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志，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教师，四川 成都610000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005-05
文化体制研究上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华民族复兴，下启体制改革与社会管理，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本质地阐释和运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集中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的《决定》还进一步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中民族化、科学化与大众化的三重要求规定出中国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道路与方向。民族化体现了文化和文明融合并本土化落地的马克思主义内在发展要求；科学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般规律的学理和学科要求：大众化则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之号召群众、凝聚力量的现实运用，是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集中表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活跃而多元，其中不乏冲突和对抗。最为典型的即是普世化与民族化、实利主义与科学精神以及精英化与大众化三个层次的矛盾。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对于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方向性规定使得人们的生活能够行进在正确而有意义的道路上，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实践运用。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贯彻。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文明演进层次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洞彻人类历史与人类发展的深刻动力系统，并总结了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一般规律，是研究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条核心线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重大发现使得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及人类文明的演进状态有了深刻地把握。
人类社会的发展若按照从“物”到“史”的结构框架次第而分，可以大致表述为三个层次：第一，生产力的发展，主要包括技术和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从工业革命以来的若干次技术革命直至今日全球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都在继代积累并演绎着社会进步的物质动能，谓之生产力的现代化；第二，旧的生产关系历经革命和（或）改革不断被刷新，并且随着全球生产一体化和技术的逐渐同步进程的加剧，生产关系也有强烈的全球化冲动，这为不少人宣扬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提供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因为，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现代化的推动下自然演进的方向就是现代性，谓之生产关系的现代性；第三，一个民族文明和文化在经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中发生变化或是被消解或是被肯定被重新解释、被传承，被融合发展，这是文明独立性的宣言和反制。谓之文明的衰落或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涉及上述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一部分，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三个层次都涉及，并特别涉及到第三个层次。因此。要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确立并获得终极的学科逻辑性。就不仅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伟大飞跃的理论成果如何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发展各阶段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还必须切实探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融合以促进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次的社会发展逻辑上导致了某种全球化，而文明和文化层次的发展则不完全是全球化、普世化的。例如，单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去分析，就当代而言，现代化和西方化具有相同的地方；但从文明和文化对于生产发展、社会形态线性发展的强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修正能力方面来看，现代化决不意味着“西方化”这一单向度的发展。毕竟，“西方”之所以为“西方”不是因为其“普世性”，而恰恰是因为其独特性。同样，缺失了对于独特文明研究的向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会是悬在抽象的半空而不能落地；要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华化，即与中国文明融合无二、不分彼此，这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正是马克思主义令当代中国文明获得独特性，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华化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本质要求。这一切都必将在推动民族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融合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它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并作为思想武器、意识形态推动了整个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帮助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取得革命胜利并为建设与发展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引。在这一伟大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与中华文明艰难的但卓有成效的融合之旅。
首先，文明的怀疑与重建。中国近代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国人特别是有识之士开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持怀疑的态度，对于西方众多社会思潮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推求比较，以此廓清中华文明的地基并在近现代重构之。这一过程艰难曲折，多次试错，多次反复，历时久远，思想多元。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显露曙光。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群体在中国近代化生产力发展中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两者历史性的结合标志着持续多年的“找”与“送”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其标志性的事件即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学者认为在当时，“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看他是否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拥护俄国十月革命i主张用暴力革命改造中国社会；二是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三是抛弃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念。”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作为学习、研究、运用和发展的实践主体。两种文明或文化的斗争与交融在共产党人身上也就体现得最为充分。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思想上建党这一新课题并进一步强调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该《决议》明确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思想上建党即是将中西方思想的矛盾、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与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以获得充分的融合并夯实革命队伍愈挫愈坚的思想基石。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进一步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延安整风不仅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更是通过共产党人为这个民族重新打上了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和思想融合的理论基础。这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化筚路蓝缕的道路上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进步。
