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朝的文字狱改动过的儒家文化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夺取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废太子允礻乃谋求复位，皇八子允（礻四共）野心勃勃，皇十四子允礻题和皇三子允祉也在觊觎，但是都枉费心机。工于心计的皇四子允诺礻真用两面派的手法麻痹对手，取悦父皇，暗中培植势力，收买人心，终于挫败诸兄弟，于欢圣祖宾天后登上了帝座。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用人重吏才，轻文士，行政以革除积弊、整顿吏治为首务，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刑法严峻，心谋刻深，其人其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在文字狱方面，雍正帝的指导思想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戒毖风俗人心。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雍正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几乎对每一宗案件前后都极尽必踪指示、别出心裁之能事，从而在文祸历史上创造了为可磨灭的“业绩”。
（一） 与惩戒朋党有关的案件
1、 汪景祺与钱名世案
汪景祺、钱名世是雍正文字狱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是得祸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点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当时川藏一带有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他一向依附雍亲王允礻真，妹妹是允礻真的侧福晋（副王妃）。允礻真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纵、目无王法而失宠。雍正帝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雍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一、字体潦草；二、成语“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①。“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终日勒慎，写作“夕惕朝乾”意思不变。年羹尧贺表用这们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雍正帝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三月二十三日甚一日谕）。群臣闻风而动，发起了对年羹尧的围攻。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处罚。这就是著名的年羹尧案。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 祺斩首示众。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他潦倒文场近四十年，虽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帝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据民国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作者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这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日成）思慕魏片。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尧敲警钟。
《随笔》有些条目对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官场风气表示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为值钱”②。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年号，所作《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拆开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凡以“正”字为年号的都没有好下场，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
雍正帝批评所云“悖谬狂乱”，大概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地方官晓谕才安定下来。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号 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题授定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允礻题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后立即解除仓皇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该提起有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赐字题匾本是康熙帝宠异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雍正帝也偶而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雍正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主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帝还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帝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学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干塔给披甲人为奴了。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
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
