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女性在社会领域的歧视，是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基于男权视角的，对女性的贬低、排斥，主要表现在网络和就业两个领域内。这样的歧视虽然是精神层面的，不涉及肢体的暴力，但是，社会领域中对女性的歧视，不仅对女性的精神层面造成伤害，而且也阻碍了女性社会流动、社会地位上升的实现。
关键词：性别歧视；网络；就业
一、网络中对女性的歧视
信息时代的来临，让女权主义者似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上,苹果电脑有限公司副总裁罗宾·亚伯拉姆斯提出,“信息就是力量”,号召妇女通过计算机等传播技术进入社会主流,积极接收和传播有利于妇女发展的信息,以消除现实生活中的“南北信息沟”和“男女信息沟”,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可以说,不少人对新技术可以减少男女性别差异的潜力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雷德(Reid)的研究结果表明,网民可以超越常规的性别、种族、阶级、年龄的界限,创造一种虚拟的自我,性别化的主体与身份分离(余红、杨伯淑 2002)。
但是帕特森和威尔逊认为，当信息与通信技术被引入到一个社会环境中去(不管是全球的,还是地方的)，而这个社会又是以实质的结构不平等为标志的，那么，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同样会沿袭这些不平等的结构模式（帕特森、威尔逊 2001）。即只要现实生活中的两性不平等是存在的，那么在网络空间中也会延续这种不平等。
实践证明，在网络领域中的两性不平等的情况并不会比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少。首先,网络用户的性别比显示，女性仍然占少数，据CNNC统计，2001年7月总数为2650万女性占38·7%(卜卫 2002)。其次，作为网络信息技术的用户所能获得的服务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在网上往往得不到很好的服务，并不能像男性一样得到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大量的资源。虽然各个网站都有不少女性专题,这是值得女性感到欣慰的事情，但仔细的阅读就可发现这些主题之下更多出现的是“爱情”、“性感”、“诱惑”等等与这些词汇相关的内容。而网站为女性提供的服务更多的是：美容、食谱、家庭生活指导、算命及购买各种各样的化妆品、饰品等，很少能发现对女性人生发展、自我价值实现有关的真正有益的信息。可见,对在数量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网络用户而言,她们所能获取的信息、资源也是有限的。
而对与网络上读对女性的歧视，石艳、张小山(石艳、张小山 2003)总结了四点的原因：
首先，网络的使用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基础。女性无论是在经济基础还是文化水平上都要明显地弱于男性，因此网络用户的层次越高男性的比例就越大。相应地,这就限制了贫困的、文化水平低的和少数民族女性对网络的利用和发表言语的权利，只能是被动地接受网络上所传播和发布的带有强烈男权意识的信息。
其次，网络资源的创造、控制和管理对高新技术的依赖程度较大。由于技术一向被视为是男性的领域,女性对技术存在恐惧的心理，在高新技术领域很少有女性的身影，从而造成“数字技术性别化”的状况。这就造成了在网络的创知识的人口构成中男性占主导地位，形成了“女性网站男性建、女人事情男人说”的状况，“男性意识形态”规范和建构着女性的“性别特征”，女性网站不是自己的网站，而是“男性眼中的女性的网站”。
第三、网络继续着传统的关于女性的观念，是因为制媒者与“把关人”的性别意识缺乏或者混乱不清。
第四、大众传播媒介运作的普遍商业化,使得对利润的追求日益遮蔽推进文明的信念。激发一切可以被激发的需要，把一切可以商品化的东西商品化，实现一切可能实现的销售,包括向更有购买力的男性促销，激发大众容易被激发的性的需求，把女性对象化、商品化。黄菡也认为，出于利润动机，网络传媒就不断塑造和制造出被男性(也包括一部分女性)期待的女性形象,按男权法则讲述、歪曲、贬抑女性(黄菡 2002)。
二、就业领域中对女性的歧视
现代民主政治的进程虽然使女性地位机会增加。但是同时更换也出现了“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的现象，即认为，虽然在一些被视为男性群体独霸的社会领域(如政治领域)，女性群体也享有了一份权利；然而，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仍然是“不完整”———不平等的，如受各种制度排斥、社会习俗等的障碍、阻拦,她们很难进入高报酬领域( 格尔哈斯·伦斯基,1988)。
张宛丽发现，在中国出现了两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扩大、女性整体地位的边缘化、弱势化的趋势，提出在就业领域中，不是优胜劣汰，更多的是“男胜女汏”（张宛丽 2004）。
李慧英(2002)通过调查得出，三个最具优势地位的阶层(控制着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控制着经济资源的私营企业主、以及拥有较多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经理人员)都是以男性为主(约占3/4)。
