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影响下，美国、加拿大、欧洲等西方国家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法及样式均出现了生态化的转向。通过文献研究及实地踏勘，对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美学价值取向及审美观的变化进行了系统性地梳理，揭示了风景园林美学范式转向的背景、过程，以及对风景园林设计样式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了新世纪风景园林美学可能的发展趋势。推演的结果表明，在新世纪美学运动的影响下，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美学由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美学转向了生态主义美学，并将发生伦理化美学的范式转向。
关键词：风景园林；景观美学；范式转向；生态美学；伦理化美学；
作者简介：于冰沁(1983-)，女，辽宁沈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风景园林生态规划研究，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史蒂文·布拉萨(StevenC.Bourassa)在英国地理学家阿普尔顿(Appleton)和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Vygotsky)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景观美学的内涵是探讨美的成因、特征、种类及利用途径，涉及自然景观、人工景观和人文景观[1]。受到社会政治环境、文学及艺术思潮和相关学科的影响，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融合自然景观、人工景观、人文景观的复杂综合体)的美学价值评判和表现形式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中，地理学、生态学及景观生态学的蓬勃发展促进了风景园林规划方法的生态化转向，而地理学数量方法、计算机地图绘制技术和3S技术的出现则为风景园林学转向以景观生态学为基础的发展途径提供了理论框架(见图1)[2]。此外，风景园林也是艺术化的美学过程，既有对传统美学的批判性反思，也体现了新世纪生态环境问题的诉求和宏愿。在生态都市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倡导节约、低碳、可持续的生态主义美学应运而生，引发了新世纪美学运动，景观美学突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模式，并将风景园林的审美价值观由古典美、机械美及自然美转向了以自我维持和自主演替为基础的伦理化美学[3]。
一、景观美学的美学价值
景观美学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美学价值观。人类对栖居环境的设计和营造过程表达了超越视觉感知和生理需求的、除却形态之外的内在表达、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自然观、价值观、审美意识等哲学基础的转变、艺术思潮的影响和地理学、生态学、美学的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景观美学的范式转向，这种审美价值观念的转变直接导致了风景园林样式的变化。生命体(包括人类)对景观美的认知过程是客体(景观内涵)透过基本感知(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配合经验记忆、生活体验、文化积淀等因素，经综合处理后得出的主观认知和判断(见图2)[4]。对景观美学而言，其美学涵义的多元性、对价值观和自然观的哲学思考、对环境及其他生物的生命价值的思量、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与反馈均对风景园林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并且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大众审美情趣和思想意识的嬗变，其生态化的转向更对风景园林的实践影响深远。
二、景观美学的范式转变
1.人文主义美学的和谐均称
