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轼诗文多故土之思，时人对此不乏精辟之论。然对苏轼缘何不归故里却鲜有专文涉及。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对解读苏轼人生范式和文化性格不无裨益。本文认为：蜀地地理人文的隔膜、宦海沉浮的无奈是苏轼不归的客观原因，即不能归；而安土忘怀的人生超越是不归的主观原因，即不须归。由“不能归”与“不须归”的矛盾消解并升华，略可管窥苏轼文化性格玉成之意蕴所在。
关键词：苏轼；不归；故里；文化考察
苦难的人生经历使苏轼纵有魂牵梦系的归乡之思，然终是不能。对于一般的中国士人来说，故乡是人生旅程的起点，也是其终点。对于苏轼来说，却并非如此，感情上既不免依恋，现实中却不能归，同时于理智上亦并不认为它是个合适的起点和终点，即不愿归，其临终归葬即表现出对故乡不舍与不愿归乡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不须归乡这个层面上得以消解并升华。
苏轼一生处于新旧党争的夹缝中左支右绌，屡遭贬谪，九死一生。人在异乡的漂泊感，苦难的人生经历，使苏轼深沉浓厚的乡土之思和归乡之念扩展为对大地的感情。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几乎把生平居留之处都认同为自己的故乡。如谓“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他年谁作地舆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等等，直接无误地道出了处处皆是吾乡的感情归依。有时，苏轼通过山水的延绵来扩展故乡的概念。在扬州竹西寺，苏轼发现一座山冈名为“蜀冈”，又品尝了蜀冈的井水，觉得与故乡西蜀的水不异，便作诗云：“十年归梦客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按：《扬州府志》、《仪征县志》所记山川中皆有蜀冈：“相传地脉通蜀，故名。” “地脉”即大地的脉络，它将西蜀与祖国的其他地方联成一体。既然处处皆故乡，那么，西蜀又何须归呢？
不可否认，苏轼蜀乡不须归、处处吾乡的感情归依，其现实支点在于对斯民的责任感。当苏轼不便于像其他蜀籍官员那样为家乡父老向中央争取权益的时候，他积极地为杭州等地的人民争取中央政府的济助，积极地创设地方公益事业，甚至在贬居惠州之时，也通过特别的途径为当地人民谋益。然更重要的更深层的是基于苏轼对“人生如寄”问题的哲理思考与审美超越。
庄子把人看作造化自然的产品之一，在造化的无始无终的运作当中，它只存在一个有限的瞬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人生不过是自然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苏轼诗云：“有生寓大块。”即承庄子此说而来。生命来自自然，又解散还归于自然，生命的本质确实是一小段“寄寓”生活而已。在苏轼的诗集中，九处用了“吾生如寄耳”一句，如：“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蚤”、“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在苏轼看来，生命本来就是一段“寄寓”于人世的或短或长之过程，是人生的真实的生存境况。这种人生“如寄”的思想，更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是他对于人生的独特了悟与透参。有此态度，便处处有可乐。“如寄”的人生，于本质而言活脱便是人性的审美游历。《庄子·齐物论》云：“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苔焉似丧其耦。”而苏轼有诗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如果说，庄子的“如寄”思想，是对人生有限性的消极体认，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那么，苏轼的“如寄”思想，便转化为对人生的诗意阐发，对创造性活动的积极肯定，对世间利害得失的本质超越。其《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中“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一联（按：分指郭子仪与司马承祯）体现了对世间生活的本质超越，即：儒家的入世功业与道家的出世坐忘，都不过“寄寓”人生之一境
正是有如此深邃的人生思考，在对待不能归乡的诸多客观现实的束缚上，苏轼以不须归乡来完成对故乡的守望与执著，并玉成其对有限人生的超越。其给漂居异乡疲惫不堪的游子提供了一种范型：“此心安处是吾乡。”他把黄州认作故乡，“此生别袖几回麾，梦里黄州空自疑。何处青山不堪老，当年明月巧相随。”踏上黄州土地时仿佛梦境一般，但梦醒之后，坚信黄州的山水亦可颐养天年，对苦难领之如怡。因而贫病交加的黄州贬谪生活过得恬淡而愉快，没有戚戚怨嗟，完全出于他对生命的深情热爱，这是对“如寄”人生的诗意抒写，是对乡情的无限超越。虽也说“身若浮云无根蒂”，然而他又把云根栽到了海南。在无涯的贬谪生活里，他找到了心灵的故园。他对自己的到来，曾颇为幽默地欣然自嘲：“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上天派他来点燃文明的火种。他同样把这里认作自己的故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在近乎黑色幽默的口吻背后是大爱无边的博大胸怀，是对人生问题的深邃思考后的透悟，是对绵延不断的归乡之念的淡然消解，是忘土安怀的人生超越。可以说，苏轼无须归乡，却已找到了故乡的归依。
结语：
苏轼以诗人的灵感和情怀诉说着对故乡的眷恋与归乡之思，然西蜀独特的人文地理客观上隔膜了诗人归乡的脚步，而宦海沉浮的无奈更让苏轼归乡成为不能。苦难人生的跋涉，玉成了苏轼对人生问题透悟的美学思考与超越，体现在归乡问题上，是不能归到不须归的矛盾消解并升华。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忘土安怀，不仅是对归乡的超越，更是对整个人生的超越；而苏轼辉耀千古的人生范式与文化性格在此亦无疑得到了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