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对于叙事修辞的研究有两大重要分支，一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一是新亚里士多德学派或称芝加哥学派的批评，后者研究形式与情绪影响之间的关系，其代表人物韦恩·布思认为叙事作品是一种修辞行为，需要关注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他对叙事作品伦理的转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其后，他的学生詹姆斯·费伦进一步发展了修辞叙事理论，认为作者、文本以及读者三者之间的交流是循环往复，作者通过叙事技巧的操纵对读者的判断与阐释进行引导，而读者对于文本的阐释也会影响到作者意图的重新建构。修辞叙事对于读者判断的阐释难逃主观之嫌，因此，费伦区分了五类读者：真实读者、作者的观众/听众（真实读者都希望能成为作者的读者）、叙事的观众/听众（叙事世界里观察者的位置）、受述者、理想的叙事观众/听众（叙述者假象中的理想对象，能理解其每个交流行为），这一分类的意义一方面使得叙事的读者与作者的读者得以区分，另一方面使得理想读者成为具体作品分析解读的真正对象。由于修辞叙事理论将叙事视为多层次的交流，读者的叙事判断被界定为三种——阐释判断（interpretive judgments）、伦理判断（ethical judgments）以及美学判断（aesthetic judgments），且这三者互相影响。这些分类与分析模式对于分析作者、叙述者以及读者对作品伦理位置的阐释提供了更为系统的原则与框架。同时，费伦发展了一套关于“进程（progression）”的术语来表示叙事作品确立自身推进运动的逻辑以及这种运动引发读者不同反应的方式，由文本动力与读者动力共同推进。文本方面，叙事由两种类型的不稳定情况的引入（introduction）、复杂化（complication）以及解决（resolution）来推动。其中，第一种定义为“不稳定性（instability）”——即从故事的层面看人物间或人物自身以及和外部环境的关系；第二种定义为“张力（tension）”——即从话语的层面看作者与读者或是叙事者与读者之间在价值观、信仰或是其他信息上的不对等。文本进程同时也由读者对于以上不稳定情况逐步发展的反应得以推进（费伦，2007）。
本文旨在运用修辞叙事理论对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 Alice Munro）的小说《逃离》（ Runaway）进行阐释，重构小说文本、作者与读者的交流过程。
二、进程
《逃离》是同名小说集的第一个短篇，讲述了一位叫做卡拉的女性在邻居贾米森太太的帮助下，逃离了压抑的家庭却又在半途选择回归的故事。
开篇叙事的安排使故事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张力，即读者的不知情与叙述者的知情造成的不对等，读者并不清楚为何卡拉如此害怕见到邻居贾米森太太回来，这种不对等一直延续到了夫妻的分歧出现以后叙述者才交代了原因——卡拉不同意丈夫敲人竹杠的计划，而其间，叙述者使用限制性的第三人称外故事视角冷静客观地交代了故事的背景——一个阴雨连连的夏天，卡拉与丈夫克拉克经营的小小骑马场生意并不景气。同时，也引入了故事的主要不稳定因素——卡拉与丈夫的婚姻关系。丈夫脾气暴躁，却反以为荣认为这是男子气概的表现，而克拉克的计划似乎成了压垮夫妻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原来邻居贾米森先生死后，克拉克从他的讣告里得知原来这位邻居是一位曾得过某个大奖奖金的诗人，于是想着去勒索他的夫人一笔钱。读者了解到克拉克的计划以后，与叙述者的信息减小了差距，克拉克的起劲和卡拉的为难，正是卡拉害怕贾米森太太回来的原因，读者会对她在婚姻里的弱势以及她的善良和柔软有了一定的阐释判断，小说里的摹仿成分会调动读者对于卡拉这个人物的理解与同情，卡拉代表着婚姻压抑束缚的女性形象。
其后故事由卡拉与丈夫之间的矛盾继续推进，叙述者道来克拉克要勒索贾米森太太的理由——这源于夫妻俩的一个闺房玩笑，卡拉用贾米森先生曾经挑逗自己的事情来取悦丈夫，让他心情好点。一方面，叙述者用了她“看见”了患病卧床不起的贾米森先生的性暗示，似乎眼见为实，但又确实说明床榻上的病人并没有异常的举动，卡拉让自己相信这种幻想的原因是害怕实情会让丈夫扫兴，这种荒谬的取悦丈夫的想法使她陷入了后面的困境。
这件事让读者对于卡拉这个表面驯服、善良、困于婚姻窘境的女性多了一种复杂的判断，她扭曲地编造了一个损人声誉的故事来解除自己婚姻的压抑气氛，但是完全预料不到事情超出了她的控制，而她的丈夫根本不关心事情的真假，她的焦虑担心恐惧是源于自己的良心难安，这使得她原本充满问题的婚姻生活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就在读者期待故事的不稳定性会以哪种方式得到解决时，叙事引入了另一个人物——贾米森太太西尔维娅，卡拉在告诉她自己的山羊弗洛拉丢了时，突然情绪失控哭了起来，她解释说因为丈夫不再爱自己，嫌弃自己。而西尔维娅果断帮助她逃离现在的生活，送她上了去往多伦多的巴士。故事最大的不稳定性似乎得到了解决。不过此时，叙事时间又退回到了卡拉爱情故事的开始。门罗的作品十分显著的特征是叙事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往返交错，通过刻画过去的行为对当下和未来的影响，对婚姻和家庭伦理作出反思。