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村上春树否定历史\开脱日本战争责任的故意和逻辑方法
2009年初，林少华先生在《作为斗士的村上春树——村上文学中被东亚忽视的东亚视角》一文中认为，村上在对近现代东亚史中的暴力与邪恶的追问、鞭挞过程中，表现出其作为斗士的勇气、良知、担当意识和内省精神，不认同小森阳一所持的村上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否认历史、为日本的国家暴力开脱罪责这一观点。那么，小森阳一是否曲解了《海边的卡夫卡》的主题，冤枉了“作为反暴力斗士”的村上春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考察分析村上在思想上是否有否定历史、开脱日本战争责任的故意，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将为解开村上作品中隐喻的谜底和揭示其小说的主题，提供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佐证，同时也是证明小森阳一的论断是否正确、其分析是否合理的唯一途径。为此，本文拟通过对村上有关“诺门坎事件”和“沙林暴力事件”的思考的梳理，来具体剖析村上的历史观并寻找出其否定历史、开脱日本战争责任的故意和逻辑方法。
一
村上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阅读了大量有关“诺门坎事件”的书籍，他还说过：“在美国逗留的最后时期，他感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那么，村上是怀抱着何种“社会责任感”来反思“诺门坎事件”的呢?
“诺门坎事件”又称诺门坎战役，它是日本为实现入侵苏联的北进计划，于1939年4月在靠近“满蒙”边境——诺门坎地区向苏蒙联军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WwW.133229.cOM双方投入兵力十几万人，经4个多月的激战，日军遭到惨败，死亡两万余人。这次战役，被日本史学家称为是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村上就这一事件，在《诺门坎废墟之墓》中这样写道：
那是一次日本人带有前近代色彩的战争观与世界观，在苏联(或非亚洲)新组建起来的战争观与世界观面前，遭受到体无完肤的惨败和蹂躏的最初的体验。但遗憾的是，军方的领导者并未从中吸取到任何教训，于是，理所当然地，与之完全相同的事态，以压倒性规模重现于南方战场。在诺门坎丧命的日本军人不足两万人，可是在太平洋战争中超过两百万的战斗人员阵亡。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在诺门坎，还是在新几内亚，大多数士兵都死得毫无意义。他们在日本这个封闭的组织中，作为一个无名的消费品，以效率极低的方式被夺去了性命。
在这里，村上首先分析了诺门坎战役是日本人输在了落后的“战争观与世界观”上。然后推导出其独特的结论，即：日本士兵因处在“日本这个封闭的组织中”，被低效率地夺去生命，死得毫无意义。如果抛开战争的性质，单从纯军事角度来看，村上对前者和后者的分析是符合“二战”事实的。在诺门坎战役中，日军战术仍停留在“一战”水平，只注重“肉搏战”，对武器火力缺乏正确认识，轻视后勤补给。而苏军采取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先进战术，能够在远离铁路干线750公里的开阔地出色地完成大兵团作战的后勤补给。而且在大炮、飞机和坦克等武器装备上，性能优于日军。所以，日军才被打得落花流水，遭此惨败。但此后因日本军方未能从中吸取教训，提升武器装备的性能，加强后勤补给，而把战线拉得过长，从而导致两百万日本兵在太平洋战争中战死。这完全可以归咎于不知吸取教训、效率低下的日本军方这个封闭组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村上在反思“诺门坎事件”等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时，没有进行道德评判，却有意回避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就是导致日本士兵战死的根本原因，究竟是效率低下的日本军方这个封闭组织，还是促使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其二，日本是否应承担在“二战”中的战争责任以及由谁承担战争责任。倘若村上是一位有“良知、担当意识和内省精神”的作家，并以真正的“社会责任感”介入日本“二战”历史的话，他应该正视，而不是回避这两个核心问题。不过，村上在以后多次谈及“诺门坎事件”时，都仍然没有触及到。
村上在《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一书中曾讲道：“我读诺门坎资料时感受最深的，是日本式的混沌。的确军队组织应该必须有一套体制，而实际上却是一套混沌的体制，我对此感到恐怖。”他还在纪实文学《地下》的后记——《没有标识的恶梦》中对“诺门坎事件”做了如下的具体分析：
