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精神焦虑的加剧，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失去家园的茫然之感。当代生态审美观中作为生态美学重要内涵的“家园意识”，即是在这种危机下提出的。“家园意识”不仅包含着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而且涵蕴着更为深刻的、本真的人之诗意地栖居的存在真意。“家园意识”集中体现了当代生态美学作为生态存在论美学的理论特点，反映了生态美学不同于传统美学的根本之点，成为当代生态美学的核心范畴。它已经基本舍弃了传统美学之中外在的形式之美的内涵，而将人的生存状况放到最重要位置;它不同于传统美学的立意于人与自然的对立的认识论关系，而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生存论关系，人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内，自然是人类之家，而人则是自然的一员。正是以“家园意识”为出发点才构建了生态美学的“失意的栖居”、“场所意识”、“四方游戏”、“参与美学”、“生态审美形态”与“生态美育”等等有关范畴。“家园意识”植根于中外美学的深处，从古今中外优秀美学资源中广泛吸取营养。
一、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美学中的“家园意识”
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美学中的“家园意识”。因为，海德格尔是最早明确地提出哲学与美学中的“家园意识”的，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家园意识”就是其存在论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927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围绕存在论哲学有关人之“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这一问题论述了“此在在世界之中”的内涵，认为其中包含着“居住”、“逗留”、“依寓”即“家园”之意。他说：“‘在之中’不意味着现成的东西在空间上‘一个在一个之中’;就源始的意义而论，‘之中’也根本不意味着上述方式的空间关系。‘之中’[in]源自innan-，居住，habitare，逗留。‘an[于]’意味着：我已住下，我熟悉、我习惯、我照料；……我们把这种含义上的‘在之中’所属的存在者标识为我自己向来所是的那个存在者。而‘bin’[我是]这个词又同‘bei’[缘乎]联在一起，于是‘我是’或‘我在’复又等于说：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之、逗留之。”[1]63-64由此可见，在海氏的存在论哲学中“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就包含着“人在家中”这一浓郁的“家园意识”。人与包括自然生存在内的世界万物是密不可分的和交融为一体的。
但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中，人与包括自然万物的世界——本真的“在家”关系被扭曲，人处于一种“畏”的茫然失其所在的“非在家”状态。他说：“在畏中人觉得‘茫然失其所在’。此在所缘而现身于畏的东西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在这话里当下表达出来了：无与无何有之乡。但茫然骇异失其所在在这里同时是指不在家。”[1]218又说：“此在在无家可归状态中源始地与它自己本身相并。无家可归状态把这一存在者带到它未经伪装的不之状态面前;而这种‘不性’属于此在最本己能在的可能性。”[1]328这就说明，“无家可归”不仅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特有感受，而且作为“此在”的基本展开状态的“畏”还具有一种“本源”的性质，而作为“畏”必有内容的“无家可归”与“茫然是其所在”也就同样具有了本源的性质，可以说是人之为人而与生俱来的。当然，在现代社会各种因素的统治与冲击之下，这种“无家可归”之感就会显得愈加强烈。由此，“家园意识”就必然成为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美学的重要内涵。
1943年6月6日，海德格尔为纪念诗人荷尔德林逝世100周年所作的题为《返乡——致亲人》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美学中的“家园意识”。本文是对荷尔德林《返乡》一诗的阐释，是一种思与诗的对话。他试图通过这种运思的对话进入“诗的历史惟一性”，从而探解诗的美学内涵。《返乡》一诗，突出表现了“家园意识”的美学内涵。他说：“在这里，‘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惟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已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大地朗照着‘家园’。如此这般朗照着的大地，乃是第一个家园‘天使’。”[2]15海氏认为，这里的“家园意识”其实就是存在论的具有本源性的哲学与美学关系，是此在与世界、人与天的因缘性的呈现，在此“家园”中，真理得以显现，存在得以绽出。为此，他讲了两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一段说：“大地与光明，也即‘家园天使’与‘年岁天使’，这两者都被称为‘守护神’，因为它们作为问候者使明朗者闪耀，而万物和人类的‘本性’就完好地保存在明朗者之明澈中了。”[2]15这里的“大地”、“家园天使”即为“世界”与“天”之家，而“光明”与“年岁天使”则为“人”与“此在”之意，共在这“此在与世界”、“天与人”的因缘与守护之中，作为“存在的明朗者”得以闪耀和明澈。这即是“家园意识”的内涵。又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2]31认为诗人审美追求的目标就是“返乡”，即“家园意识”。这种切近本源的“返乡”之路就是做为“存在”的“神秘”的展开之路，通过守护与展开的历程实现由神秘到绽出、由遮蔽到澄明。这同时也是审美的“家园意识”得以呈现之途。
