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浩瀚的华夏历史长卷，我们看道：春秋（公元前770-前476）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即周赧王59年乙巳（前256年），秦灭周。至秦王政26年庚辰（前221）统一中国，称始皇帝，结束了东周列国（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诸侯争霸。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集权制国家
春秋战国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鼎期时期，屈原放逐作《离骚》，孔子厄而作《春秋 》 ，多少治国先贤叱咤风云，多少文人墨客忧国忧民，管仲与鲍叔，齐国之大成；苏秦.张仪连横之高论；看文坛瑰宝无数，屈原.宋玉，孔子.孟子，诸子百家，灿若星河，庄子散文想象丰富，意境雄阔，文笔纵横驰骋，汪洋恣肆，语言瑰奇多彩，极具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墨子.荀子.韩非子等等都是先秦文化的瑰宝 。
第一，进一步考查和验证毕业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是高等学校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之一。一般说来，从学员所提交的论文中，已能大致反映出各个学员对自己所写论文的认识程度和论证论题的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问题没有充分展开细说，有的可能是限于全局结构不便展开，有的可能是受篇幅所限不能展开，有的可能是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以为没有必要展开详细说明的；有的很可能是作者深不下去或者说不清楚而故意回避了的薄弱环节，有的还可能是作者自己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的不足之处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提问和答辩就可以进一步弄清作者是由于哪种情况而没有展开深入分析的，从而了解学员对自己所写的论文的认识程度、理解深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
第二，进一步考察毕业论文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是组织毕业论文答辩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二。通过论文，虽然也可以看出学员已掌握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考查学员掌握知识的深广度，而是考查学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和锻炼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学员在写作论文中所运用的知识有的已确实掌握，能融会贯通的运用；有的可能是一知半解，并没有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还有的可能是从别人的文章中生搬硬套过来，其基本涵义都没搞清楚。在答辩会上，答辩小组成员把论文中有阐述不清楚、不祥细、不完备、不确切、不完善之处提出来，让作者当场作出回答，从而就可以检查出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是否有深广的知识基础、创造性见解和充分扎实的理由。
春秋战国
（1）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我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春秋战国时期， 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
（2）政治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破坏了奴隶制的旧秩序，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但战争的结果加快了统一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也加快了变革的步伐。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在各诸侯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新的封建制度终于建立起来。变法最彻底的秦国，成为各诸侯国中实力最强者，后来发展成统一的核心力量。
（3）文化上：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春秋”由于鲁国孔子的编年史《春秋》一书而闻名天下。《春秋》记事从公元前722年开始，至公元前481年结束。“战国”由于各诸侯国连年发生战争而得名。
历史上通常将周平正东迁至公元前476年之间的历史时期称之为“春秋”时代，这段时间基本上和《春秋》一书记事所跨时间差不多。通常将公元前475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间的时间称之为“战国”时代。
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武王姬发讨伐商末君主纣，建立了周朝，这就是西周。西周时，天子是最高统治者，全国土地和人民都归他所有，他用封侯建国的方法交给诸侯和大夫统治。西周时期农业比商朝更发达，青铜铸造，陶器，纺织等手工业也有相当发展文字多铭刻在青铜器上，叫做钟鼎文或金文，所传下来的历史资料也就更为丰富。
西周代传300多年，到公元前770年，幽王亡国，平王东迁于洛邑（洛阳）开始了东周历史。东周分为两断，春秋和战国。春秋从公元770年（也有人认为应该从公元前722年算起）到公元前476年（也有人说到公元前403年）共300年左右。
东周春秋时期，诸侯左右了天子。据说周初分封诸侯几百个国，到春秋时只剩下一百多个。其中较强大的有齐，晋，楚，秦，鲁，卫，燕，宋，陈，蔡，郑，曹，吴，越等十几个国家。这此国家都想当霸主，因此连年生发兼并和战争，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在斗争过程中，诸侯国先后出现了五个霸主，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另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就这是史书中所说的“春秋五霸”。
尽管春秋时代社会动荡，战争不止，但社会历史依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战争过程中，各民族人民频频来往，相互影响，这就加快了各族人民之前的渗透，同化和融合的步伐。众多小国的合并，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战国的时代，一统天下。
春秋时期，那动荡多变，错综复杂的政治，造成就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他们之中，即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雄心勃勃的霸主；也有卫懿公，晋灵公那样荒淫无道的昏君；还有管仲，晏子那样的伟大政治家；还有屠岸贾，伯（喜否）那样的阴谋家；有曹刿，孙武那样的军事家；也有囊瓦，先索那样的败军愚蠢之将；有孔丘，孟轲那样的圣人学者；亦有督戎，古治子那样愚智的武夫…………
他们的事情，教育了后人，感化了后人，留下了历史的足迹…………
战国简史：
战国，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期。《史记》将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6年）定为战国的历史开端，从这一年，到秦始皇灭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
春秋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战国初年，约有十几个国。大国有秦，魏，韩，燕，赵，齐，楚，即“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小国有东周，宋，卫，中山，鲁，滕，邹等。另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与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仪渠，南有巴，蜀，越。
现在，我简单来说说七国的疆土地理：
秦：约占有今陕西关中和甘肃东南部
魏：约占有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中部和东部
赵：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中部，西南，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韩：约占有今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
齐：约占有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
楚：约占有今湖北全省，河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的一部分
燕：约占有今河北北部，辽宁，吉林的一部分
战国前期，“七雄”形成，各国将精力用在内部整理上。各国招贤才能，励精图治，像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维新就发生在这时期。
战国中期，就是大战的时候。真是：“国无宁日，岁无宁日”“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混战局面。
各个国家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君主们都相继称王，独霸一方。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图强，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频频争取别国的“合纵”“连横”。
