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相距遥远，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殊异，但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医疗危机”的困扰，面临诸多共同的难题[1]。造成“医疗危机”的主因是“医学技术主义”和“医疗重商主义”泛滥所导致的工具理性膨胀和医学人文精神贫弱[2]。所以，两国都非常重视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重视医学伦理学教学。自2009年开始，武汉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建立了定期互派教师学习交流的机制。本文将介绍两校医学伦理学教学的不同特色，以及武汉大学所做的改革，并就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教学实效提出建议。
1.武汉大学医学伦理学教学传统及改革简述
武汉大学医学部的前身是湖北医科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即按照国家《医学伦理学教学大纲》组织和实施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2000年开始进行教学改革，全面推广多媒体教学，大量使用案例讨论、研究式教学等方法。2003年曾经尝试过双语教学。2005年开始将医学伦理学删减为27学时，并对授课方式和内容进行了调整，在确保讲透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运用学生熟悉的名医事迹、讲授当年标志性的热点医疗事件和典型性的临床案例，引导学生体会医学的特殊性、医学职业精神的实质和医学道德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武汉大学前期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具有统一性（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规范性（全国相同或相近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学术性（重视基本原理的教学和考评）的特点。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长效机制，重知识而轻创新，重理论而轻实践，重基础而远临床。这也是中国大陆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共同特点。
2009年夏天，武汉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展开全方位的教学交流，并以此为契机掀起了新一轮以“贴近临床”为重点的教学改革。
首先，自2010年春季开始，针对四年级医学生开设《临床伦理学与职业态度》课程，这是在二年级必修课《医学伦理学》的基础上增设的更有临床针对性的小范围试行的选修课程，是对医学伦理知识的补充、强化和验证。采用聘请临床专家进行专题讲座的形式展开，分六个专题讲授，具体内容为：临床伦理总论、知情同意及医患关系、儿科伦理、器官移植伦理、辅助生殖伦理、伦理与科研，共18学时。笔者发现，这样的讲课，医生愿讲，学生愿听，教学效果良好。此外，武汉大学对课程的考核和评估机制也进行了改革：在考核上，重点检验学生临床案例分析能力，以参与讨论及撰写报告的成绩作为主要的评分标准，卷面成绩为辅；在教学效果的评估上，武汉大学联合芝加哥大学制定了评估问卷，在课程结业后和毕业前各进行一次评估，通过前后两次评估结果的对比来掌握学生真实的职业态度和道德水平。
其次，对于必修课《医学伦理学》从内容和方法两方面进行改革。在教学内容上，所有基本原理都以典型案例呈现，避免枯燥的理论讲授。在教学方法上，与“早期接触计划”相结合，展开“病床边医学伦理教学”。“早期接触计划”是武汉大学2010年暑期起动的一项改革举措。具体做法是，在暑期针对低年级医学生征集自愿者，参与大约1个月的临床见习活动。学生“在病床边事事都论道德，回到宿舍反思件件都涉伦理”。比如，部分学生在妇产科见习人工流产手术时，看到“碎胎”和“吸刮”的过程感到非常震惊，对于课堂所讲的“不伤害原则”和“行善原则”之间的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神圣性、医疗的特殊性和医学的人文本性，于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医学人文素养。此外，还根据教学内容灵活运用专题讨论、案例研究、模拟法庭、课堂辩论等方法，并积极尝试以问题为导向的(problem-basedlearning，PBL)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做课堂的主人，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学习自主性和创造热情。在课程的考核方式上，取消背诵默写式的闭卷考试，采用开卷方式进行考评，使考试变成一次知识的运用、思维的锻炼和综合能力的实质性提升。
最后，自2013年秋季开始，对研究生首次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的重点在于增强医学研究生的人际沟通尤其是医患沟通能力。课程以邀请临床医生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开设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颇受欢迎。
教学改革实施两个学年之后，笔者采用不记名问卷调查的方式请医学本科生对改革后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估，结果显示，90%以上的学生认为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目的清楚，所选用的案例能帮助他们实现学习目标，引起他们对伦理学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对医患沟通技巧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总体来说，学生对改革后的教学方式持积极的认同态度，这与教学改革前的调查结果形成鲜明的对照，此前的调查显示有52%的学生不认同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方式™。改革前后的对比证明，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2 芝加哥大学医学伦理学教学模式及特色
