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认为：“行政伦理学是在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时出现的一门科学，它是在人类社会治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产生出来的，承载着人们关于探索改善社会治理之努力方向的使命。也就是说，对于行政伦理学，需要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上来加以定位，对它的研究也需要沿着这三个维度进行。就它对现实的关注而言，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伦理向度上去重建人类社会治理体系和刷新社会治理过程的问题。因而，它需要建立起一系列的新观念，需要有更为广阔的视野。”笔者认为，中国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亟需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来加以定位，明确中国行政伦理学建设的现实基点，处理好行政伦理学建设中的“古今关系”和“中西关系”，并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目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术对于行政实践的积极建构作用。
一、行政伦理学的现实基点：社会的过渡性
张康之教授认为：“目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两种基本取向：一种取向是注重引进西方近代的社会理论以及实践中的成功经验来框定中国现实和指引中国未来；另一种取向是要求中国传统在现代社会再次‘降生’，表现出对中国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无限眷恋，希望中国的未来能够出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种‘盛世’，并永恒存续。……这两种取向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从某一或某些既有的思想或者理论出发去剪裁中国现实，而不是从中国当前的现实出发去思考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什么。”可见，中国的行政伦理学研究应当特别注重对于中国现实的考察，尤其是对于中国社会的过渡性特征进行关注，并且将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现实基点。具体而言，中国社会的过渡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处在“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历史重叠中
人类社会发展依次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曾经创造过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农业文明”。但是，近代以来，当中国还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地经营着“世界最强大的国度”的时候，在科技革命的机器轰鸣声中，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对于“自然”的神秘性解释，开始通过科学的手段去剖析隐藏于工业社会复杂性表面的内容。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通过科技革命储藏了实现工业文明的资本，并借助于炮火最终完成了超越中国的梦想，从而实现了工业文明。进入21世纪，在论及电脑领域时，阿尔文·托夫勒说：“今天，第三次浪潮的文明世界里，我们周遭‘无生命’的环境注入的不是生命，而是智慧。……这项革命性的进展关键是电脑。”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将社会导入了一个信息化时代，与此同时，全球化由经济领域逐渐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几乎全球所有的国家同时正在面临着如何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并逐渐实现后工业文明的历史命题。
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创造过伟大的农业文明却铸就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相比较而言，我国尚处于工业文明的初级阶段。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看来，在从北京到上海的沿海一带，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以及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持续变化的速度之快几乎让人目不暇接。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过程所包含的因素又无法被归人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这意味着什么呢？显然，中国现在也与发达国家一样，出现了后工业的迹象”，因此，中国在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时又面临一个新的课胚——如何应对后工业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当西方国家着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中国正面临着双重的发展压力，一方面需要补“工业化的功课”，另一方面又要快速适应后工业化的发展要求。
(二)经历着“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社会主义”的转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学术界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探究。“传统社会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的提法，正是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模式和特征进行研究而凝练出来的，它们分别指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一般而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特指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又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这一时期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始终没能跳出斯大林模式的羁绊。虽然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由于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而最终未获成功，但是，它仍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价值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正如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所言，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成就是对每种野蛮资本主义的反抗，在社会主义中有“真理的种子”，这些种子当然既不能摧毁也不能丧失，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准确、客观、有区别地予以评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融合，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变革走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而实现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历史命题。中国敏锐觉察到了这一转型的发展机遇，并通过改革开放逐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首先实现了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创新；同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开始由封闭和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全方位开放，使中国快速地融人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当然，这一转变还处在进行之中，即中国依然处于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社会主义”的全面转型时期，虽然在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将沿着服务导向而有所突破，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三)处在“封闭的国家化”到“开放的全球化”的适应期
