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赛金花是中国晚清民初史上一位影响颇具争议的女性，她的一生不仅是自身悲剧命运的反映，而且是中国近代社会屈辱历史的缩影。赛金花，本名赵彩云，安徽徽州人。其早年因以“状元夫人”的身份随其夫洪钧出使欧洲德、俄、奥、荷四国而闻名，更因庚子年间其在北京八国联军入侵之时救国救民的事迹而获得“赛二爷”的尊称。从晚清直到现在，对赛金花的研究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从未间断，但多数是国人对赛氏人生进行的描写。在众多以赛金花为题材的创作中，瑞士华裔作家赵淑侠女士创作的小说《赛金花》，从一个具有海外漂泊情怀的女性作家的视角出发，对赛金花颇具争议的一生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赛金花作为一个在正史与野史之间徘徊的女性，其早年以“状元夫人”的身份随夫出使，在欧洲各国的经历是其引起当时社会普遍注意的主要经历之一，对这一时期赛氏生活的描写也是其人生发展的重要一环。
二
在赵淑侠笔下，赛金花的人生发展中，其生命总是交织在多种身份的变换中，在其作为女性角色来描写时，焦点多集中在她最辉煌的名妓角色上。然而，她的另一种身份同样值得思考，这一身份就是“妾”（状元洪钧之妾）。妾，最早指“被剃了头发、受了黥形的女奴，她们既要充当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又会成为奴隶主的泄欲工具……成为奴隶主的一种比正式妻子地位低贱而又与一般女奴有别的性偶伴。后来，妾不一定来自女奴，而是正妻以外的众妻的俗称，以表示与正妻有别”①。中国封建社会自古以来便将妻与妾之间的区别划分得细致严格，贵妻贱妾，从日常生活的称谓尊卑，到家庭生活的衣食住行，甚至妻与妾生育的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分别。对于妓女来说，“从良为妻妾。这是妓女生涯的最佳结局”②。妓女想要获得这一“最佳结局”，首先取决于男人对其的偏爱程度，而这种男人的偏爱则多半取决于妓女的色貌才情，即使男人对其偏爱异常，大多数妓女在从良后仍然只能为人妾侍，鲜有为妻者。笔者认为，赛金花早年的人生发展“幼年沦为娼妓——嫁与状元洪钧，出使四国——洪钧去世，重堕娼门”正是其身为“妾”之身份的人生写照，由妓到妾、由妾至妻，转而再以妻、妾、妓的次序“重堕娼门”。在华裔作家赵淑侠的笔下，赛金花这一时期的悲剧命运便以“妾”为起始而展开。
赛金花早年的经历较于一般妓女而言颇为特殊，而这种特殊性就表现在其嫁与洪钧为妾，并随夫出使欧洲的经历上。“妾”这一身份是赛金花人生里第一个由悲入喜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她的身份是卑贱的妓女，在此之后的一段有限的时间里，她的身份又不断游移在妻与妾的角色互换中。赵淑侠抓住赛氏早年以“妾”这一身份为人生转折点的重要性，在行文中为突出这一身份的特殊，刻意将迎娶一节放置在小说开篇，而以金花在迎娶途中的回忆来讲述其幼年由雏妓至妓女的发展过程。这种插叙的手法突出了其“妾”身份在妓女与妻之间的中介作用。在刘半农《赛金花本事》的记述中，赛氏自称幼年是被诱而入妓家，她“心里只知道这是玩，那晓得原来这是她们假词游逛，骗我到花船上‘出条子’”。然而，在赵淑侠笔下，作者并未按照赛氏自述的经历来叙写其早期的妓女生涯，赛氏在这里不再是被诱入妓家，而是迫于生活的无奈而自愿进入其中。作者在描写赛氏幼年初入妓家的心理时，并未按照诱拐、逼迫等而堕入青楼的女性的传统意识来写，而是以一种“可以创造新前途”的心理为此后赛氏思想上的变化做铺垫，同时也改写了此前文学书写中认为赛氏幼年沦为妓女是其悲剧命运的起始，从而为这悲剧人生的开始时期增添了些许“虚幻的喜气”。
在对赛氏“妾”身份之前的妓女生涯的渐进描写中，此时的赛氏已经意识到作为妓女只不过是在出卖自己的青春，“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要在自己色衰之前找到出路，最佳的选择就是从良为妾，因此嫁与状元洪钧为妾便是其摆脱妓女身份的最理想的归宿，由此，她完成了由妓女向妾身份的转变，正式踏入了其身为“妾”身份的人生历程中。
赛金花以“妾”为身份的生活，实际上是在妾与妻身份之间转换的过程。她入洪府为妾，从迎娶之日到被逐出之时，处处受限于洪钧之妻何氏，只有在随夫出访欧洲的短暂经历中享受到了作为洪钧之“妻”的荣耀，而这份荣耀感的来源亦并非是自己的祖国和同胞，而是来自异国朋友的理解和称赞。即“嫁与洪钧前（妓）—初入洪府时期（妾）—随洪出访欧洲时期（‘妻’）—访归后洪府之生活（妾）—逐出洪府（妓）”。可以看出，赛金花在初入洪府时期与洪钧一起的生活，表面上看来是其脱离妓家成为良民的幸福生活，然而在这个所谓“家”的小群体中，她作为“妾”仍然处于最底层，是家中的贱者。与其相对的便是洪钧正妻何氏这一人物。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身为贤妻“最大的美德便是帮助丈夫纳妾”③，而何氏不仅帮助丈夫纳妾，还以高于社会一般礼俗的方式为丈夫迎娶妾侍。同时，赵淑侠也以平实的笔触道出了赛氏悲哀的妾侍生活：“家务、佣人，由夫人直接指挥，亲戚朋友们的女眷上门，也是夫人亲自接待，她和扬州姨奶奶最多低声下气地见个礼，平起平坐地谈谈聊聊是轮不到的，她很明白自身的地位，也并没奢想板起脸来做人家，更不敢与正夫人一争长短。”④