与武汉大学相比，芝加哥大学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每一个教学阶段都进行医学伦理教育，通过持续的道德教育促进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招收的都是文科和理科学士，他们必须在本科阶段修满一定比例的人文核心基础课程（commoncore)，才能获得学士学位，取得报考医学院的资格。考入医学院之后，一二年级的学生都要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每学年15周，每周3学时，共计90学时。在2013〜2014学年度，芝加哥大学实行新的课程计划“医生一患者一社会一制度”（Physician-Patient-Societ广Systems,P2S2)，这是一条贯穿四学年的课程路线(curricularthread)，其核心内容包括公平与辩护、临床技能、医患关系、医学的社会背景与美国医疗保健制度[4]。这项新的教学改革措施使医学伦理学与其他医学人文课程浑然一体，不仅强化了医德教育的内容，提高了教学效果，也从体制上保证了医学伦理教育的持续性。获得博士学位的住院医师必须修满规定的医学伦理学课程才能取得医师资格。在职医生每年也要参加院方规定的医学伦理培训。这样，学校与医院接力就形成了—个不间断的长效教育机制，医生接受的是终身医学伦理学教育。
第二，临床医生进入课堂，从师源上把控医学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彰显其临床决策指导功能，提高学习兴趣和教学实效。芝加哥大学讲授医学伦理学的教师主体是具备哲学思维的临床医生和伦理学专家，部分教师同时拥有医学和哲学博士学位。此外，主讲教师还会经常邀请临床医生、人文学者、执业律师及公务员参与到课堂中。如在讲到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时，就会请器官移植专家进行讲座；在讨论整形美容的伦理问题时，整形外科的专家也被请到课堂现身说法；在讲授艾滋病防治伦理时，请社会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参与。课堂因此变得丰富多彩、兴趣盎然。同时，参与教学的医生也会不知不觉地将伦理思维溶入其临床实践及医学课程的教学之中，实现医学伦理学对专业课程的渗透。
第三，教学方式灵活多变，重视学生参与，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关注现实热点。芝加哥大学常用的教学方式有课堂讲授和讨论、专题研讨会、课堂小组讲座、课外阅读、床边教学、学生讲课等。其中课堂小组讲座最有特色，是典型的PBL教学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教师针对临床实践中的伦理困境或者医生有过失的案例设置讨论议题，各小组的学生围绕议题收集资料，撰写讲义，展开演讲和讨论，教师主要充当评论员的角色，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理论水平、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得到提升。此外，在授课场地的选择上也考虑到方便学生的主动参与和自主学习。到芝加哥大学交流的老师发现，在讲述伦理学发展史时，课堂就设在图书馆的相应展室，学生可以在授课结束后直接阅读图书馆的相关资料。芝加哥大学的教学内容非常丰富，并且关注全球热点问题。比如，以色列新器官移植法颁布导致同意捐赠者明显增多，器官移植就成为该校当年重点讨论的内容。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立法允许医生协助患者自杀之后，安乐死和协助自杀就成为该年度的教学热点。
第四，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大纲和教材，芝加哥大学按照教学和临床需求组织授课内容，编写教材或者讲义，内容贴近临床。以2009年冬学季为例，其教学的内容包括：临床实践中的医患关系，患者自主、知情选择与代孕，临终关怀，儿科伦理，器官移植与医学伦理，外科伦理，全球卫生与国际伦理，涉及人类受试者的医学研究伦理，医学生面临的伦理难题。芝加哥大学实行的是季制学期，每学年都有四个学季，每学季的教学计划都提前公布，内容包括授课目录、课程总监、课程组教师信息、学生分组信息和课程阅读资料。学生课前获取这些信息，以便做好预习，从而保证授课的质量和学习效率。
总体而言，芝加哥大学比武汉大学更重视《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即使单纯从教学时间上进行比较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校特别强调教学的临床参与性，课堂讨论的重点往往是新近临床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同时，大量临床医生出现在伦理课堂也彰显了课程服从和服务于临床的教学宗旨。再次，其教学方式灵活有效，教学内容丰富且更具针对性。学校与医院接力构造了连续教育机制，促进医者养成终生学习医学伦理的习惯。其不足之处在于教学缺乏国家教育管理层面的统—规范，如果学校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而有所偏颇，再加上每个教师的个人偏好，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育重点的把握就有可能陷入盲目并走向失衡。
3 关于提高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实效的建议
在近五年的对外交流和《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实践中，武汉大学有过失败的教训也总结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对如何提高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实效，武汉大学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团队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通过培养医者群体的人文素养，拒斥“医学技术主义”和“医疗重商主义”，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在现实国情和医疗体制下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恶疾的对症良药。正是基于这样的共同体认，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凌锋教授与另外11位著名临床专家联名发起了“促进医学人性化的十点倡议”。