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贵族是巴尔扎克所描绘的贵族中涉及相对较少的群体，而《幽谷百合》中伯爵则是作者笔下此类人物的代表，作家将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及性格成长过程紧密联系，使得伯爵形象既具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一、流亡的苦难成资本
十年的在外流亡对伯爵身心带来极大伤害，“他才四十五岁，但看上去却好像还要老上十几岁。”流亡生活也影响了个性的发展，长期遭受的苦难已经内化为资本，使其养成了把过错全部推给对方，自我开脱而保持自身纯洁的个性。这一个性主要反映在说话逻辑上。
首先，来看伯爵与菲利克斯的对话。小说中多次提及伯爵与菲利克斯下棋的情节：当我不去依照他教导我的路子或者策略取走的时候，他对我尽可能地去讥讽;假若我下错了，他就抓住时机对我说，我走得心浮气躁。而当伯爵输了，“他见徒弟这样快就胜过师傅，比看到世界末日还要惊异。”[1]（P58）他总是为自己找各种理由自我开脱，“‘毫无疑问’，他常说，‘我这可怜的脑袋累了，精神跟不上，要不然，最后几盘怎么总是您赢呢。’”[1]（P58）其次，在与伯爵夫人的争吵中，更强烈地体现了这一说话逻辑的特点。伯爵先是污蔑对方，伤害对方，大呼“女人的头脑是受魔鬼支配的。假使世上没有罪恶，最贤惠的女人也会发明出来，她们全是野兽”，[1]（P110）继而由贵族优越感产生的自大臆想使伯爵自我意识极度膨胀，过分肯定自己，“她是以损害我赢得贞洁的美名的”。[1]（P111）最后，他把过错全部归咎给对方，而认为自身则是纯洁的，“她看不上我了，恨我了，运用全部心机保留少女的情态。拼命地剥夺我，处处跟我这可怜的脑袋作对，要把我逼疯了。用文火慢慢烤死我，还以圣徒自居，每月都去领圣体。”[1]（P111）
因此，流亡带来的苦难成为资本，养成了其先是不愿承担责任而伤害他人，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接着自吹自擂，最后把过错归结给别人，认为只有自己是纯洁的，全世界都要对其补偿的个性。巴尔扎克对流亡贵族倾注了一定的同情，恩格斯在那封著名的《致哈克奈斯》的信里指出：“他看到了心爱的贵族们灭忙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2]（P462）
二、流亡归来后的转型
巴尔扎克在创作《幽谷百合》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为数众多的流亡者曾一度因内战和恐怖被排在民族统一之外，直至督政府末期开始，才重新回到民族范围之内。伯爵作为流亡贵族的缩影，经过转型成功融入了归来后的新社会。
（1）对新社会的适应
经历了十二年流亡的苦难后，在跨过莱茵河这段期间，当他夜晚看见斯特拉斯堡的那座永远的钟楼时，他激动得昏倒了。“法兰西！法兰西！可见到法兰西啦！就像一个孩子受了伤，高声叫妈妈。”[1]（P45）德·莫瑟夫伯爵回归祖国的激动其实是流亡贵族对法兰西的重新认识，对新社会的适应。流亡使贵族的个人情感在归来后产生了变化，曾长期轻蔑地对待“民族”和“祖国”这些字眼的流亡贵族因为生活的艰辛，开始重新学习认识法国，从而对有“土地与祖先”的新祖国产生感情。当然，在对新社会的适应过程中依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幽谷百合》中多次提及伯爵为贵族的责任，为家庭的声望，为土地的经营等所做出的努力。阿拉斯大学博士生文森·居维利埃在报告《流亡在外的一个年轻人;阿图瓦贵族朱莉·徳甘蒂的历程和教育》中通过一位流亡女贵族朱莉·徳甘蒂为儿女写的回忆录分析了流亡贵族回国后适应新社会遇到的困难。朱莉·徳甘蒂多次提到贵族的责任、她的家族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具有的声望，她在执政府初期回国后仍在捍卫这些观念。所幸她的父亲徳甘蒂侯爵找到了昔日老友——此时已成为下加莱省省长的拉雪兹男爵，谋得了一官半职，才使她的家庭在革命后的新社会有了立足之地。
（2）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归顺
