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运乾（1884-1945），字星笠，湖南益阳县桃花江人（今属益阳市桃江县），历任国立东北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国文系教授，先后讲授过声韵学、文字学和《尚书》、《三礼》、《春秋》等经学课程，留下一批讲义，其中部分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当时各种报刊上，获得学界好评，尤以精通声韵学而蜚声一时。曾运乾“于学无所不窥，上自群经、子、史，旁逮天算、乐律，靡不通晓，非徒以声韵名家也”
张舜徽：《湘贤亲炙录》，《旧学辑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2页。，实际上在经学研究领域也有突出的成就。当他病逝时，杨树达即认为“湘中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星笠一人而已”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5页。，陈鼎忠后来也在挽联中感慨“湘中失第一经师，海内断千秋绝业”
陈鼎忠：《曾运乾传》，《尊闻室賸稿》，中华书局1997年，第972页。。然而，学术界较多关注曾运乾的声韵学成就，对他的经学研究不太留意
研究曾运乾声韵学成就的论文，代表性的有：林炯阳《论曾运乾〈切韵〉五十一纽说》，《东吴文史学报》第5期（1986年8月出版），后收入《林炯阳教授论学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第99-116页；伏俊连《曾运乾先生对中国声韵学的杰出贡献》，《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6期；郭晋稀《〈音韵学讲义〉前言》，中华书局1996年，卷首第1-11页；时建国《曾运乾的〈切韵〉五十一纽说》，《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5期；时建国《曾运乾古韵三十部说略》，《古汉语研究》2009年2期；陈新雄《曾运乾之古音学》，《中国语文》2000年5期；林焘《曾运乾的古音研究》，《中国语音学史》，语文出版社2010年，第297-299页。对曾运乾《尚书正读》作研究的论文，仅见陈恒嵩《曾运乾〈尚书正读〉述论》，提交“变动时代的经学与经学家”第八次学术研讨会，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主办，2010年11月；陈志萍《曾运乾〈尚书正读〉“倒语”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李斌、陈志萍《曾运乾〈尚书正读〉语序观刍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期。 。有鉴于此，本文专就曾运乾研究《尚书》、《诗经》与《春秋》的成果略作述评，藉以发潜德之幽光，张湘学之异彩。
一 《尚书正读》述评
《尚书正读》是曾运乾在中山大学讲授《尚书》课程时所编讲义，成稿于1936年，曾寄请杨树达作序，后来又经石印，用作湖南大学的讲义
今湖南省图书馆藏有《尚书正读》稿本3册及湖南大学石印本2册。。据说因为顾颉刚推荐，中华书局加以整理，添加句读，1964年正式出版，从此流传于世
《尚书正读》主要是对今文28篇作笺注、解释，通常先对句中个别疑难字词作训释，对有争议的语句作句读，然后阐释全句或整段经文，或者直接加以翻译，最终目的是帮助读者了解经文大义。例如，《皋陶谟》开篇说：“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曾运乾正读如下：“‘曰若稽古’四字句绝，‘皋陶’下属为句。曰者，《史记》言‘帝舜朝，禹、伯益、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是也。……允，信也。迪，蹈也。德者，《管子·心术》篇云：‘德者道之舍。’舍，谓得于心也。弼，辅也。谐，和也。言信由其德，则谟明而弼谐矣。俞，然也。如何，询其详也，《论衡·问孔》篇云‘皋陶陈道帝舜之前，浅略未极。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是也。都，於也，叹词。修，治也。永，久也。‘慎厥身’句绝。修思永者，言修身当思其可大可久也。惇，厚也。叙，秩叙也。庶，众。明，贤明也。励，勉。翼，辅也。言先修其身，次叙九族，又次以众贤明作辅翼，则可大可久之业也。刘逢禄云：‘《礼·大学》修齐治平，《中庸》九经之义，本诸《帝典》，此四语亦总摄之。’