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满语词语uduwen、jaira解析
满语中的一对词语uduwen（义为“公貔”）与jaira（义为“母貔”），二者读音相去甚远，可能是它们产生_的年代不相同，也有可能是它们各自蕴涵的意义不同造成的结果，这就有可能发掘词语所反映的关于熊崇拜的文化内涵。满语uduwen，汉译为公貔，貔是一种像熊一样的野兽，《五体清文鉴》将其划分在有关熊类词语的中间，表明满族先人将其等同于熊。满语ungga义为“长辈”，与uduwen读音相近，这表明了熊与长辈、与先祖在意义上的联系。
熊崇拜是满一通古斯语族的最有代表性的动物信仰崇拜文化之一，这在语言中也有体现，如赫哲语称“熊神”为“mafka sewun”，“mafka”义为“祖父”；鄂温克语称公熊为“amihang”，这个词又是祖父的意思，称母熊为“eniheng”，此词又有“祖母”之义，表现出了满一通古斯语族先民们视熊为祖先的无比崇敬之情。
满语jaira义为“母貔”，与它读音相近的一组满语词语如“jaria”义为“躲开”、“躲避”，iailambi义为“躲避”，jailandumbi jailanumbi义为“一齐躲避’’，jalatambi义为“只管躲避”，这表明满族先人们对熊所产生的消极躲避的恐惧心理。满族在狩猎时代，每天都面临野兽的威胁，，受到熊伤害的几率最大。先民们认为熊的能力比天大，熊的喜怒哀乐和所作所为能决定人们的命运，就对熊产生了恐惧，再发展，则产生以祈求熊不发怒侵袭、寻求熊来保护自己的心理，逐渐地由最初对熊的恐惧衍生出对熊的崇拜。在满族一些族姓的萨满祭规中明确说明不能用熊皮做鼓面、做偶像，认为用熊皮蒙鼓面会不敲自裂，如果鼓面崩裂，跳神诸熊神降临时，它会大闹神案，萨满和主人便会遇难。
二、满语词语lefu与汉语词语“熊罴”
汉语中的“熊”就是“能”，二者是古今字的关系，“熊”是后来与“能”相区别而产生的字。“能”古音属于泥母，泥母与来母读音相近，就与lefu的相近；“熊罴”的“罴”，古音属于帮母，与lefu的第二个音节的读音相近，则汉语的“熊罴”与满语的lefu是同音同义的词语。这是汉语与满语语言接触的结果。
熊在中国大地上很早就出现了。殷墟出土过熊的骨骼。汉族也有熊崇拜。在中国上古时代，传说黄帝就自称为“有熊氏”。郭璞《尔雅注》日：“罴，似熊而长头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树木。”《尔雅‘罴》：“猎者云，罴，熊之牝者，力尤猛。”百兽之王老虎尚且怕罴，罴之凶猛威武可见一斑。熊被人们视为壮毅勇武的象征，故在中国最早的古书《尚书‘康王之诰》中有日：“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义王家。”此即以熊罴来比喻勇士。在汉语中，“熊虎”比喻凶猛、勇猛；“熊威”指“雄威”：“熊豹”也指勇猛；“熊鱼”指珍贵之物；“熊腰”、“熊腰虎背”都形容人魁梧强壮；“雄韬豹略”则比喻高妙的用兵谋略。这些都说明，汉民族对熊也充满了崇敬之情。汉语中，与“熊”同源的“能”字也可以说明熊的特性，如“能力”、“能耐”、“才能”及所引申的“能源”、“能量”等等都说明了人们对熊的巨大无比的力量所产生的敬畏之情。
熊体形硕大而力量无比，常被视为力量的化身。满族萨满神话故事中，满族祖先神拜满章京的大师兄就是一只黑熊，故事中描述黑熊见到树就拔，像人拔草那么容易，它将拜满章京关在山洞里，用大石头堵住洞口，拜满章京每天都努力试图推开大石头，最终锻炼成为一个有惊人力气的神人。在满族的火祭中，熊被安排为太阳神的开路先锋，他力大无比，勇猛，忠诚。在萨满请神时，熊神附体后能将磨盘举起，能将巨柳拔起，能用巨石做泥丸掷着玩耍。萨满极力表现熊神果敢、勇猛、神力无比的特性。正表达了人们对熊的力量的崇拜心理。如果将这种崇拜心理再继续发展下去，就成为了崇拜的偶像，成为了一种动物神，即产生图腾崇拜。“为什么图腾制度会与动物和植物有关呢？这是因为它们可以为人类提供食物，因为食物需求在原始人的意识中占有优先地位，能够唤起强烈和多变的情感。”这种情感几乎在全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都普遍存在。对于动物的敬慕和畏惧的心理好像是对立的，但实质上却是统一的。由畏惧产生敬慕，又由敬慕产生畏惧，汉语中“敬畏”一词很好地表达了这种心理。在当时的狩猎社会现实生产生活实践中，熊的综合力量和作用使萨满教产生了熊的崇拜。
三、jukteri＼juktembi、faihacambi＼faidan与熊祭仪式的文化说解
满语jukteri是收在《五体清文鉴》中的词语，义为“两岁熊”。它的同源词“juktembi”义为“祀神”，“jukten”义为“祀”，“jukten i boo”义为“祠堂”，“jukten i usin”义为“香火地”，可见满语中熊与祭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关于熊的祭祀活动是满族祭祀中的大事。
满族萨满教文化中有熊祭仪式，熊作为图腾祖先在萨满教中被保存下来，信仰萨满教的人在打死熊以后要遵守各种禁忌对熊举行隆重的风葬仪式。往回驮运，必用骟马。祭祀时，先取小肠绕熊头三圈，将头割下，包上草置放于木架上。由老猎人率猎者向它叩头，献烟祷告，再以草烟熏，谓之“除污”。打死熊然后吃熊肉时，忌说熊是本民族人杀死，而假说是外族人所为，且须把熊之死说成是“睡觉”。对杀死熊的刀子叫做“刻尔根茎”（意为什么也割不断的钝刀子），打熊的枪要说成是吹的东西。吃熊肉时，大家围坐一齐“嘎嘎”作乌鸦叫声，就是乌鸦在吃熊肉。熊的大脑、眼球、心、肺、肝、食道，被认为是熊的灵魂所在处，都不吃。这些东西连同头和各掌五趾以及右上肋骨两