卡拉在18岁的年纪放弃了读大学的可能，爱上了骑马教练克拉克，毅然与他私奔，原生家庭的冷漠“自然”让卡拉选择了逃离，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叙述拉回到现在，卡拉正在巴士上思绪万千，她开始反思自己的逃离，将其归结为在像贾米森太太那样理智的人面前能做的自尊的选择，是一种同性的压力和期待，但是她毕竟不是贾米森，没有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人生，她恐惧没有丈夫且陌生的新生活，这种恐惧压倒了所有婚姻中的不满与委屈，因此又一次逃离了巴士，逃离了可能的新生活。卡拉放弃逃离回归到压抑的婚姻生活是故事不稳定性最终的解决，她的回归使自己避免了陌生生活的同时，也解决了丈夫敲诈贾米森太太的企图，卡拉的选择向读者揭示真正推动故事进程的并不是卡拉与丈夫的矛盾，而是她自己内心的矛盾。这一矛盾最终也没有解决，尽管卡拉烧掉了贾米森太太的信，尽管她不再追究究竟是不是丈夫杀死了她的弗洛拉，除去了提醒卡拉曾有过自由机会的可能，她的内心仍
然保留着一根刺，生活表面归于平静，但是卡拉逃离压抑婚姻生活的可能却并没有消除。
三、叙述视角
再看叙述视角，《逃离》使用了限制性的第三人称外故事视角，只选择了两个聚焦人物——两位女性。小说开篇聚焦于卡拉，透视了她不希望贾米森太太归来的焦虑心理，显然她在害怕某种麻烦接近，诸如 “maybe”，“might”词的使用，显示了卡拉对于事情进展毫无控制力，要靠假设来回避她害怕的情况。第二次透视卡拉的内心是她的山羊弗洛拉走失了，这另卡拉十分难过，因为不知不觉中，她已经将自己与这只在马厩里生活的温顺驯服的山羊等同起来。在压抑的婚姻生活中，弗洛拉慢慢成了她的精神抚慰。对于卡拉内心的聚焦使这个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大为拉近，容易引发读者对她的认同，而她的丈夫，叙述者没有给他说话的权利，因此当夫妻俩产生分歧，克拉克强势地要让卡拉做一件她极不情愿的事，读者对于人物的判断自然倾向于卡拉。
叙述的另一位聚焦人物是贾米森太太西尔维娅，这是一位理性、自主的女性，从她的角度看，卡拉绝不仅仅是帮佣，她充满活力，在丈夫去世的那段时间给了西尔维娅莫大的慰藉，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暖因子。尽管西尔维娅自己认为是一种错位的母亲之爱，叙述者却借她的朋友之口道出了这种暧昧的同性之爱。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叙述者之前没有聚焦于西尔维娅，不了解在她心里已经建立了与卡拉很深的纽带，那对于她帮助卡拉出逃这种行为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与认同。关于西尔维娅与克拉克的会面叙述者安排了一个难以解释的场景——弗洛拉突然而神秘的出现，让克拉克对贾米森太太的质问突然变得似乎微不足道，甚至连克拉克透出几分不同寻常的人性光辉，克拉克代表的是婚姻中强势粗暴的男权，当他的家庭伦理价值与贾米森太太这位理性而独立的女性的家庭伦理价值发生对峙，叙述安排了一种特别而又神秘色彩的解决方式。从更高层次的伦理角度来看，人类往往囿于自己的伦理角度去进行判断，突然闯入的一只小动物有时会让人顿生怜悯或是宽容，跳出自己习以为常的思维框架，连克拉克这样的人都突然受了触动，变得柔软起来。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修辞叙事理论帮助我们加深了对小说以及其叙事技巧的理解。在故事层面，叙事通过一步步推进、调整故事的不稳定性来加深读者对于人物的认识，引导对于故事的解读；而在话语的层面上，叙事安排了叙述者与读者信息的不对等增加了文本的张力，同时，限制性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也引导着读者对于人物的阐释判断和伦理判断。可以说小说成功地引导了读者参与作品的价值和伦理立场的建构。它刻画了一个逃离未遂的故事，十分恰当地体现了女性面对压抑生活的无助，以及抵抗的乏力，但是稍微引起评论家微词的则是给读者留下复杂伦理判断以及重新建构小说价值的空间较少，也许这正是评论家普遍认为这部小说集里的小说并不是门罗最高艺术水平的表现（Hooper， 139）。
参考文献
[1] Hooper，Brad.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An Appreciation[M].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2008：139.
[2] Phelan，James.“Rhetoric/ethics”.In David Herman（ed）.The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7：203-216.
[3] Phelan，James.Reading People，Reading Plots：Character，Prog-ression，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4] 艾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