战国后期，秦国昭襄王用范睢为相，采用了“远交近攻”之计，破坏了各国的“合纵”，加强了秦国的国力，军事，成了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削弱了各国的力量。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政，以李斯为辅，开始大规模的用兵，同时又收买了六国权臣分化其内部，以配合军事。
秦始皇灭六国的时间：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
公元前228年，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赵都邯郸，活捉赵王迁，公子嘉逃至代，自立为王。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至辽东。次年，秦以河水灌魏都大梁，水淹城破，魏王降。
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60万兵兵攻楚，活捉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国之地。
公元前222年，秦攻燕边东地，活捉燕王喜，攻代地公子嘉，燕赵二国，彻底灭亡。
公元前221年，攻占齐都临淄，齐亡。秦国一统天下。
战国时期，铁工具开始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增加开荒能力，种植面不断扩大，技术不断提高。
水利灌溉工程在战国时也有很大发展，最著名的有：秦昭襄王时，李冰开凿的都江堰（在四川灌县附近），解除了岷江水害，又使成都大平原地区，得到灌溉，通航。秦王政时期韩国人郑国，在关中开渠以通泾洛二水，开凿郑国渠。渠长三百多里，使关中之地成为沃野。
农业的生产力提高和铁器应用，同时也大大推动手工业发展。冶金，青铜和纺织品，盐业，溱哭的生产都有大发展，至使商业更发达。
春秋时期齐国是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就是齐国宰相管仲当时施行的史无前例的改革
当时主要把齐国推向中原第一强国的核心人物是管仲和鲍叔牙
其中管仲对齐国的强大起到了最支撑的作用和巨大贡献
管仲施行的改革措施在当时就是一种颠覆、颠覆旧有的凝固的传统制度、就好像当今时代的互联网颠覆传统企业一样。
管仲的改革分以下几步
行政改革
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人事改革
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兵制改革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经济政策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四库全书管子
管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同于马克思级差地租。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法制改革
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
“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法制
“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
第二步：就是思想的改革
人性趋利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6]
管仲雕像
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
藏富于民
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实现‘富民’，管子认为发展农业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
管子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
在社会政策方面，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如何调节？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均田分力
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管子·乘马》中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
四民分业
这一方针是把国民分红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个类别，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管仲指出四民分业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历，进步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推进商品出产和流转有很大效果；三是营建专业空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然后构成作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建杰出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专业技能。
管仲将“工商”与“士农”并排，以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大众，公之本也。”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准则让齐国的制造业技能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丝绸为例，中国最早呈现的丝织中间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其时，临淄出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级丝织品，不只齐国国内供应充沛，还许多热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全国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对外开放
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规则，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关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期待，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为了活泼贩子，管仲乃至首开公营色情业。“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7]
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而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好像鲁班在木匠业的位置。
在这种自在贸易方针的鼓舞下，能够想见齐国商业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泼，《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富贵现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其时国际上最大规划、最富贵充足的城市，而与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齿不到5万。
战略合赢
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并给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工业，无一民众能够顷刻脱离。他说，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交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若是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斟酌涨价出售，每月能够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交税，不致导致公民的“嚣号”对立，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国”。
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东西，只需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比，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交税，实践是“无不服籍者”。
管仲发起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身下场，兴办公营盐场或公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以为专营即是公营，多入歧途。
食盐工业
在盐业，管仲实施专卖方针，敞开盐池让民间自在出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买。因为操控了盐业的出售和产值，进而操控了报价，齐国的盐出售到别国去，价格能够举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在冶铁业上，管仲实施的是国有民营。他首要严峻地着重了国家对一切矿山资源的独占，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则宣告，只需一发现矿苗，就立刻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勇于私行挖掘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进而，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出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