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些流亡贵族的财产被拍卖，一些贵族的财产则被予以保留。[3]《幽谷百合》中的伯爵则属后者，地产得到保留。“也许是内战的缘故，革命政府偶尔疏忽，没有拍卖那里的一座大庄园。”[1]（P45） 土地于是被意外保留下来。归来后发现了地产的价值，对土地的重视在经济方面推动了流亡贵族向资产阶级的归顺，促使其融入革命后的新社会。
小说中将这种向资产阶级归顺的融合体现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伯爵与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德·谢赛勒先生的微妙关系变化，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伯爵与夫人的经营土地方式上。伯爵与德·谢赛勒先生在开始阶段互相看不起。空有贵族头衔没有经济基础的伯爵，不得不利用克罗西古尔特这座古堡来撑起自己和家族的面子，看不起没有贵族头衔但富有的邻居，而德·谢赛勒先生对莫瑟夫伯爵的那种微妙心理也非常得清楚明白。“因此，二人见面总是虚与委蛇，没有一点日常交往的关系，也没有那种融洽的气氛”。[1]（P43）而随着时间的进展，两人逐渐会交流经商经验。伯爵与德·谢赛勒先生之间虽仍有不和，但在经济方面伯爵对小资产家德·谢赛勒先生并不排斥，甚至愿意接受并作出改变，即预示着向小资产阶级的过渡。这种向资产阶级的归顺更体现在土地耕作方式上。
小说中伯爵夫人勇于改革，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大胆的态度。“废除土地契约，将土地分成四大部分出租，对半分成。这是都兰及其周围地区所特有的土地租赁办法。庄园主供给住房、仓廪和种子，把土地租给厚道的外乡人，同他们分担耕作费用，平分所得的收成。”[1]（P102）而“被她的大胆革新吓坏了，拼命否认革新带来的益处，并且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伯爵，代表了流亡贵族传统保守、反对革新的态度。但不可忽视的是，伯爵在与夫人的争吵中，每次争吵的结果都是伯爵在反抗后屈服于夫人，这实际上暗示了流亡贵
族向小资产阶级的融合，暗示了流亡贵族向资产阶级归顺的趋势。因此，巴尔扎克刻画的德·莫瑟夫伯爵在思想上、行为上都表现出流亡贵族向资产阶级的融合，向资产阶级的归顺。
（3）政治上保王信念的淡化
经济上向新社会的融入也影响着流亡贵族的政治态度。刚开始，流亡贵族为王权统治的恢复和延续奋力疾呼。在流亡过程中，伯爵是保皇派的一员。“那种时候，有许多人一心想着法国飞快地恢复君主制，莫瑟夫先生就是这众多人中的一位。”尽管大多数法国流亡贵族受到百科全书派和冉森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仍在倡导王座与祭坛结盟的政治，即借助宗教使君主制再生。然而，从未忘记自身利益的伯爵并没有蜕变成王权的虔诚信徒，因为“认为金钱比生命更重要”。正是对金钱的渴望，保皇信念逐渐淡化。正如巴尔扎克在作品中对伯爵的评价，“对事业非常狂热，政治上爱憎分明，可又不谙法兰西国情，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 （P37）所以，在《幽谷百合》中，虽然不止一次地提及伯爵谈论政治。与菲利克斯谈，与德·谢赛勒先生谈，当夫人写信给他的父亲时，伯爵也在谈，但伯爵始终停留在谈论的层面，并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保皇信念的淡化让流亡贵族无法组织卓然有效的反攻，因而无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抗衡。在金融资产阶级的政权压迫和金钱诱惑下，贵族们“转到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
综上所述，巴尔扎克在《幽谷百合》中塑造的德·莫瑟夫伯爵，其实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亡贵族的缩影。流亡过程中经历的苦难成资本，形成了流亡贵族保持自身纯洁性的负面性格;流亡归来后对新社会的认识、经济上向资产阶级的归顺、政治上保王信念的淡化，则体现了流亡贵族向新社会的融合。
参考文献：
[1]巴尔扎克著，李玉民译. 幽谷百合[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2]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