不安，引出主人公对外在东西的渴望：“这世界上的东西真是太多了，越想要越不得，不如握牢自己手中那一点。有一点是一点，说不定反而会有意外的获得。”
尽管作者有意淡化了历史背景，只是隐隐的偶尔提到了几个年月，“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反“右倾”……都是轻描淡写，然而虽是轻轻带过的一笔，却每一次都深深地触动了王琦瑶的命运。由众多人物关系设置中，心性颇高、行走在梦想和现实中的王琦瑶向读者展现了她的世故、幼稚和哀伤，无非是想通过“悲剧快感”来唤起人们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可见《长恨歌》悲剧根源其实与社会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王琦瑶只是那个时代受戕害的千千万万中的一个，王安忆重现这段历史，是因为她明白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正视，同时也应该给那一代人一个应有的说法，而不应该像一些人那样想方设法地掩盖那段历史，并且还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
作为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作者深深体悟了那个时代在她们身上留下的烙印，以悲情的人物呼吁反思那段心伤的历史，关心在那段历史中受苦受难的人们。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后，作者目睹了在西方商品经济冲击下，人们已经迷失自我沉醉在享乐中，对社会历史早已经抛却脑后，作者以历史的形式时时提示人们反思、自省。可以说，《长恨歌》是还原历史时代、表现普通人命运的悲剧的，而时代是人物悲情的“营养源”、总根茎。[3]
二、情爱：人物悲情的搅拌机
情爱是文本的故事集中所在。个性的觉醒和情爱的困惑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最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主题。[4]王琦瑶和以王琦瑶为代表的情爱关系将上海的情爱历史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
程先生的出现，是王琦瑶一生的转折点。程先生的摄影让王琦瑶有了渴望成名的愿望和这个愿望能够实现的可能性。照片刊登到杂志的封面之后，在程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王琦瑶参加上海小姐的竞选并获得了第三名……面对程先生的执着专一和善解人意，王琦瑶也曾动心过，只是这种动心带着太多的权衡、审视和考量，在没遇到更好的目标时，她游离在蒋丽莉和程先生之间——爱却不承诺；有了目标后王琦瑶便充分发挥她的精明和功利：生活第一，爱情第二，物质战胜了精神。顺理成章的离开程先生，选择李主任。
“……她出去的更勤了，有时一日会出去三回，早一回，午一回，晚一回。她还总嫌车夫踏的太慢，要他骑得风一样的快，和汽车赛跑似的。她匆匆的去，匆匆的回，要事在身的样子。车走在马路上，她的眼睛则四下搜索，好像要把李主任从人群中挖出来。她心理焦灼，嘴上都起了干皮。”[2]她悲剧的一生就是由此埋下伏笔、拉开序幕。地位显赫、权倾一时的李主任除了给她满眼的寂寞和等待确实也带给了她无尽的荣耀和奢华，只是它们距离王琦瑶梦寐以求的生活太短太短，短到似乎用她漫长的后半生作陪太不值得了。
外表漂亮乖巧内心精明俗气的王琦瑶想要通过很多人不屑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本身并不是一件罪大恶极的事情，但即便她委曲求全也无法满足自己的愿望的结果，或许恰好是王安忆想要表达的对女性身上奴性的体恤和反思。
继李主任之后，苏州阿二的激情唤起了她对上海生活的向往，“上海的心是被阿二勾起的，那不夜的夜晚就又出现在王琦瑶的眼前……”[2]中苏混血儿萨沙做了她的替罪羊。“王琦瑶想到他（萨沙）是再合适不过的，对别人下不了手的，对他却可以，对别人过不去的，对他也可以。他好像生来就是为派这种用场的。”[2]但他们仅仅是王琦瑶生命中的一个符号、一个标记而已，并没有给王琦瑶的生活带
来太大的改变和太深的影响。
历尽沧桑之后，当王琦瑶以朴素的形象出现在平安里。她才遇到了真正打动她并让她下决心与之谈恋爱的是康明逊，这似乎是她从追求无名的浮华走向追求平常欢乐的开端。但康明逊出生于一个陈腐守旧的大家庭，所以王琦瑶虽是美色佳人，但因曾是阔人外室，按照世俗观念显然属于生命价值已经贬值的女人之列，不符合康明逊家庭对媳妇的要求。他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对家庭的依附也决定了他胆小懦弱的性格。所以康明逊只能对王琦瑶说“我没有办法”，“我怕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王琦瑶，我会对你好的……”所以王琦瑶怀孕后，面对家庭与社会的压力他表现怯懦窝囊，一心只想逃避现实而从未想过要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向社会承认他是孩子的父亲。由于孩子的存在，康明逊匆匆逃离了王琦瑶的生活。
但让我们觉得难以理解的是王琦瑶对这种没有担当的男人有的只是体恤，而没有质问。“王琦瑶发现自己真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为他做什么都肯。”或许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们俩本来都是不能承担自己人生的无主体性的人，所以，王琦瑶的心中并没有不应该向世俗低头的观念、也没有关于自我人格完整的观念，自然就不会去质问康明逊对家庭的妥协。“像我这样的女人，太平就是福，哪里还敢心存奢望？”又一个她想依附却又逃离的男人除了留给王琦瑶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还给她渴望爱情和安稳生活的内心一记重拳。“她想起她三十岁的年龄，想她三十年来一无所有，后三十年能有什么指望呢？她这颗心算是灰到底了……”