在这些条件之下，管仲敞开冶铁作坊业，答应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适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因为自己的经商经历，管仲深知经商之苦，故对“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怀有加。他虽最早倡导“盐铁”官营，但是并没有禁断民间商人的介入。《管子·海王》篇记载，齐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断山木，鼓山铁”，禁止民间商人经营冶铁。管仲不同意。管仲说：“如果那样去做，会激起民怨，一旦国家危难，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垄断经营的方式经营冶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
管仲主张制定严格的交易法规以规范市场，将商人的趋利行为纳入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经济发展健康有序。他实行的“轻重”之法，即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并重的经济政策使齐国终于跃上春秋五霸之首。[3]
由政府控制资源，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必定份额分配利润，这即是后世十分盛行的“财物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厉王就任用荣夷公大力推行‘专利’政策，其本质也是国家对战略经济资源的掌握。但由于种种原因，周厉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导致改革走向彻底失败。管仲的国家专营政策建立在对周厉王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增加了这项关系到齐国富国强兵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国家战略资源专营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并成为大一统之后的帝国存在下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
统计考核
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
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
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
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
同时管仲设立了“啧室”，啧是什么意思？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啧室”就是信访办。
“察民所恶，以自为戒。”这是管仲设立“啧室”的目的。
信访办的门口写着四句话：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法律是不是简明易行，刑罚是不是审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简单而不扰民，税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缴交。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以上这些方面有投诉的，无任欢迎。
直接批评国君的过失的，被称为正直之士，他们的意见都会被受理。
宏观调控
《管子》认为，商品、谷物和货币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这些论点在《国蓄》、《轻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论及。
有形的手，无形的手
《管子》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山至数》）并强调了粮食在三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
轻重之术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稳定物价的措施。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国家还需要采取‘以重射轻’的方法稳定物价。就是用高价收购市场上跌幅较大的商品，以改进商品价低滞销的状态，使物价稳定下来，防止商品飞散他处。因为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商品的价格‘重’，外地的同类商品就会涌人；商品的价格‘轻’，本地的商品就会外流。与‘以重射轻’相对应的措施是‘以贱泄贵’，就是以低价推销的办法，把过高的价格拉下来，这就防止了‘大贾蓄家’囤积居奇而‘豪夺吾民’。（《国蓄》）
2．国家采取对粮食、食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控制的措施。国家控制了‘民之司命’、‘万物之主’的粮食，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利用对粮食的垄断价格，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
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准则，国家收买储备了许多粮食，其数量足以操控商场粮价的动摇，以到达丰饥平衡的成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作粮价，禁止在饥馑之年使用粮食生意欺凌农人，粮价动摇有必要由国家掌控。
3.调控货币。《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轻重乙》）为了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个货币投放与管理的措施，称为‘币乘马’。‘乘’指‘算’，‘马’指计数的‘法码’。《管子》提出的货币投放与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这样周密的治国理财谋略，必然带来经济的稳定发展。
《管子》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
刺激消费
对于国外的富商、官员和百姓，必须提倡“消费主义”，让他们想方设法穷奢极侈。要提倡让他们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普通的蛋品雕画，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嘘它的妙用，然后煮食，吸引敌国以十倍之利加以购买；把木柴刻得美轮美奂，然后焚烧，假称这是比万年青松还要珍贵的材料，敌国的富商必然纷至沓来，加速进货，争当代理。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贾贩运的渠道不要阻滞。让外国用这些“无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费，让本国制造这些“无用之物”的穷人劳动就业。这样，本国的百姓将安居乐业，敌国也就危如累卵。
管仲的商业头脑与战略
齐桓公把南方的楚国看成王霸事业上的“假想敌”，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①。
但楚国的军事战斗力很强，这让齐桓公头疼。他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
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乐了，对其宰相说：“那个金钱，是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
为炒做这一事件，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采购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来劲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
这个时候，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
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楚国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钱，却误了农时，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割的，楚国到时候一定会去收购粮食的。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
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注：①齐桓公大会诸侯，讨伐楚国，借口是楚国一直不向周王室交纳贡品。齐国主导的诸侯联军出兵进攻楚国是在公元前656年，楚成王派大臣屈完去和齐桓公谈判，接受了齐桓公的责备，并答应向周王室进贡。战争结束。
衡山之谋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
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的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在当时乃至至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或启迪