按：皋陶陈谟，前二语道其略，后四语道其详，其旨一也。”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中华书局1964年，第31页。曾运乾的这一番解说，有两处是对历来歧异的句读作说明，主要工作是对“允”、“迪”、“德”、“弼”、“如何”、“修思永”等重要字句各作训诂、解释，各依语境说明其意义或用法，再将“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稍加说解，将“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串在一起作浅白的翻译，最后总括全段，指出“皋陶陈谟，前二语道其略，后四语道其详，其旨一也”，揭示出皋陶前后两语的异同。全书的情形基本如此。
曾运乾在疏解文句大意外，还喜欢对《尚书》各篇从整体上区划章节，并将各节经义用简明的文字加以概括，使整篇经文层次分明，经义连贯。例如，对于篇幅甚长的《尧典》，曾运乾总共作了十次小结：从“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至“黎民于变时雍”，他下按语说“以上浑言尧之德化”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4页。；从“乃命羲和”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他说“以上治历明时”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13页。；从“帝曰畴咨若时登庸”至“九载绩用弗成”，他说“以上三询不得贤，为下文禅舜作张本”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15页。；从“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至“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他说“以上言历试诸艰”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17页。；从“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至“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他说“以上舜受尧禅”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18页。；从“在璿玑玉衡”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他
说“以上记舜摄政之大事”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22页。；在“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段下，他说“此节结束上半篇，皆尧时事”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22页。；在“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段下，他说“此节总挈下半篇，皆舜时事”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23页。；从“咨十有二牧”至“分北三苗”，他说“以上记舜命九官十二牧，无为之政，用人而已”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28页。；最后一段，他说“以上综计一生”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29页。。曾运乾先把《尧典》划分为先说尧事、后说舜事的上、下篇，再在上、下篇内各自分节，各作小结，使全篇文意显白，条理井然。根据他的分节与小结，回顾全文，发现脉络清晰，结构紧凑，自始至终豁然贯通，浑然一体，所谓“二典通为一篇，宛如后世史家合传体”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2页。，而晚出的《古文尚书孔传》将《尧典》一分为二，别出“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确是任意割裂经文，实际上并未读懂全篇。