张康之教授认为，“在整个的农业社会，社会管理职能是由国家来承担的，人们所持有的是一种‘王朝’观念或‘天下’观念，国家主义的观念是在近代社会形成的，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而生成的”。也就是说，“近代社会，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世界是作为一个有限开放的分立式政治单元体而存在的，民族国家间存在着有限的开放通道，但是，这种开放是受到严格限制和督察的”。张康之教授在此揭示的是“王朝国家”的封闭性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半封闭性的特质。因为，“国家化”自形成以来就一直带有封闭的特性，而这种封闭的国家化体现了特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对社会与公众的绝对控制。而且，20世纪以来，“行政国家”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这种封闭的国家化。
然而，在西方世界追求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化浪潮席卷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全球化所要造就的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共融的国际社会，而不是用某一文化模式、制度框架或生活方式去把全球格式化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全球化的开放性不仅蕴含了平等、合作、多元的价值理念，也打破了地域并最终使地域消解，实现了全球市场的形成、世界性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异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同时，它也给民族国家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在充分开放的条件下维护自身的自主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一直被深深地打上了“国家化”的烙印，因为，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封闭的国家化从政治、经济等领域逐渐渗透到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并且逐渐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国家化才有减弱之势并首先在经济领域演变成为一种有条件的开放和合作，但是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外交、军事等方面，国家化的烙印依然清晰可见。同其他民族国家一样，中国正处在“封闭的国家化”和“开放的全球化”的适应期，同样面临着“如何在充分开放的条件下维护自身自主性”的历史难题。
总之，中国社会的过渡性特质决定了：中国行政伦理的研究，必须把关注现实的对策性设计与瞻望未来的战略性规划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就是张康之教授的一贯理路，即当前行政伦理研究需要担负起双重任务：一方面，它应当根据现实的需要去积极建构“行政伦理学”，为公共行政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它又需要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出发，在“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中去规划“公共管理伦理学”，为公共管理的实践提供先导性的理论准备。而完成这一些任务的先决条件就是：在中国行政伦理的研究中，必须处理好“古今关系”和“中西关系”。
二、行政伦理学研究中的“古今关系”问题
毛泽东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的确，历史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在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回顾历史，以寻找宝贵的历史资源。因此，在行政伦理学建设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面对“古今关系”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从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实践认识人手，充分认识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重要性，在遵循“否定之否定”历史规律中，以寻找有助于行政管理实践的“合题”。
(一)中国行政管理的现实展开
行政伦理学是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学科的角度看，行政伦理的研究是出于完善公共行政学的学科体系的需要；而从公共行政的实践来看，行政伦理的研究则是出于健全行政体系和规范行政行为的需要”。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必须始终聚焦于中国行政管理的实践，从实践中寻找不足，在实践的过程之中追求创新。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不同类型的社会要求不同的行政模式，即统治行政、管理行政与服务行政。中国行政管理实践的过程，经历了统治行政阶段并将“权制文明”发挥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当下，我国政府现行的行政模式是典型的管理行政模式，并在逐渐向服务行政模式转变。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悄然进行，中国政府不断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科学发展之路，积极改革行政体制，以适应并推动社会转型的进程。同时，行政管理依然存在许多不足，比如，面对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在界定其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时显得滞后；政府官员腐败问题依然严峻；政府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有待加强，等等。这些问题，恰恰是行政伦理学研究需要着重解决的重要课题，因为“从20世纪后期开始，几乎全球都处在一种急剧变革和纷扰不安的状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使生产率得到了快速增长，使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而且也导致了全球文化的日益普遍化和理性化。……面对社会出现的种种变化，现代政府已经无法再用过去的管理模式来控制局势和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伦理研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成了公共行政学的一个理论和学术热点”。
基于中国行政管理的实践，需要展开行政伦理学的研究，而行政伦理学作为一门规范行政管理行为的科学，它在中国大地上的建立与发展，又肯定不能完全摆脱我国传统伦理价值与精神力量的影响，如何处理行政管理现实与传统伦理倾向之间的关系，便很自然地将我们的目光导向了对于“文化传承性”的关注。
(二)文化基因性与文化传承性