我想回到东周，也就是被成为春秋战国的时代，读过《东周列国志》、《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诗经》这些著作后，对于那个时代充满了向往，时常想到如果能真实的看到那个时代，看看那时的风土人情，向孔子求学，与孟子辩论，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一直很喜欢《诗经》,诗经中的大多数篇章应该都是写于东周前半段.我尤其喜欢国风里面那些描写劳动人民生活以及爱情的诗句."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大概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乡下长大,这样的场景,我再熟悉不过。"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两千多年前的爱情誓言,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虽然"野有死麇"里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犬也吠"这样的诗句,孔子仍然评论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那个时期,是人类真正的"思无邪"的时期,没有那么多的世俗规矩来约束人的行为，真的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年代。
春秋战国时代最吸引我的是诸子百家的思想，那是中国所有的思想的起源，也是中国思想最纯粹的时候。在以后的历史，由于战乱、保管不善等原因，很多文献都遗失了，只能在别的著作中寻找吉光片羽。而诸子百家在以后慢慢的糅合其它思想，渐渐失去它们原来的真面目，儒家就不用说，五四运动时，打倒孔家店，其实孔子、孟子又有什么错，他们一生四处奔波，只为实现理想，却因他们的不合时宜遭受诸侯的冷眼，死后却成为制造成人偶摆放起来；还有道家，慢慢地成为了信奉鬼神的宗教，却被忘了“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于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而名家、农家等很多成为了末流，或者消失在历史策长河中，实在令人惋惜。我想回去，收集他们的思想，还原真实的诸子百家，让今天也是群星闪耀。当然还有一些私心，比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根据当时的计量单位换算有2.2米，我想看看孔子究竟是不是一个可以比肩姚明的人；钱穆的《庄老通辩》中提到有两个老子，而且说完成《道德经》的那个是战国时期的人物，比孔子要晚很多年，真想看看当初到底有几个老子，孔子是向谁求问，《道德经》这部闪烁古今的著作是谁完成的？我还有个恶作剧的想法，孟子、庄子都一雄辩著称，孟子文笔犀利，擅长类比、排比，气势逼人，如高山峨峨，令人不可逼视；而庄子则是汪洋恣肆、纵横捭阖，擅长比喻、对比，文学色彩极浓，如长江浩浩令人叹其流畅。两人都见过梁惠王，却没有交集，实在是个遗憾，如果把他们两人放在一起辩论一下，结果会怎样？实在是让人无比期待。还有那时的纵横家苏秦、张仪，他们，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凭借一张嘴，改变国与国的形式，想想现在中国的外交，就抗议、谴责、关注这些词，鹦鹉都可以当外交家了。
当然，春秋战国也是充满战争的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战国有学者曾经经统计只有38年是没有战争的。战争无疑是残酷的，特别是对于百姓，“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对战争伤害的最好描写，而长平之战，白起坑杀40万降俘，无疑是最惨痛的时刻。但只有真实看到这些战争的场面，才能了解和平的可贵。现在中日关系紧张，美国、印度等国家也对中国虎视眈眈，很多人在叫嚣要给他们一些教训，要开战，却没有想到战争之后，其实百姓是被伤害的最深的。
我还想了解那时真正的历史，上面提到诸子百家很多都没有确切的结论，这只是那时没法辨清历史的一部分。春秋时代由于史官的地位很高，以及贵族有着个人的尊严等因素，使得春秋的历史是很真实的。《春秋》、《左传》是非常严谨和真实的，因此春秋历史难能可贵。越往后的历史被篡改得越厉害。《战国策》、《国语》都是后人编录，很多都是传说，而不是确切历史。司马迁写历史很严谨，但《史记》中对春秋战国的记载也有矛盾的地方（其实汉之前的历史都有）。著名的赵氏孤儿就是这样，《史记》中关于这段历史自相矛盾。在“晋世家”中，根本没有赵氏孤儿，赵家被灭的第二天就已经平反；“赵世家”中，则有完整的赵世孤儿故事。哪一个是真的呢？根据《左传》，没有赵氏孤儿。这有很多原因，战乱不断，许多史书遗失，秦始皇焚书，毁掉很多史书，当时的记载比较简约，很多事没有详细的记载，等等原因造成现在对于那时的历史有很多争论，如果能回到那个时代，将那时的历史真实完整的记载下来，是多么美好的事。
不过这只是我的一个梦想，毕竟没有时光机，回不到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时代，只能在书里想象那时的人物、故事，然后回到现实，过去毕竟已无法回首，还是立足现在比较好。
：[1] 一、宗法制导致中国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 所谓父系单系指的是血缘集团在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女性在继承方面没有权力。西周的家庭关系与宗法制度密切联系，突出地表现为“父权统制，男尊女卑”的观念及夫妻不平等。宗法理论及宗法社会有“出妇”之道，汉代统治者为加强家庭中丈夫的统治地位，还制造了“夫为妻纲”的理论，汉儒又总结了“妇女七出”，这七条都是因为违反了宗法原则。妇女没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人出嫁后连姓氏都要随夫，因此也不能继承娘家的财产。在某些专业技艺、技巧方面有家规行规，如“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礼记·郊特牲》言：“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政治权利方面体现，则是不允许母系成员染指且也不传给女性的后代，因此，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不正统，遭到满朝官吏的非议，史家的谴责，但在欧洲、印度，女皇、女王是很普遍的。 二、宗法制造成家族制度的长盛不衰 宗法制明显体现宗族森严。封建社会，宗族主要以家族方式体现，家族长盛不衰的依据有祠堂、家谱、族权。祠堂主要供奉祖先的神主排位，对祖先的崇拜，是我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祖先的祭祀是最重要、最严肃、最重的礼制，“礼有五论，莫重于祭”。祠堂也是宗族的祭场所，还是向宗族成员灌输家规、族规的场所，所以祠堂起强化家族意识、维系家族团结，在精神上起到训导家族尊宗的作用。家谱是家庭的档案、经典、家族法规，主要起到止战乱、流动所导致的血缘关系的紊乱，防止家族瓦解的用，还是解决家族纠纷，惩戒不孝子孙的文字依据。家族度长盛不衰的最主要标志是族权，族权对中国历史影响非深，成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四个枷锁之一。族权对中历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族权在宣传封建伦理，执行封礼法上有独特的功能。族权凭借自己的血缘宗法制的特点，比政权赤裸裸的灌输显得更加有效更容易起到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2）族权在强制执行封建礼法方面，其威力往往在地方官员之上。因为族长与家族成员有着血缘关系，所以他们比官吏更贴近家族成员，他们可以对家族成员毫无顾忌地施加教化，甚至对违规的成员实行处罚。(3）族权在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方面，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职能。如：农民发动起义时，族权就起到补充政权的功能。东汉末年的部曲，清朝的团练、乡兵就是族权维护封建统治的表现。（4）族权以血缘亲属关系掩盖阶级关系的优势，有效地粉饰封建政权阶级压迫的本质。如从东汉末到南北朝这段历史，中国出现了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状态显然与族权的强大有密切的关联：社会上出现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宗主、壁主等族权组织形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自治的乡土社会，就像古代所言“山高皇帝远，村落犹一国”。 三、宗法制导致中国出现“家国同构” 家与国同一结构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这种宗法制结构的明显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被长期保留下来。何谓家国同构?即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不论国家或家族、家庭，他们的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家国同构的共同性具体表现为“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内，父亲地位尊，权力最大；在国内，君主的地位至尊，权力至大。所以，家长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样，即“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周易·家天下》）。而君主就是全国指名的严父，各级行政长官也被百姓视为父母，所谓“夫君者，民众父母也”（《新唐书·礼三本》）。对此，马克思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各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家国同构可以看作父亲为一家之君，君为国父，君与父互为表里，国与家是彼此沟通的。因此，中国古语有“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礼记·杂记》）的说法。这种结构表明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它掩盖了阶级关系、等级关系，家国同构直接导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的统一，这就是忠、孝同义，也即“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之说。忠的内容和孝一样都是对权力的绝对顺从，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所顺从的对象不一样。中国古代《孝经》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和孝成为中国的道德本位。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制度的本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主要社会制度是农奴制，战国中叶商鞅变法所开创的地主官僚制度之秦模式就是在与农奴制（以及奴隶制残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根几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红线，周秦之际的历史变革就好理解和把握了。