在这样的家庭中，赛金花只能低贱地活着，屈服于洪钧正妻的威严，然而不同于在洪府生活的卑贱情形，赛氏随夫出使欧洲时期却是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身为“妻”的高贵和尊严，从踏上赴欧轮船“萨克森号”的那一刻，赛氏就开始了其作为“公使夫人”的生活。这段短暂的“正妻”生活，也是赛氏早年生活中唯一感到有做人的尊严的时期，她“觉得日子比在国内可爱了不知多少倍。长了这么大，她还是初次体会到低微如她的人也会受到尊敬也可以有尊严，而这一点她在自己的国家里永远得不到的，是洋人
给她的”⑤。不仅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这里体现出来，对于女性意识的书写也正是赵淑侠这部小说立意的关键。作者刻意将国人和洋人对赛金花的不同态度刻画的差距明显，特别是洋人以“公使夫人”这一尊称来称呼赛氏。赛金花在国内被视为低贱的“妾”身份，在旅欧期间则被洋人视为高贵典雅的洪钧之“妻”，正如赵淑侠在小说中的描写：“洋人只承认一个妻子，现在她是独当一面、众所公认的洪公使夫人，从馆里最老派的官员到男女佣人，谁不叫她一声‘太太’或‘奶奶’把在国内时的‘新太太’、‘姨奶奶’称呼上的‘新’‘姨’两个字都给去掉了。这种情况，是她们这种做偏房的女人一生一世也求不到的。”⑥在随夫出使欧洲四国的这段短暂的经历中，赛氏经历了其作为“女性角色”时期最荣耀的时光，在他人的尊敬和艳羡中度过了其短暂的“正妻”生涯。
然而，赛氏随夫访归后在洪府的生活仍然无法摆脱其低贱的“妾”身份，这种情况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洪妻何氏将赛金花旅欧期间生育的女儿德宫强夺为己有，正如小说中的描写：“管理家务的大权照例在洪夫人手里，德宫的饮食起居，也由洪夫人直接关照阿祝和奶妈料理。不满两岁的德宫，口口声声叫洪夫人为‘妈妈’，叫自己为‘姨娘’，如果姨娘想跟孩子亲近亲近，洪夫人便会找个名目命人把孩子抱开。”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妻强夺妾侍所生子女的情况极多，而这种情况多出于对子女教育问题的考虑。由于妻的出身普遍高于妾侍，而妾侍大多出身低微，因此妻相较于妾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多，从而能更好地教育子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正妻强夺妾侍所生子女为己抚养的事例颇多，赛金花作为妓女出身的妾侍，其所生子女由正妻抚养的情况，也属平常。
三
综上所述，赛金花早年与洪钧的生活经历了“妓—妾—妻—妾—妓”的循环，其由妓到妾，经历了短暂的“妻”生活（随夫出使时期）的荣耀之后，又由妾身份跌入妓家。值得注意的是，其身为“妻”身份时，她的这种身份的肯定并非是由祖国和同胞赋予的，而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洋人给予的，是对其的一种肯定和尊重。可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妾”这一身份的人群不仅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在社会人士的普遍价值观中，更是没有尊严的人群，即使某些身为妾侍的女人才识过人，仍然难逃社会的谴责和鄙夷，而赛金花正是这一群体形象的代表。
注释：
①王绍玺.小妾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4.
②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69.
③程郁.纳妾：死而不僵的陋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1.
④⑤⑥⑦赵淑侠，赛金花.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34、67-68、81、168.
参考文献：
[1]Paola Zamperini.Lost Bodies：Prostitution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Fiction[M].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2010.
[2]Keith McMahon，Polygamy and Sublime Passion：Sexuality in China on the Verge of Modernity[M].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
[3]赵淑侠.赛金花[M].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10，第1版.
[4]程郁.纳妾：死而不僵的陋习[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第1版.
[5]王绍玺.小妾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8，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