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可谓给重庆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契机。然而，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并不同于和平时代下城市的自然发展。文章即结合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对战时重庆城市的发展的特点作以总结。
关键词：抗日战争；重庆；城市发展
“如果说开埠是重庆城市兴起的契机，那么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渝则是重庆城市兴盛的关键。”[1]特殊的历史机遇赋予了战时重庆城市发展一定的特殊性。
一、被动性
重庆地方史学者彭伯通曾说：“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是出于对日抗战的需要，属于临时性质，一旦抗战结束还都南京，重庆就依然如故了。”[2]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外部条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推动之下进行的，具有很大的被动性，具体表现在国民政府政策上的扶持与倾斜。
为了确立西南的建设体制，国民政府曾对经济组织机构和科学事业单位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同时成立川康建设经济委员会、川康建设期成会，组织川康建设视察团，编拟《川康经济建设方案》。1940年，重庆市政府提出《重庆市实行地方自治三年计划大纲》，提出了开放和改善生产失业，调剂金融货币，修建水陆道路等目标。而且，国民政府特别成立了“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以促进陪都建设。财政投资上，据四联总处核定各行局联合及单独放款，截止1943年12月底，除清偿者外，其余核定各案（含已用款、订约尚未用款、未定约三部分）放款数额计法币1372811万元，而上述放款的承放地点以重庆为数最多。
二、战时性
正如《中国的惊雷》中所说，虽然战时重庆曾聚集过各类“大人物和小人物”然而战后“他们都回家了”，“重庆只是战时之物，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这一时期的重庆城市发展具有明显的战时性特点。
重庆城市发展的战时性，首先表现在其发展受制于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政策。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采取行政干预经济手段，在高度集中统一条件下，实行统制经济政策，以稳定经济、保障军需民用。1938年12月，国民政府成立物价管制委员会，以监督订价工作。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命令重庆政府对纱布、五金、西药、纸张五种商品实行平价。12月5日，经济部公布了《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和《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并设立平价购销处，主持办理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工作。其次，战时重庆城市重工业及军事工业飞速发展。抗战以前，我国制造工业资本中，用于生产资料生产的约占20﹪，用于生活资料生产的占80％。[3]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强调各项经济建设以军事工业为中心，民用产品的生产要服从军用产品的生产。受这一政策影响，至1944年2月，重庆的451家工厂中，重工业工厂就占到80％。到1945年，重庆重工业产值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高达81.3％。
所有的工业部门中,以军事工业最为发达。翁文灏曾在《抗战两年来的经济》一文中说：“我们过去的两年从沿海沿江各大都市中迁入内地的工厂，共有三百五十四家，其中有一百四十家是属于机械工业的。……这些工厂制造了几百万个手榴弹、几十万个迫击炮弹、炸弹引信、地雷、水雷以及几万套的机关枪零件。”[4]据统计，仅1941年重庆地区就生产各种炮526门，炮弹609417发，枪支33510支，枪弹106698880粒，手榴弹45530枚，甲雷38200个，炸药包20000个，曳光弹20120颗。[5]
再者，城市建设多具有临时性和仓促性。由于战时条件限制，重庆城市建筑多为篱笆篾棚，临时房屋比例很大。“没有钢，因此把竹头当成梁柱；钉子很少，就把竹头劈开，编成墙壁。……四壁涂上泥，上面把茅草或瓦片一盖，就是房子了。”[6]加上长时间封锁，物力维艰，而“一切公用事业之设备，住行乐育之措施，多系临时因应，倥偬急就，事前之准备，既未许充分；事后之改进，自难于周安。”[7]
三、多重性——发展与破坏并行
战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无疑给城市发展带来很大契机，但同时，城市发展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战争破坏。
战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城市实施“战略轰炸”，重庆因是中央政府所在地，而遭受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0月4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218次，炸死11889人，炸伤14100人（不含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毁坏建筑物17608栋，直接损失折合美金500万元（以当时货币基准），间接损失难以计数。[8]
正如金冲及先生所说，“不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就不能完整地了解中华民族的近代史。”[10]研究战时重庆城市的发展的特点，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川大史学?城市史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2]张弓、牟之光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3]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4]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2页。
[5]周勇：《西南抗战史》，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00页。
[6][美]白修德、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7]苏智良：《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页。
[8]四川省档案馆编：《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9]金冲及：《应当重视抗战时期陪都史的研究——在重庆抗战陪都史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