一 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在总结孔子一生文化贡献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这里“下至秦缪”一句值得注意。孔子是一意维护西周奴隶制的思想家，经他修编的《尚书》以秦穆公之《秦誓》终篇，一则预见了秦国的走向强盛、代周而兴，一则寓意殷周奴隶制已如那西天的太阳，虽然恹恹不愿下山，却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秦穆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59年至621年；在秦穆公之前，从公元前685年到643年，是有名的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事迹。这便是周代奴隶制秩序最后的斜晖一瞥。《论语.宪问》记录了孔子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他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差不多算是仁了啊，差不多算是仁了啊，这稍微有保留的评语是赞叹管仲在中原大致恢复了奴隶制的王朝礼治秩序，而遗憾之处则司马迁认为是齐桓公称霸而未称王，没能达到重建宗法分封天下体系的高度，他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管晏列传》）但西周奴隶制盛时的礼治荣景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在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王）和诸侯（公）代表的氏族集团所有，称为“公田”。天子或诸侯把土地分封给国内的政务官——大夫，叫作“采邑”。士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是介于贵族和平民、奴隶之间的一个较广大的社会阶层。《国语.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也能分得一份公田，参与剥削，以维持他统治阶级的体面，而庶人则是平民中的自由农民，要靠劳力吃饭。
农奴在贵族庄园里劳动，这种现象并不始于春秋，早在西周中叶以前就已出现了。《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嗟我农夫”的叹息，此处农夫便是农奴，他们“为公子裳”、“为公子裘”，他们“献豜于公”、“上入执宫功”，等等；他们不是奴隶，但依附于大小贵族，被束缚在贵族的土地上，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在大量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自由农民生产成本相对过高，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许多破产的农民为了生计，托庇于豪门，成为失掉了一部分自由的农奴。又据《汉书.食货志上》的记载：“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贵族们侵夺农民的土地，使土地和人都变成他们的私属。另一方面，大小贵族在贪欲的驱使下，命人开垦森林、草原，公田之外的私田日益增多，而至迟于西周末年开始应用的铁制农具，大大加快了开辟私田的进程。田地多了，劳动力就显得不足，而奴隶怠工、逃亡等形式的自发斗争不断地发生，贵族们为了保障生产和再生产，有可能改善奴隶的劳动条件，将一些奴隶转化为农奴，以提高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农奴的来源是奴隶社会里的农民和奴隶。贵族们的私欲损害了奴隶制政权的公利，私属农奴越多，国家的财税收入相对就越少。到了齐桓公、管仲的时代，列国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但齐国的世卿大族少，奴隶经济还比较巩固。相对雄厚的奴隶经济支撑了桓公的“尊王攘夷”事业，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管仲“与俗同好恶”的施政呈现出改良的特点。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源头），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传》）。他的政策一方面强化了奴隶主贵族的国家机器，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一方面反映了领主庄园经济的要求，采取了“四民者勿使杂处”，世代“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国语.齐语》）的固定身份的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农业奴隶就逐渐转化为国家的农奴。
齐桓、晋文之后，中原诸国无力阻挡楚国的北进。楚庄王之时（公元前613～591年），“观兵于周郊”（《楚世家》），问周王朝鼎之轻重。公元前608年，鲁国的襄仲杀嫡立庶，由文公次妃之子俀继位，就是宣公，这以后鲁国渐渐“公室卑，三桓强”（《鲁周公世家》），鲁桓公之族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渐渐把持了鲁国的政权。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之为“履亩”。按田亩实际面积征收租税，势必要重新丈量土地、整顿庄园。这时，鲁、宋、郑、陈都归顺了楚庄王。宣公此举一来是为了限制三桓的势力，加强奴隶制国家的君权，二来也可能是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财，以便向楚国输送贡纳。宣公向三桓争夺权力的斗争似乎并不成功，司马迁在《鲁世家》里甚至完全没有提到宣公十五年的这件大事。软弱无力的斗争等于承认“存在即合理”，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形态日渐取得优势，奴隶制就要为农奴制所取代了。
公元前572年，晋国的栾书杀了厉公，立了襄公的曾孙周，就是悼公，这以后晋国“大夫稍强”。公元前546年，即晋平公十二年，赵武（文子）当了正卿（《赵世家》），这年晋、楚订立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年内两大强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而中原诸国内部公室和大夫的斗争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国，“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晋世家》）
在齐国，“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发放粮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田敬仲完世家》）田氏取得了平民和农奴的拥护。公元前539年，齐国的晏婴使晋，跟晋国的奴隶主贵族叔向私下里交谈。叔向说：“晋，季世（末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晋世家》）晏子说：“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国家的量器，小斗）权（交换）私（私家的量器，大斗），有德于民，民爱之。”（《齐太公世家》）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责备他为政不以礼，子产答复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在晋、楚之间，被迫时而朝晋，时而朝楚，有朝不保夕之感，子产为了补奴隶制之天，在列国中首先发布了成文法典，来应付深重的社会危机。这样做大概最终还是归于徒劳，所以此事《史记.郑世家》也未见记载。
到了公元前526年，晋昭公死的时候，晋国开始“六卿强，公室卑”（《晋世家》），六卿是韩、赵、魏、范、荀（中行）和智氏。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为政，“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赵世家》）第二年，赵鞅（简子）、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制定有利于庄园领主的法律，这和23年前子产铸刑书的用意已经完全不同。公元前491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赵世家》）
公元前488年，齐国田乞胁迫诸大夫拥立跟他私交好的阳生，就是悼公，杀了景公生前喜爱的宠姬之子荼，于是“田乞为相，专齐政”。（《田敬仲完世家》）田乞死后，简公之时，其子田恒“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换取人心。公元前481年，田恒杀简公，立平公。田恒相齐，谥为成子。
孔丘在鲁国听到了田成子弑君的消息，这时他已经70岁了。孔丘请求哀公讨伐田恒，哀公让他找三桓。孔丘只好去请三桓发兵，三桓拒绝了他。奴隶制的礼治秩序无可挽回的崩溃了。过了两年，孔丘去世。
