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安妮·勃朗特（1820-1840）分别活了39岁、30岁、29岁，三姐妹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成就，在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传为佳话，她们的生活环境离群索居，她们的生命历程短暂坎坷，但就是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她们创作出个性鲜明的文学珍品，引起后世读者连绵不绝的兴趣。
夏洛蒂·勃朗特在三姐妹中最有名气，她的代表作《简·爱》是一部成长小说，讲述女主人公简·爱自立自强的生活经历，小说具有自传性质，夏洛蒂把姐妹们在寄宿学校里的悲惨遭遇、求职谋生时的辛酸记忆，自己苦涩的恋爱心境都写入小说，但它又不是真正的自传，如果我们为它加一个副标题的话，那就是夏洛蒂的诗意人生，或夏洛蒂想象生活，在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她愿意以怎样的方式恋爱，她可能爱上什么人，是她关于爱情的幻想的结晶，是一个激情的梦，这样的激情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但它确实很美，很有感染力。
1855年2月，夏洛蒂正值声名鼎盛之际逝世，在英国国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深切的哀悼。赞誉之声海潮般从四面八方涌向荒原中的牧师住宅，给悲伤的父亲和丈夫多少带来些许安慰。但有关这位作家本人的生平事迹，报道颇多讹传不实，于是她的父亲决心请人为女儿撰写一部权威性的生平传略，他选中了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为传记执笔人，因为她是夏洛蒂的好友，又是一位与夏洛蒂齐名的女作家。其结果，便是《夏洛蒂·勃朗特传》（1857）这部名著的问世。盖斯凯尔夫人曾说，我用我的全部力量，让每一行字都服务于一个伟大目标，让人们这样认识和评价她：她以一颗勇敢和诚实的心度过了那么可怕的一生。盖斯凯尔夫人和夏洛蒂的友谊是文学史上一段佳话，夏洛蒂一生备尝坎坷、艰辛、孤独和痛苦，盖斯凯尔夫人却是一个小康之家幸福的妻子和母亲。她们虽境遇迥异，但思想和气质的接近使她们肝胆相照，只可惜这美好的友谊之花尚在蓓蕾初放时就被死亡斩断。但盖斯凯尔夫人是一位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不论是阐释背后的实情还是阐释本身都易受到挑战。事实告诉我们，盖斯凯尔夫人所知道的要多于她所写的，她隐瞒了夏洛蒂性格和生活中的许多缺点和问题，比如缺少宽容、专断，她爱上了她就读学校的校长，一位有妇之夫，还写过四封充满激情的信。盖斯凯尔夫人读过这些信。信的内容和流露的炽热感情可能使她感到震惊，但为了维护朋友的声誉，她在传记里隐而不提，只从信中摘引了几句一般表示敬意的话。但是到了1913年，《泰晤士报》爆出冷门，发表了夏洛蒂致埃热先生的四封“情书”，这是其中的一段：“我坦白地告诉你，我现在尽力忘掉你，因为怀念一个你非常敬仰但又认为不复得见的人，是太令人伤神了。当一个人受到这种焦虑的煎熬达一两年之后，他会愿意做任何事情重获心灵的宁静。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我曾试图找事做；我克制自己，完全抛弃从谈论你中得到的乐趣——哪怕是对艾米莉也不谈及你……”[1]
四封信书写的时间前后达一年多，关于夏洛蒂感情的性质，有多种说法。杨静远在《夏洛蒂·勃朗特书信》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从仅存的四封信来判断，她的感情确已超出一个学生对恩师的爱戴。但是若断言她对一个有妇之夫存有非份之想，那却与夏洛蒂整个的为人、信念和行事不相符，绝无可能。看来，她的感情有可能是一种介于师生情和两性爱之间的难以界定的恋情。它确乎有点超出世所公认的礼法常规，但断然不会越轨逾矩。”[2]但笔者认为杨静远似乎有点替夏洛蒂打保票的嫌疑。“好作家常常是不道德的。”[3]或者可以这样说：“艺术家不必是道德上值得软佩的人。要紧的只是他们创造出伟大的艺术来。”[4]与夏洛蒂同时期仅比她小3岁的著名女作家乔治·爱略特（1819-1880）不就同有妇之夫著名文学评论家乔治·亨·刘易斯一起出走，建立共同的生活吗？但谁又能否认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不是英国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呢？实际上从四封信保存下来的经过，可见某些端倪。原来，埃热先生读完信，就撕碎扔在纸篓里。细心的埃热夫人拾了起来，拼好，用针线缝起来，裱糊平整，收藏起来以待必要时拿出来作为物证，证明埃热的清白。但她在世时没有把它们公开，直到1913年，直接有关的人都已作古，埃热夫人的儿子才把它们作为文物捐赠给不列颠博物馆。很显然，埃热作为已婚男人过得很幸福，夏洛蒂的爱情从未得到他的回报。于是，这种对相互爱慕的浪漫爱情的强烈渴望在《简·爱》中得到了展现，所以我们认为《简·爱》是一个女人以她所有的激情写成了爱情故事，而她自己不能与她所爱的男人共享情感和两性结合的快乐。当夏洛蒂在最后一章的开头写下这句现已家喻户晓的话语：“读者啊，我和他结了婚。”[5]“她对埃热先生的没有回应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爱情终于在小说中结出了果实。”[6]