简而言之，就是前线扛枪的士兵最受苦，他们得不到回报，却遭殃。而后方的幕僚和参谋概不承担责任。他们看重面子，不承认失败这一事实，以体制内的巧妙言词搪塞自己的失策……
这样，致使那些在前线勇敢地战斗(他们勇敢得令人吃惊)而成为愚蠢战役牺牲品的无名士兵们白白死去……
归根结底，陆军高层没有就诺门坎失败的原因进行有效的分析(当然，也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分析，但那是相当有利于自己的)，在其后丝毫没有充分利用这一教训。陆军只是轮换了几名关东军参谋，便把有关这场局部战争的所有信息全部封锁在内部。两年后，日本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与诺门坎相同的愚蠢行动和悲剧在这次大战中以更巨大的规模重复着。
从以上村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析出：他关注的重点，依然是令他感到恐怖的日本军方内部的混沌体制和由此给“勇敢战斗”的日本士兵带来的不合理(低效率)之死以及他要为那些冤死的士兵伸冤的“责任”。在村上看来，倘若军方当时能够公布事实真相，不是轮换而是及时撤换在诺门坎战役中失职的指挥官，改善运作体制，吸取失败的教训，在军队组织中能够建立一套高效有序的体制，那么，日本进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或许就不会再以更巨大的规模重复着与诺门坎相同的愚蠢行动和悲剧。村上只是站在所谓的人道主义立场上，为那些“以效率极低的方式被夺去了性命”的日本两百万阵亡士兵鸣不平，他因此十分痛恨存在于军方内部的所谓回避责任型这一混沌体制。而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造成的5000多万人员的死亡、难以计量的财产损失以及日军在诺门坎战役和中国战场使用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等历史事实，却熟视无睹，只字不提。村上以这样的视角作为切入点来反思日本“二战”历史，真可谓是本末倒置，混淆是非，歪曲历史，别有用心，我们从中丝毫看不到他对日本过去侵略殖民历史进行的反省。他在“诺门坎事件”等日本“二战”历史中所追问的，既不是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战前体制，也不是日本在对外侵略中应负的战争责任问题，更不是导致大量日本士兵战死的真正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而仅仅是由军方“回避责任”的混沌体制所造成的日本士兵低效率的死亡。我们不禁要问，村上的“社会责任感”
和良知跑到哪里去了?倘若像村上所希望的那样，日本军方能够改革混沌的体制，日本士兵能够高效率地战死，死得其所，那么日本的现代史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历史岂不要重新改写?显然，村上从转向伊始，他选取反思日本历史的视角就是错误的，在其主观上就存在否定歪曲历史、回避抹煞日本发动战争的性质和战争责任的故意。
二
1995年3月，村上从美国回国后不久，在东京地铁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沙林事件”。它是由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指使其教徒实施的反论文联盟http://人类的恐怖活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村上又从中找到了他介入日本社会的切入点。他对“沙林事件”寄予了非同一般的关注，先后对受害者一方和加害者一方进行了大量采访，创作了《地下》和《在约定的场所》。
村上在采访中了解到，因政府有关部门不能及时公布真实信息，致使许多沙林受害者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从而增加了死伤者。此外，还有的受害者回到单位后，由于受到不公正对待而被迫辞职。村上据此认为沙林受害者不仅要遭受第一次伤害(沙林事件本身)带来的痛苦，还要遭受以上“二次伤害”，他把它称之为“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平常社会产生的暴力”。。在采访中，最令他深深感到危机感的是，当天发生的众多原因、责任以及其过程和由这些过失引起的结果，作为信息还未充分地向公众公开。他认为，这就是“不愿向外承认过失”的日本组织内的体制缺陷。应该说村上的这种思考是十分深刻的，他就此追究当今日本回避责任型社会体制缺陷问题这一观点，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二次伤害”的确是由因回避责任产生的不作为或低效率造成的。然而，村上却把这种来自社会方面的“公共行政暴力”与来自奥姆邪教组织的“反人类的沙林暴力”混为一谈：尽管旁人可以带有逻辑性地就那位可怜的年轻职员遭受到的两重严重暴力加以区别地说：“瞧，这是来自于异常世界的”，“瞧，那是来自于正常世界的”。但是，我以为那对当事者而言是毫无说服力的。对他来说，恐怕不可能考虑这两种暴力是来自于哪一方面加以区别。我越想越觉得，它们虽看上去形式不同，但都是由相同的地下之根生长出来的。