二 战国前期
公元前458年，“知（智）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赵世家》）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晋世家》）这时，“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赵世家》）至此，三家分晋的格局业已形成。
魏桓子的孙子就是文侯，公元前445年为魏文侯元年。在《史记》中，李克（悝）是一个帝王师的形象。公元前429年，魏国拔取了中山国，翟璜举荐李悝为中山之守。吴起“闻魏文侯贤，欲事之”（《孙子吴起列传》），文侯在用吴起之前询问过李悝对吴起的看法，可见吴起向文侯求将当在公元前429年以后。公元前421年，翟璜回顾说，他还曾举荐吴起为西河守，则吴起到魏国是在公元前421年以前。就在这一年，文侯“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魏世家》）。魏文侯举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贤才，使魏国摆脱了落后局面，强大起来。
据李悝说，魏成子为文侯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公元前429年，“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若子夏此时在魏，年已78岁（他比老师孔丘小44岁），则“文侯受子夏经艺”多半在此之前。我认为子夏等三人有点像汉初的商山四皓，名望很高，文侯师之，以示敬老尊贤，至于治国则主要靠李悝、吴起、西门豹。有人说李悝、吴起、商鞅出于子夏门下，但李悝径以“卜子夏”称之，司马迁记吴起“尝学于曾子”，而非子夏，所以子夏不是李悝、吴起的老师。商鞅的年代还要晚得多，更不可能。
《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说晚出，不可信。章炳麟说过：“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固着、局限）于刑律而已”，商鞅变法，因时而变，治国之策不必从书中来，亦不必沿袭前人。不能因为商鞅在魏国做过官，就把他和李悝扯上关系。而李悝著《法经》云云，亦恐系伪托。李悝自有其贡献，《汉书.食货志上》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勤于农业，多产粮食）之教……又曰：籴（买米）甚贵伤民（除农民以外的其他平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指人心离散），农伤则国贫（指粮价太低，农民不愿种粮，国家粮食不够充足），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善平籴（平衡米价，指官籴）者……使民适足（正好够吃），贾（价）平则止。小饥（歉收年）则发小孰（熟，丰收年）之所敛（敛藏），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卖米，指官粜）之……取有余（丰收的年成）以补不足（歉收的年成）也。”此时魏国商业已甚发达，市场粮价波动很大，为了平衡粮价，就由官府发挥调节作用，在丰年多收粮食，在歉收之年少收粮食，保持市场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又在荒年卖出官府于丰年敛藏的粮食，解决粮荒价高的问题。班固撰《汉书》在东汉，所言“农”乃自耕农，而李悝那个时候的农业劳动者仍以农奴为主。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指出李悝发明了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办法，保障了中小农奴主的利益，也有利于平民阶层，由此奠定了农奴制魏国富国强兵的基础。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孙子吴起列传》）公元前395年，文侯的儿子武侯即位，先后以田文、公叔为相，公叔怕西河之守吴起夺了他的位子，就设计使吴起离开了魏国。
公元前391年，齐国田恒的曾孙田和把齐康公迁谪到海上，仅“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武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次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完世家》）
公元前391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楚世家》）魏、齐都在上升，楚国的国力相对减弱。吴起离魏后到了楚国，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就要来了。“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捐弃）不急（急需）之官，废（废止）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破除）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吴起的改革远比李悝激烈，他以强军为中心，摒弃空谈，裁汰闲官，削减贵族，用节省下来的财物扩充军队、赏赐将士，造成了许多人利益、地位、命运的急剧变化，因而吴起相楚可以说是商鞅变法的先声。但吴起的变法没有触及生产关系领域，也还不是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公元前381年，悼王死，吴起被宗室大臣杀害了。
当春秋、战国之交，商业和列国之间的贸易愈益繁荣兴旺，范蠡、子贡即是经营商业成功的典范。庄园经济的发展，早已破坏了奴隶制的“经界”；商业的崛兴，又使土地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最终也成了商品。在战国早期，土地的自由买卖很可能已经大量出现了。土地的迅速流转，使领主变成了地主，农奴变成了贫雇农。土地被卖掉了，农奴也被领主抛弃了。
商鞅变法，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商鞅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利益，冲击着旧贵族的既定秩序。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下令求贤，商鞅从魏国西入秦。两年后（《秦本纪》），经过辩论，“卒定变法之令”（《商君列传》）。有军功者授爵，宗室无军功者革除贵族身份。此外，“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据有）田宅”，实际上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军功地主阶层，而且“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华贵）”。更重要的是，“僇力（尽力）本业（农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恢复自由之身）；事末利（弃农经商）及怠而贫（游手好闲，以致家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官奴，指劳改）”。“复其身”三字《集解》、《索隐》、《正义》均未解释，《荀子.议兵》有“复其户”之语，杨倞注为“不徭役”，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引文时释为“免其赋税”，因而有人以免其徭役或免其赋税来理解“复其身”。其实，“复其身”是使农奴或奴隶从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农民，在上段话里“僇力本业”和“事末利”相对应，“复其身”和“举以为收孥”相对应。这样，自耕农的数量就大为增加，国家的赋税和兵源变得更加充足。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发布“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法令，两年后，“初为赋”，“而赋税平”。我认为，“为田、开阡陌”即《商君书》中“垦草”之意，指大面积开荒种地；“封疆”是指在田地周围植树，作为所有权的标志。所以商鞅垦草令的基本内容是鼓励开荒，开垦的田地归私人所有，并且前两年不收赋税，第三年开始征收，但赋税适度、稳定。这项政策培育了一个富足的自耕农阶层，使商鞅的变法拥有了更加广泛的阶级基础。因而军事官僚的地主化、贵族化和自耕农的中产阶级化，构成了变法后秦国社会的两大支柱。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富强之本。商鞅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采取了重农抑商的做法。《商君书.垦令》中记：“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由国家来掌握粮食的流通；又“重关市之赋”，提高市场上的交易税，降低商人的利润率，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农业劳动力、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于是，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在经济上就以重本抑末为其特征。
商鞅变法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公元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公元前352年，“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公元前340年，秦、赵、齐一起伐魏，商鞅“虏魏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魏世家》）。由于“秦用商君”，领土向东达到了黄河，且魏国几次被齐、赵击败，而魏国都城“安邑近秦”，于是魏惠王（魏武侯的儿子）就迁到大梁建立新都。农奴制的魏国在同为农奴制的齐、赵等国和地主官僚制秦国的夹击下，接连失败，“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难以复振。