20世纪中期以后，工业革命愈加深入，环境破坏日常严重，工具理性更增强了人的“茫然失去家园”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日益勃兴的科技与不断增强的失去家园之感?海德格尔于1955年写了《泰然任之》一文作为回应。他首先描述了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后所带给人们的巨大压力。他说，在日渐强大的工具理性世界观的压力下，“自然变成唯一而又巨大的加油站，变成现代技术与工业的能源。这种人对于世界整体的原则上是技术的关系，首先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并且只在欧洲。”[3]1236“隐藏在现代技术中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者的关系。它统治了整个地球。”[3]1236其具体表现为：“许多德国人失去了家乡，不得不离开他们的村庄和城市，他们是被逐出故土的人。其他无数的人们，他们的家乡得救了，他们还是移居他乡，加入大城市的洪流，不得不在工业区的荒郊上落户。他们与老家疏远了。而留在故乡的人呢?他们也无家，比那些被逐出家乡的还要严重几倍。”[3]1234-1235现代技术挑动、损扰并折腾着人，使人的生存根基受到致命的威胁，加倍地堕入“茫茫外无家可归”的深渊之中。那么，如何应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呢?海氏的方法是“泰然任之”。他认为，对于科学技术盲目抵制是十分愚蠢的，而被其奴役更是可悲的。他说，“但我们也能另有作为。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3]1239同时，他认为应该坚持生态整体观、牢牢立足于大地之上。他借用约翰·彼德·海贝尔的话说：“我们是植物，不管我们愿意承认与否，必须连根从大地中成长起来，为的是能够在天穹中开花结果。”[3]1241他在晚年(1966年9月23日)与《明镜》专访记者的谈话中，谈及人类在重重危机中的出路时，又一次讲到人类应该坚守自己的“家”，由此才能产生出伟大的足以扭转命运的东西。他说，“按照我们人类经验和历史，[4]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中产生出来。”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家园意识”在他的存在论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二、当代西方生态与环境理论中的“家园意识”
当代西方生态与环境理论中也有着丰富的“家园意识”。1972年，为筹备联合国《环境宣言》和环境会议，由58个国家的70多名科学家和知识界知名人士组成了大型顾问委员会，负责向大会提供详细的书面材料。同年，受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的委托，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与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撰写了《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其中明确地提出了“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的重要观点。报告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人都有作为其文化根基的祖国家园，同时又有作为生存根基的地球家园。在本书的最后，作者更加明确地指出：“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生命体系。地球的整个体系由一个巨大的能量来赋予活力。这种能量通过最精密的调节供给了人类。尽管地球是不易控制的、捉摸不定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它最大限度地滋养着、激发着和丰富着万物。这个地球难道不是我们人世间的宝贵家园吗?难道它不值得我们热爱吗?难道人类的全部才智、勇气和宽容不应当都倾注给它，来使它免于退化和破坏吗?我们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
1978年，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文中首次提出“生态批评”与“生态诗学”的概念，明确提出了生态圈就是人类的家园的观点。他在列举人类给地球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时指出，“这些问题正在破坏我们的家园——生态圈”[6]。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则于1973年在《人类和地球母亲》的第八十二章“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的最后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它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7]并进一步指出，现在的生物圈是我们拥有的——或好像曾拥有的——唯一可以居住的空间。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对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愈来愈重视。美国著名环境学家阿诺德·伯林特于2002年主编了《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一书，其中收集了当代多位环境理论家的有关论点。其中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在《人类到责任：自然美学和环境伦理学》一文中明确从美学的角度论述了“家园意识”的问题。他说：“当自然离我们更近并且必须在我们所居住的风景上被管理时，我们可能首先会说自然的美丽是一种愉快——仅仅是一种愉快——为了保护它而做出禁令似乎不那么紧急。但是这种心态会随着我们感觉到大地在我们脚下，天空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在地球的家里而改变。无私并不是自我兴趣，但是那种自我没有被掩盖。而是，自我被赋形和体现出来了。这是生态的美学，并且生态是关键的关键，一种在家里的在它自己的世界里的自我。我把我所居住的那处风景定义为我的家。这种兴趣导致我关心它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又说道：“整个地球，不仅是沼泽地，是一种充满奇异之地，并且我们人类——我们现代人类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把这种庄严放进危险中。没有人……能够在逻辑或者心理上对它不感兴趣。”[8]在这里，罗尔斯顿更加现代地从“地球是人类的家园”的角度出发，论述了生态美学中的“家园意识”。他认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家园，只有地球才使得人类具有“自我”;因而，保护自己的“家园”，使之具有“完整、稳定和美满”是人类生存的需要，这才是“生态的美学”。