令读者匪夷所思的是，村上在此单凭受害者不可能考虑是来自哪一方的暴力这一借口，便易如反掌地将来自于正常世界与异常世界的暴力一同断定为，“都是由相同的地下之根生长出来的。”这完全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暴力，巧妙地偷换了通常意义上的“暴力”概念。这种观点实在无法让人苟同。由于前者是来自公共行政方面的暴力，它是因处理危机体制的不完备或是推诿责任、渎职行为产生的，不具备扼杀他人生命这种邪恶动机和故意。而后者是来自站在反人类立场上实施恐怖活动的邪教组织方面的暴力，它具有滥杀无辜的邪恶动机和故意。村上之所以要将两者并置在一起，说它们“都是由相同的地下之根生长出来的”，其真实意图在于：他要混淆是非，为以后把沙林受害者遭受的“二次伤害”引发的“日本回避责任型社会体制缺陷”与“诺门坎事件”中的军方“回避责任型的混沌体制”相提并论，并进而为歪曲否定历史做准备。村上由于在《地下》的前言中预设了以上的铺垫，所以他在这部纪实文学的后记中，又进一步做了如下的阐述：
为什么这种毫无意义的悲剧在历史中被视而不见呢?不过，通过这次地铁沙林事件的采访，我所体验到的这种闭塞的、回避责任型的社会体制缺陷，实际上是与当时帝国陆军的体制缺陷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毋庸赘言，村上在“沙林事件”与“诺门坎事件”中，煞费苦心地寻找到了两者表面上的“共性”，即：“闭塞的、回避责任型的社会体制缺陷”。如前所述，如果站在沙林受害者的立场上追究当今日本回避责任型社会体制缺陷的话，村上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但是村上将“沙林事件”与“诺门坎事件”中的回避责任看成是相同性质的，并一同追究日本自战前到战后一脉相承的“回避责任型社会体制缺陷”问题，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同时也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回避责任”问题，根本不能放在一起讨论。“沙林事件”中的“不愿向外承认过失而回避责任”是来自于“正常世界”，它本身不带有邪恶目的。而“诺门坎事件”中的“不愿向外承认过失而回避责任”却是来自于“异常世界”，它有着明显的邪恶目的。军方不公布诺门坎战役惨败这一事实真相，表面上看是在回避责任，其实是另有图谋。其目的是为了不使军心动摇，不使士气低落，以便继续实施对外侵略计划，征服亚洲国家，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与“沙林事件”中有关部门“不愿向外承认过失”而暴露出的“回避责任”，在概念、性质和动机上是完全不同的。
村上之所以要在逻辑推理上玩弄偷换概念这种伎俩，将两种看似相同而本质迥然不同的“回避责任”链接在一起，是因为他要消解两者之间本应存在的根本性的差异，混淆善与恶、是与非的界限，借以回避在反思日本“二战”历史时必须要触及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战争责任等核心问题，从而达到其否定历史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从以上的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村上首先从局部的真知灼见谈起，然后再通过找出两者表象上的而非实质上的相同点，进行概念偷换，最终推导出他整体理论上的悖论。村上这种诡辩式的逻辑推理方法带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使人很容易被他一开始局部上的正确观点所迷惑，从而逐步丧失应有的判断力而忽略了他否定历史、开脱日本战争责任的故意和企图。
三
村上虽标榜要以“社会责任感”介入日本历史，但他无意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承认日本战争责任。所以在遇到这类实质性问题时，他总是摆出一幅好像要对日本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姿态，但实则游离于其外，他根本不想触及问题的核心。有时甚至还想方设法通过诡辩式的逻辑方法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统治阶级奉为全民族纲领的“皇国史观”进行辩解。他在将奥姆真理教与满洲国进行对比分析时。便充分地暴露出这一点。
在奥姆真理教的骨干中，有一大批是具有高学历的社会精英，他们抛弃既得的社会地位而加入到这个新兴宗教中。对此，村上认为他们“可能正是因为是精英，才一下子跑到那里去的”。他特意从日本现代史中找出一个实例加以说明，认为当代奥姆真理教这一宗教团体与战前的“满洲国”很相似。他在《在约定的场所》的后记中，是这样阐述的：