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这应是《名教罪人诗》中的标准作品。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攘为己作。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样说，雍正帝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然而没有“以文词谄媚奸恶有恶报”的，雍正帝同样“以文词为国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附允（礻田共），为其争太子这位效劳，死后谥“文端”。雍正帝继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允（礻田共）的另一党羽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雍正帝还把允（礻田共）改名为“阿其那”，允礻唐改名为“ 塞思黑”。二名均为满语，意思据说是畜牲、猪狗。
这类刻薄的恶作剧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2、 查嗣庭案
雍正帝继位之初，有两个最受亲重的人物，一个是年羹尧，一个是隆科多。隆科多是康熙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办理年羹尧的案时，雍正帝处处把他与年羹尧相提并论，逐步贬削他的恩荣与官爵。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怨望、讽刺”。这年九月，查嗣庭刚从江西返抵京师就被捕入狱。案件尚未了结，查嗣庭病死狱中。
所谓试题“怨望、讽刺”，指《论语》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心矣。”但猜忌的雍正帝进一步怀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及《传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包含更隐秘的讽刺。照他的理解，是咒骂“雍正”年号的；“其旨远，其辞文”二句是暗示两道题中的“正”“止”二字有呼应关系。真是了不起的附会。
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也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朝鲜司译院“汉学”研究
【内容提要】
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其中“汉学”的地位非常重要。朝鲜司译院汉语教学非常重视发音的正确性。汉学以《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直解小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为教科书。
国内学者有关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汉语教学、所用教科书等问题的研究论著较少。相对来说，韩国和日本学者早已有所研究。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在《朝鲜语学史》[1]一书第五章“支那语学”中，对汉语研究史、汉语辞书、汉语读本、通汉语的学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朝鲜日、汉、满、蒙语读本》[2]一文，对司译院“汉学”的读本及其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韩国学者姜信沆的《韩国的译学》[3]一书，对朝鲜司译院“汉学”通事、所用书籍等进行了研究。
《老乞大》[4]和《朴通事》[5]是朝鲜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的主要教材。此二书不仅是研究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的重要史料，对元明时期汉语音韵史、元明时期与高丽、朝鲜的贸易往来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语言学界对《老乞大》、《朴通事》二书早已有所研究。杨联升的《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语汇》[6]一文，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老乞大》的语法、语汇进行了研究。陈高华的《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7]一文，根据《老乞大》、《朴通事》所记载的高丽商人到元大都的沿途所见、贸易活动等情况，探讨了高丽与元代的经济文化交流。
1998年韩国大邱发现了原刊本《老乞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陈高华的《旧本<老乞大>书后》[8]一文，断定此书的成书年代为中国的元代末年。船田善之的《元代史料としての旧本<老乞大>——钞と物价の记载を中心として》[9]一文，从旧本<老乞大>所记载的元代钞和物价的角度，探讨了此书所反映的元代经济、社会生活情况。古屋昭弘的《<老乞大> 朝鲜中世の中国语会话读本》[10]一文，就旧本<老乞大>的日译本的情况等进行了介绍。
本文就朝鲜司译院“汉学”的设立、汉语教学、“译科”考试、“汉学”所用教科书等方面入手，初步探讨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情况。
一、司译院及其“汉学”的设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1]。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置的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材的专门机构，有时也被称为“译学”。具有翻译学校的性质。司译院一开始只设“汉学”，后扩为“四学”，即汉、蒙、倭、女真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四学”相当于翻译学校的外语系。《通文馆志》记载：“康熙丁未（1667）女真学改为清学”[12]，即自康熙六年（1667）开始“四学”又被称为汉、蒙、倭、清学。其主要变化在于女真语学改习满语[13]。
关于朝鲜司译院设置及沿革问题，《高丽史》记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1276）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满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14]。《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司译院，肆习华言”[15]。
《通文馆志》则云，“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让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6]。《李朝实录》又记载，恭让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十学”，而“吏学”置于司译院[17]。
