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计春和高加林分别是张恨水《现代青年》和路遥《人生》中的主人公，他们作为不同时代下典型的农村青年，都曾为了追求生命的质量，经历着人生的奋斗与挣扎，但是时代又赋予了人生不同的内涵，呈现着嬗变的过程。因此，本文将探寻从周计春到高加林农村青年所经历的人生嬗变及其原因。
一.对自我价值的醒悟与追寻
从周计春到高加林，中国经历了从五四启蒙运动的洗礼、新中国时期政治主导下的“集体至上”再到新时期的思想解放。社会转型期与人生转型期的碰撞，使得农村青年他们的人生激荡更加明显，他们的个人觉醒也更有冲击力。他们敢于违背祖辈的生活意志，试图改变命运，正是由于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现了“自我”和“自我价值”，经历着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觉醒”。
周计春作为相对传统的环境下成长的农村青年，他的觉醒是初步的非显性的。他虽是农家子弟，却因聪颖好学，得以考进城市，接受了更为开明的新思想的洗礼。城乡之间的差距，孔令仪等上流人士所拥有的“现代生活”与周计春的父辈们所秉承的传统生活的鲜明对比，激起了周计春对于命运的主宰意识。他为自己的农民身份感到自卑，对于孔令仪这类摩登青年与自己结交而感到欣喜若狂，继而努力地靠着裙带关系挤进所谓的上流社会，获得物质上的享乐。周计春在意识里渴望脱离农村、走向城市，这是对祖辈的传统生活意志的突破，是自我价值觉醒的表现，但是他对于人生的追求层次更多的还只是物质上的满足，在精神上他仍处于极度迷茫和空虚的状态。他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往往以他人眼中的“潮流”为标准，想要成为一名“现代青年”，却最终走向了堕落的深渊。因此，周计春有改变命运的觉醒意识，但是，他对于自我价值的界定仍是肤浅的、不明确的。
而到了高加林这一代，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独立、统一的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这种激荡的变化也引起了农村青年对于自我的人生道路的艰难抉择。对于高加林来说，他有着明显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并能够坚定不移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目标。他生长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他接受的现代教育“已经把他身上的泥土味冲洗得差不多了”，他极力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高加林面临的现实背景是复杂的。一方面，阶级、集体的思想笼罩着他，要想意识到自我奋斗已经不容易。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农业文明社会中思想观念控制他，使他的自我奋斗举步维艰。他看到了自己所处环境的落后、愚昧，不愿意一辈子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正如以农民的身份卖蒸馍简直是要了他的命，而到县文化馆里像个知识分子读书又使他浑身通畅。“卫生革命”事件重新燃起了过去向往和追求的意念。高加林的“自我意识”是明显的，这源于他对于自我价值的深刻醒悟和追寻，因此他对城市的渴望不会因身边人和命运的阻挠而熄灭。马德俊曾说“高加林有文化，对理想有执著的追求，并要求社会对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承认。……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盲目性，使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还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来引导，只是凭着一个青年人的热情去寻求和建设自己的生活。这就必然造成他存在着较强的虚荣心、个人主义，脱离群众等弱点，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加林的觉醒是深层次的，他对于自我价值的追求更多的体现在精神层次的追求，包括对尊严、理想的追求。
二.身份认同的游离与定位
有学者这样说过：“在更广泛的含义上，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欢悦并存的主体体验。”
埃里克森进而认为每个个体的身份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每个个体在成长的不同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精神危机以及解决这些危机的心理过程，而这些危机又与外在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复杂的关系。
农村青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尤其是从农村出来的有文化的青年，他们往往处于知识分子加农民的多重人格的分裂状态，他们为生存找到精神的依靠和身份的认同。从周计春企图从底层阶级跨越到上流社会，到新中国时期农村青年服从命运安排而被困于土地，再到刚刚感受到自由空气的改革开放初，高加林渴望摆脱现状的束缚，试图在新的天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农村青年在质疑、服从到反抗的游离中渴求着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周计春在接触上流社会的过程中，对上层社会的态度由最初的痛恨到主动地融入，当他对所谓的摩登生活望而不得时，他便瞧不起这些上流人士，然而，这种生活的大门向他敞开的时候，在一群“现代青年”的引导下，他开始憧憬并渴望融入上流社会。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试图斩断一切有关他身为农民的事实，从而实现挤进上流社会的美梦。他是在无意识中逐渐丧失自我进而被同化了。
而到了高加林，他在摆脱自己农民身份的同时，并没有完全丧失了自我，在往上爬的同时，他始终敏感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他虽痛恨身为农民的事实，但是在情感上并不排斥农民本身，也决不允许别人随意践踏农民这一身份。这从深层次上来讲，痛恨身为农民的事实源于他对于既有命运的反抗，但是他在情感上对这一身份又有着深刻的认知。因此，高加林的内心要经历着更为复杂的斗争。
三.从物质到精神的启蒙升华
“时代是产生人物的土壤，社会的发展变化铸造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受时代以及各自生活环境的影响，农村青年以一种特殊的社会载体的身份出现，将一种从物质到精神的启蒙升华演绎了一次。
周计春虽有着个人觉醒的一面，但是他的追求仍停留在物质层面上的享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如火如荼地冲击着中国落后的小农经济，而且，辛亥革命又加深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的程度，此时“离村”现象凸起，尤其是像周计春一样的农村青年知识分子，更加迫切地想要离开土地，改变自己的地位，从而跻身于上层社会。周计春代表的是一种较为急进的力量，在不成熟的价值方向的引导下，追求的更多的是物质层
面的享乐。
周计春处于人生的迷茫阶段，而个人意志的不坚定造成追求上的盲目性。小资情调的摩登生活，在当时是人人追逐的“潮流”，他就想当然地将其作为自己的理想，而为了获得这种生活，他抛弃尊严攀附富家千金孔令仪，走上了堕落的人生之路。
而到了高加林这一代，“……城乡交往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这些已经经过几十年沉淀的城乡文明冲突，塑造了具有更高觉醒的一代农村青年。高加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理想冲破了物质层面的追求，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充实。他没有为了获得所谓的物质享乐而卑躬屈膝，放弃尊严和价值，在他看来这远比金钱、地位更重要。
高加林的自尊心使他不甘心只做一名平凡的农民，在农村发起的卫生革命，就是他试图以科学观念冲击乡村观念，从而塑造自己在宗族和乡村中的话语权的地位。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却抵不上权威人物高明楼的一句话。高加林在愚昧古朴的农村无法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使他重燃起对城市的渴望，而进一步坚定他进入城市的决心则是城里人对他精神上的羞辱，他悲愤地发出呼号：“我非要来到这里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因此，进入城市对他而言，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超越，更是他在精神上对自我尊严、价值和能力的证明。
从周计春到高加林，我们看到农村青年的人生嬗变，即对自我价值的醒悟到追寻、自我身份认同的游离与定位，追求层次也经历着从物质到精神的启蒙升华。农村青年在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中，书写着自我的命运和坚忍，不断地调整自我与社会的距离，从而追逐人生质与量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张恨水：《现代青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路遥：《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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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丽军：《想象农民：乡土中国现代化语境下对农民的思想认知与审美显现（1895--1949）》，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8]陶佳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