1932年满洲国建国之时，同样也有一批崭露头角、前途无量的年轻技术官僚和专家学者，放弃了在日本的既得地位，来到大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他们的意志非常纯粹，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加之，其中还包含着美好的“大义”，他们确信“自己正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
问题是，这里缺失着某种重要的东西。就满洲国而言，我们现在知道，那种东西就是“正确的立体的历史认识”。再具体一点讲，其中缺失的是“语言和行
为的同一性”。只有“五族协和”和“八紘一宇”这种美丽动听的语言不断独自前行。其背后不得不产生的道义上的空白，却被血腥的现实掩埋了。而且这些野心勃勃的技术官僚不得不被吞噬在历史的巨大漩涡中。
……在广义上来说，大致与可以言说满洲国情形的相同道理，也应该适合于奥姆真理教事件。那就是“广阔世界观的缺失”和由此派生出来的“语言和行为的偏离”。
村上在这段论述中，先是指出那些去满洲国寻求新天地的技术官僚和专家学者，是为追逐理想，憧憬其中包含的美好“大义”而来中国大陆寻求发展的。然后，村上再点明他们的错误之所在，那就是缺乏“正确的立体的历史认识”，这等于在否定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和其中包含的美好大义的正确性。如果只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感到村上正在以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日本过去历史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可是，紧接着村上便用“语言和行为的同一性”置换掉“正确的立体的历史认识”这一概念，说他们“缺失的是‘语言和行为的同一性’”。换言之，他们的问题出现在“语言”与“行为”的不同一性上，即偏离。这等于在说，“语言”本身没有错误，他们只是错在“语言和行为的偏离”上。这样一来，村上就通过偷换概念，在人们很难察觉的情况下，十分巧妙地将先前站在“正确的立体的历史认识”立场上对“大义”所做的否定置换成了肯定。于是，村上在这一前提下提出，“只有‘五族协和’和‘八紘一宇’这种美丽动听的语言不断独自前行，其背后不得不产生的道义上的空白却被血腥的现实掩埋了。”这是他对日本战前历史所做的结论。显然，在村上看来，“五族协和”和“八紘一宇”这种“大义”(语言)是美好和正确的。只是其背后必然要产生“道义上的空白”，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要实现“大义”，就需要不道义。因此，出现“血腥的现实”，是实属无奈。因为那些来满洲国发展的社会精英只要想实现“大义”，其采取的行为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将会产生出由“大义”背后的不道义带来的恶果——“血腥的现实”。这样，他们的行为与“五族协和”和“八紘一宇”这种大义(语言)之间就产生了偏离，从而导致“只有‘五族协和’和‘八紘一宇’这种美丽动听的语言不断独自前行”的后果。那么，村上对日本战前历史的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呢，他精心偷换概念的目的又何在呢?
“八紘一宇”和“大东亚共荣圈”一样，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其侵略战争正当化和合理化而提出的政治口号。“八紘一宇”就是指全世界为一家，都应由天皇统治。它充分地体现了日本的皇国史观，认为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现实人间的神，日本有义务把其恩泽惠及世界。于是日本军国主义便把实现“八紘一宇”这一大义，作为最高理想，并把这一思想灌输给日本国民。这样，日本对亚洲各国进行的侵略，也自然变成了天经地义之事，是为了宣布皇道，把亚洲国家从欧美列强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是为了世界人类的和平、文化和福祉做贡献而进行的圣战。在圣战中阵亡，就是为国捐躯。1940年，近卫内阁还将“八紘一宇”正式写入《基本国策纲要》中，宣称：“皇国之国策乃基于八紘一宇之肇国伟大精神。”要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坚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因此，可以说，“八紘一宇”就是想使日本的对外侵略变得合理合法。
再看一下“五族协和”，它是1932年日本建立伪满洲国时提出的政治口号。其含义是，日满蒙汉朝五个民族齐心协力，共建和平之国。人所共知，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便扶持溥义炮制出伪满洲国，并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完全操纵着这个傀儡政权。为了把伪满洲国变成为日本进行长期对外侵略战争提供资源的策源地，早已把中国东北经济纳入到日本的经济体系之中。而且，为了加强日本人对满洲国的统治，还大量进行移民。这明明是日本法西斯在打出“五族协和”、建立“王道乐土”的招牌下，对中国进行的赤裸裸的侵略。