晚年的王琦瑶，在属于她的时代已经落幕而她的内心还渴望辉煌的时候，适时遇到了足以让她混乱梦想和现实的“80年代怀旧的新人”——老克腊。当心中蕴含着难以割舍的怀旧情结的老克腊一遇上一身旧上海风情的王琦瑶时，他便被这种摄人的怀旧魅力所征服了，于是逾越了30多年的距离，与王琦瑶展开了一段错位的忘年恋。“王琦瑶伸手抚了下他的头发，说，你真是个孩子！他的喉头有点哽，不敢抬头，总觉得有什么事情是被误解了，又说不清，还有什么事情确实是他错了，也是说不清。当王琦瑶的手抚上他头发时，他感觉到这女人的委屈和体谅，于是，就又一股同情从心里滋长出来，使得他与王琦瑶亲近了。”[2]
围绕王琦瑶身边的男性，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甚至萨沙都拥有属于时代又属于个人的特质。李主任权利世界的爱、康明逊类似同情的爱、老克腊追忆时光重现的错爱，更有坚决如程先生一生的精神之爱，王琦瑶对情爱的接与受更多是在环境的使之然中形成。李主任隐现的权力和父亲之爱的疼爱，康明逊的同情怜悯之爱都可以被王琦瑶在特定环境中所接受，而她却始终无法理解程先生的付出，照顾王琦瑶生产婴儿之时也许只要程先生提议，王琦瑶是不会拒绝的，她等待程先生的请求却又害怕程先生的说出，但因了两类人，终不能说出同类话，上海的王琦瑶知道过着眼前的日子，她会嫁人，而程先生类似理想与审美的女神之爱在王琦瑶的现实世界中却无门可入。
褪去浪漫感人的神圣面纱，裸露出女性情爱内壳，令人不禁感慨市民情爱哲学的得失在这里出现，有时候你依靠生存的东西就是导致你丧失更好生存机会的东西，有时它好的地方就是它的不足之处，长恨的意味便油然而生。这其中，情爱更像搅动五味杂陈、撕裂理想与现实的搅拌机。
三、时光：人物悲情的催化剂
大上海的故事基调总有着花团锦簇的富丽繁华，有着绝顶的风情与美艳，但这风情与美艳来的快，消散的也快，瞬息之间，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成为永远的回忆。[5]
时光，是文本中又一突出的主题关键字，它指引着整个文本主题和人物活动方向，同时在王琦瑶的个人思考中“时光”也几乎占据了大半部篇章。“王琦瑶的一切姿态都表明，她尽力想将她所创造的时尚挽留，王琦瑶能够清晰的听到时间经过身边的脚步”。正如作品中讲述，窗帘的起伏波动，我们看见的是风的影子，王琦瑶看的却是时间。 王琦瑶如此精心计算着时间，她是那种数着米粒过日子的人，青春却随着时光慢慢流逝，一生便在时光的流逝中铺展开来，王琦瑶的命运也呈现。其实她懂的时光的千金难买，她只是想把握住那个由她所创造的时尚时代，可谁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把握那种流逝。“四十年代过去了，时间犹如电影切换镜头，眨一下眼，便是崭新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是翻新的，虽然不自然，终究是新的，而新的东西总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王琦瑶只能在倾听时光的点点滴滴中喟叹，故事就处在这种感伤、无奈的氛围之中。其次，王琦瑶的这种惜时虽然表明了对时光的珍惜，却又有一种孤独与伤不起的心酸。因为惜时，所以仔细；因为仔细，所以操劳；因为操劳，所以艰辛。最后，仔细的计算时光也不禁让人感受到王琦瑶的一种紧张感，那种无依无靠，只能自己紧张自己，自己爱惜自己，自己计算日子的流逝，所谓“冷暖自知”便如此。[6]
在不经意流逝的光阴面前，主人公的生活笼罩着一股无可奈何与宿命论的虚无感，这虚无是无法与时间和命运抗争，只能在长恨之中对时光、对命运、对年华的叹息，叹息之中是隐隐升腾的“悲”。“只有鸽子看见了。这是四十年前鸽子的子息，他们一代一代的永不中断，繁衍至今，什么都尽收眼底。”“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了，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2]
时代、情爱、光阴作为互为影响、相互作用的无形力量，划定了《长恨歌》主人公整体人生轨迹，并使之始终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氛围。经历繁华与风情之后，王琦瑶有着一种繁华褪尽、风情消散的徒生无奈和苍凉的哀伤情结。在绚烂至极复归平淡后许多冗长的日子里，王琦瑶枕着时间在飘摇，追思与缅怀那些逝去的美好日子。“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对于置身当年历史的王琦瑶来讲，“恨”是无可避免的。但这种恨不是深仇大恨感动天地，然而却历久弥新、
绵延不绝，每每提起时心间便会隐隐作痛，在凝眉蹙额之间，渗透出一种刻骨铭心的幽怨。
参考文献：
[1] 姚文放.《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28
[2] 王安忆.《长恨歌》[M]，上海：南海出版公司.2003：4-339
[3] 王春翔.《浅析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的悲剧根源》[J]，《时代文学》，2009年24期：14-15
[4] 贾玉民.《论中国现代情爱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92年03期
[5] 王雅芸. 《美丽与悲戚的交融——再读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J]，《小作家选刊：教学交流（上旬）》2013年 第1期
[6] 黄俊亮.《〈长恨歌〉中王琦瑶人物形象分析》[J]，《作家》， 2012年6期：8-9
作者简介：许瑞雪（1976.8—），女，江苏宿迁人，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现就职于宿迁高等师范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