文化作为“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往往为民族的地域的集团成员所共有，它包括这一民族、地域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因而，文化同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民俗风情等密切相关，通常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民族、语言等环境下，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而成，在一定程度上，它就像遗传基因一样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法。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行政伦理学研究不能无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宝贵遗产。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比较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资源，而且，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是与传统文化的历史流变相伴的。先秦时期，传统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儒墨道法”并行不悖的争鸣；自秦汉至清末，以儒墨道法为主的思想在不断发展与延伸。“法道儒前后嬗替、玄学盛行、儒佛道合流及理学兴起、反思与复位，这种主流与边缘的既批判超越又吸收融合的态势，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主流与边缘格局。”儒家文化形成于农业社会，是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由于它精确地把握了等级社会的实质，在一切存在等级的地方均具有普适的价值。到了现代社会，“形式上平等”的工业化体系掩盖不了它的“实质不平等”，儒家思想的普适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这也就是目前学术界所讨论的儒家文化的现代性价值问题。
当然，文化的传承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实际上，文化的基因特性对文化传承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文化的基因性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条件，可以将文化的内核以遗传基因的方式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正是源于这种基因遗传的方式而保留下来的适应于等级社会的传统元素，极有可能成为文化创新与发展的阻力。对此，张康之教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积极的建构更为主要，传统的影响只是作为被吸收、被借鉴的因素而被纳入到我们的积极建构中来的。在传统中，我们撷取什么和舍弃什么，不是由传统自身决定的，而是我们选择的结果。”这种积极的建构实质上就是文化的创新，它实际上蕴含着现代人的主观能动性。于是，在行政伦理学研究中，我们必须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搞清楚：哪些传统文化元素符合当下社会发展的要求？哪些传统文化元素又对现代社会的建构活动存在着阻碍作用？
(三)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铁律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由黑格尔提出的，它是黑格尔哲学最核心的方法论原则。它所阐述的最基本原理是：肯定、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认识规律；它强调，第三个环节是一种回到原来出发点的高级飞跃。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经运用这一规律，结合社会的历史发展推导出共产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此，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就广泛地运用这一规律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否定之否定规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领域，而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政治学、行政学和经济学等领域。
实际上，在“否定之否定规律”没有被行政学家或管理学家注意和运用之前，“否定之否定”的现象，已广泛存在于管理和行政发展的实践。例如，管理理念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到梅奥的人际管理再到新科学管理主义的回归；人性假设中的X、Y、Z理论的演变；管理方法从重视分工到重视协作再到重视分工；工作方式的从纯手工到半机械化再到全自动化等。张康之教授运用这一规律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分析和发现了一系列行政伦理研究必须正视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运演；行政类型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的历时态建构；社会治理模式从权治到法治再发展到德治；人类社会的三个认知阶段：觉识、模仿、创新；行政管理的价值追求由效率到公平再到公正；人类社会面临的由民族国家化到全球化再到后国家主义的发展历程，等等。
因此，中国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必须正视“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铁律”，尤其是在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的继承上，我们必须端正我们的思想倾向，一定不能抱持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张。因为，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资源是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历史起点，甚至于，它常常以文化基因的方式影响或左右着我国当前行政管理的实际展开与运作，或者说，它往往是打开理解我们当前某些行政现象或解释某些行政行为的一把钥匙。
三、行政伦理学研究中的“中西关系”问题
在世界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下，我们面对的是“西方社会治理的多种模式”与“西方学术理论的强势地位”，如何待之，这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中西关系”问题。对此，中国行政伦理学研究的原则性理路必然是：把握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世界文化融合”的历史机遇，理性地对待西方学术理论的强势地位，在借鉴西方社会治理模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寻中国社会治理的“德制”之路。
(一)世界文化融合的阶段与趋势
全球化作为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场浪潮，现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经济生活的范围，几乎给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带来了猛烈的冲击。尤其是“文化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使得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森严壁垒发生了松动，这就是世界文化融汇的历史趋势。托夫勒认为，工业社会的文化“强调孤立地研究事物”，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则注重研究事物的结构、关系和整体”。实际上，这揭示了世界发展中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所发生的文化融合在实质上的差别。
首先，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通过资本主义海外扩张来实现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西方国家充分利用了“中心一边缘结构”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将自己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置于中心的位置。“中心国家或地区的主导性文化具有强势的压迫性能力，秉承这种文化的人群对处于边缘化地区或国家的文化采取轻蔑和歧视的态度。”，因此，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世界文化融合”现象是一种典型的文化霸权现象。其次，与工业社会的“文化霸权”不同，发生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世界文化融合”是在充分尊重文化多元化基础上的一个合作与信任文化建构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的最终实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方面，如果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考察文化差异性的话，文化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差异性的膨胀，恰恰是合作与信任文化构建的动力。在看待文化差异性的时候，张康之教授认为：“就当前的现实而言，人们往往误认为经济是具有开放动力的，而文化则是拒绝开放的。因而，往往把文化的差异性看作是开放的阻力。其实，当人们用封闭的心灵来看待文化的差异时，看到的就是文化成为开放阻力的一面；相反，用开放的心灵看待文化差异时，就会发现文化差异恰恰是开放的动力，进而导向合作与信任。”后工业社会则是追求“去领域化”、多元化、个性化和开放性的社会，因此，当开放的后工业社会到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用一种开放的心灵去看待文化差异性问题，它不仅不是合作的阻碍，反而会激发人们之间互相了解的热情。