由此看来，“八紘一宇”和“五族协和”就是日本“侵略有理论”的代名词，村上用“语言与行为的同一性”置换掉“正确的立体的历史认识”这一概念，显然他是要为日本的皇国史观做辩解。在他眼中，日本对亚洲国家发动的战争，其动机是善良的，因为“八紘一宇”和“五族协和”这种“大义”是美好和正确的。所以它们才能“不断独自前行”。尽管带来了“血腥现实”这样的恶果，但它是由“大义背后不得不产生的道义上的空白”所致，实属无奈。换言之，日本发动战争，侵略他国，出现杀人这一“血腥现实”，都是为实现“大义”而采取的无奈之举。村上对日本二战历史的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他全然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进行反省。他的历史观在美化战争这一点上是与皇国史观一脉相承的，它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颠倒了黑白。
四
任何一部作品都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作家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认知。小森阳一在《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小说，正是与以国家名义对杀人行为予以正当化的逻辑密不可分的一部‘物语小说’。”在这部论著中，他对村上使用“无媒介的结合”的方法将几论文联盟http://种事物或历史事件并置在一起，来解消它们之间本应存在的决定性差异，并企图予以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正当化合理化的这种逻辑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当卡夫卡少年一边想起“拿破仑远征沙俄”，一边在梦中展开对姐姐般的大岛和樱花的性幻想踏进森林最深处时，“叫乌鸦的少年”让卡夫卡记住：“哪里也不存在旨在结束战争的战争。”小森阳一从这一情节设置中解读出了，“以对‘姐姐’般存在的大岛和樱花的性欲为媒介的‘强奸’行为，与卡夫卡少年的个体暴力冲动，以及由国家人为发动的拿破仑战争及中日战争等问题，同样被毫无媒介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村上将这些不同性质的事件链接在一起，就是要表明“战争”就像“强奸”这种自然化性欲望一样，都是“无可奈何之举”。
村上通过设置琼尼·沃克用“战争”作比喻的一段台词，把杀动物与杀人这两种不同含义的个体暴力与国家人为发动的“战争”暴力，毫无媒介地结合在一起。村上之所以要把它们在相同的理论下进行定位，看成是同等的行为，是因为他要构建出一个将其全部处理为“无奈之举”的话语体系。
对冈持老师将丈夫死于菲律宾战场视为对自己施暴于中田少年的报应一事，小森阳一认为：冈持老师“梦见同丈夫剧烈性交，意外来了月经”这件事，同“打了中田君”和必须因此接受丈夫在战场上阵亡的惩罚之间，所有事情都同冈持老师“打了中田君”一事联结在一起，其意图在于，要通过将“打了中田君”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来为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进行开脱和免责。
从以上绵密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出，小森阳一已经准确地破解了村上运用“无媒介的
结合”这种逻辑方法的险恶用心。村上无论是将杀猫、杀人这种一般性暴力与国家人为发动的战争连结在一起，还是将性欲与战争并置在一起，其目的就是为了抹煞和解消事物或历史事件之间本应存在的本质上的差异，使人们普遍具有的关于事物间因果关系的合理性逻辑性思考停滞下来，逐步丧失应有的判断力，从而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日本对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无奈之举”这一错误的历史观，以达到他否定历史、开脱日本战争责任的目的。《海边的卡夫卡》所反映出的村上这种历史观，与他在反思诺门坎和沙林事件中表现出的历史观如出一辙。而且在小说中使用的“无媒介的结合”这种逻辑方法，也与他在对诺门坎和沙林暴力的思考中惯常使用的通过偷换概念将性质迥然不同的事物或历史事件并置在一起加以讨论的这种诡辩式的逻辑方法完全相同。小森阳一的分析是十分正确和合理的，而且击中了村上的要害。难怪日本文艺评论家黑谷一夫认为，在迄今为止海内外众多的论述村上的专著中，唯有小森阳一的《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这部论著，让他产生了由衷的共鸣。可是，我国一些学者却对小森阳一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主张村上是具有良知和内省精神的反暴力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