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笨花》是铁凝重要的长篇作品之一，小说中，让人印象突出的是作者独特的历史叙述方式，小说把“历史”作为一种底色，它的在场既不承担认知的义务，也不是某种单纯的道德叙述，而只是一种普通乡村生活的背景。小说从民间的视角叙述“历史”，“历史”给笨花村提供了一个生活的舞台，“历史”给笨花人提供着生存的根基，但这里的“历史”却不承载任何意义，他只作为一种背景，见证者笨花人本色的生活和生活中人的精神气质。
关键词：笨花；历史叙述；民间视角；世俗生活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2-0000-01
在中国现当代的小说中（尤其是长篇小说）对“历史”的叙述方式可谓纷繁多样，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目，建国初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寻根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等，这些小说的文本中都包蕴了以不同方式叙述的不同内容的“历史”形态，而掩盖于小说文本中的形态各异的“历史”一方面表现出不同文本的审美意义、不同作家历史观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建够构起无数经典性的文学精品，铁凝的《笨花》也以其独特的历史叙述向经典的“历史”书写发起了一次有力的挑战，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书写历史的可能。
《笨花》这篇小说以一个冀中平原的小村子——笨花村为视角展示了从清末民初一直到抗战时期的这段历史。可以说这个阶段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动荡混乱的时期，而作者却把这么动乱的一段历史杂糅到一个中国最平常村子的日常生活中去，表现出相当平常温和的基调，和以往小说的历史书写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以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来理解历史，并以重新构设历史真实来满足政治教化的需求为创作目标，这种方式的历史叙述是具有鲜明的历史本质主义的，是作家主观去建构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所期待的并具有特定意义的历史文本。而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等的出现也并没有完全改变十七年小说的历史叙述方式，虽然在这些小说中个人化的叙述获得了一些合法的权利，但仍然延续着革命历史小说宏大叙述的模式，“历史”在小说中仍然被赋予了一套完整的意义。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出现看似打破了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它以“纪实和虚构”、“反讽”、“戏访”等后现代性的方式解构了过去小说中历史的正义性、神圣性，但解构本身就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建构，新历史主义小说家认为“历史的真实应该是意义的真实，而走进历史深处的目的正是为了意义”①。新历史主义小说在消解革命历史小说中“历史”文本意义的同时建构了一套具有新的意义的历史文本，这样一来，新历史主义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中“历史”所担任的功能是相同的，虽然形式不同，“历史”所承载的意义各异，但是从根本上说在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历史”都是被“本质主义”化了的历史。
而在小说《笨花》中，“历史”成为了一种底色，它的在场不是承担认知的义务，也不是某种单纯的道德叙述，而仅仅是一种普通乡村生活的背景，小说从民间的视角叙述“历史”，“历史”给笨花村提供了一个生活的舞台，各色故事在这里展开，“历史”给笨花人提供着生存的根基和依托，他们的生活命运因此发生改变，但这里的“历史”却不承载任何意义，它只是一种背景，而在这背景下展开的本色生活和生活中人的精神气质才是作者突出强调的，小说的开头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笨花村的日常生活景象：吃晚饭，院子的形状，驴打滚，鸡蛋换葱，卖烧饼的，卖酥鱼的，作者给我们描述了笨花村舒缓而平静的生活，而这种对生活日常性的描述也贯穿了整个小说，无论历史发生了怎样的动荡，但笨花村的人们还在过着他们的日子，西贝小治的打兔子在继续，梅阁仍旧坚定的信教，种花、掐花、摘花、拾花不曾间断，女人们照旧钻窝棚，糖担儿还是卖他的货，这种乡村生活日常性的描写还原了“历史”的本色，展现出民间生活的原生态面貌。
而这种原生态的民间生活可以说是笨花村人自己的历史，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运行的笨花村人的“小历史”，“小历史”的运行突显出了一份朴素的道德秩序，笨花村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坚守着这份道德秩序，向家三代人面临历史所做出的选择恰好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向喜身在乱世中间，面临着多种选择和判断，他本可以顺势向上爬得更高，但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做人原则——忠诚、与人为善、重情重义，他宁愿放弃权力财富也不违背自己的道德操守；向喜的儿女向文成、取灯、文麒、文麟，孙子武备、有备则以不同形式勇敢的参加了抗日战争；向家这三代人生活的背景、性格以及个人处境都大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坚守维护着正义、善良、忠诚这些基本的道德秩序，当然不只是向家人，笨花村的大部分人的内心都怀有着这样朴素的道德情怀，瞎话尽管平时“瞎话联篇”，但一旦面对日本人他就表现出了充分的机智和勇敢；“走动”以前光是为了女人而走动，而国难当头，他就义无返顾的为抗日而奔走；就连那个“总在夜里游走”的“糖担儿”也毫不含糊的为村人敲锣报信。透过这些朴素平凡的笨花人的“世俗生活”，我们发现了笨花村“小历史”的运行秩序，也看到了大历史的最终走向——正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笨花》中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也体现出了对以往小说历史叙述的颠覆和挑战，向喜这样的风云人物没有悲壮的牺牲，反而死在了粪池里，取灯这位抗日女战士竟被日本人糟蹋后杀死，而日本兵松山槐多对中国人表现出了充分的友好，最终居然为了中国人民而被日本兵乱枪打死，那个来自瑞典的牧师山牧仁不单单是关心教会的信徒，对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命运也表现出充分的关注和同情，历史除了必然性还有着多种可能性和偶然性，《笨花》尽可能的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去建构一个“意义”的历史，因此，抗日
战士的死可以不壮烈，而“敌人”也有可能成为朋友。
《笨花》中的历史叙述提供了一种新的书写历史的可能，“历史”在这篇小说中褪去了昔日浓厚的理性色彩，从容平静的为一个中国普通村落的“世俗生活”做陪衬，《笨花》中“历史”的在场不是为了宣扬某种即定的意义，只是想还原那个特定时期平常人的生活“原貌”，《笨花》中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是“生活”的“历史”，也是真正的“历史”。
注解：
① 雷世文：《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哲学建构》，《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冬之卷，第173页。
参考文献：
［1］ 贺绍俊.铁凝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雷世文.《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哲学建构》［J］.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冬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