作为自传体小说的《简·爱》与同样是自传体小说的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有所不同。我们知道，高尔基青少年时期充满磨难的经历，通过他的自传三部曲已广为人所知。书中的主人公阿辽沙就是作家本人，描写的事件是作家的亲身经历，其灵魂是作家的心路历程。以至于当高尔基功成名就后，有人问他过去的经历时，高尔基让他直接去读自传三部曲，他的自传小说有历史文献的作用。夏洛蒂的《简·爱》却不是这类自传小说，举例来说，夏洛蒂和艾米莉先后去一个牧女子学校就读，后来，夏洛蒂《简·爱》中借劳渥德学校追述了这段经历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夸大。她的描写受到了某些责难，这个题目也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但人们一致认为，在勃朗特姐妹就读的那些月份里，这所学校管理不善，女孩子们身体很坏。不论夏洛蒂的小说里多少夸张，那都是来自一个极其聪慧而热情的孩子敏锐易感的心理，因为她亲眼看到她的同伴病倒死去，这段经历在夏洛蒂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创伤。
同样，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去解释《简·爱》，《简·爱》有夏洛蒂的感受和体验，有她的经历与思考，有她的幻想与希望，甚至
也可以说有她的自我反省。弗洛伊德把文学视为被压抑愿望的满足，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某些不能直接实现或实现不了的愿望。在《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弗洛伊德指出：“我们可以肯定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7]在弗洛德心目中，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人们通过幻想来满足在现实世界中不时碰壁的“本我”，这仍是“本我”在按“快乐原则”行事。而一个作家的创作活动就是某种程度的幻想，一种与现实相对立的幻想。但在创作活动中，作家把自己心目中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幻想进行包装，改头换面，使其以可人的面目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弗洛伊德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本身实际上是令人悲痛的，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上演时，它们却能变成听众和观众的快感的源泉。”[8]西方诗人云“愤怒出诗人”，韩愈也说“不平则鸣”，这些话都暗含了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也由于这一原因，鲁迅把自己在北京女师大所开的文学课题名为“苦闷的象征”。我们同样可以把《简·爱》看作是夏洛蒂的“苦闷的象征”，只是有时简·爱与夏洛蒂重叠起来，使我们忘了诗意的人生、幻想的人生毕竟与真实的人生相去甚远。
注释：
[1]转引自简·奥尼尔：《勃朗特姐妹的世界——她们的生平、时代与作品》，叶婉华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71-72页。
[2]《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杨静远译，前言，三联书店，1992年，第9-10页。
[3]毕飞宇：《好作家常常是不道德的》，《向匠人致敬：译林书评精远》，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6页。
[4]库切：《青春》，王家湘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5]夏洛蒂·勃朗特：《简·爱》，凌云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539页。
[6]简·奥尼尔：《勃朗特姐妹的世界——她们的生平、时代与作品》，叶婉华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7][8]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31-32、30页。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