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心一边缘结构”将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式微直至彻底瓦解，最终工业社会的支配模式将被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模式所取代，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社会将被合作型所取代，社会中心一边缘结构将被网络结构所取代，这直接为“世界文化融合”的实现提供了组织基础。由此可见，世界文化融合趋势最终将会导向一种建立在彼此尊重、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和信任的文化。
(二)西方学术理论的强势及其超越
自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一文至今，西方行政学理论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这是事实。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客观方面，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科技革命促进了西方社会和经济的大发展，迫使政府加强管理社会的职能，政府的行政改革和管理技能改进亟需大量的行政理论研究支撑，在这一背景下，行政学在西方逐渐成为显学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中国的行政学在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恢复，整整比西方晚了近一个世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必然与西方的理论研究存在一定差距。主观方面，在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化位置中的中国学者，形成了一种对西方理论的崇拜与依赖的心理倾向。对此，张康之教授曾经就治学的态度问题做过批判，他认为中国学者在治学的过程中存在着鲁迅先生所言的“中国人自信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凡事要从古人和西方那里找到出处，不相信自己还有创造力”。“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往往运用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学术、思想标准，把中国的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放置在西学的框架中加以品评。这是阻碍中国学者科学探讨的一个致命障碍，行政学的研究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那么，到底如何打破西方理论的强势并且最终实现超越呢？事实上，实现超越的机遇就在眼前，在世纪交替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机构改革，公共行政面临着重建的问题。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认为：“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念’，对当前的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中国学者要抓住这次机遇，必须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这个更高的起点包括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西方行政改革和理论探讨的方向；第二，本国的政治、经济现实；第三，本国所拥有的文化基因”。“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首先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让一切研究工作都从现实的需要出发，不带任何框架。也许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真正取得创新性的成果。”也就是说，中国行政学或行政伦理学研究要密切结合中国的行政管理实践，抛弃“摹仿”西方的心态，用一种创新的思维在做好“西方理论本土化”的同时，最终达致超越的目标。
(三)西方社会治理模式的探讨及其价值
毋容置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通过社会治理来实现的。行政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之后，西方行政学理论研究一直对社会治理模式问题保持着持续的研究热情，也正是由于行政学理论与公共行政实践的完美结合，实现了20世纪西方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国外行政学界对于西方社会治理模式进行探讨和研究的管理学家主要有：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政府治理的四种模式，即市场式政府、参与式国家、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彼得斯在谈及写书的目的时指出：“并不在于强迫人们在这些治理模式中间做出选择，而是为了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选择。……每一种模式都各有长处，但社会和政府也都会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由此可见，这四种模式各有优点和不足而且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因为在很多国家可能同时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模式。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中，主张建立一种“企业化政府模式”。“企业化的政府越来越多地把划桨和掌舵分开。”罗伯特·B·登哈特和珍妮特·V·登哈特是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的著作中，在批判性审查企业化政府的情况下，提出了“新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理念包括：服务于公民，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重视人的价值。
张康之教授则将社会治理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中去考察，分析了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的特点，将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概括为“管理行政”，并且认为如果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分析的话，西方政府职能模式经历了“保护型”和“干预型”两个发展阶段。
在现实的社会治理中，西方社会发展所积累下的“治理模式”常常是我们模仿的主要对象，因为它是最为直接的对于西方社会治理成功经验的借鉴之路，也是“拿来主义”最便捷的手段。殊不知，任何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且，它是生长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与价值文化之上的东西，“拿来”是最方便的，也是最有风险的。这是我们的课题之一。
[责任编辑：刘琼莲]
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0年4期
作者：郑家昊 刘祖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