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者郑光认为“朝鲜司译院是将高丽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的”[18]。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的通文馆，后来改名为司译院[19]。小仓进平认为“高丽末年设置的司译院，在朝鲜初年以旧制的形式存置”[20]，即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采取了新建的形式[21]。
根据上述史料和学者意见，可知司译院这一术语在高丽恭让王时期就已出现。朝鲜司译院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所设置的通文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王朝建立后，因袭高丽旧制建立了司译院。
可见，司译院这一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高丽忠烈王时期被称为通文馆、恭让王三年又被改为汉文都监。恭让王元年是否已被称为司译院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高丽时期的通文馆、汉文都监、朝鲜初期的司译院，设立之初，都是以教习汉语为目的的。
朝鲜太祖二年（1393）司译院初设之时只有汉学。后增设蒙、倭、女真学，共为“四学”。同书又记载：朝鲜太宗十四年“命司译院习日本语，倭客通事尹人甫奏：日本人来朝不绝，译语者少，愿令子弟传习，从之”[22]。朝鲜世宗八年礼曹报告“野人（指女真人）连续上来，只令乡通事传语未便，请咸吉道居人内，择其女真及本国语俱能者三人，属於司译院，为野人馆通事，从之”[23]。可见，“蒙学”系于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增设。“倭学”是在太宗十四年（明永乐十二年，1414）设立，“野人馆”即“女真学”，增设于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
二、司译院汉语教学
朝鲜司译院汉、蒙、倭、女真学当中，“汉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四夷广记》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24]。可见明朝人知道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在明朝私修史书中有很多记录朝鲜王朝的篇章，如郑晓的《皇明四夷考》、慎懋赏的《四夷广记》等，其中附有少量的朝鲜语词汇。但明朝四夷馆自始至终没有朝鲜馆。故培养汉—朝鲜语翻译人材的任务是由朝鲜司译院承担的。朝鲜司译院“汉学”培养了不少通汉语的译官。据《译科榜目》记载，自1498年到1891年，朝鲜“译科”考试所录取的“四学”人员名单中，“四学”出身者总人数为2845人。其中“汉学”出身者为1858人[25]。
司译院“汉学”培养了许多精通汉语的翻译人员。这些译官在明与朝鲜互使、贸易往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朝鲜押马赴辽东的使臣当中，多为司译院“汉学”判官、译官等人。关于这一问题，《李朝实录》多有记载。
（一）、教授和生徒人数
朝鲜王朝时期，有不少人学习汉语。司译院“四学”中，“汉学”的生徒人数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朝鲜司译院“汉学”教授、生徒人数虽有一定额数，但在不同时期具体人数有所变化。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汉学”作了如下规定：在司译院置“禄官与教官”；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优给禄俸”；学生的人数及年龄规定为“令在京五部及地方，择良家子弟十五岁以下，天资明敏者，岁贡一人，入院肆业”[26]。朝鲜王朝设立司译院之初，“汉学”的教授、生徒人数并不多。教授也无品级，只提到给优厚的俸禄。
世宗时期（1419－1450），增加了“汉学”教授、生徒额数。《经国大典》记载，“汉学教授四员，二员文臣兼，为从六品；汉学训导四员，蒙学、倭学、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27]。同书又记，司译院生徒额数为80人，“汉学三十五人、蒙学十人、女真学二十人、倭学十五人”[28]。这应该是在京生徒额数。
这一时期，教授人数比太祖时期增加了一倍。世宗朝还规定教授的品级为从六品，并增加了十名训导。“汉学”生徒人数，由太祖时期岁贡1人，增加到35人。
成宗时期（1470－1494），“四学”虽有供学百人的规模，但赴学者通常不满。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政府为解决司译院“四学”生员不满的问题，规定依汉学例，命各道每年选送蒙、倭、女真学岁贡生徒八人。并令外方[29]每式年（详见后）选送蒙学生徒五人，倭、女真学生徒各六人[30]。这里，各道和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不清楚，但蒙、倭、女真学各道和外方选送的生徒人数是根据“汉学”例而定的，因此，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肯定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生徒[31]人数为156人，其中，“汉学：平壤、义州、黄州各三十；女真学：义州五、昌城五、北青十、碧潼五、渭源五、理山五、满浦五；倭学：斋浦、釜山浦各十、盐浦六” [32]。
《通文馆志》记载：“外方译学生191人，黄州、平壤汉学生各三十人；义州：汉学生三十人，女真学生五人；昌城、楚山、满浦、碧潼五、渭源女真学生各五人；北青女真学生十人；斋浦、釜山浦倭学生各十人；盐浦倭学生六人，以上出《经国大典》。“济州汉、倭学生各十五人，康熙辛亥（康熙十年，1671）译学卢尚迪时始置；巨济倭学生五人，康熙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译学金时璞时始置”[33]。
司译院除教授外，在京和地方设“译学训导”之职，主要掌管教训生徒之事。董明认为“译学训导”是朝鲜王朝为培养汉语人才而设立的专门机构[34]，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译学训导是一官职，而不是培养汉语人才的机构。
据《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设“汉学训导四员，蒙、倭、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35]。《通文馆志》记载：“训导十员，注为正九品，掌教训生徒，汉学四员，蒙、倭、女真学各二员”[36]。以上《通文馆志》记载出自《经国大典》，但与《经国大典》不同的是《通文馆志》清楚地记载了训导的职责是“掌教训生徒之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所设译学训导的情况是：“庆尚道设倭学训导二员、在黄海道设译学训导一员（黄州）、平安道设译学训导二员（平壤、义州），为从九品”[37]。