三、“家园意识”的文化本源性
西方与中国古代有着十分深厚的“家园意识”的文化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家园意识”具有文化的本源性。正是因为“家园意识”的本源性，所以它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而且成为人类文学艺术千古以来的“母题”。西方作为海洋国家，同时又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文化与文学资源中更多地强调旅居与拓展。例如《鲁宾逊漂流记》等。但“家园意识”作为人类对本真生存的诉求，在其早期也是常常作为文化与文学的“母题”与“原型”的。西方最早的史诗——《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记》就是写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历经10年，遭遇到巨人、仙女、风神、海怪、水妖等多种力量的阻挠，终于返回家乡的故事，暗含了人类历经千难万险都必须返回精神家园的文化“母题”。而《圣经》著名的有关“伊甸园”的描述，则是古代希伯莱文化中有关“家园意识”的另一种阐释。据《创世纪》记载，上帝在东方的伊甸建了一个园子，园中有河流滋养着肥沃的土地，有各种树木、花草和可供食用的果子，绮丽迷人，丰饶富足。上帝用尘土造出亚当，又抽其肋骨造其妻夏娃，将两人安置在伊甸园中，至此，人与神以及自然协调统一，人生活在美好无比的家园当中。但上帝警告亚当、夏娃：“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只有智慧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吃了必定死。”但是女人夏娃受到狡滑的蛇的诱惑，“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耳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让丈夫也吃了”。神知道这一切后，就将亚当与夏娃逐出伊甸园，自此流浪天涯。而且，由于亚当、夏娃因贪欲而犯错，神就役使他们耕种土地、终身受苦。如果说，古希腊奥德修斯漫长的返乡是由于特洛伊战争这一神定的“命运之因”所造成，那么《圣经》中人被逐出伊甸园却是由贫欲造成的“原罪之因”。应该说，《圣经》的“原罪之因”对人类更有警告的作用。后来在西方文学中“伊甸园的失落与重建”成为一种具有永恒意义的主题之一，说明“家园意识”在西方文学中具有何其重要的地位。
我国作为农业古国，历代文化与文学作品贯穿着强烈的“家园意识”，这为当代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之“家园意识”的建设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源。从《诗经》开始就记载了我国先民择地而居，选择有利于民族繁衍生息地的历史。例如，著名的《大雅·绵》第三章就记载了我国先祖古公亶父率民去豳，度漆沮、逾梁山而止于土地肥沃的周原之地的过程。所谓“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由此是说，因为周原之地土地肥沃，在这块土地上就连长出的苦菜都甘甜如饴，因此，经过认真仔细地筹划、商量与占卜，表明这是一处可以立居之地，即决定在此筑家安家。《卫风·河广》则更加具体地描绘了客居在卫国的宋人面对河水所抒发的思乡之情。所谓：“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主人公踯躅河边，故国近在对岸，但却不能渡过河去，内心焦急，长期积压于胸的忧思如同排空而来的浪涌，诗句夺口而出。至于《小雅·采薇》中写游子归家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已经成为传颂已久的名句。
《易经》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典藉，它以天人关系为核心，阐释了中国古代“生生之为易”的古典生存论生态智慧，包含着浓郁的蕴涵哲理性的“家园意识”。它的乾、坤二卦有关“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以及“元亨利贞”四德之美与“安吉之象”的论述道出了天地自然生态为人类生存之本的“家园意识”。而《易·家人》卦说只有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才可“天下定矣”、“王假有家，交相爱也”等等，道出了治家有道与天下安定及家庭相融的和谐关系。《旅卦》为艮下离上，艮为山，为止;离为火，为明。山止于下，以此说明羁旅之人应该安静以守，而又要向上附丽光明。离家旅行居于外，有诸多不便，因而卦辞曰“旅，小亨”。可见，“家园意识”在我国文化与文学中的重要位置。
《复卦》是《易经》六十四卦的第二十四卦，包含着返本与回归之意。卦象为震下坤上，一阳爻在下，五阴爻在上，含阴到极盛，物极必反之意。不仅总结了事物循环转化的规律，而且揭示了人要回归家园的意识，所谓“休复，吉”。
由此可见，易之“象卦”实际上是中国远古哲学“易者变出”、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高度概括，阐释了万事万物都必然回归其本根的规律。因而，“家园意识”不仅有浅层的“归家”之意，更有其深层的阴阳复位、回归本真的存在之意，具有深厚的哲学内涵。至于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更早已成为游子与旅人思念故国乡土的传世名句——家园成为扣动每个人心扉的美学命题。
综合上述，“家园意识”在浅层次上有维护人类生存家园、保护环境之意。在当前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之时，它的提出就显得尤为迫切。据统计，在以“用过就扔”作为时尚的当前大众消费时代，全世界每年扔掉的瓶子、罐头盒、塑料纸箱、纸杯和塑料杯不下2万亿个，塑料袋更是不计其数，我们的家园日益成为“抛满垃圾的荒原”，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早在1975年美国《幸福》杂志就曾刊登过菲律宾境内一处开发区的广告：“为吸引像你们一样的公司，我们已经砍伐了山川，铲平了丛林，填平了沼泽，改造了江河，搬迁了乡镇，全都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商业在这里经营的可容易一些。”这只不过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因开发而导致环境严重破坏的一个缩影。珍惜并保护我们已经变得十分恶劣的生存家园，是当今人类的共同责任。
曾繁仁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