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1957年上半年在哲学界有两件大事，一件事是1957年1月22-2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反对日丹诺夫对哲学史的定义即把哲学史看作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提出了重新评价唯心主义的问题。哲学界的许多名人都参加了那次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石峻、杨宪邦、王方名、孙长江、杨正典等人都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大会发言，会后，人大哲学系还专门组织了传达这次会议的座谈会，大家又围绕这次会议的主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前不久，北京大学哲学系专门召开了纪念这次会议五十周年的座谈会，我也在会上发言了，谈了我的感想，在这里不重复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主席接见部分逻辑学者和哲学工作者，一起座谈和共进午餐。1956年周谷城在《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挑战当时的“低级、高级说”，毛泽东十分欣。随后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方名和黄顺基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逻辑学的论文《关于“正确思维的初步规律和形式”——形式逻辑科学对象问题的质疑》、《关于“客观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和本质的规定性”——形式逻辑客观基础问题的质疑》、《关于形式逻辑和哲学科学——形式逻辑科学性质问题的质疑》、《关于形式逻辑和逻辑——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问题的质疑》、《论古典形式逻辑和归纳逻辑》等，这些论文都刊登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黄顺基和王方名一起讨论逻辑问题，在形式逻辑的科学对象等问题上也发表了自己独特的意见，例如，黄顺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前提的内容和推理的形式之间的关系”（1956年6月28日），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古典形式逻辑的根本性质及其理论基础》（1957年第6期）。王方名和黄顺基关于逻辑学的观点与周谷城的观点有一致的地方，即对苏联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毛泽东同志对于王方名的这些文章相当欣赏，建议将它们汇编成书，后来汇集成《论形式逻辑问题》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教学与研究丛书”出版。当时就逻辑学问题展开的论战的气氛还是比较紧张的，人们把逻辑学的论战戏称为“楚汉之争”，把参与争论的四位主要代表人物周谷城、王方名、马特和江天骥戏称为“四大名旦”。1957年初，毛泽东在上海对周谷城说：“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同志将王方名和黄顺基请到中南海颐年堂谈逻辑问题，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周谷城、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胡绳、费孝通等。据说，在聚会中，毛泽东主席对逻辑问题侃侃而谈，兴趣盎然，从上午10点谈到下午4点。毛主席指着王方名和黄顺基对周谷城说：“他们的观点与你相同，你不孤立啊！”“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搬照抄苏联的，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子。”“学术问题不能搞一花独放，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主席既鼓励大家要百家争鸣，同时希望学术界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在席间他还举起酒杯风趣地说：“来，让我们为缓和紧张局势干杯！”席间主客是周谷城，但毛泽东同志和王方名同志谈的时间最长，大家都等着毛泽东同志发表更多的意见，但毛主席和王方名谈完就送客了，一直把大家送出丰泽园的大门外，看着大家上车①。（注：①参见龚育之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冯友兰自述》，第128-1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科发展概要》，内部印行；《黄顺基文集》，第1-3页，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在这里我想就后一件事谈几点感想。
第一，1956—1957年的中国哲学史和逻辑学的大讨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的结果。提出“双百方针”的外部因素就是要我们从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在经济上提出了《论十大关系》，调动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正确地处理和协调好各种经济关系，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摆脱苏联在中国学术界留下的种种片面化的影响和思想束缚，力争提出适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自己学术传统的思想理论。当时的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宣布出来。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党中央向科学文化界阐明了党的这条方针。可以说《论十大关系》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提出为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做好了理论准备。“双百方针”的提出在理论界和思想文化界创造了一个好的氛围，促进了理论争鸣，当时关于哲学史、逻辑学和生物学的争论都是在“双百方针”所创造的氛围下开展的。事实证明，什么时候贯彻了“双百方针”，什么时候学术就发展繁荣。
第二，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在学术上要走自主创新之路，不能照抄照搬，不能迷信权威。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个实际就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国自己的思想文化、中国人对于理论的认同和接受程度；要在学术上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子来，形成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自1950年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存在着信奉苏联、对苏联的一些理论和做法全盘照搬的教条主义的做法，对于苏联的权威不敢怀疑，不敢批判，食“苏”不化，在理论上“消化不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是要求我们不要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要走自己的路子。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主要是讲经济工作的，但是，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同志还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外国的经验既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能一概照搬；告诫我们不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周谷城和王方名、黄顺基等没有照抄照搬苏联人的观点，这一点毛泽东很赞赏，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席是鼓励我们在学术上自主创新，至少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要自主创新。
第三，从毛主席邀请部分逻辑学者和哲学工作者座谈和共进午餐这件事，可以看出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毛泽东同志自己就有极大的理论兴趣和极高的理论修养，他日理万机，但是还坚持阅读各种报刊书籍，包括阅读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杂志，关注该杂志上发表的人大青年学者们关于逻辑学的文章，他不仅了解理论界、逻辑学界论争的态势和各派观点，而且还有自己的看法。尽管他本人没有参与论战，但是他的思想与理论界是同步的。同时也可以看出，那时的毛泽东同志与哲学工作者和逻辑学者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平等相处，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一起交流学术思想，倾听各派的观点，虚心向学界和学者们学习。这是对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极大鼓舞，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繁荣的极大推动。
第四，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尽管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学术界开展了逻辑学的大讨论，并引起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注这件事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偶然事件，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逻辑学这个学科并非是一种绝对抽象、远离现实的学问，只要我们对它有深入的研究、有自己的思想观点、自己的独立见解也会引起学术的争鸣，迎来逻辑学的繁荣。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今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逻辑学本身发生了从传统的形式逻辑向符号逻辑的革命性的转变，逻辑和哲学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又派生出了无数的逻辑学的分支学科。尽管逻辑学在今天的学术界并非显学，但是加强逻辑学的研究、进行逻辑学的自主创新、提出中国人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理论，这仍然是学术界对于逻辑学者们的期待。如果我们的学者们做到了这些，我想中国的学术界会重视你们的，中国的社会大众也会以你们为荣的。当然，这种期待不仅是对逻辑学界的，也是对整个哲学界和理论界的期待，今天在这里我希望大家以这种期待来共勉，潜心学问，自主创新，关注现实，开展争鸣，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会在我们的劳作中展现出更加绚丽的色彩。
作者：冯俊