根据这段记载，黄州、平壤、义州等地所设译学训导是否属于“汉学训导”尚不清楚。《通文馆志》详细记载了黄州、平壤、义州等地的译学训导是汉学所派官员。“译学训导黄州一员、平壤一员、义州一员，注为汉学出身参上官差送”[38]。司译院外方官员名在原籍，分差外方，任满后回司译院。
根据以上史料，可见，司译院在京和地方所设译学训导的品级不同，司译院在京所设译学训导为正九品，在地方各道所派译学训导为从九品。
（二）、教学中对语音的重视
明与朝鲜之间的通用交际语为汉语。朝鲜半岛使用汉语言文字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汉语和朝鲜语的发音还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对司译院“汉学”生徒来讲，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是非常重要的。朝鲜世宗时期非常重视生徒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问题，故采取了奉使到中国学习、在司译院禁用本国语音等措施。
《李朝实录》记载：“世宗十五年（宣德八年，1433），‘欲遣子弟诣北京国学或辽东乡学，读书且务善求道之心朕甚嘉之，但念山川修远、气候不同，子弟之来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思忆之情两不能已，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今赐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鉴纲目’二部，以为教子弟之用’。王其体朕至怀，召议政府六曹议曰：‘今来敕书不允子弟入学之请，自今入学中国之望则已绝，然汉音有关事大，不可不虑，予欲遣子弟于义州，使之往来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语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39]。明朝给世宗的敕书中拒绝朝鲜司译院派生徒到北京学习汉语的请求，世宗招集大臣们商议，提出派生徒到辽东学习汉语，大臣回禀世宗“辽东是中国一方，发音不正”，认为让所选生徒仍然在司译院学汉语，等使臣出使明朝时再将他们送到北京学习汉语，这样循环反复，自然能通晓汉音。可见，朝鲜世宗时期，司译院的汉语教学以北京地区的语音为标准。朝鲜王朝世祖时期，规定司译院生徒“所习汉音字样请以增入谚文洪武正韵为宗肄习，从之”[40]。
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司译院都提调等认为，现今在司译院习华语者，入院不得已才学汉音。故而在司译院学华语，学十年不如到中国奉使数月。学汉音常用乡音（即朝鲜语发音），一天所学汉语还不如乡语的十分之一。这种习字与汉语的教学相分离的作法，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所以，司译院提调官等对禄官、教授、各级官员以及汉学学生，作出了入本院须用所习语言，不得用乡语的规定。其规定如下：“每至院中，一禁乡语，上而师长、僚官相与应对，下而权知、生徒招呼应诺，一用汉语。大而公事议论，小而饮食起居，一用汉语”。并令常考察，若有人用乡语，予以处罚。“初犯，附过。再犯，囚。次知一名三犯，二名四犯，三名五犯，以上移关刑曹论罪，禄官罢职，仍一年不叙前衔。权知，一年不许取才。生徒，随其所犯辄行棰楚”。[41]
司译院过分重视汉语的正确发音，在汉语教学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司译院学生过分追求汉语的正确发音只学语音，而不求理解其意。故司译院设置训导，用本国语音讲解其义理。
三、司译院“汉学”教科书
《李朝实录》、《经国大典》、《通文馆志》记载了司译院“译科”、“取才”“汉学”考试用书，这些书应是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所用教科书。但司译院“汉学”所用书籍究竟有多少尚不清楚。
（一）、司译院“译科”考试用书
朝鲜司译院选拔译官，须通过“译科”考试和取才两条途径。据郑光的研究，“译科”考试在礼曹实行，取才在司译院实行”[42]。
朝鲜时代的科举中，“译科”属于杂科。高丽时代的杂科包括“医业、卜业、地理业、明法业、明书业、三礼、三传、何论”[43]等，没有“译科”。
“译科”考试分为在京考试和乡试两种。考试又分为初试和复试。考试的形式，汉学采取“讲书、译语”两种形式。讲书有临文和背讲两种。临文是根据所学课本颂读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背讲是先背诵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译语是以汉语进行翻译。取才有临文[44]和写字两种形式。
《经国大典》记载：
“译科”初试：
【额数】汉学二十三人（应是在京考试所取人数）；司译院录名试取汉学乡试黄海道七人，平安道十五人观察使定差使员录名试取。
【讲书】汉学“四书”临文、《老乞大》、《朴通事》、《直解小学》背讲。
【译语】汉、蒙、倭、女真学并翻《经国大典》临文[45]。
“译科”复试：
【额数】汉学十三人，本曹同本院提调录名试取。
【讲书】同初试
【译语】同初试[46]
《通文馆志》记载：“汉学八册《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以上三册背讲。初用《直解小学》，中间代以《伍伦全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翻《经国大典》以上五册临讲”[47]。将这段史料记载与《经国大典》的记载相比较，除《直解小学》被《伍伦全备》替换外，其它书籍没有变化。替换的具体年代尚不清楚。《经国大典》讲书所规定的“四书”既是《通文馆志》中的《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考期与科目规定为“每三年一次考试。习汉语者，以四书、小学、吏文[48]、汉语皆通者为第一科，与正七品出身。通四书之半及小学、汉语者为第二科，与正八品出身。止通小学、汉语者为第三科，与正九品出身”[49]。可见，司译院“译科”汉学考试用书中，“四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二）、司译院“取才”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汉学’五册。甲、丙、戊、庚、壬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备》背讲。《论语》临讲。《书传》、《通鉴》临讲。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备》第三，《中庸》、《诗传》、《通鉴》。乙、丁、巳、辛、癸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备》第四，《孟子》、《书传》、《通鉴》。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备》第一，《大学》、《诗传》、《通鉴》。‘汉学’取七人”[50]。这段史料证明，司译院“取才”“汉学”考试，与“译科”考试不同，规定不同季节或不同年份“四书”选其一作为考试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在“院试”考完之后进行。《通文馆志》记载：“嘉靖癸丑（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本院草记与华人交接之间，语言最先，文字居次，除常时所读书备数考讲，每二人作耦讲论华语，谓之院试”[51]。规定“院试得一分半以上者，许赴诸取才。而取才分数同者，以院试分数为先叙用。出受教辑录”。