曾运乾解读《尚书》的最大特色，是娴于语法，善审词气，往往抓住某些关键词句，分析文势，审察文理，推究文脉，窥测文情，从而凿幽抉明，昭揭底蕴，尽发前人之覆。例如，《尧典》中有一句“我其试哉”，前人多争论此句是帝尧语抑或四岳语，曾运乾却别作发明：“今按：‘试’即序文‘历试诸艰’之‘试’。‘厘降二女’，试以内治也。‘慎徽五典’至‘纳于大麓’，乃试以为臣之事也。此‘试’字直贯至‘烈风雷雨弗迷’，据此知截‘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者非也。”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16页。他接着又在“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一节下说：“以上言历试诸艰。晚出孔《传》分‘帝曰钦哉’以上为《尧典》，‘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姚方兴又增‘曰若稽古’等二十八字，均不知此文承上‘试’字来。”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一，第17页。他紧抓一个“试”字，体味文气，分析文理，不费吹灰之力，就揭示出前儒妄分《尧典》的荒谬陋妄，真可谓目光如炬。又如，《康诰》“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历来注家都忽略了“又曰”两字
按，孔颖达《尚书正义》注意到这两字，解释说：“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岂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但这一解说难慊人意。，曾运乾却细心体味出其中的意蕴，特意解释说：“又曰，书简之记识，本作‘非非汝汝封封’，如《石鼓文》‘君子员员，邋邋员斿’之比。史臣读之，作‘非汝封又曰’，实当两读‘非汝封’。因周公诰康叔时，重言‘非汝封’三字以提警之，郑重之意，形诸言表。又周公各诰多重言，如《洛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无逸》‘生则逸，生则逸’，皆一语已足，必重言者，亦郑重之意也。本文‘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必重言‘非汝封劓刵人，无或劓刵人’者，文势、文情，亦兼著焉。”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四，第163-164页。他从“又曰”两字中，发现周公诰命多重言的特点，揭明周公以重言表示郑重的用意，指出《尚书》兼著文势、文情的妙处，真让人佩服他的敏锐。再如，《洛诰》周公诰命第一句“朕复子明辟”，曾运乾解读说：“复，归也。子，子成王也。辟，君也。复子明辟者，犹言归政于尔也。此语为全篇大纲领，与后文‘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相应。篇首至‘永观朕子怀德’，皆载周公、成王关于复辟使命往来及面相酬答之辞，皆记言也。自‘戊辰，王在新邑’至末，皆载成王至洛、亲莅祭享及命周公后之礼，皆记事也。周公摄政，七年而反，见于周、秦、汉人之记载，如《逸周书》、《礼·明堂位》、《尸子》、《荀子》、《韩非子》及《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说苑》等，不一而足。即依本经论，如云‘其基作民明辟’，基者，始也、谋也，如成王夙已亲政，何言‘始谋作民明辟’乎？又云‘乃为孺子颁，朕不暇听’，颁者，赋事也，若成王夙已亲政，何言‘惟孺子颁，朕不暇听’乎？又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若本为明辟，何至是始言‘即辟于周’乎？又云‘乱为四方新辟’，若成王夙已即位，则当云‘乱为四方旧辟’矣，何言‘新辟’乎？以此决‘复子明辟’为周公归政成王也。”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五，第200页。前人将“复子明辟”的“复”字，或解为复政，或解为复命，成为争论周公是否践祚称王的焦点，曾运乾跳出本句，转从全篇入手解读此句，视之为《洛诰》“全篇大纲领”，并从篇中寻出互相呼应的语句，细味其中的语气，说明周公此处确是公开昭告归政成王，在《逸周书》、《礼·明堂位》等文献之外，以本经自相证验，辨明周公摄政称王的事实，堪称举重若轻的神来之解。
《尚书》字词艰涩，文句诘诎，虽经汉、唐、宋、清无数名家注释，仍然苦其难读，“《尚书》一经，以诘诎謷牙为病者二千年矣”