16世纪初期，欧洲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资本主义制度方兴未艾，要求摆脱教会的思想束缚和以神学为基础的传统教条的人文主义自然观开始得到讴歌[5]。人文主义思想强调维护人性的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的体现，将人和自然从宗教统治的神秘色彩中解放出来，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和自然的认识。从西方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美学理想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无论在哲学思想、艺术形式抑或是景观美学领域，比例上的和谐与均衡构成了审美的标准和原则，形式美成为景观美学中形式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雏形。从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到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这种代表了永恒的均衡和秩序的形式美学阐释了人文主义理性的审美价值观。同样，阿尔伯蒂(LeonBattistaAlberti)和维尼奥拉(Vignola)等建筑师和理论家也执着地迷恋于明快的直线条、匀称的比例、几何式的布局和严格的对称关系。其中，阿尔伯蒂在《建筑十书》(Dereedificatoria)中提出的“理想城市(idealcity)”模式引发了建筑、城市规划及风景园林实践对几何形态的偏爱。而风格严谨又意境风趣的艾斯特别墅庄园(villaeste)和台地错落、布局平正的朗特别墅庄园(villalante)则表达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景园林的审美理想。16世纪的景观美学中充斥着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和政治欲望，但是沉寂在严谨布局形式之下的是设计师对自然的热爱及对自由生活的渴望。
2.古典主义美学的理性诗意
17世纪古典主义美学强调的优雅、明净、理性、秩序和简约俨然成为景观美学的主流，崇尚现实与理想的交融，看似矛盾，实则互补，既克制又生动，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诗意，于和谐稳重中又带有动感的韵律。同时，唯理主义思想的出现也深深地影响了景观美学的哲学表达。古典主义园林从孕育、诞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与拉辛(RacineJean)和莫里哀(Moliere)的戏剧、普桑(Poussin)和勒勃亨(CharlesLeBrun)的绘画、勒夫(LouisLeVau)和孟莎(FrancoisMansart)的建筑同步，均热衷于表达一种“伟大的风格”，其线条与空间的组织均为理性所驱使，小品的造型庄重而典雅，布局构思严谨且富于哲理，具有稳固、肃穆、崇高和雄壮的特点，冷峻中饱含着深情，表达了设计师冷静的思考[6]。古典主义园林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勒诺特尔式的园林样式，如气势恢弘的凡尔赛宫苑(Versailles)和肃静典雅的沃勒维贡特庄园(LeJardinduChateaudeVauxleVicomte)。其中，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苑是古典主义景观美学的典范，其强烈的中轴、放射性的林荫道、奢华的跌瀑、浩大的泉池和瑰丽的林园均表现出古典主义美学凌驾于感性之上的理性控制力。古典主义美学关注的是经过人类主观选择后的脱离和违反现实生活的价值判断，其对欧洲风景园林学的影响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却最终因其傲慢而凌厉的气势、僵化的思想和教条的表达形式走向了没落。
3.浪漫主义美学的柔媚旖旎
18世纪，古典主义的景观美学逐渐褪色，自然主义的思潮逐渐显现。启蒙运动所宣扬的自由精神强烈地冲击着唯理主义的思想禁锢，浪漫主义美学逐渐取代了古典主义美学，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形式自由奔放[7]。浪漫主义的审美遐想和对自然的诗意想象也打破了现实世界的机械自然观，使人们对自然的理解超越了视觉感知，而偏重感观感受和经验[8]。景观美学由秩序、简约和肃穆转向了更加曲折、更加诗情画意的审美价值。同时，浪漫主义思潮所强调的“回归自然”的热望也冲击了旧有的审美价值观，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情感的表达压倒了对理性秩序的追求。受其影响，风景园林学褪去了孤傲的伪装，变得温馨而别致、热烈而奔放、自由而愉悦、乐观而和平，表达的是宽容而且和谐的情感。此间，威廉·肯特(WilliamKent)、布朗(LancelotBrown)等设计师大胆地改变了古典主义的园林样式，以旖旎的风光、柔美的色调和明朗的风格推动了浪漫主义美学在风景园林中的表达，使园林形式开始追求自然风景的美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主张展现大自然的美丽和淳朴，以摆脱精神上的桎梏[9]。此时的风景园林师力求用画家的眼睛和诗人的感性来造园，草地自由地生长，树木无拘无束地伸展，既有自然的粗犷之美，又不失艺术的细腻风雅，使园林、林园及周边的乡村景色融为一体，而丝毫不显割裂。自然风景式园林“收集和剪裁自然美”的自然主义理想影响至今。