从男女两性拥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比较看，也有较大差异。若以个人月收入来衡量以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文化资源，以党员和团员比例来衡量政治资源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男女获得不同类型资源的机会平等程度是不同的。在城市社会，两性在文化资源的获取方面日益平等化，但是，男性获取经济资源或政治资源的机会明显大于女性。
张宛丽（2004）总结了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较严重的性别歧视，主要有3种表现：
第一、在招聘广告中明确注明性别、年龄,或者在聘用中明确规定某一性别，使性别不作为必要条件的职业按照性别进行选择，导致某一性别的区别对待。
第二、尽管就业招聘标准未对某一性别进行限制，但在考试和录取中优先选择男性。
第三、女性的二次就业相当困难，常常因为婚姻和家庭被雇主拒之门外。生育怀孕往往使女性就业过程出现中断，导致失业。这种情况不仅在民营企业中存在，在国营企业中也难以避免。更多的已婚妇女生育孩子之后，难以成功地进行职业转移。
三、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一些思考
鲍曼在《现代性于大屠杀》中提出，现代性宣扬“人人生而平等”，这表面上有利于犹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消除欧洲人堆犹太人的偏见。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是将他们推向火坑的“宣言”。由于现代之前，犹太人一直被认为是低等公民，他们和本地人之间有条划分严明的界线，谁都不允许逾越这条线，这些措施包括：“不允许犹太人与本地人通婚”等这些法条，也包括“犹太人是卑鄙、下流、阴险的”
等这些观念，而犹太人也“承认”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像家里的佣人，唯唯诺诺，没事的时间里就到“储藏间”待着，尽量不要再家里走动，主人需要的时候，他才出来，主人和犹太人都认为，犹太人是“外人”。 在划分界线和维持界线的过程中产生的紧张与冲突的强度较低。
但是现代性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企图模糊掉犹太人和本地人之间的界线，在划分界线和维持界线的过程中产生的紧张与冲突的强度骤然上升，本地人觉得犹太人顺着“现代性 ”的绳子，往等级金字塔的上端爬去，人们原先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就像家里的佣人突然站出来说：我也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我也要受到平等的待遇。本地人对犹太人的敌视情绪随之高涨，这也导致了饭犹主义情绪的高涨，犹太人被认为应该驱逐出境。
将鲍曼的界线理论应用到现在的社会层面，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女性就应该在家里带孩子，男人天生是要到社会中建立自己的事业的。但是，现代社会宣扬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男女的地位是一样的，这导致了女性对男性的传统统治地位提出挑战。社会中划分界限与维持界线的紧张与冲突不断提升，男性在无法利用自己的财富、地位、声望等维持界线时，很可能就采取身体暴力。因此，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上升，女性受到的性骚扰、性暴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递增的趋势。如果以家庭为视角，王天夫(2006)也认为，当男性的自尊和男性至上的观念、地位受到怀疑和伤害的时候他自然地要通过暴力行为在肉体上统治自己的妻子。
因此，要真正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笔者认为，应该倡导多元的社会文化。米格拉姆的实验证明，权威间的争论会使对权威的迷信降低，进而导致行动彻底瘫痪。因此，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良药(鲍曼 2002)。只有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女性自身的文化才会受到尊重，而不是附属于男性文化。
参考文献：
[1]余红，杨伯淑。性别隐匿的塞伯空间[J],社会,2002(10).
[2] 帕特森，威尔逊。信息技术与社会不平等:重新调整研究和政策议程[J],国外社会科学2001(01).
[3]卜卫。社会性别视角中的传播技术与女性[J],妇女研究论丛,2002(02).
[4]石艳，张小山。对信息化时代女性话语仍被“消音”的思考[J],青年研究,2003(05).
[5]黄菡。试析大众传播中性别歧视的成因[J],妇女研究论丛,2002(02).
[6]格尔哈斯·伦斯基。关信平等译,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Z],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7]张宛丽。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J],浙江学刊,2004(06)。
[8]李慧英。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Z],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9] (英) 鲍曼著，杨渝东，史建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Z],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