公元前338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秦国的旧贵族集团杀害了商鞅，43年前吴起的悲剧重演了。商鞅死了，但是他首创地主官僚制度秦模式的功绩，却永不磨灭。
三 战国后期
在中原诸强国中，魏惠王第一个称王，魏国第一个衰落。迁都到大梁之后，人以粱惠王称之。惠王因“数被于军旅”，就“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当齐国邹衍来到大梁的时候，惠王曾经亲自“郊迎，执宾主之礼”（《孟子荀卿列传》），表示求贤若渴的心情。惠王卒于公元前319年，而邹衍“适粱”以前已经“重于齐”了，所以他最晚当生于公元前350年。
邹衍深入地研究了历史和社会，他在著作中“先序（叙述）今（现在）以上（上溯）至黄帝，学者所共术（述），大（大而至于）并世（天下）盛衰，因（于是）载其禨祥度制（天人感应的法则），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考察）而原（推究）也。……称引天地剖判（剖分）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应验）若兹。”他从茫远往古以来的历史兴衰中总结出社会依循五行变化的规律。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不过是迷信罢了，在当时，却可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历史哲学。
邹衍又细致地观察了自然和地理，他在著作中“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之内的九州算不得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才算是真正的九州）。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合中国等九州为一大州）。如此者九（九大州），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他依据已经掌握的地理知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作了天才的猜想。他说中国只占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过去所说的《禹贡》九州算不上九州，整个中国也才不过一州而已。这一观点极大地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并且隐寓将来的中国统一不会再是过去那种联合国式的“九州攸同”的王政，而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已经呼之欲出。
黄帝。中国。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达成共识，以黄帝来代表华夏民族共同的宗祖，以中国来称呼华夏民族共同的疆域，所以黄帝就成了天下一统的象征。宣王之时（公元前319～301年在位），“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在稷下，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可见赵人慎到和楚人环渊是稷下学士中的健者。《汉书.艺文志》列《慎子》四十二篇于法家，篇数仅少于《韩子》（五十五篇），颜师古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所以慎到的法治思想大都为韩非所吸收了，而慎到自身的学问反而散佚无闻。郭沫若推测环渊整理了老子的遗说，其上下篇即《道德经》；其说可从。黄老道德之术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君主治国的经验和智慧。因为在当时研究这类学问的目的是统一中国，所以就冠之以黄帝之名；因为两百年前的老子阐明了这类学问最精要的东西，即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所以称之为黄帝老子之术，简称黄老，也就是黄老道德之术。
《老子》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道，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德，是指君主合于道的品格，所以道德即哲学和伦理学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在于“设置对立面”，具体来说，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又如“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老子》代表了农业劳动者的愿望，抨击了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抒发了乱世里的人们对于桃花源式的自由、朴实、宁静生活的向往之情。（请参考拙著《老子寻绎》及文章《老子的道德智慧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老子》的思想超越了那个地主官僚制和农奴制、奴隶制相互斗争的残酷年代，也超越了之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直到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启迪。
《老子》由楚人来整理和完善，不是偶然的。就在稷下群贤毕至的同时，在楚国，屈原为了变法图强而孤军奋战。怀王时代（公元前328～299年在位），是楚国命运的转折点。如果商鞅式的变法成功，联齐抗秦的策略成功，地大物博的楚国就有可能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最终统一天下。《离骚》和《老子》都在这个年代问世，证明这时的楚国产生了政治革新和文化振兴的迫切要求。“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贾生列传》）。楚怀王昏聩无能，贵族集团抵制变革、陷害忠良；当权派管理国家犹如儿戏，一再被“虎狼之国”轻易欺骗，“兵挫地削，亡其六郡”，楚怀王最终“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燕召公世家》），齐军大败，乐毅统治齐国六年。从此齐国一蹶不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不久，屈原“自沉汨罗以死”。一个文化上星汉灿烂的时代结束了。
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吕不韦列传》）。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得知了这个消息，就说动在赵国作人质的安国君之子子楚，用千金帮他讨得了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的欢心，支持他结宾客、造声望。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投机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49年，子楚登上了王位，就是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秦三川郡，汉易名河南）雒阳十万户”。子楚享国日短，三年后，太子政代立，“尊吕不韦为相国”，此时吕不韦至少当在50岁上下。
吕不韦吩咐门下宾客集撰了一部书，自以为囊括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仿照200多年以前孔丘编写《春秋》，叫做《吕氏春秋》。这说明孔丘是他心底最佩服的人物。孔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吕不韦就称为文信侯；孔丘梦想“吾其为东周（在东边做出西周那样的事业）”，吕不韦就把雒阳（周朝的东都）一带作为自己的食邑；孔丘赞赏管仲，吕不韦就自命“仲父”，等等。吕不韦鼓吹统一国家下实行分封制（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违背了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历史潮流。战国末年的列国，奴隶制的残花早已零落，所以吕不韦的政略究其实乃是一种广土众民的领主封建制，而《吕氏春秋》则是他要在全天下推行领主封建制的政纲。吕不韦“家僮万人”，驱使奴隶从事商业和手工业，那么他的政策也决不会排斥奴隶制。
因此，吕不韦这个投机商是农奴制及奴隶制在春秋战国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利用一切思想资源，包括稷下的黄老之学，来点缀他的《吕氏春秋》。他为了显示自己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演了一出“一字千金”的话剧。如果嬴政想延续商鞅以来的政治路线，他和吕不韦的斗争就势不可免，发觉嫪毐与太后私乱之事不过导火索而已。公元前237年，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务，让他到三川郡去，这年嬴政22岁。过了一年多，因为列国诸侯、宾客的使者相望于道，来拜访吕不韦，嬴政担心变乱将作，就赐书吕不韦，严辞相责：“君何功于秦”，“君何亲于秦”，吕不韦饮毒酒自杀。
嬴政用李斯之策，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并灭了六国。公元前221年，秦军最后攻破齐国，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此后十年之间，始皇扫除农奴制和奴隶制的残余政治势力，将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推广到了整个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还曾在边地对秦模式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略作调整。乌氏蠃用织物交换戎王的牲畜，巴寡妇清拥有丹砂矿的富厚之利。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汉书.货殖传》），又礼遇巴寡妇清，“为筑女怀清台”。这和商鞅的政策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地主官僚制度的汉模式亦可说发端于此。