杨树达：《曾星笠〈尚书正读〉序》，《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55年，第256页。。曾运乾吸取汉儒明通训诂、宋儒善审词气的优点，利用自己精究音韵的长处，综合运用音韵、训诂、语法、修辞等知识，以简短的篇幅，将今文28篇解说得文从字顺，明白如话，一举破解千古难题，在《尚书》学史上留下惊人的业绩。杨树达曾非常形象地说，读江声、王鸣盛、孙星衍诸家《尚书》著述，“往往读一篇竟，有如闻异邦人语，
但见其唇动，闻其声响，不知其意旨终何在也”，而曾运乾作《尚书正读》，“于训诂、辞气二者，既极其精能矣，而又能以此通解全书，直不欲令其有一言之隔，读者依其训释以读经文，有如吾人读汉、唐人之诏令奏议”
杨树达：《曾星笠〈尚书正读〉序》，第256-257页。，可谓鲜明的对比。在给曾运乾作传时，杨树达又评价说：“由君《正读》以读《尚书》，有如读唐、宋人之诏令奏议，清代三百年所未有也。”
杨树达：《曾星笠传》，《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新一版，第310页。
二 《毛诗说》述评
《毛诗说》是曾运乾去世后，由受业弟子将他有关《诗经》的讲稿、批记和学生的笔记汇抄而成，后来经周秉钧整理，交岳麓书社出版，虽不是一本完整的著作，从中也可窥见他研究《诗经》的成绩。《毛诗说》的内容包括对《诗经》基本问题的论说和对《风》、《雅》、《颂》各类诗篇的解读、重要诗句的训释，以解说诗意、讲明训诂为主。《诗经》研究成果众多，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有汉代毛公《传》与郑玄《笺》，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宋代朱熹《诗集传》，清代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曾运乾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前人训解《诗经》的成果作了继承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采撷。无论是诗篇的理解还是诗句的训释，曾运乾都注意吸取前人的意见，征引所及，既有《诗序》、毛《传》、郑《笺》、孔《疏》中的成说，也有朱熹、胡承珙、马瑞辰、陈奂、戴震、王念孙、王引之、魏源、王先谦诸先儒及同时学者如杨树达等人的新见，其中撷取朱熹、胡承珙、马瑞辰、王先谦四家之说尤多。因此，《毛诗说》将历代解《诗》的精华汇集在一起，提供了十分丰富的信息，是一部简明扼要的《诗经》读本，正如周秉钧所说：“经过先生的筛选，这些材料可以说都是精华，这对后学来说，无疑是很宝贵的。”
曾运乾：《毛诗说》，岳麓书社1990年，“前言”第2页。
其二，疏证。对于前人尤其汉、唐学者训解《诗经》的正确意见，曾运乾从音韵、训诂、文献等角度作了很多疏通证明的工作，进一步阐明前贤解《诗》的依据或来源。例如，孔《疏》在解“诗”之名义时，引《礼记·内则》郑注“诗之言承也”，认为“诗”可训“承”，曾运乾对此训释作了说明：“‘诗’属审母，古音在咍部；‘承’属禅母，古音在登部。审、禅音近，咍、登阴阳对转，故‘诗’得训为‘承’也。今按：凡为诗者，必先有所触动，《乐记》所谓‘凡音之动，由人心生’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孔氏《正义序》云：‘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据此，则‘诗’之训‘承’，承受外来之观感乃为诗也。”
曾运乾：《毛诗说》，第1页。他先根据音韵学原理说明“诗”可训“承”，再引《乐记》等说法表明“诗之训承”的意蕴所在，从音、义两个层面作了十分清楚的解释。又如，《秦风·权舆》“夏屋渠渠”，毛《传》训“夏”为“大”，未解“屋”字，王肃述毛径称“大屋”，指屋宅言，孔《疏》斥其非，郑《笺》“屋，具也”，孔《疏》以为是出自《尔雅》的正训，马瑞辰征引《周礼》、《仪礼》和《史记》等记载作了论证，曾运乾又从声韵学的角度加以疏证：“‘屋’得释为‘具’者，‘屋’为讴摄入声字，‘具’为讴摄，音本相近。‘屋’在影母，‘具’在见母，声亦非远。”
曾运乾：《毛诗说》，第93页。再如，《召南·行露》“谓行多露”中的“谓”字，郑玄如字读，马瑞辰不以为然，根据《诗经》句法，指出“凡《诗》上言‘岂不’、‘岂敢’者，下句多言‘畏’”，又引《释名》、《说文》之训及《左传》杜注，提出“谓，疑‘畏’之假借”，曾运乾根据声近假借的原理，作了补充论证：“谓，于贵切。畏，于谓切。声近假借。”
曾运乾：《毛诗说》，第25页。马瑞辰虽依据充分，却仍作疑词，经曾运乾的论证，马瑞辰之说变得坚实可信。