根，由下右下肋骨三根，左上肋骨三根，左下肋骨两根，用桦树条捆好，并用柳条捆六道，以便风葬。风葬前要选择东西向并排的两棵枝叶繁茂的大松树，中问架好横梁，熊的尸骨，由众人护送至葬所，把熊头向东悬挂在横梁上，送葬的人哭泣致哀，再三祷告，同时还得在上风处点燃火堆，用烟熏熊的尸骨以除污。在两树向阳而剥去部分皮，各模刻十二道小沟，将熊眼球镶在东面树的第六道沟两端，并以木炭、鲜血和鲜花等涂上各种颜色。对伤害过人的熊，多不举行风葬仪式[5]966，[61243。
萨满教祭熊仪式很有代表性，从文化角度可对其做多方面分析，会带给人们很多启发意义：
第一，熊祭仪式反映先民们神人共体、共源的原始思维特点。原始先民们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地统一的。人与动物同类，自己与所崇拜的动物是共源的。在这种思维指导下，他们认为人与动物可以有共同的情感秉性，他们可以互通感情，可以平等交流，因此才有可能产生这种祭熊仪式。为了祈求幸福生活，他们就要利用一切机会与动物交流。他们认为崇拜的动物也是人类的祖先，这与祭祖的意识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崇拜的动物具有祖先一样的权威力量，这时的动物就不单纯是被崇拜的对象，而且是生存在他们共同生存的社会中的一员。崇拜仪式实质是使全社会中的人都植根于共同体的具体形式以及使他们具有共同意识的具体形式，这种仪式的结果是使先民们超越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界限，达到了人与万物的统一，达到了所有生物的总体性。
第二，祭熊仪式成为维系社会团结的力量。在这种仪式中，人们不仅打破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界限，而且使自己群体的生命意识得到强调，使他们在仪式中体会到，人与动物一体，动物的灵魂永远活在当世之中。他们反复强调：我们都是有共同血缘的，是祖先的同舟共济的子孙。它让人们反复体验和认知团结的重要性，在整个仪式中，形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再一次证明群体的这种同根同源本性，使整个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建立起一种纯粹的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是由崇拜的动物（神）维系起来的。而且，在人群与神之间又建立起一种严格的互利互惠关系。先民们通过宰杀分食某种所崇拜的动物，使整个部族的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与整个部族结合成一个整体，使整个部族的关系更加稳固牢靠。在这个仪式过程中，神与人统一了，人与人统一了，他们通过分享动物肉体使他们血溶相连，从而使感性世界的精神寄托又直接导致了精神世界感性化了。
第三，祭熊仪式的产生的最终根源在于人类的焦虑。这在满语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满语faihacambi义为“焦虑”，它的同源词faidan，义为“行列”、“仪仗”。仪仗与祭祀仪式最初是不可分离的，而从上述两个满语词的关联来看，原始人类的焦虑是祭祀仪式产生的根本原因的这种说法是准确的，因为语言证据最为客观、科学。既渴望得到熊的帮助和保佑，又担心受到熊的惩罚和报复，人类的这种矛盾心理通过熊祭仪式表达出来。
第四，熊祭仪式与女神崇拜的联系在满语中也有体现。叶舒宪曾在《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中根据5500年前的女神庙出土的熊的下颚骨和泥塑的熊爪和熊头引发出熊和女神的联系，又运用四重证据法中的第三重即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资料参照的方法阐释了鄂温克人熊祭仪式中要在两颗松树的阳面，刮开树皮做一平面，再在其上横刻12道小沟并涂以各种颜色这一较为奇特的举动的内在意蕴，他参照了列维·施特劳斯对于美洲印第安人狩猎部落六数密码的解释的理论——6道纹是冬季和夏季所持续6个月的标志和符号。叶舒宪又联想到中国古人对“春秋”两季的认识，得出6和12是集解循环变化的基数的结论，并且又根据这个结论解释了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石兽身体上雕刻出的六个凸起的骨节系列现象，进一步论证了6和12是表示季节的符号，他认为先民们看到了熊冬天冬眠、春天醒来的特性，而把自己的死而复活的愿望投射到了熊的身上，由此，先民让熊成为死而复活的女神的象征。这在满语词语中也有体现，满语表示睡眠的词amn，它的第一个义项是“伯母”，伯母是女性；与amn同源的词eme，是“母亲”的意思。表示睡眠的词与表示女性的词是同一词形，说明先民们认为睡眠与女性有着密切的关联：睡眠也可以看作冬天熊的睡眠，从这种睡眠中醒来，即是死而复生的象征，先民们心中女性神也有这种能力，而熊就是可以死而复生的女神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