4.现代主义美学的狂野纷繁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现代主义艺术改变了景观美学的浪漫主义理想。野兽派、表现派、立体派、抽象派等绘画流派在表现手法上标新立异，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绘画的写实精神，强调艺术家的主观意识表达，以象征、符号、抽象、变形等形式来折射扭曲、悲观、失落、狂热的情绪，其审美意趣也影响了设计实践，如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高迪(AntoniGaudi)设计的古埃尔公园(ParqueGüell)即以超凡的想象力，将建筑、雕塑与自然环境融合为一体，使得整个设计充满了波动的、有韵律的、动荡不安的线条和色彩、光影和空间的丰富变化，其绚丽的马赛克装饰更是表现出了鲜明的艺术特点、时代特点和文化特征[10]。同时，现代主义运动导致了机械美学的产生，成为当代设计艺术创作的源泉，也影响了工艺美学、建筑美学和景观美学的表现。相比建筑美学对现代主义的狂热崇拜，风景园林领域既没有出现对现代主义审美理想的热烈追捧，也没有毅然决然的背弃，而是始终坚持一种相对温和的参照[11]。实际上，在现代主义美学盛行的同时，自然式和规则式的园林样式依然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如奥姆斯特德的中央公园、埃利奥特的都市公园体系和盖瑞特·埃克博的洛杉矶住宅花园。不同的是，风景园林的设计实践更加注重民众对景观功能的需求。但是，无论是现代主义美学、理性美学，抑或是机械美学，其产生的设计语言和空间结构的取向依然表现为设计师的主观感受，而生态美学所引领的景观美学范式却有赖于科学的分析与系统的规划。
5.生态主义美学的过程协同
20世纪60至90年代，后现代主义美学和生态美学同时激荡着风景园林设计的审美价值观。后现代主义美学反对现代主义对传统和感性因素的抹杀，允许多样化的探索和实践，具有不确定性、随机性和混沌性，是拼贴、剪接、折叠、增厚等手法在现实中相遇、碰撞而产生的创作火花。美学的哲学基础由最初的人文主义发展到后期的科学主义，而后生态主义逐渐占据了现代美学的主体，与此同时，另一种新的景观美学则试图通过区域生态环境恢复的过程体现审美理想与价值，如弗莱士河垃圾场到公园的过程演变，强调风景园林作为复杂生命系统的整体生态价值及其带给人类社会的长期效益。20世纪90年代，以过程协同为基础的生态美学使康德(ImmanuelKant)奠定的古典美学发生了重要变革，并成为新世纪美学运动的主旨。生态美不等同于自然美，其以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作为审美对象，体现了审美主体的参与性和主体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是由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所引发的赞歌。同时，生态美学也被理解为在新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背景下产生的、关于人与自然、城市及社会之间动态关系的审美状态存在观，包含了生态学和美学的双重特性(见图3)。生态美学的出现实现了美学从技术到观念，从人文到生态的转变，其思想基础是生态哲学的延伸和生态伦理学对自然价值的重新审视。以生态主义思想为主导的生态美学关注的焦点由美的实体转变为对人与自然物及无机环境关系的探讨，削弱了人的主体力量和人对自然的驾驭权利，强调人与自然物的平等关系和共生状态，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美的理解与超越，也是由“自然祛魅”到“自然复魅”的过渡。由认知论到存在论的美学哲学基础的转变使生态美学由单纯的强调客观事物的审美认知转变为对生存方式的思考与感知，这种改变将美学引领至崭新的存在领域，同时也将生态学和伦理学向度由哲学反思引入了审美领域。此外，生态美学强调的自然动态特征、自然演替的时间连续性以及对人类活动过程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风景园林设计的理念和景观美学的发展[12]。
生态美学为现代风景园林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催生了生态设计的出现，包括具有自然生态形象的景观、以生态手法建造的景观和具有生态意义的景观；而设计遵从自然规律、生物过程和生态系统格局、保护并节约不可再生资源、强调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等特性均体现了风景园林审美价值观的生态化转向。同时，生态美学强调地理学、生态学和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性和可应用性，强调观赏者的参与性、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一致性。生态美学使风景园林设计范式发生了科学化的转向，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生态伦理学的和可持续发展途径的思考，并为人们对风景园林学的审美感知提供了一个规范性的伦理维度，而审美过程作为人们观察和获取风景园林价值的最直接的途径，也为评估其生态价值提供了最便捷的方法，且承载着保护和维持风景园林和自然资源内在价值的责任与义务。