[1]刀江书院，1940版，第556－580页。
[2]《朝鲜的日、汉、满、蒙语读本》，《东洋学报》第4卷第2号，1914年，第244－266页。
[3]汉城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第94－107页。
[4]《老乞大》载于元代汉语本《老乞大》，韩国，庆北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
[5]《朴通事》（上、中、下），国语国文学资料集第4辑，韩国，庆北大学院国语国文学研究室。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 9本上册，1957年，第197－208页。
[7]《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5－60页。
[8]《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3－130页。
[9]《东洋学报》，第83卷，2001年6月，第101－130页。
[10]《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21期，日本株式会社好文出版，2002年3月，第268－272页。
[11]《经国大典》卷1，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10月，第79页。
[12]《通文馆志》卷1，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3]注：康熙丁未（康熙六年，1667）即是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结束的年代。
[14]《高丽史》，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一年（1908）版，卷76，《百官志》。第2册，第563页。
[15]《李朝实录》卷4，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版，太祖二年九月辛酉条。
[1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7]《高丽史》卷77，《百官志》。第2册，第572页。关于“十学”《高丽史》只简单记载：“恭让王元年置十学，教授官分隶，礼学于成均馆；药学于典仪寺；兵学于军侯所；律学于典法；字学于典校寺；医学于典医寺；风水阴阳学于书云观；吏学于司译院”。这里只提到8个，其余2个应是乐学和译学。
[18]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19]郑光《译学书研究的诸问题——以朝鲜司译院倭学书为中心》，《朝鲜学报》170辑，1999年，第30页。
[20]小仓进平增订《朝鲜语学史》，第3页。
[21]小仓进平《朝鲜的契丹及女真语学》，《历史地理》第29卷，第5号，1917年，第564页。
[22]《李朝实录》卷28，太宗十四年十月丙申条。
[23]《李朝实录》卷33，世宗八年九月壬子条。
[24]慎懋赏《四夷广记》，收于《玄览堂丛书续集》，第88册。
[25]《译科榜目》，奎章阁本。
[26]《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27]《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职条，第82－83页。
[28]《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0－242页。
[29]“外方”应指京师以外的地方，其所属范围、及其与“各道”之间有何关系，尙有待于研究。
[30]《李朝实录》，《成宗实录》卷98，成宗九年十一月戊寅条。
[31]注：外方生徒是指在京生徒之外，在地方上的生徒。
[32]《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3－244页。
[33]《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原籍条，第11页。
[34] 董明《明代朝鲜人的汉语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85页。
[35]《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司译院条，第83页。
[3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第7页。
[37]《经国大典》卷1，吏典，条，第83页。
[38]《通文馆志》卷1，沿革，外任条，第8页。
[39]《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62，世宗十五年十二月壬戌条
[40]《李朝实录》，《世祖实录》卷3，世祖二年四月戊申条
[41]《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95，世宗二十四年二月己巳条。
[42]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43]（韩国）李成茂著张琏瑰译《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44]注：“临文”的形式尚不清楚，有待于考证。
[45]《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初试条，第215－217页。
[46]《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复试条，第218页。
[47]《通文馆志》卷2，科举条，第14页。
[48]“吏文”，是指鲜对中国的外交文书中所用的汉文。
[49]《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50]《通文馆志》卷2，劝奖，禄取才条，第16页。
[51]《通文馆志》卷2，劝奖，院试条，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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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鹤林玉露》的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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