公元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在出巡路上病逝。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著作者是谁呢？学术界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兵圣孙武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他出生于公元前535 年左右的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县）人，具体的生卒年月日不可考。孙武的祖先叫妫满，被周朝天子册封为陈国国君（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后来由于陈国内部发生政变，孙武的直系远祖妫完便携家带口，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齐桓公早就了解陈公子妫完年轻有为，任命他为负责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妫完在齐国定居以后，由姓妫改姓田，故他又被称为田完。一百多年后，田氏家族成为齐国国内后起的一大家族，地位越来越显赫，在齐国的领地也越来越扩大。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做了齐国的大夫，很有军事才干，因为领兵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齐景公在乐安封给他一块采地，并赐姓孙氏。因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凭，做了齐国的卿，成为齐国君主以下的最高一级官员。孙凭就是孙武的父亲。 由于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孙武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对少年孙武的军事方面的培养非常重要。但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气象。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年）左右，孙武正值18岁的青春年华，他毅然离开乐安，告别齐国，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孙武一生事业就在吴国展开。 孙武来到吴国后，便在吴都（今无锡市）郊外结识了从楚国而来的伍子胥。孙武结识伍子胥后，十分投机，结为密友。吴王阖闾即位三年，即公元前512年，吴国国内稳定，仓廪充足，军队精悍，向西进兵征伐楚国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伍子胥向阖闾提出，这样的长途远征，一定要有一位深通韬略的军事家筹划指挥，方能取胜。他向吴王阖闾推荐了正在隐居的孙武，称赞孙武是个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吴王终于答应接见孙武。 孙武带着他刚写就的兵法进见吴王。吴王将兵法一篇一篇看罢，啧啧称好，但还想给孙武出个难题，便要求其用宫女来演练队伍。孙武把180名宫女分为左右两队，指定吴王最为宠爱的两位美姬为左右队长，让他们带领宫女进行操练，同时指派自己的驾车人和陪乘担任军吏，负责执行军法。但宫女们不听号令，捧腹大笑，队形大乱。孙武便召集军吏，根据兵法，斩两位队长。吴王见孙武要杀掉自己的爱姬，马上派人传命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人侍候，寡人吃饭也没有味道。请将军赦免她们。”孙武毫不留情地说：“臣既然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孙武执意杀掉了两位队长，任命两队的排头充当队长，继续练兵。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众宫女前后左右，进退回旋，跪爬滚起，全都合乎规矩，阵形十分齐整。孙武传人请阖闾检阅，阖闾因为失去爱姬，心中不快，便托辞不来，孙武便亲见阖闾。他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兵家的常法，为将治军的通则。对士卒一定要威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听从号令，打仗才能克敌制胜。”听了孙武的一番解释，吴王阖闾怒气消散，便拜孙武为将军。 在孙武的严格训练下，吴军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就在公元前512年，阖闾、伍子胥和孙武，指挥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这时阖闾头脑发热，想要长驱直入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孙武认为这样做不妥，便进言道：“楚军是天下的一支劲旅，非舒国和钟吾国可比。我军已连灭二国，人疲马乏，军资消耗，不如暂且收兵，蓄精养锐，再等良机。”吴王听从了孙武的劝告，下令班师。伍子胥也完全同意孙武的主张，并向吴王献策说：“人马疲劳，不宜远征。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法使楚人疲困。”于是伍子胥说孙武共同商订了一套扰楚、疲楚的计策，即组成三支劲旅，轮番袭扰楚国。当吴国的第一支部队袭击楚境的时候，楚国见来势不小，便全力以赴，派兵迎击。待楚军出动，吴军便往回撤。而楚军返回驻地时，吴国的第二支部队又攻入了楚境，如此轮番袭击，弄得楚国连年应付吴军，人力物力都被大量耗费，国内十分空虚，属国纷纷叛离，吴国却从轮番进攻中抢掠不少，在与楚对峙中完全占据上风。 公元前506年，楚国攻打已经归附吴国的小国——蔡国，给了吴军伐楚的借口。阖闾和伍子胥、孙武指挥训练有素的3万精兵，乘坐战船，溯淮而上，直趋蔡国与楚国的交战。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不得不放弃对蔡国的围攻，收缩部队，调集主力，以汉水为界，加紧设防，抗击吴军的进攻。不料孙武突然改变了沿淮河进军的路线，放弃战船，改从陆路进攻，直插楚国纵深。 伍子胥问孙武：“吴军习于水性，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孙武告诉他说：“用兵作战，最贵神速。应当走别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它个措手不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楚军必然乘机加强防备，那就很难破敌了，”说得伍子胥点头称是。 就这样，孙武在3万精兵中选择了强壮敏捷的3500人为前阵，身穿坚甲，手执利器，连连大败楚军。旧历11月28日攻入楚国的国都郢，楚昭王带着妹妹仓皇出逃。孙武以3万军队攻击楚国的20万大军，获得全胜，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然而，这时越国乘吴军伐楚之机进攻吴国，秦国又出兵帮助楚国对付吴军，这样，阖闾不得不引兵返吴。此后，吴又继续伐楚，楚为免亡国，将国都由郢迁到都（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孙武在帮助阖闾西破强楚的同时，计划征服越国。公元前496年，阖闾听说越王允常去世，新即位的越王勾践年轻稚弱，越国国内不大稳定，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便不听孙武等人的劝告，不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就仓猝出兵，想要击败越国。不料，勾践整顿队伍，主动迎战，两军相遇于吴越边境的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勾践施展巧计，他派死刑犯首先出阵，排成三行，把剑放在脖子上，一个个陈述表演后，自刭于阵前。吴国士兵不知那是一个个罪犯，居然看得忘了神，傻了眼，越军乘机发动冲锋，吴军仓皇败退，阖闾也伤重身亡。 阖闾去世后，由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孙武和伍子胥整顿军备，以辅佐夫差完成报仇雪耻大业。公元前494年春天，勾践调集军队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夫差率10万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无锡马山太湖边），在孙武、伍子胥的策划下，吴军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高举火把，只见在黑暗的夜幕中火光连成一片，迅速向越军阵地移动，杀声震天，越军惊恐万状，军心动摇，吴军乘势总攻，大败越军，勾践在吴军的追击下带着5000名甲士跑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的一个小城中凭险抵抗，由于吴军团团包围，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同意了勾践的求和要求。 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吴王夫差争得了霸主的地位，夫差渐渐自以为是，不纳忠言。伍子胥认为：勾践被迫求和，一定还会想办法到以后报复，故必须彻底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奸，留下后患。但夫差听了奸臣的挑拨，不仅不理睬伍子胥的苦谏，反而制造借口，逼其自尽，甚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不给安葬。孙武深知“飞鸟绝，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的道理，于是便悄然归隐，息影深山，根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的经验，修订其兵法13篇，使其更臻完善。 事情不出伍子胥所料，越王勾践屈辱求和后，卧薪尝胆，立志报复。公元前482年，越军乘吴军主力聚集黄池与中原诸侯盟会，国内兵力空虚之际，发兵袭吴，攻入吴国国都，吴国遭此动难，便一蹶不振，由盛转衰，延至公元前473年，正式被越国灭亡，夫差愧恨交加，自刎而死。孙武所梦想的由吴王统一华夏，也就成为泡影。
编辑本段《史记-----孙武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