第三，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制度的确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关于“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等表述。作为马克思主义推进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制度，并形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等一系列的文化建设方针。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有其民族形式、国别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无论在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对旧文化的改造经历过激烈、温和和反复等不同阶段，但都是沿着历史建构性的文明融合道路不断向前推进的，决不是简单的用一个“新”东西取代“旧”东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兼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规律与各个文明文化的前现代性、传承性、阶段性和融合性等特点。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旗帜、道路、理论、制度的一体化进程。胡锦涛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至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达至独立、完备的大成之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作为旗帜、道路、理论、制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从务虚到务实、从理论突破到实践落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标明清晰的、具有排他性的语义力量。制度的配置方式通过制度的边界设定来确保自身的“硬核”与可修定性预设的存在可能性，这是通过凝聚思想的深度来确立划界的广度的切实做法。中国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的高度同时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和文化融合的深度，并且，究其根本而言是这种融合的结果。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明的深度融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背景下的进一步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理论之树长青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不断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其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并善于批判、性地融合各种文明之悠长，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重新解读、诠释和建构了中国传统文明，使得融合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代表生产力方向的当代中国最先进文化。这一伟大进程仍将继续下去，并会从中国现代化实践中不断汲取丰富养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再思考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体现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被遵循，人们将其现实化以获得其当前化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如
果我们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动力演进过程演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进程。自然可以获得如下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经典论述构成正题；民族化、时代化、本土化等这些具体形式和出场方式则构成其反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或指引下完成的基于各国实践的独特经验，将这些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即完成了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在场，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超时空的体现，这构成其合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历史上体现为文明间相遇、相知、相融的现实的技术化进程，同时在逻辑上体现为马克思主义自我发展、演进的理论性的存在特征。中华文明与文化发展演变也遵循同样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出场、在场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出场和在场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建构和复兴是一个最好的契机。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途中曾经历许多挫折。也包含众多不确定性，但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的各个阶段，那些挫折和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少，文明与文化在新的、现代性的土壤重新认识、重新建构并实现伟大复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华文明历史是悠久的，内涵是丰富的，语义是充沛的，但她的某些潜藏的特质须待时而发、待机而显。正是马克思主义夹裹着对人的存在性的终极意义的拷问与现代性学术的严密逻辑论证从而打下了传统文化得以现代化的坚实地基，给近现代的中国和中华文明带来了凤凰涅槃的契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逻辑天空的映照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语义的广袤大地历史性的承载上，中华文明经历了一个重新认识重新定位并重新崛起的伟大历程。中国近现代的过程、中华文明获得现代性的各阶段既为重新认识和发挥传统文明提供了物质与精神的需求与可能，也使得人们可以在另一文明中解读马克思主义，这同样是对于马可思主义的再认识。
任何两种文明都必定各有特质并各有历史。并不会因为生产力阶段性的突破就使得全球文明的发展呈现同一个节奏，因为，历史文明的存在是比意识形态更深层次的存在，具有更大的社群认同性。马克思在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表示，《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认为。如果将西欧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道路的表述强行套用到俄国或者其他什么别的有异于西欧的国家，那就是超历史的抽象判断，是对于《资本论》中相关论述的曲解。马克思看重历史环境在决定社会发展那道路方面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塞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板块与文明冲突的论述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充分被考虑进来。历史给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发展各自以机会。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它对于中华文明独特的、根本性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被充分考虑到以后。这两种文明的融合才是更有效的。这里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线性关照，也有文明演进的条块布局。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所内在规定。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是中西文明融合的过程。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不仅预设和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人文环境，更是为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各个层次讨论准备了时空的视域。不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主体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普通民众都必须在此预设的历史环境与特定的文明视域中讨论并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中国化”的本质上升到对于“中华化”的持续的存在史追问。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普遍以文明与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只有在主体文明明晰后才能真正经营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发展道路与发展道路之间的主体间性；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世界里，文明核心缺失而单以政治信条来界定和维系的社会终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对于一个持久的文明与文化共同体来说，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制度原则只是易变的基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的文化繁荣与文化体制改革，其追问的向度不只停留在是否市场化和如何市场化的经营管理层面，而是要从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地基建构层次不断获得改革和发展的内发性动力。在诠释学的历史建构框架内，马克思主义中华化不仅是对全球化时代的本土化要求的切实体现，更是开启了重新结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域融合之旅。并以此获得中华文明当代最高的自我认同。为论证文明和民族复兴准备出地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