这项倡议被当下医学伦理学界评价为：我国医学界的一件重要事件，是针对现时临床医学对症下药的处方书和宣言书，是一项深得人心的倡议。”[5]“医学人性化”的诉求为医学伦理教育提出了难题，也指明了方向。这要求医药院校要切实重视医学人文教育，适当增加《医学伦理学》等课程在教学中的比重，并保持教育的持续性。具体来说，必须保证所有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都拥有至少两次接受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机会，使他们经历一个“伦理认82知—临床印证—困惑苦闷—彷徨斗争—审慎认同—伦理内化—再次或多次强化”的完整过程。目前，中国大陆高校医学伦理学教学课时数最多的是北京大学，为54学时，其实也是不够的，何况还是“一过性”的教学。针对目前中国医药院校的特点，五年制是主流，建议将第一次医学伦理学教学安排在大二的第一学期，第二次则安排在经历了临床见习和实习之后的五年级。研究生阶段也应当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各有一次。毕业之后配合医师资格制度的强化和医院医师岗位职业道德的培训就可以形成一个教化、提醒和不断强化的长效教育机制。
第二，提升医者的人文素质，进行“人性化的医疗”，实现“医疗的人性化”，其实践的战场和立论的基础都在临床[6]。这就要求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必须贴近临床，服从并且服务于临床，将临床医生引入医学伦理学课堂就成为切实可行的上佳策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衡量，这个策略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对于医德教育来说，“坐而论道”的说教远不如身体力行的表率，临床医生进入课堂会大幅提高教学实效。但是，临床医师加盟医学伦理学教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因为医生在教学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教育和锻炼，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并且以多种方式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其医德境界的提升会提高自身临床医疗服务的品质，并对实习医学生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其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心得也会在无意识中渗透到他的临床专业课教学之中，发挥医学课程的道德教化功能。
第三，在教学方法上，PBL、案例研讨、病床教学、课堂辩论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但是，不管使用哪种方法，都不适于太大的课堂。要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课堂不能多于50人，90人以上的课堂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教学效果的，它唯一的作用就是给学生挣学分。这是因为像医学伦理学这样的课程是以学生的思想转化为目的的，它不同于专业课是以知识和信息的传递为目的。笔者的经验是，不管多精彩的讨论或者演讲，哪怕是30人的小课堂，也总有个别学生的思想会游离于课堂之外。50人左右的课堂，会有1/3以上的人是三心二意的。至于90人以上的课堂，会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一心二用。规模越大的课堂，讨论或者讲授的效果就越差。即使进行热烈的课堂讨论，那些因为没有发言而又离发言者较远的同学很快就会感到自己被冷落而变得兴味索然，接着就心安理得地做一个旁观者，然后，他们就会玩手机、写作业或者看小说。
第四，在与国外进行教学交流的过程中要把双方摆在平等的位置，在学习借鉴的同时也要看到对方的局限性和己方的优势，更要认识到两国文化环境、现实国情和教育体制的差异，因时因地制宜选择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学方法，不宜以盲目崇拜的心态生硬地照抄照搬。这不仅是我们的感受，也是很多美国学者的看法。2011年10月，麦克莱恩医学伦理学中心的主任马克•西格勒（MarkSiegle)教授到武汉大学交流，当得知武汉大学医学院有1/3的新生第一志愿是填报其他专业，因分数不够而不得已调剂到医学院，而在读的医学生有近一半的人想转专业或者毕业以后不做医生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在美国正好相反，只有学业最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读医学院，只有最成功的医学生毕业后才能成为人人羡慕的医生。如果我们看不到中美国情的差异以及两国医学生心态的巨大反差而盲目将美国医学伦理教学的模式移植或者嫁接过来，可以想象，那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正如2012年6月8日，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专家恩格尔哈特在天津医科大学演讲时所指出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应该摆脱西方道德标准的束缚，走出自己的路，因为“美国制造”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于中国的文化和现实国情。
第五，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成败得失既受制于学科发展也会反过来对本学科的建设产生阻碍或者促进的作用，所以，致力于提高医学伦理学教学质量不能不关心学科的建设。在国际上，一般认为生命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是同一个学科；但在中国，目前这个学科处于分裂的状况。这既不符合本学科发展的实际，也不利于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更不利于国家课程体系的科学构建，同时，两套班子重复做着同一件事，会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所以，笔者建议以“生物医学伦理学”的名义统合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实现学科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