其三，纠改。凡遇前人解《诗》失其本意，或训诂不能安妥，曾运乾大多依据《诗》义重加阐释，对关键字句另作训解，对前人阙失进行纠谬正讹。例如，朱熹针对《诗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云云，批评说：“《诗》之作，或出于公卿大夫，或出于匹夫匹妇，盖非一人，而《序》以为专出于国史，则误矣。”其实，孔《疏》早已详解“国史”二字，指出“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谓之为史，不必要作史官”。曾运乾针对朱子的疏失，再次强调说：“国史为国中之晓书史者，不必为国家史官也。”
曾运乾：《毛诗说》，第6页。又如，《召南·草虫序》说“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诗中首句又说“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毛《传》解为“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随从君子”，郑《笺》也说“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异种同类，犹男女嘉时以礼相求呼”，都认为诗篇是写大夫之妻于归之事，誉其谨守礼节，如孔《疏》所释“经言在室则夫唱乃随，既嫁则忧不当其礼，皆是以礼自防之事”，曾运乾不认同这些说法，提出一种新的解读：“按：生物之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虽同类而异种，谅为草虫所不受。喻男女结婚而后，非其配偶，则虽有诱惑，亦不之从。古诗所谓‘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也。是之谓‘能以礼自防’。毛、郑均未能得其解。”
曾运乾：《毛诗说》，第22页。毛、郑等读《序》“大夫妻”为大夫之妻，曾运乾则读“大”如《公羊》&ldqu
o;君子大居正”之“大”，认为《草虫》借虫类以兴喻人类，主张已婚男女应当遵礼守身，自觉抵制诱惑，不滥交媾，这种针对社会大众的教化，较之毛、郑仅就卿大夫之妻而立说，显然有所超越。至于不以《诗序》为然的朱熹称诗中“未见以礼自防之意”，主张以民间歌谣解《诗》的近人宣称此诗是写男女野合，与曾运乾的解读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再如，《行露》“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郑玄以“家”为“室家”，解此句为“今强暴之男召我而狱，不以室家之道于我，乃以侵陵”，曾运乾认为郑《笺》不妥，另作新解：“家，谓家资也。《礼·檀弓》‘君子不家于丧’，即‘不资于丧’也。《书·吕刑》‘毋或私家于狱之两辞’，即‘毋或私资于狱之两辞’也。《庄子·列御寇》‘单千金之家’，即‘单千金之资’也。郑《笺》谓‘似有室家之道于我’，义太迂曲。古制，狱讼必先纳货贿于官，见之于《周礼》可证。”
曾运乾：《毛诗说》，第25页。《行露序》明言“召伯听讼”，曾运乾从古代狱讼制度索解，对“家”字作了正确的训解。
曾运乾还对《诗经》作了不少全新的解说与训释，使《毛诗说》成为一部胜义纷披、质量上乘的学术著作。例如，《邶风·日月》“逝不古处”，毛《传》“逝，逮”，郑《笺》解为“及”，视作实义词，朱熹认为是发语词，马瑞辰从之，并作补证，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九也有专条论及，纠毛、郑之失，曾运乾则另作新训：“按：‘逝’为‘誓’之假借。《说文》：‘逝，往也。一读若誓。’此以读若明假借之例。《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韩诗》正作‘誓’。本文‘逝不古处’，言誓不以故旧之情相处也。”
曾运乾：《毛诗说》，第36页。又《硕鼠》“逝将去女”，郑《笺》“逝，往”，曾运乾再次提出：“‘逝’为‘誓’之同声假借字，或解作助词者，非。《说文》：‘逝，读若誓。’以读若明假借也。《小雅·杕杜》‘期逝不至，而多为恤’，《易林·益之鼎》作‘期誓不至，室人衔恤’，言家书之到，约期设誓，以为必至而竟不至，使我每为忧也。此‘誓’、‘逝’通作之证。”
曾运乾：《毛诗说》，第85页。曾运乾以同声假借训“逝”为“誓”，并有《韩诗》、《易林》的异文作为佐证，言之成理，足备一说。曾运乾对《诗经》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说，最能代表他解《诗》的新颖与独特：“《淮南子·泰族训》：‘《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谓其雌雄之不乖居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不乖居，言不乱耦也。或改乖为乘，以合《列女传》，非。’《正义》：‘夫妇有别，则性纯子孝，孝则忠。’今案：孔颖达‘性纯子孝’之说，原于郑康成。郑君于《礼·郊特牲》‘男女有别而父子亲’，释之云：‘言人伦有别而气性醇也。’又于《礼·昏义》‘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释之曰：‘言子受气性纯则孝，孝则忠也。’盖男女无别则乱升，而淫僻之狱以起；男女无别则受气性杂，而媢妒之气不仁。近诒侪辈争色之忧，远诒种族窳劣之败。故古语谓夫妇有别而后父子有亲者，非谓嫁娶定民始知母知父也，直谓嫁娶定而后人道立、种性良也。胎教之理，优生之学，人道之始，忠孝之基，非毛、郑，其谁知此乎？”