三、新世纪美学运动趋势：伦理化美学的转向
新世纪美学运动使美学超越了经验主义哲学，并在生态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为核心的伦理化美学(ethicalaesthetic)，使风景园林美学的发生过程源自于内在联系而非外在形态。究其本质，伦理化美学根植于生态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起源于生态过程和社会活动，其立场着眼于人与自然的整体平衡关系，而非单向利益，既不完全以人类的主观审美取向为前提，也不完全以自然和荒野的原始状态为极致，而“美”通过客体的大量重复与提炼的循环使事物最终熟悉化和舒适化而获得[13])，具有审美观和道德感的同一性。生态胁迫背景下激发的新世纪美学运动迫使风景园林美学发生了伦理化的转向，其核心内涵即为发现并重新思考生命体(包括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并使设计师从草图迸发的瞬间灵感转向对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长时间的思索与再发现。
风景园林美学向伦理化美学的转向将使风景园林设计实践产生了由表层到深层的彻底颠覆，也将推动新的设计形式与理论的出现：(1)风景园林将更多地关注和探寻事物之间的美学联系和内部深层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赋以外在的形式美；(2)伦理化美学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始终着眼于人与自然协调演进的长期利益，这种可持续性将使风景园林设计在生态化途径上更具有生命力和延续性；(3)伦理化美学推动了“较少介入”的新设计理念出现，这种美学范式的转向将使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体现为对时间和生命周期的把握，包括组成元素的萌发、生长、成熟、衰退等过程。此时的设计将成为由线索编织而成的整体网络，且独立的交织的线索将伴随时间的变化而发展演替，并与其他线索之间形成对话、沟通与联系，其结果将影响设计的美学生成；(4)在将时间的流变纳入到风景园林欣赏的客体的同时，也将欣赏主体归至设计过程中，开辟了景观美学欣赏的崭新维度；(5)使风景园林设计实践不仅仅关乎视觉、生理、心理感受，还关乎生存、安全、健康与公平，并转变为包含了时间、周期与生命力的、倡导社会参与和互动的交流媒介。
四、结语与讨论：新美学与风景园林设计实践
创造、欣赏和把握美的活动构成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客体直接诉诸感性的形象，同逻辑思维息息相关，同时也带有感情色彩，满足了审美主体的精神需求[14]。风景园林作为联系审美主体和客体的重要媒介，其美学范式由传统美学到生态美学和伦理化美学的转向使设计实践更加灵活而富有弹性。传统美学影响下的风景园林建设大幅度地提升了绿地的数量，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却也导致了群落密度过高、稳定性差、病虫害严重、空间绩效低下等现实问题，引发了设计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也催生了生态美学及伦理化美学等新美学在风景园林领域的应用。这种景观美学范式的转变使风景园林的“生态属性”被赋予了崭新的涵义，即强调自然生态规律与城市化进程的平衡与协调，强调次生态与原生态景观的协同演进与欣赏，强调对自然过程的有效适应和统一。此时的“生态”摒弃了传统美学中“征服”与被动“接受”的涵义，摆脱了单纯的“绿色”外表，转而拥有了“自由”的涵义，意味着动植物群落依托自然和人工环境条件下的自生演替和生物栖息，意味着对自然内在秩序的理解和尊重。由此，新美学运动影响的风景园林设计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设计模式和审美情调，诠释的是地域的历史文化印记和自然演替特征，着力体现的是景观的自我更新和自维持能力，同时也赋予了设计以时空的动态性，使参与者获得与自然过程相协同的景观体验。然而，生态美学和伦理化美学强调人类主体对个体生命及生态系统的责任与义务，由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驳斥转移到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礼赞。这种美学范式的转变使风景园林设计实践包含了逻辑与非逻辑、理性与非理性的价值判断和满足各个阶层人群的物质及环境利益的诉求反馈，成为带有沉重伦理学色彩的复杂社会实践。本文来自《中国博物馆》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