曾运乾：《毛诗说》，第9页。自从毛《传》提出“鸟挚而有别”之说，据以发明“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之义，历代儒者无不从维护纲常伦理的角度论说《关雎》的教化意义，曾运乾却独辟蹊径，从建立人道的伦理视角和优生优育的科学视角抉发诗意，其新颖别致令人叹服。
三 《春秋三传通论》述评
湖南省图书馆藏有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石印本一册，书根作《三传通论》，正文首行题“《春秋三传通论》一”，末行题“《春秋三传》终”，版心则作《春秋三传讲义（国三）》，可知是供国文系三年级学生使用的《春秋》课程讲义。书前无目次，书中共论及十个问题：一、《春秋》起源；二、《春秋》名义；三、孔子笔削；四、《春秋》大义；五、《春秋左氏传》；六、古文经传；七、《左氏》传授；八、《左氏》立学；九、今古文争讼；十、诸家注疏。其中一至四讲述《春秋》的基本问题，五至九专述《左传》的历史，最后列举历代研究《左传》的著述。曾运乾讲前九个问题，都是先抄录各经书、史籍和汉魏以来直到清末民初的学者有关该问题的论说，再下案语，总结或申述前人之说，发表一己之论。例如，在“三、孔子笔削”之下，曾运乾相继摘抄了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世家》《儒林传》、曹植《与杨德祖书》、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序》、郑樵《六经奥论》、陆淳《春秋纂例》、章太炎《原经》有关孔子修《春秋》的论述，然后说：“案：孔子之修《春秋》也，有三重焉：一曰据百国宝书以稽史实也，二曰据鲁史以明内外也，三曰谨笔削以制义法也。”
曾运乾：《春秋三传通论》，第9页。这一总结，实是对司马迁以来各家论说的兼综并取。曾运乾接着对这三点略作申论，认为孔子修订《春秋》既重史实，又明义例，通过“笔则笔，削则削”的去取，“随文发例，不主故常”，在记史与立法之间保持平衡，由此批评历代学者不明孔子修《春秋》的实质：“如杜预之说，谓《春秋》专承鲁史，
史承赴告，告则书，不告则否，如是则夫子专写鲁史，不得名修《春秋》，诚有如唐陆淳所讥也，是未知孔子之书实兼据百国宝书也。如《公羊》家之说，‘《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周故宋’，又云‘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是未知《春秋》之据鲁所以为主客内外之辞，而非素王九主之道也。又如近世之《左传》家之说，谓《春秋》依据旧史，专为记录，记录而外，则无义例，如是则《春秋》为断烂朝报，上不逮司马光之《通鉴目录》，下犹不逮齐召南之《帝王年表》，岂所拟于禹抑鸿水、周公兼夷狄者哉，是未知孔子笔削之旨也。”最后，曾运乾对司马迁之说特加表彰，阐明孔子修订《春秋》的实质：“古今来善史者惟太史公，善言《春秋》者亦惟太史公。太史公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曰‘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而次《春秋》’，言其据群书以详史实也。曰‘兴于鲁而次《春秋》’，曰‘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言其据鲁史以明内外也。曰‘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洽’，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又曰‘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曰‘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言其谨笔削而制义法也。推此三者以言《春秋》，庶不至为各家家法所窘而迷于大中至正之途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